美国针对亚洲的安全战略_军事论文

美国针对亚洲的安全战略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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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国际政治界认为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回潮,这股要求美更多关心国内事务和减少对世界事务介入的洪流,将迫使美政治家考虑从欧洲和亚洲撤退或至少削减在这些地区的驻军规模,然而,时至今日,美国的全球战略态势并没有表现出收缩的迹象,反而显得更加咄咄逼人。

急于维护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在欧亚双管齐下,试图遏制任何潜在的对手,在欧洲,趁新生的俄罗斯羽翼未丰之际,美国率领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力促北约东扩,把势力范围一直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在亚洲,美国一方面散布“中国威胁论”,一方面对美日安全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以加强其在亚洲的存在。这两项重大措施表明,美国的安全战略是不但不从亚洲撤退,反而紧紧盯上了亚洲。

克林顿的亚洲安全外交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6年4月14日开始对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在韩国期间,朝鲜半岛局势、美韩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区安全是克林顿和金泳三着重讨论的问题,克林顿希望借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说服美国国会继续支持美国在朝鲜半岛上驻扎部队,维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签署新的美日安全条约是克林顿访日的重点,在日本期间,克林顿在日本议会发表重要演讲,还视察美军驻日航空母舰。克林顿要向亚洲和世界发出的重要信号是:美国在东亚的10万驻军是不会撤回美国本土的,美日安全条约的续签,一方面表明美国对日本安全防务承诺的继续,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认为美军在东亚地区存在是必要的。

在俄罗斯期间,克林顿出席8国首脑会议,讨论冷战后核安全保障问题,就核安全、核废料管理、核原料和技术走私以及核武器原料转民用等问题,与其他7位国家首脑交换了意见。

美日安全关系的调整

4月17日,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举行两国首脑会谈,并发表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和“致两国人民的呼吁书”,强调两国重新确认日美安保体制的重要性,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防卫合作的研究,此举被称为冷战后日美军事战略的新部署,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

在“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为副标题的共同宣言中,两国重新确认了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重要性,称此为“面向21世纪维持亚太地区安定和繁荣的基础”,两国同意加强防卫合作的研究,同时美国重申了其在亚洲维持10万驻军的政策不变。在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桥本龙太郎称共同宣言的意义在于再一次认识了日美安保条约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称此为今后发展日美合作的新的出发点,克林顿也称这是面向21世纪强化日美关系的重要一步。

日本舆论注意到,两国首脑在会谈中将日美安保体制的作用扩大到“亚太地区的安定与繁荣”,实际上不仅为冷战后的日美安保条约找到了存在理由,而且扩大了该条约的适用范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强调进一步密切日美军事合作,有评论家指出,这次会谈实际上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以来两国的一次战略调整。

与日美首脑的政治会谈相配合,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具体部署也全面展开。日本首脑桥本龙太郎与美国国防部长佩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设立作业小组探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准则”,目的是在特殊情况下以提供民间机场等扩大日本对美军的后方支援。日本首相表示到了研究探讨具体行动的时候了,而美国国防部长则表示,“加强具体合作,使日美安保关系发挥新的活力是美国的目的所在”,明确表示了深化同盟关系,扩大合作领域的要求。

同时,日本外相与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还正式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融通协定”,协定规定在平时的共同训练和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活动时,两国可以相互提供军用物资和劳务,包括食品、运输、通讯、卫生服务和修理等共15项内容,使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从单纯的提供基地向更加广泛的内容发展,美国防部长称:“此举虽然很小,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特别是提供武器配件问题,日本政府将其作为曾长期坚持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例外,实际上打开一个禁区,而且这些又与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款相矛盾,必将引起日本法律界的争论。

一位日本评论家指出,这实际上把日本绑在了美国世界战略的战车上,并可能使日本从此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

如果说在冷战时代,条约主要是为了“保护日本”,那么现在和将来,条约将把整个亚太地区纳入视野,而日本也正在走向和华盛顿积极合作的方向。

透视美日安保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美日安保的基石得以巩固。1978年的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主要是防止对日本的侵略,该指导方针所依据的是一种被动防御观念,此次双方在联合宣言中确认,“为了使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和平和稳定,两国政府都应当共同或分别作出努力”,这表明美日安保体制由被动“对付威胁”向主动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应付冲突前进了一步。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无疑使美日安保体制的理由在冷战后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要进一步强化。

②美日拓宽防卫范围。冷战期间的美日安保联盟只狭隘地规定美国“保卫日本免受苏联威胁”,因此其联合防卫范围只限于朝鲜半岛、菲律宾和台湾以北地区,此次联合宣言则首次使日本正式承诺考虑在其边界之外发挥军事作用,表明日美安保体制将变成以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为对象的、具有广泛地区性的同盟体制。尽管日本外相池田否认宣言会改变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的对“远东”范围的解释,称“不能明确地把线划到什么地方”,但面对联合宣言里“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措辞,他也不得不承认“范围比远东略宽”。至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明文规定的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中的合作,更预示着美日安全合作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

③美国收起单方面撑开的“保护伞”。出于战败国的历史地位,日本在冷战期间在美日安全联盟中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美国则自诩是撑在日本头上的一把安全保护伞。1978年指导方针的另一主要内容是“远东发生不测事件时日美合作问题”,但这仅仅是指日本“向使用自卫队基地的美军提供方便”。此次联合宣言及克林顿在日本国会的讲话强调了日本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安全伙伴的作用,日本从受美国保护的“小兄弟”角色上升为在安全保障体制中与美国扮演“平等伙伴”。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大大扩大了日本提供防卫合作的内容与范围,使日本从一张自卫的“盾牌”变为一柄可主动出击的“长剑”。

