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人缘与地缘——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省主席为考察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声望论文,人缘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主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5-0029-11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共领导人对党内外的上层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深浅不一的认识和情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选任省主席时，①他们以此为基础，根据各个区域的具体政局因地制宜、反复掂量权衡，力图使其与各地的山川风俗、价值情感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大体上相溶相合。
事实上，即使在解放战争由北到南、由东向西，以出人意料的进度连下南京、武汉、西安时，还不能说是彻底打垮了国民党，中共领导人仍面临着不少棘手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在那天摇地动的日子里，那些在地方政治中拥有声望、人缘或者地缘等条件的省主席在领导政府工作时，相对而言更易溶进、深入当地社会，消除横亘在各个方面的“交易成本”和人际壁垒，最大限度地以“大禹治水”而不是“伯鲧治水”的方式因势利导，②稳住复杂动荡的局面，重建新的国家秩序。
一、 声望：省主席任前最高的组织台阶及其南北差异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省之内仍然活动着组织严密性和倾向性各不相同的政治力量，它们影响着当地的政情局势。国基初定，各地人民政府的省主席须有相当的政治声望，以尽可能争取地方军政要人、缙绅名流形成坚厚的政治共识。
早在1938年，张闻天就要求，党应该重视“已有威望、有名声的干部”。他甚至强调：这些干部即使“在能力上不完全象我们所希望的，但他能够有威望、有名声，不是没有原因的”。③1949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深感西北地区广阔、民族复杂，但“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因此他主张在“我军占优势”的情况下，“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毛泽东表示：邓宝珊对马步芳的将领均很熟悉，在甘肃“有声望”，可以让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1950年1月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为省主席。④在那份未鱼电中，毛泽东还指示：“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华东局及粟裕”，请他们也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⑤。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声望是各地选任省主席时应予贯彻的原则之一。
一个人的政治声望，尽管蕴涵着由于伦理价值、久经沧桑和非凡成就等集聚、淬砺而成的人格魅力，但是大多来源于其此前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机构中的层级地位。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程潜成为湖南省的政府主席。他曾经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在解放湖南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意识到，如果程潜能够发表反美、反蒋、反桂声明，将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所以，组织层级是政治声望的一种确定形态，而一个人（不仅限于中共党员）的政治声望可能给中共的革命事业带来“很大利益”。⑦
表一所列的是1949-1950年间中共领导下的省（区）政府主席或行署主任的任前组织级别。从中发现，绝大多数省主席（行署主任）基本上被慎重地从党、政、军组织中同级调任，有些甚至是从更高的层级中选派，几乎没有越级破格躐迁的。民国时期人们多从一个人的“官职”推断和想象其身上的政治力量，⑧那么，如此选调的省主席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多有举足轻重之势，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省主席的政治声望以其此前在党政军中的最高组织台阶来衡量，那么，在他们之间，声望的高低程度存在着相当差异。长江以南各地省主席的声望，从整体上考量，超过长江以北各省区。⑨
(2)未参加比较的5个项目均为长江以北各地（即苏北、绥远、皖北、甘肃和新疆）。其中，甘肃、新疆两省主席任前职官属于国民党方面，苏北、绥远和皖北等地方行政领导的任前级别在长江以北各地的排序中位于最末端。
在南北的这种政治声望比较中，我们还应考虑到当时革命政权对南方原来的江苏、安徽和四川等省是从行政区划上分而治之；而在北方，1949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将嫩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合江省与松江省合并为松江省，安东省与辽宁省合并为辽东省，辽北省与辽西省合并为辽西省。
