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洲未定一年游”：对成舍我20世纪30年代初欧美远游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游论文,年代初论文,欧美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初成舍我的欧美之行，是其一生中的重要一页。这次旅行，开阔了成舍我的眼界，通过中外比较，促使他对中国的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是成个人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对欧美报业的考察，也使他探寻到中国报业的发展道路，促使其报刊思想的最终形成。
关于成舍我欧美之行的影响和收获，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阐述。[1]然而，对于此次欧美之行的缘起、行程，学界还是语焉不详。即使对其影响的阐述，也因文献的不足，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笔者不揣浅陋，穷极相关文献，企图对成此人生中之重要一页有较精确的论述。
一、欧美远游的缘起
此次欧美之行，成舍我是肩负两项名义出使的。一项是“受北平研究院委托，接洽学术文化事宜”。[2]北平研究院成立于1929年，其主持人为与成舍我关系密切的李煜瀛。[3]1930年初，当他和李商量找出国机会时，李即允由北平研究院委成以赴欧美接洽学术文化的名义，并由李出面，成旅欧的费用由李主导的中法教育事业费津贴一部分，其余部分以成任司法行政部简任秘书的职务，由司法部预付一年的薪金。另一项名义是“便道考察各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藉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新闻系之参考”。[4]1929年1月，北平大学拟在法学院添设专修科，聘成舍我为专修科主任；在第二年初，又在新闻专修科基础上增设新闻学系，继续聘请成为主任，当时成以出国在即，提出辞呈，在一再挽留下答应留任，并答应在考察各国新闻教育之余，筹划课程体系，“藉为该系将来扩充准备。”北平大学也为方便成的欧美之行，特致函我国驻英、美、日、法等国使馆，请求为他提供便利。
上述两项名义，不仅使成舍我的旅费有了保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保证了他在旅途中能以官方渠道的名义获得帮助。然而，关于成此次远游的真正目的，多数学者认为是“考察欧美报业”，此话无误，而用成自己的话——“民国十九年，平出国，诣欧美，将研考报业，备异日革进所营各报”[5]——更为确切。为理解成的这一目的，我们应该从他所办事业的发展情形说起。
成舍我此时的事业，一为北平的《世界日报》系，一为南京的《民生报》。
《世界日报》系包括《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自1924年创刊后，到20世纪20年代末已渡过了艰难险恶的开创时期，走上了平稳的发展道路。此时，北平的一些历史悠久的报纸如《晨报》、《顺天时报》因政治靠山垮台纷纷停刊，曾享有盛名的北平《益世报》、《京报》在政治动乱中几经浮沉，大伤元气，虽仍在经营，但也是苟延残喘而已，而新创办的报纸如《新晨报》、《华北日报》等也因创刊时日较短，不成气候。独有《世界日报》系虽也是几经动乱，但是在成舍我的精心经营下，业务日渐发达，尤其是《世界日报》，“报纸的发行数，始终凌驾于《大公报》在北京的销数”，[6]成为北平的第一大报。
南京《民生报》创刊于1927年10月21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地区最早、最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在业务上，首创小型报样式，探索“精选精编”、“小报大办”的办报模式，因编排新颖，敢于讲话，深受读者欢迎。至20世纪20年代末，其销量甚至一度超过《中央日报》。
由上述可知，此时成舍我的事业日渐兴旺，正是需要他殚精竭虑将事业做大做强之时，为何在此紧要时期反而一走了之，作欧美远游呢？以笔者看来，他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其一，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及对中国未来报业发展的自信。自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久以来南北分治、军阀割据的局面。成舍我尤其受局势的转变欢欣鼓舞，在一篇社论中，他以《世界日报》在北方备受军阀摧残而独能幸存为例，来说明他的心情，“世界日报，迭经大小军阀之摧残蹂躏，值此革故鼎新之始，犹能岿然与国民共见于青天白日之下，其踊跃欢忭，所以较常人为更亲切者，理有固然。”