④美国试图扩大日军作用。两国在联合宣言中明确提出,将就远东“发生紧急事态”时自卫队与美军的合作问题着手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这不仅意味着日本自身防卫政策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以加强防卫合作为核心的美日安保体制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因为要真正讨论紧急事态,必然涉及战后日本宪法明令禁止的行使集团自卫权问题,这很可能导致日本一点点改变对宪法的解释,甚至不能排除日本循着:发生紧急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这条路线逐渐发展成军事大国的可能,尽管佩里说“希望始终在日本现行宪法范围内”讨论共同应付紧急事态,不希望日本借机修改宪法,但他并未能提出如何在现行框架内共同应付亚太地区可能爆发的冲突或不测事件。此外,虽然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的运用范围只限于“平时的合作”,且未来修改美日防卫指导方针也可能是有限的,但一旦发生冲突时,它无疑将为日美军队一致行动提供重要依据,导致从平时的合作发展成为冲突时为美军提供支援。上述扩大日军作用的举措引起了其它亚洲国家的警惕。

美国的动机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失去在全球范围内与之抗衡的对手,日本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威胁也随之削弱,美日安全关系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认为美国今后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来自军事方面,而是经济方面,发展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关系是美国对亚太政策的首要任务,美日之间长期维持的以安全利益为主导的战略关系应让位于经济关系,美国舆论甚至认为,日本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大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顾及到美日战略安全关系的重要性而单方面对日本产品开放市场所致,现在是日本“还债”的时候了,日本应该对美国产品打开大门,在克林顿执政的头两年里,尽管美日首脑多次举行会晤,但两国间的经贸摩擦日益加剧,美国虽然一直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它增加进口美国产品,以便减少美日间的贸易不平衡,但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却在继续上升,由1992年的近500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66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愤怒地提出,不惜使美日联盟关系破裂,也要迫使日本在贸易方面作出让步,美日关系一度陷入危机。

克林顿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是从1995年秋季开始的。它先是加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亚洲问题的工作班子,向国务院增派了一些对亚洲问题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最引人注目的是任命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担任负责国防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奈提出,应从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美日关系,美日安全关系不仅应加强,而且还应扩大,要使它成为促进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基本机制”。奈主张,日本不单是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而且应参与新的安全领域,要在这一领域中发挥新的作用和承担新的任务,特别是应参加国际维持和平行动,这些主张被称之为“奈倡议”。

1995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由奈主持制订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把美日安全关系放在了全球性安全保障的位置上,美日两国政府官员开始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对美日安全条约新的作用和意义重新进行评估,美方要求把迄今只限于日本和远东的美日安全防务条约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和全世界。

克林顿政府调整对日政策,重新强调美日安全关系的重要性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和目的:

①巩固和加强美日联盟关系。冷战结束后,美日矛盾开始上升,在政治方面,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独立于美国的倾向加强,日本不愿意继续成为美国的被保护国,而希望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经济大国的作用;在经济方面,两国间的贸易摩擦由来已久,而且今后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市场的迅速扩大,日本已把经济重点转向亚洲,日本与亚洲地区的贸易额已超过与美国的贸易额,1993年日本政府已提出把“重视亚洲外交”作为今后日本外交的重点。

在安全方面,日本国内民众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呼声增高,尤其是在去年9月驻日本冲绳岛的三名美国兵强奸一名12岁日本女学生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一呼声更为强烈,据日本一家报纸不久前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40%的日本人要求废除安全条约,要求美国撤走驻日本的军队。

美日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开始加深,今年披露出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汽车贸易谈判过程中对日方谈判代表进行电子窃听一事,引起日本政府官员的强烈不满,此外,美国对日本大和银行在纽约经营不善、掩盖11亿美元损失的丑闻公开予以披露,并起诉这家银行,美国一家报纸说,这些事件是“美日长期压抑的不信任感”的公开爆发。

克林顿政府充分意识到,美日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盟关系,对美国在亚太以及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美国强调美日安全关系的重要性,并对安全条约的内容进行调整,既顺应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又符合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从日本方面来说,它目前仍然需要美国在安全方面提供保护,况且,如果日本中断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势必引起亚太地区国家的怀疑和担心,从而导致一场军事竞赛。

②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从去年开始,克林顿政府停止执行布什政府制订的从亚太地区裁减驻军的计划,并宣布驻亚太地区的总兵力保持10万人,其中驻日本的美军为4.7万人,美国在亚洲地区长期驻军,既要表明它是一个亚太国家,又是显示它的军事存在,对亚太地区国家起威慑作用,美国在日本、韩国驻扎重兵,口头上声称是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实际上是为了对付中国、俄罗斯、甚至日本。美国不希望亚洲出现一个强国对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美国认为,只有日本、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

③亚太在经济上对美国日益重要,美国去年同亚太的贸易额超过4000亿美元,美军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被看作是维护美国在亚太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自从失去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后,驻日军事基地对美国显得更加重要。

④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非军事强国”。克林顿政府认识到,要想与日本维持长期的战略联盟关系,美国必须在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考虑到日本的利益。美国推动日本在地区和国际的安全、政治以及经济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方面符合日本的愿望,另一方面对美国在国际上的行动也是一个补充,但是美国不会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如果美国中止与日本的安全条约,从日本撤出军队,日本很有可能迅速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并拥有核武器,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美国的战略意图是,通过安全条约把日本置于两国的安全合作网络之中,同时使日本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非军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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