省主席政治声望在南北之间存在的这种区域性差异，与各地由于解放的先后和所处的国际风云，从而导致政治发展形势的不平衡有着相当程度的关系。李维汉曾指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包括两个方面：敌人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和革命群众基础的不平衡。”⑩1949年10月前后，长江以南的中国刚刚开始平定或者尚未平定，政治局势相对而言比较复杂混乱。在皖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权威尚未打下去”，保甲人员中罪恶昭著的分子“威风依在”。(11)皖南邻近豫皖苏等老解放区，其情形尚且如此，南部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权势由此不难想见。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残余军政势力大多由北往南总撤退，战争的重心从北方移向南方。渡江战役后，中共高层多数估计敌人防线收缩，将会在华南、西南等地进行战略防守、抵抗反攻，再次出现京沪杭战役中解放军“走到等于胜利”的可能性不太大。在华南、西南之中，据毛泽东等人观察，国民党政府中主张迁都台湾的人数并“不占优势”，因此敌人将会在西南山地，尤其是云南地区负隅顽抗。(12)
我们再从各地政治发展的另一方面分析，中共此时在南方树立政权，其社会基础，比之于北方并不坚实深厚。红军长征以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主要在北方地区，以至于解放军到来之际，南方不少省份的情形与叶剑英一再分析的广东极为相似：长期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下，孤悬敌后、远离中央，党的影响不普遍，人们对我党我军的奋斗历史模糊，缺乏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的思想自觉。(13)他们多数“还没有完全体验到我党我军的好处”，“或者还存在怀疑”。(14)在皖南贵池，人们“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为躲避解放军，甚至整个村庄逃之一空。其中“有一家五天没吃饱饭，饿死一个小孩子，老头子饿得走不动了就躺在山上”，“年轻的妇女、姑娘都穿起老太婆的衣服来，装有病，还把脸上弄的很脏”。(15)即使中共在南方游击区的地下党与游击队，由于“长期在敌后作战，得不到中央经常具体的领导，中央的许多文件也很少看到，学习的机会也少”，“必然要产生各种缺点”。而人民政权中的不少北方干部对南方风土习俗的不适应，他们“对党的政策了解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的参差不齐，还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之类的议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强调南方不好”的心理思想以及对当地社会的隔膜。(16)
然而，东北、华北各省自进入1949年下半年已粗略稳定。到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称：“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7)事实上，察哈尔的太仆旗等地，“北接外蒙，可远达苏联”，1947年春一些人迫于形势已“跑到革命队伍来”，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共还抱有敌意。东蒙的哲里木盟在抗战胜利后得到苏联红军驻军的支持，建立起革命武装，1947年10月亦成为“巩固的后方”。(18)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的黑龙江、松江、吉林和热河等省只设置了军事部，而不是像其他地方一样建立正式的军区。其他省的军区司令员都是当地中共省委常委，但是这些省的军事部部长却未进入省委常委会。(19)整个北方范围，主要问题侧重在甘、宁、青、新等西北四省。兰州战役后，即使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也如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所估计，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20)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在西北还有获得苏联种种协助的可能性。无论历史怎样评价中苏同盟的战略含义，在那时，中国南方和东部沿海不具备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那样战略上与心理上可以倚靠的国际背景。(21)1949年5月底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即使不能断定，亦须积极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22)7月上旬，斯大林应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请求，对国际形势“有所说明”。他表示，“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来说”，美苏之间目前不应该有战争。但是斯大林向中共方面强调指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美苏两国在各项重要问题上几乎都不能妥协解决。(23)9月，叶剑英在赣州会议上详尽分析了美国可能从沿海各省进行破坏的几种情形。(24)10月31日，毛泽东对全国兵力进行战略部署时，确定了三个重点国防区域，其中两个就在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地区(25)。在毛泽东作出向北边的苏联“一面倒”的公开表示愈早愈主动的战略决策之后，(26)南方和东部沿海地方相形之下就成为他需要炯炯警戒的区域。
由此，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认识、立场和态度严重地影响着各地省主席的选用。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南方的不少省份布置了具有相当政治声望的省主席，藉以尽可能地团结凝聚境内形形色色的力量，因应动荡的紧张局势。
二、人缘：在各地的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省副主席与省主席之间
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几乎都是有组织的。革命者的人缘，不同于血缘或地缘之类的情感纽带和团结原则，它是人们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交往共事，在情景变换后通过对“昔日”记忆以及与“新雨”比较后，内化、构建并体验为一种密切的精神联系。
