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后保管模式及口述史方法构建城市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模式论文,城市论文,史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部门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现状与缺陷
档案界进行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始于青岛，2002年起，青岛市政府拨出专款，由青岛市档案馆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之后，很多城市的档案馆，如武汉、长沙、广州、上海等也纷纷开始城市记忆工程建设。这些档案馆开展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一个显著共同点，是运用摄像、照相等技术手段，对城市的旧城、遗址、古建筑进行拍摄、录像。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及城市化而言，这的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保存其历史旧貌从而保存其部分城市记忆的重要手段。但一个城市的记忆不仅仅是这些现今仍存在的或可能将消失的物化的建筑和历史街道，还应包括这个城市中的主体关于城市的记忆。而构成城市记忆的主体，既包括我们俗称的精英阶层，也包括所谓的草根阶层或普通民众。哈拉尔德·韦尔策在《社会记忆》一书中把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城市记忆是一个城市范围内的社会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记忆也是一个城市范围内的各种主体或全体成员的记忆，甚至有学者认为城市记忆是各记忆主体(个人、群体、阶层、组织等)从他们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出发而建构的，也是他们博弈的结果。但一个城市的这些主体有关城市的记忆往往又是分散的且部分留存于个人头脑中的，如何将这些主体记忆收集并留存下来，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城市记忆呢？后保管模式及口述史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和实施。
基于后保管模式构建城市记忆
主体有关城市的记忆往往会以档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档案大多是我国《档案法》中规定的属于个人所有或集体所有的档案，而这些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往往又是非常分散的，可能散存于个人或某个组织、机构中，需要档案馆努力去寻找、收集、集中起来。我国很多档案馆因此也将收集这些分散的城市记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比如“上海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到，要完善“上海城市记忆”，要加强对民生档案的接收，要积极拓展档案收集渠道，有计划、有重点地征集散存在境内外的涉及上海的珍贵档案，不断完善馆藏档案结构。要不断丰富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档案信息资源。在此所用的“征集”一词也是目前大多数档案馆在收集、集中城市记忆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或理念，其含义即是指档案馆要拥有档案的实体，既可是档案原件，也可是复印件。据笔者了解，很多档案馆每年用于征集一些重要档案的经费达几十万元甚至更多。当然如果在条件允许、经费充足的情况下能征集到某些珍贵的档案，丰富、完整城市记忆固然是好，但如果一些属于私人所有的档案其所有者不愿捐赠或出售，我们档案馆可以怎么做？又或者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是否我们仍需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征集”实体档案入馆呢？笔者认为，后保管模式可以给我们今天数字时代城市记忆的构建提供一个新思路。
后保管模式是随着后保管时代这一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强调的是档案保管模式、档案工作者的角色等在后现代时代的转变。“后保管时代”这一概念在档案界最早是由美国档案学者F.Gerald.Ham在1980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上提出的。他认为大量电子文件的产生使得“后保管时代”到来了，在这一新时代，档案工作者须将其角色从实体文件的保管者转变为数字文件的管理者。在Ham的理念基础上，1991年David.Bearman提出，档案工作者不应再仅限于对文件进行实体控制，而应集中于通过详细的著录系统对文件进行知识控制。Bearman的观点在当时备受争议，因为很多人坚持对档案的实体保管是保证档案真实性的必要要素。但今天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认同了Bearman的观点，加拿大档案学者Terry.Cook明确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档案学研究范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要求档案工作者不再将他们自己视为继承遗产的被动的保管者，而是集体记忆的积极铸造者。
在今天数字时代构建城市记忆过程中，运用后保管模式主要是指对于属于私人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关于城市记忆的档案，档案馆可以和其所有者协商或签订协议，将这些档案数字化。所有者仍拥有这些档案的原件，但档案馆可使用其数字复印件。这种后保管模式可有效地解决城市记忆征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难题，比如对于个人而言非常珍贵的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对于其所有者在情感上而言，是不可能或难以做到将这些档案捐赠或出售的；而对于一些库房容量有限的档案馆而言，要将所有有关城市记忆的珍贵档案实体进行保管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采取这样一种后保管模式构建城市记忆无论是对这些档案的所有者还是档案馆而言，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而且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这种模式也是完全可行的。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学系助理教授Michelle.Caswell参与创建的“南亚裔美国人数字档案馆”(South Asian American Digital Archive)就是基于后保管模式创建的一个数字档案馆。该档案馆创建于2008年，目的是为了保存南亚裔美国人这个族群的记忆，并将这些珍贵记忆提供利用。因该档案馆属非营利性机构，其资金有限，不可能有实体的库房保存实体档案。因此，该档案馆的创建人就采用后保管模式，仅将这些记忆的数字复印件集中并建立此数字档案馆进行保存和提供利用。该数字档案馆建立之后影响较大，去年该馆用户人数已达23000，2012年《纽约时报》曾对该数字档案馆进行了专门的介绍。
