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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其放在对外关系的首要地位。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1](P41-4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不断扩大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妥善解决分歧。特别是在美国“9·11”事件后，我国有利地抓住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历史机遇，成功推动了布什总统两次访华和江泽民主席访美，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使两国关系进入了13年来的最好时期。虽然美国对我国遏制战略还没有根本改变，但谋求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是可能的。从而为我国发展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基础。
一、理性处理一度跌向低谷的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布什对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提出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是美国安全利益的一大威胁，从而加大了对华遏制力度。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解释说：“即使同北京进行经济交往不无道理，但中国仍是亚太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中国不是个‘满足现状’的国家，它希望改变亚洲均势以有利于自身。仅就此而言，中国就是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一度称之为的‘战略伙伴’”。[2](P76-77)
值得指出的是布什政府中，启用了不少冷战时期的“斗士”，其霸权主义心态强烈，对外政策有一种“新现实主义”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注重“威胁”、寻找“威胁”，采用强硬手段对付“威胁”和“潜在的敌人”。因此，这些人的思维模式也左右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就是布什政府调整其全球战略，企图阻止任何一个可以挑战美国的地区或全球大国的崛起，从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出发的。英国上议院议员、英格兰沃里克大学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美国《外交政策》（2002年第1期）刊文指出：美国人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主宰国，别人提出异议，他们便会感到惊奇和恼怒。因此，布什政府加强了中国的防范和遏制。布什的亚太战略是加强与日本等盟国的关系，巩固现有的以美日防卫合作为基础的安全体系，限制中国在亚洲地区作用的上升，以共同防范所谓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特别是在我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中，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向台湾出售了价值5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并公开表示尽其所能协助台湾，在准许台湾领导人过境等方面也突破了原有界限。更有甚者，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军事侦察活动。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我国战斗机。以“撞机事件”为标志，使本来就比较脆弱的中美关系在布什上台之初就迅速跌入低谷。
中国政府针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一方面，我们对于美国方面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采取了冷静处理、积极沟通的态度，以不使中美关系失控，从而寻求改善的机遇。[3](P13)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处理，尽管开始时美国态度傲慢，并出尔反尔，但在中国据理抗辩，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和掌握分寸的处理方式以及国际舆论压力下，最后美国不得不同意“拆机返回”和对中国作出损失赔偿。我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理性处理，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二、适时把握“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的历史机遇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全球震荡，使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增加了新的因素，即恐怖主义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全球反恐联盟，以对付恐怖主义。这就使中美关系的改善出现了新的历史机遇。
首先，“9·11”事件直接证明，对美国及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最具威胁和破坏力的，并非布什政府不断塑造、强化的中国的崛起，而是对美国深怀敌意的恐怖主义。美国有了一个新的、压倒一切的全球性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导致美国战略重心从围堵中国转向对美造成沉重打击的恐怖主义。这种战略的转移和调整，在一定的时期内对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和矛盾将大有好处。
其次，美国的反恐行动是一个较长期的战略，针对某些涉嫌国家和组织进行的军事行动，亟需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合作。中国作为世界及区域大国之一，正是美国重新争取合作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对于同阿富汗接壤的中国，布什“现实主义”的认识到美国更需争取其合作。
再次，对于中国来说，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不但无意充当美国霸权挑战者的角色，而且十分注重维护中美关系，一心维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客观上对美国构成潜在挑战。美国为了先发制人，避免中国做大，不断利用人权、台湾等问题牵制中国。
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给中美两国均提供了改善关系的机会。事发不久，中国政府即表示了慰问和哀悼。2001年9月12日，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通电话，表示愿给美国政府的救援工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江泽民认为，这次事件是对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挑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他表示，中国愿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中方的立场和友好表示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响应。一些美国专家撰文指出，布什应先把强权政治放在一边，制定一项逐步同中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计划，并提出相应措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詹姆斯·古德拜、美国大西洋协会顾问肯尼斯·韦斯布罗德认为：美国应该抓住机会，使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纽约和华盛顿的破坏性袭击已经使这一点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同这个亚洲人口最多、可能也是最强大的国家保持强有力的合作也是必要的。这种观点表达了美国学界和官方的共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中美在反恐怖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
“9·11”事件后，中国政府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两项决议，同美国开展反恐和情报官员代表团互访，配合美国反恐答应铲除中国境内一切同“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伙，关闭与阿富汗的边界，冻结“基地”组织在香港的账户，并对阿富汗的重建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尽管两国在反恐怖活动中的立场不尽一致，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正确界定恐怖主义的概念，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要搞双重标准。反恐怖行动要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要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不要伤害无辜平民。但总体上还是支持了美国在阿富汗采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9·11”事件刚刚发生后，中国立即宣布购买30架总价值16亿美元的波音客机，这对美国在经济上和道义上是很大的支持。布什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期间，仍然坚持到中国参加APEC会议，这是他做出的要真心诚意改善中美关系的姿态。临行前，布什对中国记者表示，希望真心诚意地改善中美关系，并希望两国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在同江泽民主席会晤时，他就把“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的提法，改为“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所称，这次中美首脑上海会晤，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强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中美将在上海会晤之后，建立起一种“建设性合作的关系”，在反恐怖为主的世界安全事务、中美贸易和台湾问题上，中美未来将会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