相对于现代经典社会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市场交易等社会关系的匿名性，革命者的人缘是“具名”（因“人”而异）的，革命活动中所遇到的组织情景对其人缘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偶然性。由于共同经历了严峻的军政斗争和秘密斗争，年深日久之后，一群群散落的革命者可能在某个空间范围（或者组织建制）内锻造发展成为一株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树。不过，革命者之间的人缘关系并不是根深蒂固、一成不变的，随着革命“形势图”的重绘，自发地在多个方向衍生、“殖民”和重构。尽管其特质（即“内”“外”之别的界线）的鲜明性与稳定性仅仅是在与其他革命群体形成张力时生成和得到滋养，而且不少有关他们同质性、内聚性的议论和想象夸大甚至歪曲了实际的情况，但是无人缘关系者初涉此间，大多恍如陷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无从知悉弥漫在内部的特殊信息、“方言”、节奏和传统，因而很难立即活动自如、融洽无间。(27)建国前夕在取消各边区的建制、恢复省建制时，中共高层领导发现在党内遽然消化、根除各地历史上形成的“各自为政”、“分割独立”的局面，对于中央而言是十分不易的。(28)江西解放后，该省党政军的负责人分别来自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边、湘赣边和闽东等地。新政权的架子搭起来之后，中共中央委员李富春一再叮嘱省主席邵式平“注意团结”。(29)新解放的大部分地方，或多或少屡屡面临着中共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等等相互之间的团结与信任的问题。(30)
革命者之间的人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内在属性的一种实践形式，是由于人类交往活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局限性所致。其利其弊并非与生俱来，“心”为之所动，然其亦为“心”所用，取决于一个人的“党性”和“觉悟”。无论如何，对于置身其中的革命者来讲，人缘是一种很有效率的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降低集体行动的障碍。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张明远领导的冀东战勤工作，“受到四野官兵的一致赞扬”。但是1949年2月调进中共中央东北局后，高岗迟迟不同意任命他为常委。对此，张明远后来作了合乎实际的分析，认为多半因为自己没有和高岗一起工作的经历，对自己不是知根知底，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考验、相互熟悉。(31)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中共南下的9个不同解放区干部和本土的地下党在接管过程中，也“由于过去所处的客观环境，斗争经验和工作方式各有不同”，在“情绪、思想、作法”上发生了一些不相融洽的现象。中共中央把华东局南京市委有关此事的报告转发给了华中局和西北局，(32)表明这些问题并非局部的偶然性现象。
事实上，在不妨碍全党的利益和大局，还可能促进全党事业的情况下，中共的一些领导人至少并不反对党内那种没有团体主义（倾向）的团体性。(33)他们甚而提出，在认真执行“任人唯贤”的政治基础上，承认、照顾和考虑各个方面军、各个大作战区或者各个野战军等在生死与共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形成的历史关系。(34)确实，在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当中，由于主体实践的时空区隔和组织差异，在极其广阔的中国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活跃、丛集着多种多样的亚文化群体。(35)这些通过革命者之间的人缘关系凝结而成的亚群体，需要全国性的中共革命领导人“永不疲倦”地以“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党性原则去加以规训、整理和引导。
一个革命者的斗争实践越是广阔多样，他的人缘越具有多重性，往往也就越有利于他跨越“边界”，畅通无阻地与不同方面的革命群体沟通融合。考虑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地中共组织大部分时间独立或者半独立的活动传统，一般而言，这样的革命者对于党领导全国斗争是一笔相当稀缺的政治资产。福建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解放军入闽时，大约有4000多名干部从太岳、太行地区调往福建，还从苏南地区商调了两套市级领导班子。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与当地的地下党发生了一些矛盾。从张鼎丞的经历可以发现，(36)他既是一位本地干部，又是南下干部，还在华中的军队中工作过一段时间，身处在多重人缘纽带的一个连接点上，因而可以在这些干部之间起到多方面的协调作用。(36)
解放初期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的徐运北后来反思治政经验时认为：“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领导核心的团结，有了领导核心的团结，就有了全体干部的团结”。(37)不必说，人缘就是人际团结的重要纽带之一。以广西为例，百色起义后，张云逸是红七军军长，陈漫远是红七军连指导员，李天佑是红七军军部特务连长。1949年中共入主广西前夕，莫文骅就提请被任命为省主席的张云逸向汉口中南局建议，选派那些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干部入桂工作。(38)不久，陈漫远从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参谋长任上调转为广西省副主席、省委第一副书记，李天佑则由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赴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40)
