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创新、拓展的必由之路——略论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唯物辩证法论文,文论论文,必由之路论文,指导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4-048-06
中外文论史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时代也有建立在某些哲学基础上的各种文艺观念；由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曲折、复杂和螺旋式上升的，因而不同时代哲学与文艺理论批评的关系也显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以西方为例，从20世纪起，科学和哲学并存，虽各有消长，此伏彼起，但多元格局始终未能打破，以致文艺理论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十分驳杂，包括心理分析的、自然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现象学的、符号学的、结构主义的、新批评派的、社会历史的、精神历史的和文化人类学的，不一而足。对于众多哲学、美学思潮和文艺理论批评流派，如果我们不是像以往曾经出现过的那样，持绝对论和形而上学的态度，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为指导，联系文艺实践的发展去审视、辨析，就会发现，它们均具有各自的“片面性”真理，从某些方面拓展了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
一
我们以为，在当今各种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批评相互碰撞与对话的新时代，重新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论创新、发展的指导意义，首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超越传统哲学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为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提供了宏观把握的科学钥匙。对于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的指导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它能够引导人们从总体和发展上认识当代文论构建的特质与走向，辩证综合地揭示多元文论格局的相互关系及价值、局限，使文艺基本理论的创新、拓展适应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要求。
对此，人们都有切身的感受。例如在我国新时期文论现代性嬗变的探索中，就曾出现过坚持文学反映论与倡导主体性文学论和人类学本体论之间的论争。在彼此交锋和对话中，有的学人把哲学反映论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根本，从而指责文学主体论、本体论的提出是西方现代以来人本主义哲学的翻版及在文艺基本问题上的体现。随着对话、论争的深入，一些学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完整严密的体系中发现，把反映论与主体论相对立的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实质，明确指出唯物反映论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但并非仅限于此；这个新的哲学世界观，更是一种实践论哲学。因而主张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和社会存在，强调从主体、主观方面来理解实践，特别重视主体在整个认识与实践过程中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费尔巴哈的哲学时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1](P48)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所阐述的理论方法，始终立足于人的对象化实践。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就已经指出了主体之所以是主体，是因为他是对象性的主体，即只有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才表现为主体，同时，只有对象化的客体存在，才能确证主体的存在及其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的主体性，包含主体自身的本质力量和客观的本质力量的相互生成，主体的内在需要与认识客观规律的不断建构的过程。其中，主体论、本体论（存在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中介是价值论，价值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对象之间的关系范畴。一切主体价值的实现，都是在人类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完成的。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观念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多层的系统。只有不断吸纳、扬弃现当代新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马克思主义主体性观念的内涵和结构才能不断丰富完善；同时避免现当代人本主义哲学从反叛传统理性和形而上学，而走向与新理性构建相悖的非理性主义的极端。这个例证进一步提醒我们，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严密统一的科学性，去孤立静止地理解、阐释马列原著中的具体概念和范畴，而应立足其哲学方法论体系提供的宏阔视域和基本理论方法，不断同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中的新理论、新成果进行对话与交流，彰显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基本理论创新、发展的指导作用。
正因为越来越多的学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宏观把握研究对象的理论方法，因而不仅在文艺的审美反映与主体创造的问题上，而且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的研究上也获得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囿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现实主义论述和社会学视角与方法，而且着眼于文艺的整体关系，重视文化学、文艺心理学的视角与方法，从而构成了多种视角相互观照与作用的阐释系统：现实主义侧重于客观世界和现实人生的真实描写；现代主义侧重于心灵世界、特别是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历程的真实表现。这两种文艺“真实观”，以不同的方式、特点体现了文艺重在描写和表现人的性格、命运的现实状态，凸显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想之间悖立与融合的复杂关系，引发人们在反思历史、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中，坚持文艺研究的辩证综合思维。事实上，19世纪西方涌现的文学巨匠，如斯丹达尔、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都是描写社会现实与人物心理的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心灵辩证法”，绝不仅仅是一种文艺的社会学描写，尤其突出了人物的心理表现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20世纪以降，一些成就卓著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人），除了承续上述现实主义大师关注社会、人生的创作路径外，更吸纳了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新思想，在刻画人物心理时，普遍地把描写的重心转向主观化、内向化，注重开掘人物的深层意识，塑造出人物的多层而复杂的性格。至于现代主义作家，也没有完全脱离对社会人生的关注，而是更多地借助现代以来的科学文化成果，尤其是心理学、语言学的最新成果，竭力挖掘、发现人的潜意识，从而创立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倒错、意识流动，以及将梦幻与真实、主观与客观、神话与现实相交错的荒诞等表现手法，极大地扩展了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表现方法。总之，中外文艺现代以来嬗变的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为我们探求文艺的特点和规律所提供的理论方法，就是要着眼于研究对象的整体的系统构成，即文艺对人和现实的观照和表现，是充满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的建构，或者侧重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现实，从而强调文学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或者侧重于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强调文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而这些不同方面的侧重，又总是相互包容而非完全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特定文化语境下多种文学风格、流派的争妍斗艳，才能形成多元文艺理论思潮对话与交流的创新发展机制。
