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理均有较完善的理论描述，但对从一种体制向 另一种体制过渡或转化的刻画却缺乏相对完备的理论，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恰好处于这一中间 状态。近年来中国经济学者利用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这种过渡体制下的若干经 济问题。前者侧重将改革解释为制度变迁（特别是产权变更）以提高效率的过程，而后者侧重 将改革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与制衡的过程。其中，公共选择理论被用来分析中国渐 进式的改革方式（刘世锦，1993；盛洪，1994；樊刚，1996）和产业政策（江小娟，1993）等问 题，张军(1995)结合中国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就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进行了分析，孙振 宇和张宇燕(1997)还对分析中国中央集权制下限制地方利益集团的活动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提出 了一个初步的模型，这些研究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启发和创新意义。
本文利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若干特点 ，诸如渐进性、时序性、不完全性、差别性、双轨制过渡和周期性等，应从改革的“政治逻 辑”上来认识，即改革者是如何动员有生力量和组成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而战胜反对改革的 既得利益集团，并最终赢得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分析支持了中国改革 “趋同主义说”的观点。
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特点
与前苏联和东欧相比，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获得了举世公认 的赞誉。同时，中国在改革进程中所体现出的区别于其他转轨国家的特点引起了各界的普遍 关注和研究，经济改革的“中国方式”总的说来有以下若干特征：
(1)改革的目标和战略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确。改革的最初阶段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并没有一个长期和具体的改革计划和蓝图，目标只是简单地限定在国民 经济在20世纪末“翻两番”和在21世纪中叶实现人民“小康”生活水平这样的数量标准上。 经济改革的源头——农村改革并不是党和政府所自上而下启动的，而是来自于人民自觉和“ 非法”的创造与尝试。随后的对外开放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等采取了“试错”的独特 方式，每一步改革都基于上一步改革的绩效。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没有对改革的理论指 导和缺乏适用于中国的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于改革的终极目标和其实现的 路径都缺乏官方一致的和纲领性的陈述，因此使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变得很难预料。1992年在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思想激励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改 革目标，并在次年的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详 细阐述了未来改革的目标、战略、机制和方法。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中央政府关于国民经 济发展的年度规划和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细化了改革的蓝图。
(2)改革的速度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而非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大爆炸”或“休克疗法”方 法（注：包括迅速和全面的价格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官方汇率向“黑市”水平的一次性调整、 废除对国有企业的一切特殊政策、承诺对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进程，等等。）。这不但表现在改革最初实行“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到其他部门和省市，如企业 承 包制、外贸承包制，还表现在改革在程度上有步骤和有控制地深化，如价格的逐步放开、产 权的非国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和协调各项改 革 措施之间的相互配套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掌握改革总体速度的基本准则。这种“不完全 ”性质的改革被Dewatripont和Roland（1992，转引自Qian Yingyi，1999b）称为“分而治之 ”和“序贯改革”的战略，它有利于改革者在局部领域获得多数支持，并保持进一步改革在 政治上的动力。但也应该注意到，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表现在相 当多的改革是以“一揽子”计划而出台的，而且还规定了在短期内具体的实施时间表，突出 的例证包括财政改革（分税制）、金融改革（银行机构和资产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抓大 放 小”）、贸易自由化改革（市场准入）和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等。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更是标志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开始。
(3)改革从单纯强调增长速度，到兼顾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高增长率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显 著特征之一，党和政府希望通过迅速的增长使企业和个人感到改革所带来的物质上实实在 在的收益，这可以称之为“增量改革”（注：Qian Yingyi(1999b)将其喻为改革的“规模效应”。）。经济的扩张几乎成为维持改革的唯一动力。实现 经济结构的变动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但这显然屈从于追求高增长的需要，而且单纯的“存 量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结构的急剧变化是决策者所不愿意看到的。近年来执政党和中央 政府提出在战略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型（粗放经济）向内涵型（集约经济）的转变，强调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从而纠正经济中存在的高产出和高亏损的恶 性循环。指导性的产业政策替代了传统的计划政策而发挥着这种结构调整的功能。