笔者以前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5卷、附卷1）为主，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省主席群体的人缘状况作了一番考察，主要涉及与其共事的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和副省主席等省政核心领导的组织经历，(41)旨在从组织背景方面探索和估量省主席过去与他们面对面接触互动，从而相知相稔的深浅程度(42)。结果是：
(1)在37个省级政区中，只有皖南、西康的党政军领导人之间基本上没有共事过的经历。换言之，95%的省（区）主席（行署主任）与其他省级领导在任职前至少具有相互了解的组织条件，对于能否称心应手地合作赴事胸中有数。当然，甘肃、新疆两省的主席，与他们各自的党、军区领导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组织经历（但是党与军的领导人之间组织空间上的距离十分接近）。即使他们不计算在内，具备与省级党政军领导结成相当人缘关系的组织性条件的省主席（行署主任），仍然占到了全部省（区）主席（行署主任）的89%。
(2)从组织经历上看，省主席与其他任何一个省领导面对面互动可能性比较低的，除了皖南、西康、甘肃、新疆，还有皖北、广东、广西、川南、川北、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和宁夏等省区。这些地方（皖北例外）的全境解放是在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基本上被打倒之后才实现的。当时，人民政权大体上已经在中国大陆打稳基础，部分省级地方政权在一定范围内的松动和“放宽”，不仅不会影响革命政权的主体，在西康、甘肃、新疆、广东、广西、陕西、青海等地还向各色上层人物展示了他们在新中国将可以得其所宜的政治前景，从而可以削弱、瓦解敌视新生政权的谋划和势力，底定中国全部疆土。(43)
(3)上述14个省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如果不一定要把省主席包括在内来考虑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西康、甘肃、新疆、广西、川南、川北、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皖南等地，可以发现其领导人之间的人缘关系相当密切。实际上，这11个存在着密切人缘的省区领导班子中只有甘肃、青海和西康等3个省没有包括省府主席。
(4)在我们研究的37个省区中，皖北、广东的党政军领导人就组织经历方面衡量（其他方面不论），不存在密切的人缘。甘肃、青海和西康等省的领导人中虽然具有比较密切的人缘，但省主席又不在其中。不过，在皖北、广东和甘肃等地，当时的曾希圣、叶剑英和邓宝珊等声望之著，从某种意义上都超过了其所在地方的其他领导人。这有利于涵盖、聚拢各自省区中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至于西康和青海，前者的省主席是西康人，后者的省主席是陕西人，且长期就生活和工作在西北地区，他们拥有这两省其他重要领袖所缺乏的地缘优势。
以上几点表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地区突然打开和扩大”，(44)革命者之间的人缘纽带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化源动力，在任命省（区）主席（主任）的过程中成为中共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三、地缘：省主席的活动舞台与1949年中共高级干部的地方身份
一个人政治活动的舞台限制着其政治活动的可能形式和实际效应。在中国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繁次数和空间范围还处于偏低的历史水平下，地缘（在这里主要指的是“省籍”）对于活动在民国各个省份的政治首领来讲具有十分微妙的意味。不仅本省人当本省都督，确实成为“辛亥革命后的自然趋势”，(45)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前夕，竟也乞灵于地缘这一象征性符号以图挽回逐渐失去的历史大势。1948年4月四川广安人杨森，其贵州省府主席的职位由黔省本地名流谷正伦取代。6月，湖南醴陵人程潜接替安徽全椒县的王东原出任湘省主席。7月，浙江杭县的祝绍周以“陕人治陕”为辞，把陕省主席让与陕西长安县的董钊。(46)1949年3月广西容县人夏威被免去了皖省主席的职务，继任者是安徽合肥县的张义纯。郭寄峤也是安徽合肥县人。1949年7月，其甘肃省主席的职务由甘肃导河县的马鸿逵兼任。到此时为止，除台湾、宁夏、青海和全境解放地区之外，国民党省主席的籍贯都在其本地。(47)
事实上，政治精英的地缘背景不仅仅具有许多相关研究所感兴趣的象征意义。地缘认同既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某种形式的交往实践的结果，这两者在理论逻辑上或有先后，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往往重叠。
地缘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具有理性的实践意义。例如前面提到的张明远，从1945年开始一直担任冀东公署的主任。新中国成立前夕调往东北局时，他别有感触，想起自己“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人熟地熟，工作起来会顺手些”。(48)人们处在陌生的环境时必然存在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沟通的障碍和情感的隔阂。由此不难理解张闻天在陕北总结白区工作经验时对干部地方化问题的深切关注。他对当地干部的特点和优点作了准确分析：第一、“对于当地的情形比较熟悉”，第二、“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张闻天还强调：“外面的干部如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并不比地方干部真正高明时，切勿任便调去担任指导工作。”(49)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之初则谈到中共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就是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50)他要求在解放区工作的中共外来领导干部，“将识别、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谆谆告诫他们：“只有这样，我党在解放区才能生根。”(51)1949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接管新解放的地区，明确指示已经解放了的各地局委：“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不带孩子、身体较好的女干部亦应注意抽调）。凡熟悉各该省情形而又能抽出者，均应抽出派回。”(52)
