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现代书评的发展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书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书评是相对于古代书评而言的，它的出现以报纸杂志成为书评的传输渠道为标志。现代书评与古代书评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它脱胎于古代书评，而又在现代文明的关怀下超越了古代书评，中国书评文体的发展至现代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现代书评最早见于1857年美国人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期刊《六合丛谈》，该刊第一期登载了英国人韦廉达的《约书说略》。而据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载，甲午战争前的中文报刊不仅种类和发行数量少，且都是短命的，影响极为有限，亦未见发表有影响的书评，真正有影响的书评首先来自19世纪90年代变革自强的风浪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书评开启了现代书评之先河。因此，研究现代书评的发展，我们认为应从这里开始。那么在前后一百余年的历程里，书评的发展脉胳又是如何的呢？
一、早期（1895—1949）
早期书评是伴随着国人第一次办报热潮而来的，跨度五十余年。这是一个政局异常动荡，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充斥其中，思想文化领域在苦苦寻求出路的时期。作为现代书评的最早形态，此时期书评的特点突出表现为：
1.论说对象以政治性和文艺性书籍为主
政治性书评的出现与政治家利用书评宣传其思想、观点、见解有关，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这类书评中影响较大的一是19世纪9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书评。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战前还较为微弱的变法维新的呼声，迅速发展成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并导致了一场群众性的维新运动。维新思想家为了传播其思想，促进变法活动的开展，创办了一大批政治、文化刊物，充分发挥报刊的宣传作用。他们通过报刊传播新事与新知，介绍与变法有关的西方思想，此中书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严复在《国闻汇编》上署名发表了《天演论》等译作，以边译边加按语的形式，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学说，并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也适合于人类社会，在思想理论上为变法提供了根据。这些按语，实际上就是书评。再如梁启超主持《时务报》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书评文章——《沈氏音书序》、《西书提要》、《读〈日本书目志〉》等等更是通过具体的书评大力宣传其变法思想。
二是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书评，这些书评宣传与改良派截然不同的革命主张。此中最有影响的是发表在《苏报》上的关于邹容《革命军》的书评——《介绍革命》、《读革命军》和章太炎写的《革命军序》，文章概述了《革命军》的主要内容，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是震撼人心的“雷霆之声”。书评因毫无顾忌地宣传革命主张而引发了近代历史上著名的“苏报案”，最终是当事人章太炎、邹容被判监禁，而《苏报》“永远停刊”。但这场经历十个多月的官司，却因传媒的广泛报道而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影响，《革命军》一书也一再翻印，成为当时三十余种革命宣传小册子中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
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生力军的书评。这些书评主要发表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目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与科学。例如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夕，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向读者介绍“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引导人们关注并正确了解这一学说，并澄清对这一学说的“许多误解”。在倡导文学革命中，《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大量评介西方现代文学名著，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滋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至于此时期出现文艺性书评，我以为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与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有关。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的统治，进步人士不能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转向文艺这种形式；二是五四新文学的成就，大批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作品，丰富了书评论说对象；三是与专业性、文艺性的报刊出现有关。而就实际情况看，此类书评比政治性书评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是流派纷呈，如有人生派、艺术派、新人文主义、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等派别，显示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另一方面批评家们的批评心态似乎是一致的，“他们无法漠视日趋凋敝的社会现实，也最终无法摆脱传统中国知识者的文化心理规范”，“他们倾向于拥有某种关怀的批评心态”，“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以及“数千年来为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起来的实用理性精神，使他们习惯浸润于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和参与政治的热情之中”（注：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1、295—296、324、322、323页。）。正因如此， 本时期的文艺性书评就其目的而言，显示了强烈的实用性，大有与政治性书评殊途同归的意味，而纯粹文学意义的书评却不占主导地位。
文艺性书评对于本时期的书评实践来说，因其数量多，品位高，成就最为突出。
就其数量而言，此时期许多作家、批评家都有为数不少的书评，如鲁迅、茅盾、郭沫若、李健吾、巴金、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萧乾、朱自清等，在他们的批评文库里有相当数量是书评。
