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裂变的云图——评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图论文,俄罗斯论文,长篇小说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望的逃离》是俄罗斯当代一部不无荒诞意味的家庭、情爱小说，但作家以一个中 层知识分子的情爱旅程杂呈着都市人生众相，为读者营构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上个世纪末 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裂变的云图。
一个44岁的莫斯科知识分子通过婚后20余年充满欲望的滥情生活及至数次与情人出逃 的图谋，实施着其“逃离”“围城”的人生跋涉。与这一情爱之旅互为映衬的是他在由 党政机关而科研所，由下海经商失败后屈做停车场守门人，最后到银行跳槽易职的求生 存的经历，他由此逃避着充满动荡、变异的社会现实。小说主人公无望的双重逃离构成 了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主干。与此同时，在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中，我们看到了苏联 及解体后的俄国党政人员仕途的沉浮，科技人员为生存而斗争的艰辛，老一代苏军将校 暮年的苦难，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与命运的拼搏，不同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而这一 切又都是通过一个个性情品格、信仰观念迥异的知识分子个性来展现的。小说中一幕幕 的人生窘况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心态构成了长篇小说情节主干的枝蔓。
小说作者对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家庭及情爱生活的描叙并非想简单地表现一个玩世不恭 、放浪形骸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沉沦与堕落，而是以此来展示俄国知识分子在独特历史条 件下在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索中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的裂变——“艾斯凯帕尔”(逃离 者)现象。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巴士马科夫都是一个并不起眼的中层知识分子，其人生经历恐 怕也与上个世纪末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经历相类似。他在著名的莫斯科鲍乌曼高等技 术学校毕业，有过体面的职业(在区团委当过组织部长，在科研所任过研究室主任，在 银行做过技术工作)，在苏维埃时代蒙受过冤屈，也享受过关系学的实惠，在机关、科 研所、商界和金融界有过过得去的业绩，但也受过众生的嫉妒与诽谤，遭到过显赫尊贵 的厌恶与反感。他貌似守拙平实的精神气质很契合他所在都市环境的生活氛围，他自负 而又自卑，孤傲而又怯懦，不甘庸常人生却又难能走出庸常，这种性格与心理使他在人 生道路上始终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找不到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正确位置。
以“艾斯凯帕尔”自诩和自嘲的巴士马科夫在心理与生理上的裂变源起于对数十年家 庭生活“平庸”、“烦恼”的规避，对生活中“新奇”、“自由”的追求。社会转型、 价值观念的更替为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条件，也加剧了这一规避与追求的烈度 。巴士马科夫对生命本体意义这种追寻异化为的是要冲出家的“藩篱”和对身心的放纵 。他试图在情欲的满足中求得没有“限制”和“束缚”的心灵自由，这便是他一次次殚 精竭虑、欲罢不能的情爱冒险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不仅是一种超现实的幻想，更是无望 的逃离，他不仅没有实现“新生”，反而不仅在失去家庭的温暖、亲情，也在丢弃着文 化人的人格。固然，主人公与一个个邂逅相遇的女人的情与欲的放纵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与狂浪女子奥克桑娜的初恋，与木偶剧女演员的苟合，与女学者的一夜之情，与女同 事经久不息的浪漫，与百万富翁的年轻女儿的缠绵直至准备逃离海外，或缘于少年生活 经验的缺乏，或屈从于她者的引诱，或失足于冲动一时的欲念，或缘于与妻子的龃龉…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奥列格从来也没有打算让家庭解体，亦无抛弃贤惠温柔 妻子和可爱女儿的初衷。