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超越传统哲学的新世界观，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精神，始终面对人和社会的发展，倾听实践的呼声，不断丰富、充实已有的理论方法，如同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P224)正因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面向实际、面向未来的开放体系，所以能为人们探求社会文化的变革发展提供新思路，开拓新境界。对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拓展，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
比如，当我们探求当代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新变化时，就不再囿于马克思著作中的“艺术生产”的具体论述，而是从其论述中获得科学的方法论启示，并以充分反映文艺变革、创新的新思路去考察当代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新特征。众所周知，“艺术生产”的概念，是马克思1857年8月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使用的，但他把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视为“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的思想，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并在后来的论著中（如《资本论》）对人类生产的普遍规律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人们以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以适合自己需要的劳动过程”，就是生产。所以，不管考察何种形态的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阶段上的生产”。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原著的这些论述仅仅看作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而是看作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就会把关于艺术生产变化发展的理论研究，置于特定社会系统理论的广阔视域和多维哲学、美学方法之中。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原子结构和基本粒子的发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在生产、管理和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不但改变着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产方式，而且深化了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并更新人们探求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的思考方式。这些变化，当然包括艺术生产与消费在内的精神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变化，从而显现出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文艺生产与消费的新特征。
首先，与以往文艺更多地属于精神享受方式相比，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变迁，导致文艺正在成为一种精神文明生产方式——文化产业的新形态。一方面，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文学艺术的产业化方式尽管多种多样，或保留既有的书写、印刷的媒质，或借助电子、网络的中介，或以适应大众日常消费的艺术形态出现，都改变不了它们区别于一般商品的重情感、重娱乐、追求不同层次的审美价值创造（生产）与消费的特质。因此，随着文化产业走向成熟和规范，随着大众的艺术审美要求的不断提高，它所生产和提供服务的精神产品，就不会停留于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一般要求，而将不断提升多种文艺产品的精神价值，引导大众的艺术审美向更高层次攀升。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形成，充分反映了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状况。一定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水平，总是以其生产和交往的工具、手段即中介系统为标志，信息和网络系统是人类创造、发展起来的工具、手段，是作为当代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新型的中介系统，它在逐渐改造、取代原有的中介系统中，深刻影响文艺生产与消费的方式，影响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状况。于是，电子媒介影响下的大众文化生产与日常艺术审美活动，如影视文化艺术及网络、多媒体文化艺术的崛起，不仅拓展了大众的文艺空间，而且改变了当代的文化境况，文化艺术不再停留在少数人的圈子里，而是直接面向大众、交给大众。从这个角度看，这是文化发展的一种有益的进步倾向。但从另一角度看，信息与网络这种新型的中介系统在改变社会、影响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状态的同时，也使人们置身于媒体制造的“视觉文化之网”中，身不由己地接受现代媒体通过话语、声音、图像面对自身潜移默化的控制，甚至认同大众媒体文化及其他日常消费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价值观念。
其次，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的兴起，极大地冲击着既有的文学艺术形态和价值规范，促使其不断地走向大众，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改变其存在方式，拓展了生存、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变化着的文学艺术又以其拓展的审美文化内涵，积极地作用于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深化其艺术意蕴，提升其审美境界，形成多元共生、悖立与互动的新文艺格局。然而，要真正达到多元共生的良性发展，还须不断地在文艺实践中调整、改造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在构成。具体而论，作为主导文化的主旋律创作要寓教化于审美、娱乐之中，具有“使情成体”的艺术感染力，为此应吸纳民间的、大众的某些艺术表现模式，借助当代传媒的某些技术手段，不然的话，主旋律作品是难以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精英文化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深刻的人性拷问，应与关注时代、强化人生体验相融合，才能使启蒙话语或历史反思的意蕴真正融入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体验方式之中，否则，还会像某些先锋实验小说那样最终陷入尴尬的处境。同样，大众文化中的影视文学的世俗趣味也应随着大众审美需求的提升而融入精英文化的某些艺术理念，以适应当代艺术生产与消费的不断变化，并同主导文艺和精英文艺一道拓展文艺的特质和功能，推进当代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