新中国成立前后，地缘情感依然是影响着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一个活跃因素。四川省参议会为了抗拒解放、“御匪于境外”，呼吁全川人士“保乡保家”、“增强地方武力”。(53)考虑到这一同样的文化逻辑，中共华南分局在1949年饬知所属，各地方实力派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之后，很可能以“保境安民”的姿态抵制解放军入境。10月，中共滇南、滇中、思普三区地委代表联席会议决议对云南新解放区的统战政策“应强调云南人民的地方色彩”，“强调云南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早日解放，只有团结一致反对蒋匪逃窜阴谋”。(54)
根据相关资料，笔者对本文所研究的开国前后中共领导下的省主席（行署主任）以及其他省（区）领导人的地缘（出生地的省籍）情况，作了一个比较性的全面考察，结果发现：37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1个政府主席（主任）的籍贯在本地，占到了总数的57%。而同级的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仅有10个属于本地人，比例是27%；省、区的地方军事组织首领，只有8人的籍贯在当地，比例是21.6%。与此同时，省主席（区主任）籍贯不在当地的16个政区中，内蒙、广西、贵州和宁夏等地的政府主席，其籍贯分别在紧邻的绥远、海南、湖南和陕西。他们任职之处和他们的出生地（即内蒙—绥远、广西—海南、贵州—湖南、宁夏—陕西），在地理风俗方面浑然相似，相互往来亦便利、密切，在历史上已经是某个声息相通的地域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大略而论，即使热河、浙江、川南、川西、川北、云南等地的情形，也与民国期间某种流行的“北方人在北方主政、南方人在南方主政”的文化心理相当吻合。(55)所以，如果仅以南、北为地理上的分类范畴，那么，政府主席（主任）中人、地两相适宜者可达84%。
至于苏北和松江两地的政府领导人，一个来自广西桂林，一个来自苏南，南与北、人与地之间似乎殊为乖异。但是根据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有关记载，苏北行署主任贺希明从1940年加入中共开始到任命为行署主任这近十年时间里，其活动、工作的地方一直是在苏北一带。苏北地区可以说是贺希明的“第二故乡”，他多半已经归化当地了。松江省主席冯仲云的情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离开清华大学后，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近20个春秋。他对东北山川草木的熟悉与情感，与对其江南故乡很可以一比。(56)
依此而论，37个地区中就有33个地区的政府主席（主任）属于人、地两相适宜，比例达到了90%左右。因此我们认为，地缘因素在建国之初省级政府负责人的任用考虑中具有非同一般的份量。其实，内蒙古、热河、吉林、松江、皖南、川东、川南、川西、贵州、云南、青海和宁夏等地，由非本地人士主持政府工作，也与中共各级组织领导成员地方身份的分布不平衡有相当的关系：直至建国之初党手中还比较缺乏既来自这些省区，又具有一定政治声望的高级干部以资调遣。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开卷处即说明了其收录的各组织机构领导成员的下限。根据这些说明，我们把进入其收录范围的中共各级组织领导成员作为考察党的高级干部地区构成时的范围和“底本”。不必说，他们当时是党的精华力量和骨干分子，大多在被选任为省主席（行署主任）的可能性的最大极限之内。考虑到解放战争时期或病或亡或其他原因，我们从中又筛选出任职时间涉及到1949年的（共约5442人），以提升“取材”的有效概率。即使这样，需要研究分析的中共干部队伍仍然是总体容量过大，而弄清他们每个人的籍贯生平更非易事。事实上进入中共领导人考虑范围的也不可能如此之广。如前所述，所选省（区）主席（行署主任）都须有一定的政治声望。由廖盖隆等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选收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去世的和在世的中央、地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以及各领域、各部门的著名人物17970多个，生平介绍资料比较可靠。为了缩小分析范围、增强分析的直接性和针对性，我们以其名字既被收入这本《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又载录了其在1949年所任职务者，确定为统计分析的对象。同时，盛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选收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有过一定影响的中共党员和与中国共产党有较深关系的非中共人士共10348人”，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把其中各级中共组织的一些领导成员确定为统计对象。如此，两方面叠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约有2625人进入了中共领袖们可以从中调用的高级干部之列。
最后，我们把这2625人的籍贯（以其本人的出生地为准），依据1950年12月的行政区划分别归入当时的有关省区，制成了如下表二。