就是在收拾东西准备逃离“围城”的时候，他也没认为这个家 就会如此彻底地分崩离析，他甚至人没走就开始舍不得妻子卡嘉和女儿达士卡了。逃往 海外的背叛念头使“艾斯凯帕尔”感到了对妻子一种挥之不去的歉疚，罪愆感随着逃离 时刻的临近变得越来越深重，越来越不可饶恕，他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世上第一个，也 是最后一个匆匆来去的淫棍，无论是在怀孕的女儿面前，还是在尚未出世的外孙面前成 了一头地地道道的猪猡”，而妻子叶卡捷琳娜·彼得洛夫娜成了一个最最纯洁的护爱守 家的天使。种种偶然的失足掩盖着他失去精神支撑后盲目而又荒唐的对日常生活中责任 和义务的逃离，是一种厌恶现实后变相地报复社会和自己的怯懦，是在他失去了对己对 人的人文关怀后负面人格的膨胀。
在社会生活中他因一桩冤情遭贬，仕途的无望导致他对现实的失望和精神世界的空白 。于是“艾斯凯帕尔”在屈辱中麻木，又在麻木中屈辱，永远怯于冲决，将精神空白留 给了生理的欲求。他迎合着市场经济中的金钱法则，不断泯灭着心中的尊严与正义。他 在当停车场守门人时为讨得一点儿小费而发生的心理裂变尤具代表性。“如果说先前与 顾客打交道时，他尽力克制着自己不将殷勤的微笑表露在脸上，事后还会为卑躬屈膝的 行为悔恨万分，那末如今却相反，他的阿谀奉承会给他带来某种极度的兴奋，因为如今 这已经不能算是屈辱了，而是一种需要智慧，技巧和钢铁般意志的内在素质”。他曾一 度在床榻上、电视前、酒杯旁虚度终日，为这一逃离现实寻找着理性的依据，“在现实 中需要一种奥勃罗莫夫式的坚忍不拔，无须忙乱，毋庸寻找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为任 何一个安于这种体制并习惯于在其中生活的人就会成为维系这个可耻的社会机制的结构 中的一颗铆钉”。在这一无为中的确有“艾斯凯帕尔”对现实的批判与抵制，然而，他 在这一生存逻辑引领下的逃离不但没有可能将可耻的社会“拖垮”，反而造成了他不断 迁徙漂流的人生窘态，在现实生活中的暖昧、盲目和无为。
“艾斯凯帕尔”无法摆脱平凡人生中各种具体琐屑的世俗困扰，既缺乏在社会转型中 一种崇高的理性标准来处理生存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人与人的关系，更不具备强有力的 道德力量来批判时代的乖戾、荒谬，而是选择了“逃离”作为其人生哲学。被逐出团委 机关，科研所解散后的下海，找女人，去银行，他在每一次与社会转型有关联的逃离中 完成着人生的阶段性追求。但他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真正属于他，他也同样不能在 他的所得物中找到心灵的归属感。放纵身心所得到的是更为沉重的心理与精神负累，孤 注一掷的投入与奋争换来的是既往生活轨迹凸现在心头的道道伤痕。“艾斯凯帕尔”始 终有一种“脚被夹在两条铁轨之间的感觉，一趟可怕的变革的列车披着万道霞光，呼啸 着向他疾驰而来”。小说的结尾，期待着即将与情人逃往塞浦路斯的巴士马科夫身陷妻 子与情人同时来到面前的尴尬境地，情急之中跳进邻家的阳台，不料却从11层楼上跌落 ，挂在了放在阳台上的木头箱子上，定格在了上够不着天，下够不着地的“过程状态” 。无望的逃离后的“漂流”成了他一生命运的绝妙注解。“艾斯凯帕尔”巴士马科夫是 继19世纪奥涅金、毕巧林、奥勃罗莫夫之后，在20世纪末出现的又一个新型的俄罗斯多 余人。
无独有偶，小说中的哲学教师尤里·阿尔先尼耶维奇是另一种类型的“艾斯凯帕尔” ，是一个在商业实用时代乐道于自己所钻研的“无用”的哲学专业的学者，一个试图隐 蔽在喧闹的市场社会深处的微带倦态的行者。这个新时期的“不以暴力抗恶者”和索尔 任尼琴恢复民族文化传统论的追随者，宣扬“存在着的就是合理的”哲学理念，认定“ 大自然不是无缘无故地创造世上一切的”，赞同《浮士德》中关于“力在作恶的同时， 也在行善”的哲学思想，所以“如果历史为了创造性的破坏挑选的是叶利钦这么一个冒 失鬼，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无法改变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蚂蚁们在蚁冢被搅乱后 ，需要的不是去“打人的脸”，“而是恢复，甚至建造更大，更漂亮和更舒适的蚁冢” 。于是无能修复漂亮和舒适“蚁冢”的他只能在现实的夹缝中生存。但厄运与灾难频频 袭来，最后只能在平底煎锅和光荣牌手表的买卖中艰难维持生计。