(4)改革在时序上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约束小、行政管理阻力少和在技 术 上较简单的改革往往被率先实施，而阻力大、困难多和复杂的改革一般在后期进行，或者被 一再推迟。先期进行的改革往往是僵化的计划体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而Shirk(1993)认为 那些曾经受阻的改革的共同特征是其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的冲击力要更大。例如，农村改革 在城市改革之前，农业改革在工业改革之前，价格改革曾几度搁浅，直至1993年才基本完成 ，而真正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在近些年才开始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 革尚处在启动的初期。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对那些计划 体制中的“内核”和“堡垒”进行彻底的手术已经在所难免（注：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所指出的，“中国要想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就必须要过涨价格关 。 ”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必须面对的考验是过产权关。）。
(5)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或多轨制。在产权结构中，受到政 府保护和支持的国有企业和不断自我壮大的非国有企业（比如80年代盛行一时的乡镇企业）同 时存在，价格体制改革采取了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并行的方式，外汇体制改革实行官方 汇率与调剂汇率并行和上缴外汇与自留外汇并行的过渡措施。这种特别形式的改革的目的是 在保 证原有计划体制不受到根本性和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使改革能够以“边际”的方式获得 生长，最终使“市场逃出计划”（Naughton，1986，转引自Shirk，1993），或者说“市场吞 噬了计划”。同时市场的力量和益处以细水滴流的方式“教化”着原先暗熟于计划体制的政 府官员、企业家和公众，从而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这是中国渐进市场化过程的独特之处。然而，双轨制也无形中创造了巨额的“体制间” 经济租金，从而导致市场信号的扭曲和政治上种种权钱交易的黑暗现象。
(6)在产权和责利得到明晰之前，改革采取了“个别性承包”(particularistic contracti ng )制的办法。在8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行了广泛的承包制，包括企业和上级主 管行政机构（“企业承包”）、企业与下属分支组织（“分包”和“个人承包”）、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分灶吃饭”即“地方承包”）、中央政府与所属部委（“部门承包”）等，可谓全 面承包、层层承包。在实践中，承包政策一般缺乏统一的游戏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别性、随 意性和博弈色彩。承包的双方往往在上缴利润、税收、外汇额等数值指标以及基年和增长率 等标准上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承包制的实施主要受到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 责 任制”获得巨大成功的启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在不改变现有产权所有制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地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并实现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以及使地方政府在财政上 自 我约束以分担中央政府的负担。总的说来，1981-1993年在城市试行的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 制是一种代替“全面而统一的市场规则”的次优办法(Qian Yingyi，1999a)，它既回避了所 有制和产权的棘手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经济激励的功效。但它的缺陷也十分明显， 即在经济上导致短视性和在政治上造成分裂主义、裙带关系和腐败风气。
(7)广泛充斥于各个领域的差别待遇政策一直伴随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这主要体现于以下几 种情况。其一是政府出于各种战略考虑主观性地偏睐于某些组织而歧视另一些组织，典 型的例子诸如在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同经济行业的企业之间以及 不同地域之间，它们反映在中国复杂的投资政策、地区政策和产业政策中(Lu and Tang，19 97) 。其二是新出台的改革政策由于遭到某些部门或地方的反对而被迫进行修改和列出“例外” 情况，例如“祖父条款”在许多改革（如财税改革）中被实施以保证那些在新政策中相对受损 的组织的收益不会比以前降低，在企业的“利改税”改革(1993)中政府不得不通过“调节税 ”的方法以满足那些亏损严重的重工业企业和内陆企业的需要，这实际上造成了企业之间的 多重实际税率结构(Shirk，1993；Lu and Tang，1997)。其三是一些给予少数地方和企业的 优惠待遇由于其他组织的“不公平”抱怨而得到扩大化，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国的地区开放政 策，经济特区的若干优惠政策被逐步地赋予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沿江开放城市、 沿边开放城市和少数内陆城市，使得它们之间保持着繁杂而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这些政策差别以及历史沿革可以参见Lu和Tang(1997)。）。差别政策待 遇在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反映了部门和地方不断“要政策”和“寻租”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央政府通过“给政策”和“创租”以换取它们支持改革和加强政治同 盟的动机。这也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中国“试验主义”改革战略的政治经济原因。