[7]在他看来，中国既然已从军事上打倒了军阀，从政治上结束了内乱，那么，“……民国国民，他们所享受的自由，将为完全的自由”，[8]长久以来由各地军阀制定的羁缚新闻事业发展的各种法规也将荡然无存，报人将获得空前的办报自由。基于这种心理，成舍我对中国报业的前景充满了期望。他认为，中国也将很快同西方一样，产生发行突破区域限制、销量广大的报纸，他说，“……平津报纸尽有销售于黄河以北十数省区之可能，销数增至一二十万，绝非难事。……大规模新闻事业，不难实现。”[9]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报业发展良机，成舍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提前做好准备，这种准备就是自己要超越同时代的中国报人，具有前瞻的报刊业务、经营管理思想。
其二，成舍我意识到，自身事业虽日渐巩固，但其发展正处于一个瓶颈期。在报刊经营管理方面，沿袭中国“文人办报”的旧式做法，组织简陋，人员配备不齐，没能实行成本会计制度；在印刷方面，报社初期并无印刷设备，后来逐渐添置，但也是因陋就简；当到了1928年下半年，北平报界发生变动，《世界日报》应时而起，发行量大增时，也仅依靠两架平版印刷机，昼夜不停地运行，仍不能满足发行额日益增多的需要，因而此时成舍我最为关心的是如何革新印刷技术，这导致了有人甚至认为他“赴欧美考察，主要就为的学印刷技术。”[10]
其三，基于印证他提出的小型报思想。为了实现他的大众化报纸理想，成舍我效仿欧美，首创小型报办报模式，并已在《民生报》实践了近两年。虽然已取得相当成功，但是他有一个心结，这套办报模式能否在新闻事业发达的欧美得到印证？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既想他的这套办报方略得到肯定，同时，又希望能从欧美报业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以革新所营的报纸。
由上述可知，无论是为了应对中国报业即将到来的良机，以期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巨头”，或是为打开事业发展的瓶颈，抑或是为印证和检验他提出的小型报办报模式，成舍我都需要到欧美走一趟，以“研考报业，备异日革进所营各报。”因而早在1929年，成舍我就有赴欧美的计划。在该年5月30日致李书华（北平大学区代理校长）的函电中，他以此作为辞去北平大学秘书长的借口之一，“平原以暑假出国，势难再展。无论如何，仍乞另选贤能，俾平得早日成行。”[11]但是当时北平大学因经费积欠，代理校长李书华赴京活动，要他代行校长职务，后北平大学区停办，李煜瀛又荐他就任司法部行政部简任秘书，事务缠身，使得成舍我“去远游，欲行数辍。”[12]直至1930年春，成舍我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将自身事业吩咐妥当后，才正式将欧美远游提上议事日程。
二、欧美远游的行程
关于成舍我欧美之行的行程，仅有少数文献提及，过于简略，且常有不确之处，兹就《世界日报》、《民生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及成舍我的文章勾勒出其行程。
1930年4月14日下午三时，北平新闻界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成舍我的欧美远游举行茶话会。成舍我发表讲话，针对首都南迁后，北平新闻业日益凋敝的景象，安抚新闻界同人；并以未来新闻界巨头自居，展望中国未来新闻事业的发展，“至言论自由，则民主政治之原则，不能推翻，终有实现之一日。且今后经营新闻事业者，无论其主张与立场如何，必将由各个奋斗而趋于共同合作，大规模新闻事业，不难实现。”[13]4月16日离平转沪。
抵沪后，忙于整理行具，盘桓一月有余，至6月14日乘法国邮轮安得来朋号（ANDRE LEBON）首赴马赛，旅途正式开始，同船有谢寿康（曾任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任中国比利时使馆代办）、刘克隽（立法委员，赴捷克出席刑法会议）。当日，到船埠送行的人群中除了他的家人和北平各报驻沪记者外，还有上海新闻界的代表张竹平、戈公振等。离行前，成舍我再次向北平新闻界致电告别：“旧都在望，驹隙如流，易水燕云，弥增迥溯。前以负笈蹑志慕远征，猥荷眷顾，宠勉有加，旗亭骊唱，感幸交并。自抵沪滨，经营行具，顷摒挡粗毕，已定月之十四日，乘法轮安得来朋西渡。知己长存，而落月屋梁，不无期邑。尚望时赐嘉言，俾资事佩！海天延企，不尽万一。”[14]
6月17日，船抵香港，稍作休憩，当日即启航。
6月20日，船抵西贡，游沙龙（CHOLON）；21日，游西贡植物园，考察西贡中华总商会；22日，考察西贡报业；23日船启程，赴新加坡。[15]
6月25日，船抵新加坡，下船游来佛博物院、植物园、某阿拉伯人私园、华侨中学（陈嘉庚设）、考察华侨新闻事业，下午四时开船。[16]
6月30日，到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与友人游堪替（Kandy），翌日下午二时船起碇。
7月8日，船入亚丁湾；9日，抵吉布提（当时为法属索马里的首府）；13日，入苏伊士运河；14日早八时到波赛（Port Said），下午二时入地中海；19日上午八时到马赛（此船终点），游半日，即赴里昂。[17]