从表二可以发现：拥有中共领导干部人数在30个以下的地方，其省（区）主席（行署主任）是外地的占到了67%（它们是热河、内蒙古、吉林、松江、皖南、川东、川南、川西、贵州、云南、青海和宁夏）；另一方面，表中拥有中共干部人数30个以上的地方，其省（区）主席（行署主任）是外地的只有21%左右（它们是苏北、浙江、广西和川北），即大约80%是当地的。正反两方面的数据演绎出当时一个共同的政治逻辑：一个地方所出的中共领导干部人数越多，其政府主席（主任）的籍贯在当地的可能性就越大，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在新中国前后选任省主席时还是尽可能地“就地取材”，通过地缘因素所具有的特别政治边际效应，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当地社会对新中国的接受、归附与忠诚。(57)
结语
人类的行为无所不在地受到了某种历史文化一定程度的包围、渗透、引导和限制。新中国之初的中共领导人此前主要是在民国的历史空间里从事革命活动，因此他们也难以超越民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影响。毛泽东曾向中共党员干部强调：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这一事实，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58)声望、人缘、地缘是民国复杂历史环境中的一些经常性构件，起源于有关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先验式的认识和情感，是促进社会凝聚、人际团结的重要因素。
我们从上述的研究中已经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任命的省主席那里，这些社会心理规则的具体实现形态和所服务的政治使命，虽然与民国时期其他政治党派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它们贯行的范围、表达的程度却是相当广泛和充分。
从上述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省主席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政治设置，他们在现实政治中植根并在特定范围的社会里扮演相应的政治角色，并不仅仅通过制度自身（因而是合法的）的指令性力量。声望、人缘和地缘这些非人为的文化因素在民国时期对于政治制度的运行，一直具有润滑性的和支持性的作用，往往能使制度焕发出超越其本身的边际政治效应。在新旧鼎革之际，它们的政治价值在当时国共两党心目中都因此大为上升。(59)为了消除有些人对于新中国的观望、猜疑和敌对情绪，团结、壮大自己的力量，对民国政治已有很深认识的中共领导人在选用省主席时，最大限度地关注并动用起声望、人缘和地缘等非正式的文化力量，使之参加到人民政治制度在各地的构建与运行之中。
声望、人缘和地缘，作为人们心灵活动的规则和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存在。但是，历史的主体（比如政党、政治领袖）并不完全受到它们的包围与支配。它们具有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性质也并不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驱动它们的历史主体。(60)当某一全国性政治主体的历史势力足够强大时，就可以使相当层级的声望、人缘和地缘等为其所用，并赋予它们以一定的政治方向。
注释：
①本文以1949-1950年间中共先后发表的第一任省人民政府主席为研究中心，具体地讲，是从1949年1月发表张苏为察哈尔省主席开始，到1950年4月发表廖志高为西康省主席为止。在研究省主席时兼及同样情况的省级行署主任（旅大行署除外）和自治区主席。为行文简便，以后除非有特别需要之处，否则不再加以说明。西藏地方和台湾省尚未解放，故不在讨论范围。
②这是毛泽东当时对于如何安天下的主张，参见其《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194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即使到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上仍然提醒：“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9、460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9-321页。
⑥邓小平曾经谈到，一个干部的“台阶”在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其“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程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27-628页。
⑧1949年底陈光甫因为托解汇款之事与上海中国银行国外部发生纠纷。时在广东主政的叶剑英俯从其意，特地电请上海市长陈毅，将此案交由银行公会断处。陈光甫由此在日记里言之凿凿：“叶为中共参谋长，陈毅曾隶属管辖，此电当有力量。”详见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⑨山西省主席程子华在北方各省区中级别比较靠前，但是1949年9月被任命为山西省主席之后，其仍在四野第十三兵团南下的征程中。事实上直到衡宝战役胜利后，程子华才北返北京，1950年2月到山西。但是不到一年，1950年10月他又被调往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省主席一职由副主席裴丽生代理。参见《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368页。
⑩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11)参见中共皖南区委《关于执行华东局减租暂行条例的指示》（1949年9月26日）、《关于当前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约在1949年5月），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附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12)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4-625、635-637、668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0-31页。