(8)向地方放权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是改革的一个主要战略手段。由于历史的因素，地方自 治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者说中国在改革前的中央集权体制从来没有 达到前苏联式的高度权威和严密计划（注：中国在改革前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从中央向地方放权的改革，即1957-1958年和19 69-1970年，它们分别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1961年 和1973年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所领导的经济整顿和提高的政策下部分下放的权利被中央收回而 得到重新集中。），这为中央发挥地方作用而支持和促进改革提供了制 度性的初始条件。在改革初期，地方不但是许多改革政策自下而上产生的源泉（如安徽的农 村承包制改革和四川的企业承包制改革），而且是自上而下改革的试验地（广东和福建引进外 资和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中央不断向地方下放行政管理权（特别是 财政权），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被激活和得到强化，这不但减轻了中央政府在经济宏观管理 上信息不畅和体制僵化的传统弊端，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它们成为支持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政治 力量。当改革出现停滞和倒退时，地方省市坚定地反对重新回到计划体制（1989年的经济治 理整顿（注：1989-1990年广东省和上海市反对对投资体制进行重新集权化，拒绝大幅度增长的财政收 入 的上缴。）），并成为启动新一轮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发源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所以说 ，“打地方牌”对改革的“棘轮效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另一方面，地方经济自 治也带来了许多改革中的新问题，突出地表现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所 谓“诸侯经济”的市场割裂状态（注：参见Ma Jun(1994)的详细描述和分析。），以及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地区间收入分配状况（特别是东 西部地区之间）（注：关于中国自解放后地区间收入分配状况的估算和原因分析参见Jian和Sachs(1996)。）。
(9)改革的阶段与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紧密相联。勿庸置疑，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与一次又一 次的思想解放相紧密联系的。如表1所示，每一阶段的改革都是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上 的 理论突破而开始的。
具体说，改革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促使党的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 建设”；认可市场对计划的“补充”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绝对垄断，为农村经济 改革铺平了道路；关于市场调节与计划体制的相容性问题的理论发展带来了城市改革中的双 轨制和承包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最终解决了市场经济体制姓“社”姓“准 资”的核心问题，使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约束，从而为确立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扫清了思想上的桎梏，在此基础上党在产权和公有 制的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也使改革进入了一个激进、全面和深入的崭新阶段。 此外，思想解放和随后的新一轮改革都会引发国民经济的复苏和高涨，这主要表现在固定资 产投资的增加、信贷的松弛和过度消费，从而最终导致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特征的宏观经济失 衡，中央政府不得不以大幅度压缩货币供应量和投资总额的办法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导致了 经济衰退和市场“疲软”（注：对于这种情况，在表中的前四个周期中只有最后一个是例外，1994年中国较为成功地实 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而避免了以往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这可以表现为表1中的经济周期和改革阶段的紧密相关关系（注：1986年的经济紧缩政策非常短暂，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在周期二结束后又很快高涨，形成 周期三的经济严重失控。） 。最后， 应特别指出的是，作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贸易改革的进程与整个经济的改革阶 段是相辅相成的，比如从第一轮到第三轮的外贸承包制改革就是第二阶段城市改革中企业承 包制改革的缩影，而从1993年开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只有在树立与国际经济制度相接轨的市 场 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才有可能真正开始。
资料来源：改革目标，参见Qian Yingyin(1999a)，Sachs and Woo(1997)；改革阶段，参 见Qian Yingyi(1999a，b)，Shirk(1993)；经济周期，参见Oppers(1997)；贸易改革，作者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10)最后，中国的改革家注重对改革的受损者给予适当的补偿和保护，使所有人都“从改 革中获得一份好处”或至少“不比改革前的情况差”，以确保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性质。 例 如对国有企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软约束”以补贴它们在市场竞争中的亏损，进行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解决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引入省际 间收入转移政策以弥补财税改革所带来的税赋变动，对军队所属挂牌公司与商业脱钩给予 一次性的财政补贴，对精简的原政府机构人员安排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等。在缺乏对补偿 的承诺和补偿资金的局限性下，Laffont和Qian(1999)认为中国党和政府往往在那些投资机 会大而在改革前所预期的收益小的部门率先进行渐进的改革，并最终将改革推广到投资机会 大而资本约束小的其他地区和行业。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
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会呈现出上述若干特征？或者说，改革的本质是什么？怎样 理解中国改革的进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获得成功，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改革却失败了，并导致在政治制度上的剧变？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经济 学界存在两种认识和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即“实验主义说”(experimentalist schoo l )和“趋同主义说”(convergence school)。表2全面比较了它们之间的若干差别。