与前一种“艾斯凯帕尔”相反，卡拉科津以某种凛然正义的抗争实现着他自以为无误 的对人生存真理的认识，也体现了另一种颇具历史特征的典型心态。他是一个科研单位 的工程师，有着自己的专业，同时也有着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重大的人文情怀：强烈 的“苏维埃情结”，对苏联解体前后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对“人都资本化了”的社会 现实中邪恶的深恶痛绝，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担忧。这位正义的知识分子“骑士”对正 义与真理的认识，对爱情与婚姻的体悟，与旁人大不相同。他以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人的理智与价值观念，无私无畏的爱的神力能强制性地取得最终的胜利——即使这需要 以身躯的牺牲为代价。在他的言辞相向、嬉笑怒骂、甚至武装斗争中注入的更多的是个 人及阶级的复仇意识。“捷达骑士”这种理性的冲动表现出极大的虚妄性，似乎只要凭 他一个人的政治斗争便可以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统统掀入海底，让被百万富翁夺去的妻 子重新回到身边，“让苏联获得新生!”这一想法的悖谬之处，恰恰在于他以苏维埃式 的恒定不变的目光观察、处理变动不定的现实，从而最终导致了价值与事实之间的错位 。他似乎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但是当他挥舞着真理与正义的大旗，为祖国 与人民美好的未来高声疾呼，奋勇进击，最后在保卫白宫的战斗中被烈火烧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似乎不再是英雄式的悲壮，而是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与可笑。
巴士马科夫的大学同学斯拉宾逊是变革时代中俄罗斯民族心态裂变的畸形儿，绝对以 自我为核心的“充沛饱满的主体精神”投入社会转型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心理的逆向 位移表现在，在保留着一种传统人文精神和爱国情绪的同时，采取了一种以物质的实惠 和感官的快乐为最高准则的生活方式：从最富利益诱惑的生意到最后赴美国去当俄侨。 昔日的科研所党委书记，后来成为莫斯科一家银行人事部副部长的盖尔克是成熟于旧体 制而“改型”于新体制中的一个怪胎，混世在新旧体制中的一个魔王，在不正常的政治 和经济生活中耍尽奸猾的游蛇。《驼鹿银行》行长尤纳可夫与百万富翁阿瓦尔采夫是以 牺牲民众、国家的利益带着社会转型时的血污走上社会舞台的。他们或利用原先在苏联 时期的权力，或采用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得金钱与权势，满足着自己的贪欲与情欲，从 而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人”。他们是心态被扭曲的和自我扭曲的“俄罗斯新贵”。他们 不但控制了俄罗斯的金融、经济命脉，在金融界和商界各占一方，还利用各种关系成为 称霸于社会中的恶势力。阿瓦尔采夫在解释他们得益于现实而又成功于现实时直截了当 地说：“任何一个生理健全，脑子不笨的男人都会为自己的新生活赚到足够的钱。这个 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因为当权者都是帮混蛋，而金钱就在脚底下堆着。需要的只是 比别人早点儿弯腰或者哪怕是与别人同时俯身。”
鲍里斯·依萨科维奇是个对苏维埃社会和苏联军队怀着无限深情的老将军，是小说中 为数不多的依然保留着苏维埃人心理和信念理想的红军老战士。生活的激流冲垮了他的 心理堤防，将他卷入了动荡不安的现实中。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靠变卖他军人的荣誉 ——用鲜血换来的奖章和制服——来聊以度日。他不顾古稀之年和病弱之躯，参与了捍 卫苏维埃祖国、军队和民族荣誉的斗争，最后献出了生命。他的暮年人生是不甘屈辱的 苏维埃军人一曲凄怨动人的心灵绝唱。读者在巴士马科夫的女儿与女婿身上看到的是世 纪末俄罗斯社会中求真求实的新一代。他们愤世嫉俗，但不停留于对现实中压抑与烦躁 的无奈的体察，没有屈从于不可遏制的拜金主义原则，也不追求英雄主义的“崇高”， 以卵击石地捍卫已经成为历史的“苏维埃”，而是“智慧在心，技术在手”，敢于制造 新状态、敢于生存于新状态的当代新型知识拥有者的形象。他们生存在既不理性化也非 完全物质化的现实中，在爱情、家庭、事业、物质财富等方面的成就是其生存原则最好 的导语。
主人公的妻子、中学教师卡嘉是小说中富有人性魅力并闪烁着光彩的知识女性。她并 没有忧国忧民的宏大忧思，却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克服着自身的消极与软弱 ，守望着家庭与爱，实现着自身价值。她在赢得事业成功和家庭完整的过程中价值观和 心态的变化，说明实现自身价值不但能够给伤害过自己的亲人以最好的报复，这种努力 也是使自己心胸开阔、净化鄙俗之心的过程，是去除狭隘报复心理的一剂良药。卡拉科 津的妻子，“公主”列雅尽管受过高等教育，却毫无知识女性的人格与品性，与外表并 不那么出色而精神十分动人的卡嘉比起来，她将一颗粗糙而鄙俗的心装在了美丽的躯壳 里。她犹如一朵浮艳的凌霄花，难能凭自己的枝干直立起来，总以攀援的天性向高处、 富处盼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她对丈夫卡拉科津智慧、忠诚、真挚的美视而不见，却 将自己摆在了商品社会的商品柜台上，待价而沽，听任有钱人的选择和购买，成为丈夫 人生悲剧的重大责任者之一。年轻女性奥克桑娜在多变的生活中无法把握自己，其生命 追求所激发的拼搏与冒险多表现为为了原欲的肉体的付出与糟践。尼娜·契尔涅茨卡娅 生性善良，懂爱敢爱，为着自己的儿子罄尽心血，却无力挣脱商品社会套在她脖子上的 枷锁，从一个性感、快活的科研所女技师沦落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肮脏病态的乞讨 者，一个失去了家庭和惟一的儿子的新时期的“无产者”。她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被侮 辱与被损害者。