就其品位而言，书评家们以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特有的艺术秉赋投入创作中，给我们留下了书评的精品：鲁迅曾“作成了我国第一流的‘序跋’文字”（注：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1、295—296、324、322、323页。）， 如《柔石作〈二月〉小引》、《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萧红〈生死场〉序》。茅盾以其精湛的品鉴能力，及其蕴藏于心智深处的对文学新走向的敏感，写出了代表时代最高水准的书评论文，如《读〈倪焕之〉》、《王统照的〈山雨〉》。李健吾的书评倍受朱光潜的欣赏，被评价为“书评成为艺术时，就是没有读过所评的书，还可以把书评当作一篇好文章读。书评成为文学批评时，所评的作品在它同类作品中的地位被确定，而同时这类作品所有风格技巧种种问题也得到一种看法。”（注：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1、295—296、324、322、323页。）如李健吾评芦焚《里门拾记》。萧乾的书评通过语言文字织成网，通过意象所构筑篱笆；他钻了进去，体验着作者告诉他的一切，展开自己才情风发的议论（注：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1、295—296、324、322、323页。），如《评〈青的花〉》。 这些书评无不别具特色。
2.论说方式表现为论文式与序跋式并驾齐驱
在中国古代书评里，序跋式书评是主要的形式，论文式书评并不占主导地位。到了现代，这种状况在发生变化，在书评论说方式的选择上
论文式书评在本时期得以发展，主要原因有二：从理论上说，与西学东渐有关。西方理性思辨的批评方法的引入对于我国传统的、只偏重直觉和经验、不太注重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的批评方法自然是很大的冲击，再加上“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日益开放通达的时势使人们越来越不可能再像古代文人那样具有共同诵读薰习的条件，传统的阅读批评‘圈子’被打破，文学批评越来越兼具文化信息传播的功能，光靠悟性的点拨不行了，理论化、明晰化、系统化就势必成为批评所要追求的目标了。”（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而从实践上看， 一些对西方文化颇为敏感的文人学者身体力行，付诸实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新闻界有维新派在实践中创造的报刊论说文体，其代表作是《时务报》、《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等人的论说，故称“时务文体”、“新文体”、“报章文体”。这种在中文报刊上发展起来的文体，具有自由奔放、平易流畅、新颖生动、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特点，曾风靡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报纸文风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它的发展成熟也为论文式书评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例如为了更直接地影响舆论，《中外纪闻》、《时务报》等维新派刊物经常在所载译文的后面加按语，这种按语少则几十字，多则几千字，即事而议，借题发挥，随时表明编者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均带评论性质。这在当时来说，是报刊政论的补充，而实际就是现代论文式书评的最初形态。这是新闻界的实践情况。而在文艺界，最为著名的当举王国维为现代批评所作的垦拓和奠基工作。他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第一次站到哲学与美学的高度，对《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作总体考察，肯定《红楼梦》是完全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等级的‘绝大著作’。在王国维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未有过以如此系统的哲学和美学理论对作品进行批评的论作，其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总体评价中采用的是富于逻辑思辨的分析推理，这种批评眼光与方法，连同它的文章体式，都使当时学术界和批评界感到惊奇不已。”（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它强有力地刺激了学人的思维，并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批评是否应拓展自己视野的思考。这篇《〈红楼梦〉评论》是文学批评中现代批评的开篇，也是文学性书评中现代论文式书评的开篇，为以后这类书评的写作提供了借鉴模式。
论文式书评在现代书评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使之在数量上可与序跋等量齐观，说明了书评文体发展的新走向。
3.理论研究的倡导与书评实践的自觉
中国书评在漫长的古代发展历程中仅有实践，而理论研究却是空白。进入现代以后，随着书评数量在报刊的慢慢增多，这种文体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书评研究始开先河。叶圣陶、李健吾、林语堂等均就书评的理论问题发表过看法，而能够产生影响的当数萧乾。萧乾先生1935年大学毕业论文《书评研究》被视为书评理论的开山之作，因为该论文阐述了有关书评的若干理论问题，如书评的前景，书评与批评的联系和区别，书评家的品格与素养，书评的准绳与写作等理论问题，并初成体系，“而在他之前我国还没有人系统地讨论过‘书评’的问题”，因此，“他的工作无疑有着拓荒的意义”（注：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1、295—296、324、322、323页。）。 与此同时，由于该论文的目的是站在严正的立场为书评张目，“把被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书评推上正式的批评台阶”（注：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第3、221、 295—296、324、322、323页。），因此，在论文中他十分注重纠正人们对书评的偏见，以提高书评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在出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他还身体力行，组织书评队伍，利用《大公报》这块园地开办书评专刊，让一批名家就书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看法，书评由此形成一种声势。理论的倡导以及实践的自觉，为后来书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范式，对书评文体的良性发展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近期（1949—1997）
本时期是书评文体发展较为独特的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书评既走了弯路，又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由于在指导方针问题上，我们党曾走过弯路，因此，建国后到文革这段时期的书评，虽然作为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始终受到关注，如中宣部曾于1954年发过《关于加强报纸杂志上的图书评论的指示》，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央和省（市）的报纸及部分的机关杂志应建立图书评论工作，积极地组织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教研室、文艺团体及其他机关中的作者参加写作，尽可能使图书评论栏成为报纸杂志的经常内容。”但实际上此时期的书评并不是真正对书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是被扭曲了，很大程度上成了极左路线的工具。如此看来，书评被局限了，失去了其丰富性，文体不是发展了，而是停滞了。