(13)叶剑英：《整顿内部纪律，健全机构制度（1950年2月11日）》、《在广州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4月1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编《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319页。1949年7月中共罗盘地委常委会拟定的《贵州工作问题提纲》中分析贵州的形势特点是：反动的党政军特各种统治残酷、普遍、深入，但我党组织基础弱，群众对我党认识差。（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8页）
(14)参见中共皖北区委：《关于皖北地区当前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指示草案》（1949年5月4日），《安徽省志·附志》。
(15)这是1949年端午节晚上，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在江西乐平写给远在山东临沂老家的长信中所讲述的一段切身经历。参见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家书抵万金（民间家书第一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260、105-107、311-31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18)参见乌嫩齐编《蒙古神骑兵》，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78、72和30等页；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剿匪斗争（1945年9月—1949年10月）》，1982年印，第12页。
(19)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第223-858页。
(2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4-645页。
(21)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301页。
(2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7页。
(24)《叶剑英在广东》，第67-68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07页。
(2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粟裕文选》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7)解放军四野某团每次新任干部到职之际，长期担任团副政委的郑文翰都得向他们谈谈“全团情况”（《郑文翰日记（解放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326、343页）。李钟玄也提到：1945年4月自己以前所在的连队，新任连长“刚来不久，还摸不清大家的作风”，结果“把大家搞火了”，导致战斗失利。（《李钟玄战斗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28)参见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301页；赖若愚：《山西省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1949年9月1日）》，李茂盛、王保国主编《当代山西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9)李国强选编《邵式平书信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1页。
(30)参见《叶剑英在广东》，第82页；叶飞：《征战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页；《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第69-71页。
(31)张明远：《我的回忆》，第307-308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89-291页。
(33)这不仅可以从中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找到比比皆是的印证，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亦有此言外之意（《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779-784页），以及毛泽东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63-364页）
(34)参见《宋任穷回忆录》，第331页。
(35)毛泽东多次指出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53、364页。
(36)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第1603、1620-1621、1625、2182、287、310、298-300、583-586页；第3卷，第1256、1446页；第4卷，第319、326、286页等。
(37)叶飞：《征战纪事》，第301页。
(38)《回顾贵州解放（二）》，第16页。
(39)《莫文骅回忆录》，第614页。也可参见张云逸：《给陈毅、饶漱石的信（1949年8月27日）》，中共文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
