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段祺瑞十年间的政治关系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李大钊论文,关系论文,段祺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738(2001)02-0025-04
李大钊与段祺瑞，可谓同时代中两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进步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并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和执政、皖系军阀的头子、封建专制独裁者和卖国贼。史料表明，李大钊与段祺瑞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交往和接触。但是，从1916年到1926年的十年间，他们作为同时代的政治人物，都在同一个社会政治大舞台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共同的社会政治背景把两位截然不同的历史人物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他们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本文就此加以略述，以期待于专家与同行的指教。
一
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之前，北洋军阀政府的头子是袁世凯。李大钊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和认识上，曾有过误把他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大总统加以拥护的教训。遭受洪宪帝制劫难之后，李大钊在对待严肃的政治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虽然他热切期望早日恢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没有急于寄希望于新的当权者段祺瑞，而是对这位政府总理持谨慎的观望态度。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李大钊同许多人一样，迫切希望早日“复活”和“再造”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认为，袁亡之日，即是“中华再造之始”。李大钊还具体规划了“青春中华”的理想蓝图，这就是以“与‘南京临时约法’居于同等之地位”的“云南宣言之精神”[1](p.239～248)为指导，建立一个人民享有“教授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1](p.244～245)的、地方分权的、各党各派互存互竞的、“名实相符之立宪政治”[1](p.239～240)制度。
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呢？依靠什么势力和人物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代表者。前者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彻底推翻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可谓反段派；后者主张用改良的方法对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及其代表人物加以改造，使其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逐步建立立宪政治制度，可谓拥段派。当时在李大钊私交颇深的友人中，既有反段者，也有拥段者。但是，李大钊并非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平庸之辈。他对时政及政界要人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摆脱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偏激浮躁心理，并没有立即对段祺瑞表示反对或拥护的态度。李大钊这种深邃持重、成熟老练、不偏不倚的独特思维方式，既反映了他显明的个性特点，又表明了他独具特色的政治品格和见解。其政治立场是介于国民党激进派和研究系之间，对段祺瑞及其政府既不盲目拥护也不简单地反对，而是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这是他探索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之路的必经阶段。诚然，由于他到达理想彼岸的心情非常迫切，所以他不可能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他要继续探索，继续前进。
二
但是，李大钊这种充满浓厚理性色彩的美好蓝图与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决定了他前进的道路不是宽广、笔直、平坦的光明大道，而是有障碍、有陷井、有十字路口，往往容易出现曲折，甚至误入歧途。1917年初，由于对德外交问题和府院之争问题的发生，使李大钊在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迷了路，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了拥段的一边。《甲寅》日刊初期的李大钊，对段祺瑞采取了完全支持，拥护的态度。
（一）支持段祺瑞对德绝交宣战的主张
在对德外交问题上，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存在着尖锐矛盾。黎主张严守中立，段主张绝交参战。这期间，李大钊先后发表《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我国外交之曙光》、《中德绝交后宜注意西北》、《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问题》等文章，要求中国政府坚决站在美国等协约国一边；赞扬段祺瑞政府对德抗议“实为我国数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1](p.276)；认为国人应“秉其同心同德捍御外侮之精神”[1](p.325)，支持段祺瑞的对德外交政策。
（二）反对国人反段限段的言行
李大钊认为，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国民当一心一德以御外侮，而为政府之后盾”[1](p.328)。他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一致与民望》、《爱国之反对党》等文中指出，国人不应在外交问题上“攻诘政府”和作为“攘夺政权”之具[1](p.304)，认为在国家多难之秋，根本就不应该有“政府反对党存立之余地”[1](p.328)，即使有，也应做“爱国的反对党”。而爱国与否的标志，就是看其是否拥护段祺瑞的对德绝交、宣战主张。他还希望各派政党应放弃成立“联立内阁”和实行“平民政治”的主张，“举其信赖之诚以为政府盾”[1](p.279)。
（三）为段祺瑞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劣迹丑闻辩解
当时，有人对段祺瑞政府借外交手段加强对内专制统治的阴谋表示过忧虑。而李大钊则断定那种认为“政府将借对外为口实，而久尸军事内阁之名，以行其武断统治”[1](p.297)的疑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战争时代，实行“军事内阁”是世界潮流；而战争结束，军事内阁将自行告终，平民政治之精神重新复活。1917年4月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段汝骊受贿案被揭发，社会舆论大哗。有人对现政府是不是立宪民主政府提出了怀疑。而李大钊在《受贿案与立宪政治》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案件，“若在专制时代”决不会被揭露，“此案之发觉，直可谓为立宪功用之所赐也”。因此，他表示“不以新人物中之有一二罹罪恶者而全失望于今朝”[1](p.458～459)。
三
对于李大钊曾拥护过段祺瑞的这段历史事实应怎样看待呢？为什么曾有过拥护袁世凯的历史教训的李大钊又陷入了拥护段祺瑞的迷途？究其原因，总的说来，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亟变之世的政治气候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段祺瑞的反动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容易让人上当受骗