上述人物都是独立自足的心理个体，又是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结构中某个层位的 代表。他们的整体便是俄罗斯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心态裂变的一幅无法分割、无法剥 离、气韵贯通的“云图”。与相当多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一样，波里亚科夫对由“胜利了 的无赖”掌权的社会，市场经济所给予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的负面影响流露出深 深的忧虑。由社会动荡引起的社会弊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污染、扭曲，作家苦恼而又无 奈，表现出作家建构俄罗斯新的现代人格的强烈的呼唤。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心理 世界，心态景象，与其说是发展奔涌着的，不如说是平面展现着的，其间体现着善良与 邪恶，宽容与狭隘，躁动不安与安宁平和的搏斗和变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各异、处 境不同的人物世界，牢牢吸引着读者的审美目光。这也许就是作家给读者开辟了一个与 前因后果的情节链为主的传统俄罗斯小说有区别的阅读领域。
《无望的逃离》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手法的小说，却体现出俄罗斯现实主义 小说在20世纪末的某种异变：新的意义系统的创造和新的美学形式的实验。
小说的内在意义层面体现在一种历史巨变、转折时刻的“艾斯凯帕尔”形象复杂人性 内涵的揭示上。作为对传统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继承，《无望的逃离》具有浓郁的历 史底蕴。小说中巴士马科夫逃离家庭、逃离现实的一次次的企图发生在苏联解体前后社 会转型，价值观念急速变化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作者用主人公对二十余年充满欲望的 情爱生活的感悟贯穿起了上个世纪末俄罗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事态 万象。但小说虽然包纳着社会政治内容而又大大超越了社会政治内容。人物的精神与心 理没有局囿于环境和历史决定论，而是从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个人的人格精神， 心理状况来分析。作者没有将人性批判政治化，恰恰相反是将人格审视生活化，哲理化 了。小说的意义内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跃到人性本位的立场，作者不是以一个“政治变 革者”的身份来评判，而是从“人学”——人格、心理、心态等的角度去度量人物，这 是对19世纪俄国“多余人”重要的社会情结的一种超越。
从“艾斯凯帕尔”裂变的心态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一人物思想的消极，存在的虚无，行 动的无能。巴士马科夫与他的先驱们一样，逃离现实、躲避崇高或许是因为时代缺乏了 理想、激情与希望。在20世纪末一个充满丑恶、苦难，而又以政治、经济强力为生存“ 发条”的时代，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有软弱的权利。但它不应成为逃离的藉口，更不能成 为知识分子面对丑恶、苦难的惟一的声音。这是小说提供给读者一个颇具哲理意味的启 示，也是小说中一种令人痛苦的温柔的特质，温暖的情感之所在。但与此同时，作家似 乎又在告诉读者，知识分子失去人文关怀而膨胀负面人格时，会如何消耗掉真理与智慧 ，又怎样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废墟。小说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自毁与毁他的思考不能不 引起作家对时下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极大关注，“艾斯凯帕尔”现象的当代意义也许正 在于此。正如俄国评论界所说，“构成社会中多数的具有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逃离者是 俄国当代社会悲剧的原因之一”。作品的这种哲理性与思辨性并不体现在单纯、抽象的 演绎中，而搅拌和溶解在事件叙述和情感的抒发中，融于人物的生命体验与心态变化中 。作品不以深刻和价值观的先锋为指向，却以感情饱满为特征。作家把众生的苦难拥进 自己博爱的胸怀，整部小说弥漫着对辛酸生活抚慰的温情。它是当代俄国作家渐趋成熟 而稳定的情感的一次真实的倾诉。