真正给书评带来起色并把它引上健康发展轨道的，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我国的出版事业迅速恢复并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很突出，1984年出书品种已达4万种， 印行60亿册。从出书的数量来看，我国已跻身于世界先进出版大国的行列。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出书品种的增加，要求书评工作也紧紧跟上。出版事业存在的问题需要书评去批评；读者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也需要书评去指导。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宣部出版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全国图书评论工作会议”（1985年5月8日至15日）。这是建国以后，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书评会议，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上，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和副局长伍杰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与会代表交流了经验，并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 中宣部还于该年7月1日以通知的形式批转了该会的“会议纪要”， 强调“搞好书评对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指导读书活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次会议对促进书评的发展无疑是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因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鲜事如“书评学”课程在大学的开设，《中国图书评论》的创刊，各大报刊书评专栏的开辟，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的成立以及“中国图书奖”的设立等等，为书评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机遇，提供了阵地，提供了精神力源。书评由此获得了超越前代的令人瞩目的发展。其具体表现在：
1.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自80年代末以后，我们陆续看到了有志于书评事业的学者们理论研究的新创获：如王建辉的《书评散论》（1989），吴道弘的《书评例话》（1991），徐柏容的《书评学》（1994 ）， 孟昭晋的《书评概论》（1994），徐召勋的《书评学概论》以及其他一批有份量的书评学论文。在这些论著中，学者们以自身的学术素养和书评实践共同探讨书评的学术问题，体现了学科研究主体意识的增强，给沉寂多年的书评界带来了一股动力。这些论著尽管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如书评的定义，书评的起源等见解不一，或者体系上还有不够完整严密的地方，但就其成果而言，毕竟比前期发展了、丰富了。而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并直接推动书评文体创作的繁荣。
2.形式丰富，种类齐全
本时期书评形式丰富，种类齐全，可以说是现代书评集大成的时期。
书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发展，形式上已趋于齐全、定型。进入近现代，由于西方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论文式书评超越了古代批评的思维模式而获得崭新的意义。而序跋式书评也因报刊杂志的产生而摆脱了对原书的依附性，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进入当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书评形式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见丰富。除大量论文式、序跋式书评见诸报刊杂志外，一度曾少见到或匿迹的书评形式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由著名学者李学勤、吕文郁二位先生主编的《四库大辞典》（1996年出版）就是一例。这本“我国迄今卷帙最为浩繁，内容最为详备的一部题解式目录学巨著”（注：丁鼎：《书山之门径学海新津梁》，载《中国图书评论》1997年第2期。）， 就是一部当代的目录提要式书评。该书是为了补充、修订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编纂的。一方面它补充了当时由于学术偏见而较少收录的佛道典籍和历史小说、戏曲作品；另一方面还在评价中纠正了清统治者出于文化专制需要而窜改了的文字，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而作为书评较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容更全面，更精要，更具学术性。再如新评点本的出现。明清时代评点已走向成熟和繁荣，但到了现代却似乎消失了，起码在公开的出版物里，我们见不到评点本。让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形式从此销声匿迹，中国当代学者实有不甘。于是在80年代中，由当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其中收录了不少关于古代评点研究的论文，可见研究者们对这种评论形式的关注。而到了90年代，作为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实践，漓江出版社设计了一套《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约请今人评点古典文学名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见到了王蒙评点的《红楼梦》和李国文评点的《三国演义》等。他们以其对社会的真知，凭人生的历练和在文学上的圆熟通透，评点名著，自成一家，其见解独到，充满现代智慧，“所评所点，堪称古典文学名著现代读法”（注：聂振宁：《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见《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总序，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一些以轻巧、活泼见长的随笔式书评和以访谈或讨论会形式结构的对话式书评也常见于报刊杂志。所有这些书评形式注入了当代学者的智慧和思想，常能让人耳目一新。
当代书评除形式丰富外，种类也异常齐全。如既有出自图书出版工作者之手有关选题、装帧之类出版业务的专门性书评，也有出自普通读者之手有关某部书的看法的群众书评；既有面向专业学者的学术书评，也有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书评；既有就某部书所作的专书评论，也有系列丛书或一定时期、一定区域所出版图书的综合书评，可谓应有尽有。
3.视野开阔，题材广泛
现代书评更多地关注文艺性图书，而当代书评却重新把视野扩展到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交叉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同时还更广泛地论及外国图书。在一些权威的书评刊物如《读书》、《中国图书评论》里面，每期我们均可读到不同学科、译著的书评，这就使当代书评在评论的视野上较之以前各时期的书评更显开阔。与此相适应，当代书评在题材开拓上也越来越宽，除以前关注的题材外，近年来少儿题材、妇女题材、农村题材、宗教题材等被人忽视的题材也走进了书评者的视野，并产生了一些有份量的书评。评论视野的开阔和题材的拓宽，说明了当代书评内容的丰富，而这种丰富是前期书评难以企及的。
当代书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正如每一学科在其发展历程中都需要不断完善一样，书评学要走向成熟和繁荣，也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其一，书评的数量虽较之前期大大增加了，但与目前我国图书出版量已逾十万种的现状相比仍很不适应。其二，尽管读书界、出版界都需要书评，但现实文化生活中，书评并没有“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得到人们应有的信赖和尊重，反而微词不断，甚至被与“托儿”相提并论。其三，尽管人们在提高书评的质量方面作出了努力，但真正有份量的书评仍如凤毛麟角。其四，理论研究还显得底气不足。所有这些问题都需引起重视并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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