李大钊拥段，首先是因为这位被拥护者本人有他被拥护的特殊原因、条件和资本。段祺瑞虽是袁世凯的一员得力干将，但对袁世凯称帝采取谨慎观望和消极抵制的态度。护国战争爆发后，袁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活动失败后，段为独揽军政大权，又胁迫袁世凯辞去总统职务。这使不少人误认为段是反袁“英雄”。段祺瑞执政后，很快与南方进步党、国民党罢战言和，实现了短暂的“和平”。同时，他还恢复了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承认《临时约法》的历史地位。这又给人一个“民主领袖”的假象。由于段祺瑞靠伪装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使李大钊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对他抱有幻想，试图以他为中心人物，以北洋军阀势力为中心势力，在此基础上“再造青春中华”。起初，李大钊对段祺瑞还存有戒心和提防。但当对德外交问题发生后，强烈的爱国心使向来沉着冷静的李大钊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他不了解段祺瑞对德宣战是实现专制独裁和亲日卖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重大步骤，认为对德绝交宣战可以收回中国失掉的权益，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民的精神面貌，因此全力支持、拥护段祺瑞的对外政策。段祺瑞短暂的良好形象以及他打出的对德绝交宣战旗号的极大迷惑性，是导致李大钊拥段的重要原因。
（二）把北洋军阀政府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李大钊拥段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除了短暂的流产的帝制外，名义上一直保留着民主共和的体制。这种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两面性，使人们很难认清其本来面目，以致于阴差阳错地把北洋军阀政府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政治阅历颇深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及进步党人梁启超等也曾有过这种认识，而经验不足的李大钊自然更容易上当受骗。段祺瑞上台后，旧府换了新人，李大钊就认为被袁世凯践踏的民主共和已“复活”。1917年初，他写了《回春之北京》和《元宵痛史》等文章，认为“今岁与去年已大不同，去年则人怀戒惧，今岁则共庆升平”，这种幸福是“共和复活之所赐”。因此，他高兴地喊出了“共和万岁”的口号[1](p.269～270)。由于李大钊认为共和已复活，所以，他实际上把段祺瑞统治下的北洋军阀政府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既然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段祺瑞又是这个“共和国”的总理，那么，拥护段祺瑞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李大钊从维护民主共和的热忱出发，引出了拥段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和自己的主观愿望相反的后果，其拥段是误把北洋军阀政府当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加以维护而造成的客观效果。
（三）章士钊及其调和论的影响，是李大钊拥段的更直接的原因
《甲寅》日刊时期，李大钊在思想上、政治上受章士钊的影响最大。在思想上，章士钊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新旧极不调和的矛盾现象，提出了一套调和主义的理论，“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2](p.97)，缓和与调解新旧矛盾。李大钊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推崇备至，完全予以接受。而这种调和论理性上的局限和理论上的矛盾，是使李大钊在认识社会现实时误入迷途的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根据调和论的观点，旧势力也不应彻底废弃，而应加以改造。段祺瑞及北洋军阀势力亦可加以引导和改造，使其成为国家的核心人物和中心势力。这使李大钊对段祺瑞抱有幻想乃至拥护的思想基础。在政治上，章士钊的政治主张是拥段的，这自然影响到李大钊对段祺瑞的看法，使他也采取了拥段的态度。
四
当时，在中国政治讲坛上慷慨激昂发表拥段言词的还大有人在。汤化龙、梁启超等研究系分子，就是拥段的有力鼓吹者。但是，李大钊拥段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是与他们有着本质区别的。李大钊拥段是因为误把北京政府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把段祺瑞当成了共和国的代表者，是维护民主共和的良好动机造成的客观效果。这种动机和效果的不统一，迟早会被李大钊觉察。1917年4月发表的《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已表明李大钊对段祺瑞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但又是本质的变化。
文章指出，袁世凯死后，国人本想以北洋军阀势力“为国家爱惜固有之势力，以求依是为基础以谋国家的势力之新发展”，也就是说，人们本想在北洋军阀势力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展，使其成为国家的中心势力。但是，任何势力都有自己兴起、发展和衰落的内在规律。现在，北洋军阀势力“已臻衰老”，已“无其中心人物”，已“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所以，李大钊对段祺瑞及北洋军阀势力已经不报幻想。他由原来希望“上流社会”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转变为希望“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1](p.464～466)。
张勋复辟失败后，重新上台的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公开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反动本质彻底暴露。孙中山发动了以“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为宗旨的护法战争。李大钊也感到自以为是民主共和的所谓中华民国，与其他民主“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相比，“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3](p.88)，对破坏民主共和的段祺瑞非常痛恨，由彻底失望发展为公开反对。
（一）李大钊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反动主张，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针对段祺瑞依仗暴力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强力与暴力是专制政治的工具，在今日自由思潮风起云涌的现代国家，“岂惟不需，且深屏而痛绝之矣”[1](p.517)。针对段祺瑞崇尚“武力”，镇压革命党人的暴行，李大钊严正告诫道：“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暴力之反响则必为革命”。因此，扬汤止沸，不如抽薪，“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认为没有反革命暴力和专制政治就不会有革命暴力，其反段倾向显而易见[1](p.525)。
（二）李大钊与段祺瑞军阀政府的御用工具——研究系彻底决裂
长期内，李大钊与进步党（研究系）及其某些领袖人物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甚至有时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基本一致。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研究系完全成了反动统治者的御用工具。汤化龙担任了段祺瑞内阁的内务部长，梁启超担任了财政部长。李大钊对研究系给予了猛烈抨击。第一，批判了研究系只反革命，不反暴力，支持段祺瑞政府镇压革命党人的错误言论。李大钊认为，研究系想“依乎暴力以为革命之镇压者，无异恶沸而益薪，反对革命而适以长革命之果”[1](p.527)。因为你既然首先施用暴力，“不啻为承认善良公民有革命权利之表示”[1](p.526)。所以，针对梁启超等研究系分子“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1](p.525)的反动立场，李大钊提出了“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的政治主张。