长篇小说新的美学形式的创造首先体现在结构上。作家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二十余年 冗长的人生经历压缩到仅仅发生在从早晨到中午—上午的人物心态的叙写中。短短几个 小时的主人公紧张激烈、纷乱无序的思绪却连通着二十余年生活的每一刻流逝：初恋、 婚姻、家庭生活，职业变迁，情爱的心灵旅程，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交往。作品以 奥列格与卡嘉的夫妻关系为轴心，岔生出奥列格与初恋奥克桑娜、同事尼娜、少女维塔 等变动不居的情人关系的动态组合，展开了奥列格与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 矛盾冲突，从而激活了故事情节的推进。波里亚科夫是个十分聪明的结构设计者，他仅 凭小说巧妙的构筑就让读者有了一种急切了解主人公家庭、命运结局的强烈期待，这种 期待直到小说颇富开放性的结尾才见分晓，因此读者的期待贯穿在小说阅读的始终。而 且，作家不仅仅满足于中心情节意义的结局上，围绕着主人公的故事又伸展出一个个让 读者发生兴趣的新的情节期待，散聚有序，收纵有致，形成了一种多起伏的故事整合， 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阅读性。波里亚科夫确实是个有着强烈创新精神的作家。
与这一小说结构相匹配，作者完全打破了按故事发生先后次序和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 来建造小说的线性构思，却选择了以意识流动的“心理时间”的变化为作品情节的推进 要素。整个故事以巴士马科夫收拾东西准备逃离为小说的“蛛网中心”，随着主人公对 旧物引起的思绪而引发出一个又一个故事，形成了层层套叠的“蛛网状”情节。过去、 现在、将来的相互颠倒、交叉、渗透，空间的跳跃，场景的多变从而使小说显现出“现 在的人、物、事——现在与过去的人、物、事的相互交叉、渗透——现在的人、物、事 ”的三个意识流动的圆圈。这三个圆圈交叉套叠，形成了蛛网中的三个时间大圆。主人 公每次取出旧物时，都从现在入手，但思绪马上进入过去，而先前的人、物、事又与现 在的有联系，它们与现在的交织在一起，最后又回到现实中。作者用人物对话、内心独 白表现现在，用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思虑、回忆、梦幻等)叙写过去，而连接两者的 是“自由联想”的“心理时间”。
作家常常使用一种戏剧化的悬念手段，一步步将人物推向某种极端化、甚至荒诞化的 生存境地，以此来传达各种难以言说的心理状态。主人公沿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在生活中 左冲右突，结果往往被各种匪夷所思的意外所颠覆。例如，踌躇满志的区团委组织部长 巴士马科夫因朋友所送的鱼子酱被误当作偷运违禁物品而在一夜之间葬送了前程。这种 颠覆性的叙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得到了鲜活而又淋漓尽致的表现。作者让人物不时地 游离于爱、正义、道义、责任等伦理化的角色之间，以此来促动人物展示更为潜在的精 神与心理空间。比如，巴士马科夫虽然有了外遇，但没有对妻子和家庭表示冷漠，相反 他还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情感上的和生理上的补偿，甚至以夸张的形式试图不忘并召回 家庭的温暖。主人公在每次赴情人之约出门前照镜子的过程中总能看到镜子深处偷窥他 的妻子的影像，在与情人幽会时每每会将妻子与情人进行有利于前者的比较，每次在职 业变更、情人更换和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总要将妻子送给他的漂亮的迪奥尔领带戴在 脖颈上。但这并不是人格的分裂，而是爱与性的分离，道义与职责的分离，是市场化、 物质化的现实在强行激活人的欲望后所出现的人性表演。这种表演既荒诞又自然，既有 道义的制约又有本能的冲撞。主人公一次次背叛后对妻子的愧疚，一次次逃离现实后的 忏悔，说明他既想止步自律又难能摆脱诱惑，结果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一种难能自 拔、一次次新的逃离的尴尬的生存状态，无法解脱。逃离并非他的初衷，然而他却始终 处在人生的逃离之中，这便是人性背后的荒诞。奥列格的行为似乎说明，人的情感体系 从来都是无法理喻而且脆弱不堪的，与他的命运一样，常常会被各种无法预测的现实所 颠覆。这是生命自身的困顿，也是人性的悖谬。作家通过主人公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复 杂的人性和人心态裂变的真实。