可见，当代文艺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文艺存在方式和话语系统从一元走向多元的结构。如果文论研究不去关注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变化，拓展视界，调整理论思维方式，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揭示的文艺与文化的张力场中，形成与多种文艺存在方式相适应的多种文论范式和阐释角度相互对话的动态建构，就难以打破既定的文学规范，扩展文学的新内涵，创新文艺学的范畴、体系。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提倡在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原则与方法的同时，适当吸收当代国际学术界极为活跃的“文化研究”之长处，构成跨文化的宏观研究与具体现象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传统的比较狭隘的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情境之中，彰显哲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对文学—文化研究的不同方面的影响，以形成超越绝对的“他律论”和绝对的“自律论”的理论方法。这样，文学、文化研究的视界与方法，在宏观上兼容了传统与当代文艺研究的基本方法（如美学和历史的、文学社会学和文本研究的）；而在微观上则凸显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义、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特点，并在同传统精英文艺的审美活动意义、生产与接受过程的特点的比较中，运用与自身特质相适应的解释方法与操作方式（如观众收视效果的调查与评析，网络阅读与评论等等），以克服传统理论批评方法与操作方式的局限性。正是在两极兼容、两套文艺理论批评范式（话语）的对话、互动中，才有可能创新文艺学的新范畴，形成新体系，当代文论的建设也才会充满活力和生机。
三
以上论述进一步表明，坚持和拓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对当代文艺理论创新、拓展的指导意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为文论研究提供了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思维方式。放眼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向愈益明显，“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日益突出，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科学和实践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催生学术思想与审美文化的多姿多态，认识和提升多元化思想文化的新成果及其对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积极作用，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供的思维方式为基础，才能为新文论、新学科及其理论方法的生成指明方向，同时沟通和推进各个领域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以文论研究的逻辑进程为例，它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为指导，才能超越经验思维和公理思维的局限，适应现代以来学科向实践靠拢，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专业化的深入同跨学科的综合紧密结合的学术态势。
事实上，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走向整体化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那些适应于封闭、孤立的体制的思维方式（线性因果关系、还原论），必然向反映整体化趋势的思维方式（辩证综合、系统论）发展。不仅社会生活的大多数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有组织的复合体或系统的组成部分存在着；而且作为人类情感（思想）与形式（文体）相互生成的文艺活动，也同样不是孤立的，而是按照文艺的特征和规律构建起来的有机组织。因此，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文艺活动又会随着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变化而构建起新的有机整体，导致文艺存在形态、价值诉求、语言规范、理论批评范式的新发展。比如，当代中国文艺变革涉及文艺的本质与功能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个人化写作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文学在雅、俗互动中形成的“化大众”与“大众化”的话语并置的问题。若人们的理论思维仍停留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状态，就将无法洞悉两者之间的真正内在联系。反之，一旦以综合辩证的思维方式为基础，便会形成亦此亦彼、双向逆反的阐释机制，从而揭示出宏大的历史叙事必须通过作家的个人体验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才不致于成为千篇一律的社会批判和历史反思的主题。同样，如果作家独特的艺术表现不是旨在深切关注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只是追求一己的悲欢，就将成为缺乏深广的大众情怀的个人化叙述或欲望化写作。所以，文艺理论批评应以两极兼容的思维方式引导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形成个人化与社会化悖立、互动的创作机制，避免因彼此失重而造成创作的缺失。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以“化大众”与“大众化”话语并置为特征的文本形态，也不能仅仅从文学价值、意义的角度或大众意识形态与市场效应的角度加以认识、评析，否则，就难以洞悉其复杂、多义、流变的话语空间。因为这些话语并置的文本，既涉及文艺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又关乎文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意义等多重性的关系，必须以综合辩证的思维方式为导引，才能获得双向逆反的会通与把握，从而推进“大雅大俗”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中外文论的对话与交流，更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文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实现中外理论资源的互补、共进的重要问题。为此，也必须超越中西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才能兼容两者的优势，扬弃各自的局限。这方面，拉康关于主体间性的探索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据褚孝泉教授所述，拉康转向中国国学，不是纯粹心智的好奇，是抱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即为了克服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传统对现代性发展造成的弊端而转向中国文化的。他从程抱一先生研读《老子》、《孟子》，特别是石涛的《画语录》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隐喻和换喻相互关系的独特把握，即两种方式表征人与万物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从而构成理解、把握世界的一个有机整体。[3](P117)可见，中国文化（文论）中的两极兼容的思维特点，有助于当代主体间性及交往—对话的理论方法的深化、提升。从而有力证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形态的嬗变，正是中西方多种思维形式经过现代以来哲学、文化（文论）的分化与整合的产物。而作为现代人类重要思维形式的唯物辩证法，也是随着人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拓展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当代文论研究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关乎全局的。
收稿日期：20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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