7月下旬，在巴黎结识时就学于伦敦大学政治与历史专业的程沧波，[18]后两人结伴同游欧美。
8月，认识正在巴黎大学留学的丁作韶[19]，成、程两人在其陪同下考察巴黎报业，先后参观了《无敌报》、《日报》、《小巴黎报》、《巴黎晚报》、《论坛报》等报馆。[20]
9月10日，与褚民谊等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大会，[21]会后，与褚等同游德国、意大利。
9月底，到英国伦敦，[22]居住一月有余，考察伦敦报业；10月27日，给国内发回通信《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爱其读书环境良好，欲变计久居。且就读英京伦敦大学”，与程沧波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至12月下旬，某夜，风雨交加，与程拥炉而坐，忽起“游子万里之感”，“乃决治装以今年（1931年）春归。”[23]
在万国公会秘书长华洛（Stephen Valot）的周旋下，1930年12月25日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之后，应中国驻比使馆代办谢寿康之邀，到使馆作题为《国际宣传与中国》的演说，对欧美报纸关于中国的报道深为不满，主张我国“最有效力的国际宣传，就是自己努力，第一，在消弥内战，完成统一。”[24]28日，比利时报界公会会长董思日（Her-man）设宴欢迎成舍我，成舍我作演讲，宣扬国家间互助合作，谓“世界和平之保障，不在少数政治家间之谅解，而在全体国民间之谅解。最足以造成或促进此种谅解者，即在全世界新闻家之推诚合作。”[25]
年底，重游巴黎，给《世界日报》、《民生报》发回《英法报纸之比较——我所见之巴黎各报》。[26]
1931年元旦，赴德国，2日到达柏林，而后至汉堡，自汉堡横渡大西洋，赴美国。
1931年1月中旬，到达美国纽约，后由华盛顿坐火车横亘美洲大陆，途经芝加哥，至旧金山。途中，应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之邀，考察新闻教育。[27]旅美途中，“美国东西南部，寒暑迥殊。自罗桑及尔以西，风物清丽，气候温煦，芳草绿杨，绝非严冬气象。车中口占，写寄国内诸友：几日驱驰入幽胜，天教丰啬别西东。昨今沙砾不毛地，今在河山如画中。芳草乍疑湖上梦，绿杨自舞道旁风。却怜故因寒犹劲，有客披裘拨火红。”[28]
2月初，自旧金山，乘轮横跨大平洋，到日本东京，舟中结识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宫崎彪之助。在太平洋中，作诗述怀：崎岖历尽归平淡，地北天南自去留。且喜半生逃百死，勉持残醉洗千愁。夜寒侵枕听风吼，浪急敲窗见海流。不信乾坤真浩荡，五洲未定一年游。[29]
在日本略作停留，即转行回国。1931年2月19日，船轮抵上海，欧美之行结束。
三、欧美远游的影响
此次出游，是成舍我一生中仅有的三次远游之一，[30]对其人生造成了长久持续的影响。其影响体现在成舍我写成的逾三万字的长文《就算是我的感想》[31]中，此文是成欧美归来后的总结性文章，目的是“诚实介绍现在世界的真相，且处处都反映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建设”，原拟分作政治、经济、教育、新闻事业和杂事五部分，最终仅完成政治、经济两部分。下面联系此文和其他文献及成舍我归来后的作为，详述其影响。
（一）反思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思考中国的发展前景。北伐胜利后，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随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的崛起，他们同蒋氏集团为争夺地盘勾心斗角，甚至大打出手，中国实际上又陷入了内战和分裂的泥潭。尤其是成舍我临行前，1930年4月爆发的中原大战，战争规模之大，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使成舍我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出使欧美，决意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找到一剂治疗中国的灵丹妙药。然而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正在席卷整个西方国家，考察的结果令他无比沮丧。因而，他的结论是，“最近的将来，只有中国，是世界的天国，世界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尚未发生，只要中国能和平建设，却不走西方已失败的途径，中国前途的希望，真是不可思议。”尽管不能从西方世界中找到灵丹妙药，成舍我还是根据欧美国家的成败得失及中国的固有国情，来思考中国的未来。