2002年2月21-22日，布什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这是他在短短4个月内的第二次访华。此次来访，是他主动提出的。在经历了上台以来中美两国间的对立、碰撞和反恐怖的合作后，布什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30年前被喻为破冰之旅的尼克松访华和30年后布什的北京之行，恰巧是同一时间。这似乎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有意安排，是布什示好的表示。在这次会谈中，江泽民指出，30年来，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30年中美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给人的启示是，双方应着眼大局，立足长远；增进了解，发展互信；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扩大共同点。江泽民就双方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势头，充实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出了如下意见：双方应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增进了解和信任；双方应加深在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双方应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彼此间分歧，特别是台湾问题；双方应当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经常沟通，加强合作。[4]布什赞同中方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他声称：美中关系是成熟的，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都很重要。
“9·11”事件之后，布什的两次访华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三、以江泽民访美为新契机，争取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期
2002年10月22-25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江泽民此次访美是“9·11”事件后同布什总统的第三次会晤。自布什上台至江泽民访美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关系出现了起伏较大的变化。此次江泽民成功访美，是对中美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的一次重大推动。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访美，表明我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布什在自己的私人牧场同江泽民进行会晤，这是一种不多见的最高礼遇，表明他对江泽民到访的重视和双方需要共建一个合作友好关系的愿望。这种日程安排本身就说明，这次两国首脑的会晤对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江泽民是为寻求稳定和加强中美关系而访美的，而布什是在北朝鲜核武器开发和伊拉克问题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期待同江泽民举行会谈的，因此，这次中美首脑会晤比以往更加强调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江泽民在抵达芝加哥机场时发表书面讲话说，与布什的会晤，加深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扩大了两国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休斯敦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江泽民发表演说时指出，发展我们两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布什牧场两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就北朝鲜开发核武器问题，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进行合作。在反恐领域，中美双方立场基本一致，美方已经认定中国境内的“东突伊斯兰运动”是恐怖组织，并决定冻结其在美的资产。中美还将就进一步认定一些组织为恐怖组织问题保持磋商，在反恐领域开展新的合作。在伊拉克问题上，虽然中国不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解决伊拉克问题，主张伊拉克问题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但在敦促伊拉克遵守联合国决议问题上同美国是一致的。
在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江泽民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的统一。中国早日完成和平统一，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也将使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是对台湾地区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威胁，希望美国不要支持台独。布什总统表明，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5]在这一问题上，布什的态度比上次访华时进了一大步。上次布什访华，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绝口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反而一再强调对台湾的责任和《与台湾关系法》。这次美国总统是首次向中国政府明确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布什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的明确表态，非常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另外，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强调进行“建设性的有成果的会谈”，还就恢复因“撞机事件”而中断的军事交流等达成一致，并确定切尼副总统2003年春天访华，这为中美进一步加强关系奠定了基础。
江泽民访美取得的成功，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世界各地新闻媒体对江泽民成功访美纷纷进行评论，认为“美中向世界展示了两国良好关系”，“中美关系热度上升”，“改善中美关系，促进世界和平”。这充分说明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共同构筑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着非常有利的影响。
30多年来，中美关系在既合作又斗争中发展，呈现出一条波浪式前进的轨迹。这是由于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和矛盾分歧决定的。只要两国扩大共同利益，注重合作，妥善解决分歧，中美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反之中美关系就遭受挫折。目前的中美关系从长远来看，仍离不开这条轨迹。中美之间的基本矛盾和分歧以及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不可能因“9·11”事件而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两国关系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很大。但“9·11”事件带来的巨大安全恐慌和心理冲击，使美国政府势必将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作为较长期的国家大战略来选择，这期间其他政策目标都将降到次要位置。[6](P41)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坚持按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继续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放到对外关系的一个突出地位来对待，加强两国在反恐怖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武器扩散问题以及全球性一些问题上的合作，求大同而存小异，中美关系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是可能的。再加上中国已经入世，中美经济利益不断加强，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诸多共同利益面前，只要中美两国着眼大局，立足长远，增进了解，发展互信，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妥善解决分歧，中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将会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处理好中美关系，将对我国发展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及周边关系，寻求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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