(40)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第1744、2062页；附卷1的第418页；第5卷，第644页，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41)各地以省主席（位列第一者）、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和副省主席为次序，一人兼任数职者不重复列出：河北（杨秀峰、林铁、孙毅、罗玉川），山西（程子华、肖文玖、裴丽生、王世英），平原（晁哲甫、潘复生、刘致远、贾心斋、韩哲一），热河（罗成德、李运昌、阎顾行、杨雨民），察哈尔（张苏、杨耕田、王平、李济寰），绥远（杨植霖、高克林、姚喆、奎璧），内蒙古（乌兰夫、哈丰阿），辽东（张学思、洛甫、边章伍、杜者蘅），辽西（杨易辰、郭峰、程世才、仇友文），吉林（周持衡、刘锡五、邱会魁、于克、徐元泉），松江（冯仲云、张策、季铁中、李范五、李延禄），黑龙江（于毅夫、张启龙、于天放、杨英杰、王梓木），苏北（贺希明、肖望东、张震东），苏南（管文蔚、陈丕显、刘季平、陈国栋），浙江（谭震林、王建安），皖北（宋日昌、曾希圣、郑抱真、李云鹤），皖南（魏明、谢富治、刘飞），福建（张鼎丞、叶飞、方毅），江西（邵式平、陈正人、陈奇涵、范式人、方志纯），山东（康生、张云逸、郭子化），河南（吴芝圃、张玺、陈再道、牛佩琮），湖北（李先念、王任重），湖南（王首道、黄克诚、肖劲光、袁任远、谭余保），广东（叶剑英、方方、古大存、李章达），广西（张云逸、陈漫远、李任仁、雷经天），川东（阎红彦、谢富治、王近山），川南（张国华、李大章、杜义德、郭影秋、刘披云），川西（李井泉、张祖谅、阎秀峰），川北（胡耀邦、韦杰、秦仲方），西康（廖志高、刘忠、张为炯、鲁瑞林），贵州（杨勇、苏振华、陈曾固），云南（陈赓、宋任穷、周保中、张冲），陕西（马明方、杨得志、张邦英、张凤翙、韩兆鹗），甘肃（邓宝珊、张德生、许光达、王世泰、马鸿宾），青海（赵寿山、张仲良、贺炳炎、廖汉生、喜饶嘉措、马朴），宁夏（潘自力、王道邦、李景林、马鸿宾、孙殿才），新疆（包尔汉、王震、彭德怀、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
(42)组织经历仅是形成人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值得强调的是，这些组织经历对于相互之间的熟稔相当关键。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自己过去对陈云“还有些不了解”，但是，“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3日）》，《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43)参见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26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04-405页；赵正楷、陈存恭合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163-164页。
(44)参见中共皖北区委：《关于皖北地区当前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指示草案》（1949年5月4日），《安徽省志·附志》。
(4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7页。
(46)参见张骏：《胆识过人的祝绍周将军》，《传记文学》（台湾）第46卷第1期，1985年1月。
(47)参见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下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地方之部”。宁夏、青海两省，其主席都来自附近的甘南地区。宁夏、青海两省，其主席都来自附近的甘南地区。
(48)张明远：《我的回忆》，第302页。
(4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52页。
(5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页。
(5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0页。
(5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26-328页。
(53)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135页。
(54)《华南分局领导同志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9年）》、《滇南、滇中、思普三区地委代表联席会议关于联合军事行动的决定（1949年10月17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50-56、153-157页。
(55)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56)贺希明、冯仲云的有关经历可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3、4卷。
(57)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曾指示过其下属领导干部：“对于政权工作，必须大量提拔当地党内外干部，外来干部只能个别参加。”参见《华南分局给李、周、钟、庄、郑、朱、杨的电报（1949年5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57-59页。
(5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1页。
(59)有时论以为，国共双方“军事若相持不下，那就看争取民心的工作，谁胜谁负了”。（邓芳乾：《甘肃与革命竞赛》，《中央日报》1949年4月17日，第3版）为争取民心，陈诚以自己在台湾的作为向全国表示要“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台湾的新政》，《中央日报》1949年3月14日，第3版）而当时的民意机关也甚为得势，江苏省临时参议会的“数十尊大炮竭尽职责”。（《隔江烽火声中苏临参会在镇举行》，《中央日报》1949年3月10日，第3版）
(60)新中国成立前后省主席的声望、人缘和地缘具有瓦解、摧毁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价值。但是历史辩证法的微妙之处在于，当其锋芒所指的敌人基本上被打倒之后，省主席自己对这些文化因素的继续运用往往在新中国内部激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批评和反对。参见薄一波为《方方文集》写的《序言》）1949年10月中共中央给二野前委的一项指示也有助于深刻领会此中意义的悄然流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