成舍我认为，中国要增进民族生存自卫的能力，首先是“恢复国内的和平，确立国家的统一”，其次是在和平恢复、国家统一后，找到途径，保障国内永久的和平和国家永久的统一。在成看来，中国已经暂时恢复了国内的和平，确立了国家的统一，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和平恢复了，应怎样保障国内永久的和平；统一造成了，应怎样保障国家永久的统一”，他从政治、经济两方面给出了解决之道。
政治方面的解决方法，是“如何使各级社会富有政治思想的领袖人物——所谓知识阶级——在政治上能找着一条正当的和平的‘斗争’途径”。成狭隘地认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实集中在这班有政治兴味的各级社会的领袖人物——所谓知识阶级”，而自民国建立以后，中国20多年动乱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制度不完备，不能保证他们有参政议政的机会。一方面社会精英人物（即成所谓的知识阶级）没有正当的途径去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权力过小，使得有聪明才力的知识分子全集中于中央，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和地方发展的落后。因而，他主张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一是学习西方的代议制度，成立国民代议机关，能容纳这些精英人物，保证他们“去作正当的和平的政治斗争”；二是扩大地方的自治权限，使中央与地方的人才，都能有适当的分配，这样才能使全国各地有平均发展的机会。
经济方面的解决方法，是“如何使地狱生活的最大多数国民，都能跳出地狱，过近代人们的生活，换一句话说，就是如何使人民有饭吃，并相当享受近代文明的恩惠。”成舍我剖析了英、法、德、美等国在经济大萧条中不同的状况，注意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悖论，对科技运用更广泛、更彻底的国家，受创伤的程度更严重，由此他得出一个论断，“机械发达为世界经济恐慌之最大原因”。他可贵地认识到，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节制资本，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导致的必然结果。因而，他认为人类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究应如何，去改革现在政治，社会，和一切生产的制度，来适应这种潮流，使我们人类最大多数，的确只享受科学的恩惠，不会再发现他丝毫的罪恶。”与此反思中国的经济建设，成舍我主张从经济制度和建设程序两层面做出应对。在经济制度层面，可以借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宏观调控机制，解决“资本”与“机器大生产”带来的危机；在建设程序层面，理清先后缓急，制定出经济建设的程序，以有限的资源去建设最重要、最迫切的事。
欧美归来后，成舍我对中国前景的上述思考，对其事业和个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其事业而言，成舍我的上述政见左右了他的舆论导向，抗日战争前的《世界日报》、《民生报》以及1945年复刊后的《世界日报》有相当一部分社论（社评）集中反映了这些主张。对其个人而言，成舍我后来之所以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32]除了为其事业的发展提供方便等考虑外，更多的是深受“中国政治的重心，实集中在这班有政治兴味的各级社会的领袖人物”这种社会精英观的影响。正如他在1965年为其学生所题的词“‘入太庙每问事’，采访记者应有此精神”，成认为，社会精英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理解他为何积极“问政”及与国民党当局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一把钥匙。
（二）考稽欧美新闻业的发展模式，深入地思考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前景。在远游期间，成舍我仔细观察各国新闻业的动态，深羡各国新闻业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和所享有的自由，对于政府与新闻业建立起的良好互动关系赞叹不已。然而，他并非全盘地接受西方新闻业的发展模式，对欧美报业的一些不好的发展势头进行了批判，进而较深入地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发展道路。