第二，他批判了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等人的“伪调和”论。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梁启超等人“崇媚于强者之前”，大肆鼓吹“调和论”，要求革命党人放弃自己的革命主张，向旧势力的代表段祺瑞妥协投降。李大钊把这种调和斥之为“伪调和”，并且指出，“梁先生及其政团之所主张”只讲“调和”不讲“对抗”，实际上是趋炎附势，排除异己，“而达政治上攘权之目的”[1](p.510～511)。他认为，真正的调和，应是既“调和”又“对抗”，既“相容”又“相斥”；“调和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自他两存之事，非牺牲自我之事”[1](p.550)。这种政治主张，虽然没有跳出“调和论”的圈子，但总的说来还是正确的，是具有进步作用的。其政治倾向是同情革命党，反对研究系和段祺瑞。
五
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段祺瑞被各派军阀势力推为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他任临时执政期间，采取了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此时，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对段祺瑞执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主张进行北伐战争，武装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以孙洪伊为首的所谓“小孙派”也坚决主张反对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和以章士钊为首的所谓“甲寅派”则对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采取了坚决拥护的态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此时正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的重要领导工作。他领导广大党员，团结国民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领导北方国民会议运动，抵制和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北京政变后，全国特别是北方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孙中山应邀北上。他在《北上宣言》中重申反帝反军阀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中共中央决定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李大钊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北方的国民会议运动。在他的领导下，1925年1月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告成立。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力图用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为了揭露和对抗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参加了大会，并担负了大会的领导工作。经过李大钊为代表的国共两党领导者的共同努力，大会获得了成功。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国民会议运动，实际上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民主政治运动，沉重打击了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成为中国北方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二）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反对段祺瑞的卖国政策
1925年8月，段祺瑞政府邀请九国公约有关各国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关税特别会议，企图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打消中国人民对关税自主的要求。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联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京发动群众掀起了一次反对段祺瑞政府，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的斗争。在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方人民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日益高涨，段祺瑞政府的命运危在旦夕，特别关税会议最终以无任何结果而告结束。
（三）发起“首都革命”，用武装斗争推翻段祺瑞政府
所谓“首都革命”，是指用武装起义推翻段政权的俄国式夺权的尝试。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925年11月28日，“首都革命”正式爆发。当日下午，工人、学生与市民齐集神武门前，举行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下野，拿办警察总监朱深、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等祸首，喊出了“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口号，举起了“首都革命”的大旗。“首都革命”虽未达到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目标，但却使北方大革命达到了尝试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新高度，给反动军阀段祺瑞以沉重打击。从此，一个以“首都革命”为开端的全国范围内的反段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四）掀起“三·一八”运动，把段祺瑞赶下台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工人、学生、市民5000余人，为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罪行，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亲自参加了大会[2](p.849)。会后，群众组织队伍进行游行，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李大钊手执旗帜走在队伍前列。当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这一惨案中，李大钊的头部和手部也受了伤[2](p.854)。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等被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2](p.858)，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主持了中共北方区委会议，研究确定了惨案后北方革命的战略策略方针。“三·一八”运动推动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更加倾向革命，致使冯玉祥“有倒段之举”。4月9日，冯玉祥命令鹿钟麟解散了段祺瑞的卫队，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闻风而逃，并被迫于同月20日宣告下台。“三·一八”运动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终于以段政府的垮台而胜利告终。
[收稿日期]20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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