运用口述史方法丰满城市记忆
主体有关城市的记忆有一部分是留存于这些主体的头脑中，特别是有关城市较为久远的记忆，其主体大多是年龄较大的老人，因此，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对于档案部门城市记忆建设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对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国内外有很多种，本文所论及的口述历史，笔者更多强调它是一种方法，是通过运用一些记录工具，获得历史资料的一种方法。它是构建城市记忆的重要方法，当然这种方法的运用所得到的历史资料也被学界称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一个相对而言较新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目前一些历史学者、新闻工作者正纷纷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从不同角度记录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生活。但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的基本理念应该是让人民通过“口述”的途径来撰写一部人民自己的历史，讲述他们在某个特定年代的真实生活及体验，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所谓正史，而正史大多是依据历史上的某一既定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由官方或学界编撰而成。从这些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常常很难一窥当时真正的社会风貌。也有学者从城市记忆与口述历史的关系角度提出类似的理念，认为文献、档案等文字资料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和社会精英的政治活动，通常成为宏大叙事的资料来源。而即使对这些政治活动尤其是其细节，光靠档案或文字资料有时也是无法了解其详的。而丰富的历史细节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历史真相和本质的认识，有时甚至还会改变对历史本身的看法。至于社会生活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意义的档案资料则记录更少。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是城市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就需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予以记录和保存。因此，口述历史在保存城市记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见，很多学者都倾向认为口述历史是保存底层民众或普通民众记忆的重要方法，笔者完全赞同。如前所述，城市记忆不仅仅包括所谓的精英阶层或主流阶层的记忆，还应包括普通民众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来构建城市记忆可以展示丰富多样的城市历史原貌，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口述史构建城市记忆的原因。但较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较少有档案馆从此角度来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构建城市记忆，档案学界也较少从此角度来研究城市记忆和口述历史的关系，目前我国一些档案馆开展的口述历史工作大多“是为配合某项重大纪念活动的临时性行为”或仅关注一些档案馆认为是重要的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鲜少关注底层民众或普遍民众有关城市记忆的口述历史，而这部分普遍民众有关城市记忆的口述历史也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运用口述史方法构建城市记忆时最容易引起争议或最受质疑的是这些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很多人认为口述者的记忆是会有偏差的，其口述的内容不一定是真实的。对于这个问题档案学界也曾有过一些争论，笔者认为口述历史的内容可能与事实存有偏差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偏差并不会影响口述历史作为城市记忆构建重要方法的价值所在，因为当我们就同一主题对不同群体或个体进行口述历史记录时，尽管这个群体或个体的口述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矛盾、冲突，但“这些不同的叙述却会产生抵消效应，从而可以提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笔者曾就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口述历史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过探讨，他们认为口述历史的内容可能会因为口述者个人的情感、时间久远等原因产生偏差，但是这些内容有偏差的口述历史是我们全面研究某一事件或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的重要材料，它们和其他的档案或其他人的口述历史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到历史的真相。因此，口述历史作为构建城市记忆的重要方法，其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城市记忆包括这个城市的主体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忆，而这些主体的记忆往往是分散且留存于这些主体头脑中，运用后保管模式及口述历史的方法可构建更为完整、更为丰富的城市记忆，也为我国目前各地档案部门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后保管模式的运用既可尊重有关城市记忆的档案所有者的个人情感，又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给档案馆带来的机遇，进一步丰富城市记忆；而口述历史的方法既可使一个城市的记忆更完整，同时也是今天数字时代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