波里亚科夫是果戈理、左琴科幽默、讽刺传统的成功继承者。喜剧性情景和话语的运 用是小说趣味横生的重要原因。为竞选议员，《民众沃克斯》基金会征集的所有签名基 本上都是已经死了的和从来没在所登记的地区居住过的人。这一情节自然让人联想起《 死魂灵》中的情节。在停车场当守门人的退伍上校阿纳托利奇一脱下军装就像从来没在 军队干过似的，甚至连军人的仪态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他走起路来躬着腰，说话细声 细气还有点可笑：“夫人，您可以不爱您的丈夫，但不能不爱自己的汽车……”与他一 起当守门人的“巴士马科夫使劲晃动着息事宁人的身子，从土匪似的年轻人手中窸窸嗦嗦地接过钞票，感激涕零地微笑着，突然腰部一阵发软，身躯会不由自主地弯下来，小丑似地行上一个讨好的答谢礼”。但事后，当洗得锃亮的轿车驶离停车场的时候，他感到了一阵羞愧，甚至会无地自容。“这种感觉很像一个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委身一个臭气熏天、浑身长满疥疮的盲流的良家妇女第二天清晨醒来时的感觉”。活脱左琴科笔下的一个小市民形象。人物不自觉地扮演着听任金钱摆布的道具，知识分子对自身人格的尊重被淹没在物质性的欲求之中了。而读者的领悟是发生在一种日常化生活的情景中的，亲切自然，毫无矫饰。银行里花瓶式的女秘书的微笑就像女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得分低于她的期待值，但仍然必须向公众表示体育竞赛带给她们的欢乐时的微笑一样。“苏维埃政权时代的银行是怎么回事儿?什么也不是——胖胖的大娘加上木头算盘”。小说中“俄罗斯市场改革史研究所”(俄罗斯市改史所)在研究人员的心目中不过是“俄罗斯市场改革失败史研究所”(俄罗斯市改败史所)。作者在不经意的解颐消遣之中，为解悟人的心态变化、时代特征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场景和载体。巴士马科夫的母亲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认为，“对丈夫宁可宠爱迁就过度，也不能爱抚温柔不够”。民间的道德风俗也体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受制于丈夫的酸涩的人生处境。类似的例子在长篇小说中比比皆是，而且无不充满了机智的思辨性和格言性，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并增加了其可读性。
世纪之交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俄罗斯小说家提倡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颠覆与解构，大 力展开现代阐释，而另一部分小说家则强调对俄罗斯经典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与扬弃。 作家尤里·米哈依洛维奇·波里亚科夫显然是后者的优秀代表。到底谁更能赢得21世纪 中国读者的心?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不啻是寻求答案的一种不错的媒介。俄罗斯文 学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但俄罗斯文学厚重的传统精神却依然在今日的小说中徜徉。 作家们在承认现实比历史进步的前提下，重新在高扬俄罗斯文学的人文光芒，寻找人性 的觉醒与回归。波里亚科夫从80年代先后创作的《纠错》、《科斯佳·古曼柯夫的巴黎 之恋》、《从谎言帝国到谎言共和国》、《母羊奶中的羊羔》等多部长篇小说都贯穿着 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位现为《文学报》主编的作家是俄罗斯当代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喜爱 的最为畅销的严肃作家之一，被《文学的白天》报誉为当代文坛的“十杰”之一。他的 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德、法等各种文字在欧洲出版，被改编成话剧、电影，并纳入中 学和大学的教学大纲。作为当代俄罗斯重要小说家的波里亚科夫已被列入2000年由《俄 罗斯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俄国作家》辞典中。我们对他的介绍也许会满足中 国读者对新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种喜出望外的阅读期待，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作家在现 实主义路径上新的追求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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