表2 中国经济改革“实验主义说”和“趋同主义说”的比较
“实验主义说”
“趋同主义说”
改革方式：渐进主义 刻意的控制；改革成功 意识形态约束和利益集团妥协
“归因于”渐进方式形成的结果；“尽管”采取渐
进式，改革仍获得成功
改革路径：制度建设制度创新过程 制度趋同过程
改革源泉：独特性方式独特： 条件独特：
自发的良性循环 初始条件；经济结构；剩余
劳动力
改革绩效：产权和效率“非市场化”政策获得成功： “非市场化”政策大都不成功：
承包制的实施；国有企业生产
承包制的失败；国有企业生产
效率的显著提高；非国有经济效率 没有明显改善；非国有经
的特殊形式（乡镇企业）济的最终私有化
改革前景：最终结果 继续保持独行性； 非独特性逐渐消失
最终发展成为“个例”模式
最终与其他东亚国家相同
改革启示：经验含义 可转用于其他转轨国家
不适用于其他转轨国家
资料来源：根据sachs and Woo(1997)，Woo(1999)整理 “实验主义说”(Naughton;Rawski;Nolanand Ash;Lin,Caiand Li)认为中国的改革具有“ 进化、试验和渐进性”的独特模式，它虽然缺乏明确的改革步骤、时序和内容，但体现出改 革的“事后一致性”，这是改革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它通过改革者刻意的控制避免了政治 利 益冲突、经济不稳定和社会震荡。在改革过程中，新的制度自发地“内生”出来，通过良性 循环机制而最终被建立起来（注：Naughton(1995)对此解释说：“……很明显中国的改革进程存在一种实质上的事后一 致 性。……计划经济具有某些重要的或者核心的特点，一旦它们被消除或者被弱化，这个系统 就会产生向另一个系统转化的趋势。如果政治力量推动它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那么转轨 的良性机制就会被激活，而无需在一开始对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进行明确而全面的承诺。”），其具体形式表现为许多中国独创的改革方式，例如不触及 产权变更的企业承包制和“第三条道路”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些制度创新不但维持了旧 的所有制结构，而且还显著性地提高了生产率。中国独特的经济改革方式既使其自身成为转 轨经济中独树一帜的“个案”模式，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说明了中国改革 获得成功的奥秘。
相反，“趋同主义说”(Sachs and Woo;Bruno;Fan;Xiao)则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是 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上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多种社会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客观体现 ，换句话说渐进性隐含着改革进程的曲折性。改革的成果是突破僵化的思想约束和克服既得 利益的胜利。改革的本质是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而这个目标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如价格机制 ，产权机制和竞争机制等）都已经是“教科书”式的，改革的任务就是如何将其逐步引入到 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路径是向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断趋 近的过程。尽管采取了某些非市场化（也是本土化）的改革试验，但它们并不是很成功，例如 企业承包制被最终放弃而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亏损现象仍然严重 ，乡镇企业的一度兴旺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限制而表现为私营企业的某种特殊形式 （注：Woo(1999)分析了乡镇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由于对私营企业的性质仍然存 在相当大的政治上的争论和经济上的歧视，许多私人性质的企业不得不将它们自己注册为“ 集体所有制企业”，或与国有企业联营，或“挂靠”在国有企业门下，目的是为了“戴上红 帽子”。1992年后随着党和政府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认可私营经济的地 位与用，乡镇企业开始“脱掉红帽子”，转变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制合作企业。）。相反，事实说明越是市场化改革速度快的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效益就越高，越是激进市 场化改革的时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国别特色和手 段上的迂回性可能会越来越少，而更多地体现为向市场经济的大步前进。最后，中国的改革 之所以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更有利于 改革的启动和发展，这包括相对较松弛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遗留的地方自治传统和以农村 经济为主的人口结构等(Shirk，1993；Qian Yingyi，1999a；Woo，1999)。同时，中国富裕 的劳动 力优势为其效仿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起飞模式提供了资源禀赋条件。
总的说来，“实验主义说”和“趋同主义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 政治因素在改革中的作用，“实验主义说”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致的政治观点和社会动力下 自我完善和演进的过程，而“趋同主义说”则认为改革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意识形态和经济 利益调整及变动的过程，前者强调改革的“经济”含义，而后者强调改革的“政治”含义。 二是如何看待国别因素在改革中的作用，“实验主义说”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本土化”的和 制度创新的过程，而“趋同主义说”则认为中国改革是向“泊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学习 、适应和模仿的过程，前者强调改革的“内生性”，而后者强调改革的“外来性”。在这一 点上，与所谓的“东亚的奇迹”（世界银行，1993）一样，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它在思 想 和技术上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体制。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