首先，成舍我注意到“资本”与“商业”对新闻业的侵害，主张从制度层面加强建设以抵制这种侵害。他虽然羡慕英国的报业大王对政坛的巨大影响，但又说，“在民治潮流，日见发皇之今日，新闻事业，本代表多数国民，如彼等特殊阶级人物，决不足当领导平的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之任。”33]这是因为他注意到报业的“资本化”、“商业化”带来严重的后果，“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34]使得刊发的内容一味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报纸最后只能沦落成资本家赚钱的机器，不能承担社会公器之职。为克服此弊端，他先是主张改革报社的组织结构，新闻和言论分离，经营和编辑脱离开来，“在营业方面还可以商业化，但编辑方面却应该绝对独立，不受‘商业化’任何丝毫的影响。”[35]在此基础上，他的思想后来发展为著名的“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说话”办报思想。
其次，洞察世界报业发展潮流，甄别欧美各国报业得失，探寻中国报业的发展方向。旅英期间，恰逢英国报业大王北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1865—1922）逝世八周年，伦敦新闻界为追念其对英国报业的贡献而在舰队街（Fleet Street）铸建铜像。成舍我高度评价北岩其人及其开创的现代资产阶级报业，认为这种以兴趣中心、价格低廉、语言浅易、面向普通民众的新型报纸代表了世界报业的发展方向，“二十世纪之报纸，其目的绝非仅止于供给一部分知识阶级，欲求报纸销行于一般平民，自非浅显生动之文字，及最低之售价，不能奏效。”[36]成舍我的大众化报纸思想实出于此。
同时，成舍我还以英法两国报业为代表，研究了两种报业模式的得失。他分析，英国商业发达，故广告多，报纸篇幅也多；而法国为农业国，工商业不发达，广告较少，决定了报纸篇幅也小。在这两种模式中，中国该向谁学习呢？成认为，“吾国今日之工商业，不但不如英，且并法亦望尘莫及”，故“深觉吾国今日应取法者，大部分实在法而不在英。”[37]在成看来，只有向法国学习，极力缩减报纸的篇幅，提高广告刊登的价值，实行“精编”、“改写”的编辑策略，以极力删削一切无意义的新闻，才能降低报价，使大多数国民有机会接触报纸，实现大众化报纸的办报理想。正是在此思想影响下，成舍我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办报模式——小型报，他认为小型报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代表着中国报纸的发展方向。
（三）学习西方报业先进经验，改进报纸业务。成舍我此次出游的主要目的是“研考报业，备异日革进所营各报”，因此，每到一地，他首先考察的就是当地的报业，研究其业务对他革新报纸有无借鉴意义，考察之仔细，据陪同考察的丁作韶说，“舍我之看，并不是走马看花之看，而是细细的看，从排字开始，而编辑而发行，无一不看；不但看，且研究，而且比较，他们彼此间之比较，他们同中国报纸之比较。有点不明了的，他必问，反复的问，不厌求详的问。”[38]回国后，成舍我就将这些经验贯彻于《世界日报》、《民生报》的实践中。具体表现在：
报纸经营上，完善报社组织，建立健全的科学管理机制。最高管理机构为总管理处，下辖总务、监核、扩充、仓库四个组，尤以监核组权力最大，负责核查报社的财务、发行量，接受读者来信和投诉，有对报社全体人员奖惩之权，可谓是科学管理的核心；在具体业务上，分设编辑处、营业处、印刷处和会计处，会计处采用新式簿记制度，实行成本会计，印刷处则添置了轮转机和万能铸字机等新式机器，扩大了印刷能力；建立经常性的奖惩机制，要求全体员工做工作日记，根据记者、编辑的发稿量考核，给予适当的奖励和处罚。
新闻采编上，多渠道、多手段扩大消息源，提高新闻采集的时效性和质量。成舍我一向注重新闻的采集，早先除了通过电报、电话等正常手段传递外，还利用私人关系等非正常方法采集新闻；在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创刊后，它们与北平《世界日报》一起彼此作为对方的派驻记者站，达到三地互通有无、共用稿源的目的，在扩大消息源、提升报道时效性的同时，又大大降低了费用；欧美归来后，苦于中国电讯事业不发达，成舍我设立“收音室”，独创性地运用收音机来收听新闻，经过改写，作为自己采写的新闻刊在报纸上。另外，成舍我一直提倡的“精编”、“改写”编辑策略也在伦敦《每日邮报》等欧美报纸上得到了印证，鼓舞他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小型报编辑思想由此逐渐成熟。
报业的上述革新，为成舍我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使得北平沦陷前的《世界日报》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前的《民生报》也为南京地区首屈一指的报纸；至后来的《立报》，则以其空前的发行记录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一座里程碑，也使此时期成为成舍我个人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