对中国改革性质的上述争论引发了如何从新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改革过程的思考。勿庸置 疑，经济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巩固党的领导的必要手段。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人民，都深刻认识到必须对当时的体制进 行改革，但对怎样进行改革、对谁进行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等重 大 问题却没有达成广泛而一致的认同。这不仅反映在党和政府内部在思想观念领域内的意见分 歧，还表现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差别，也体现于社会中各种利益阶层对改革的不同态度和反 应。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从形式上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 型，但这身后却隐藏着物质和精神上巨大而深刻的调整，所以对中国的改革者来说，改革 本质上是如何动员有生力量而组成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去战胜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过程 ，这是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知识和信息上的缺乏并不是阻碍 改革的充分条件，因为改革者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 中学到它们，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崭新的思想和模式“在政治上”植入中国的传统社会 ，最终创造出经济“奇迹”。因此，本文认为“趋同主义说”更准确和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 改革的实质。下面我们从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过程。
从意识形态上看，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一直是改革中争论 的焦点问题。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存在三种对经济改革道路选择的观点。第一种论点基本上继 承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模式（注：Woo(1999)追溯了该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即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全民所有制原则、大 生产原则（政治挂帅）、集中原则、自力更生原则。），即坚持公有制（人民公社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变，严格的计 划 管理，大规模重工业投资，区域自治，自己自足政策，收入平均主义，等等。第二种论点主 张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允许市场起到适度的调节作用，在农村实行分散的合作社经营，重要 工业部门保持国有经济属性，部分行业（如服务业）允许一定的私营企业存在，发挥贸易对国 民经济调剂余缺的功能，反对收入分配不均，等等。这是一种对僵化的计划体制的改良模式 ，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搞活经济，带来一定的物质刺激，但又将其控制在主观的边界中（注：Qian Yingyi(1999a)指出这种模式的历史根源可能追溯到1963-1965年在“大跃进”后 的 “调整、治理、整顿和提高”时期的改革尝试。）。 第三种观点是市场导向的模式，包括逐步放宽计划管理，进行价格改革，在农村实行土地承 包制，国有企业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型私营企业，向地方下放权力，对 外开放，促进劳动密集性工业的生产和出口，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该模式最终将 导 致计划体制的解体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充分融合。上述三种论点在党的意识形态上左右着改 革的方向和速度，从而使思想解放的政治进程引导着增长与发展的经济进程。
从利益冲突上看，改革造就了受益者和受损者。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改革支持者或者从改 革 中取得了切实的物质增长，或者扩展了自主管理权限，或者出于精神理念上的偏好，他们渴 望改革带来经济自由、制度保障和潜在的机会。这些组织或个人从计划体制中不能获得的好 处，相反却受到束缚和压制，因而对旧体制也没有什么眷恋。但另一方面，改革也必然会带 来反对者，这包括在改革伊始的受损者和在改革中形成的利益集团。例如，某些政府部门在 市场化的过程中失去了以往的管理权力和连带的经济利益，在价格变动和竞争中受到冲击的 国有企业不再得到政府软约束的保护和救济，进口竞争部门将面对强大的外部冲击，低收入 阶层会抱怨收入分配不公而产生心理上的严重失衡，此外，在双轨制和承包制的“不完全性 ”改革中造就的“体制间”利益集团（如“官倒”）也反对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组织和个人 的共同特征是其利益紧紧维系于传统的制度，改革给他们带来的是权力的流失、收入的下降 、机会的减少和精神压力。这两种社会力量的碰撞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
对中国经济改革政治逻辑的剖析为理解前文所述的若干改革特征提供了一条一致性的红线 ，使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与改革的模式、政策、时序、步骤等现象紧密地呼应起来，即 ：(1)由于最初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最终改革者获得的“生存性”优势，改革的总目标和 战略表现为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确；(2)渐进的改革方式保证了计划体制一定的生存空间 ，减轻了政治和经济上全面而严重的对立的可能性；(3)“增量改革”是维持经济改革支持 联 盟不断壮大的前提条件，单纯的“存量改革”会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急剧变化，而加重对改 革的压力；(4)先易后难的改革时序从计划体制的弱处着手，最大程度获得反对市场化改革 的思想观念和利益集团的容忍；(5)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包容了不同意识形态的观点， 使市场化改革以“边际”的方式获得生长，并维护了计划暂时的权威性，并通过创造“体制 间”经济租金来赢得一些利益集团过渡性的支持，但代价也是昂贵的；(6)“个别性承包 ”制有利于规避意识形态对所有制和产权问题的敏感性，通过非规范的经济激励增强支持改 革的政治力量；(7)差别待遇政策与统一的政策相比可以更多地通过个别“施予”政策来获 得不同利益集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赞助，同时也可以照顾到那些反对改革的人的利益 需要；(8)向支持改革的地方放权既绕过了中央对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又进一步增大 了改革路线的筹码；(9)意识形态领域越一致，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就越迅速和深入，相反， 当存在广泛的理论和原则争议，甚至是严重的对立时，改革就会出现停滞或倒退；(10)对改 革的受损者给予适当的补偿和保护换取了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的“支持”，为结构调整赢得 了过渡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