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5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改革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探析论文,科夫论文,部长论文,主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2-0104-06
谈到战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人民往往都把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看着是“第一个改革者”①。其实，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改革的第一人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马林科夫的改革之所以被人们淡忘，主要是因为：其一，马林科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时间较短，从1953年3月到1955年2月前后还不到2年；其二，由他主导的一些改革成绩，后来“被赫鲁晓夫据为己有”了。②惟其如此，所以关于马林科夫改革方面的论著，在我国学术界寥寥无几。因此，无论是从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看，还是从全面总结苏联改革经验教训的意义上说，马林科夫曾经主导过的改革，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值得探讨的重要环节。
笔者通过认真阅读有关前苏联历史资料后发现，马林科夫推行的改革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对个人崇拜。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国内就掀起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③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50岁生日时，苏联主流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为“是列宁的唯一助手”，“是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④此后，各地党政领导人，不是在讲话中称颂斯大林，就是在发表的文章中竞相吹捧斯大林，称之为“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远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等等。⑤“在苏联，斯大林就像是半个神。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来源于他。他是所有人的父亲。”⑥事实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⑦它不仅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而且是个个人权力体制问题。个人崇拜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严重束缚着苏联社会的发展，其消极后果已渗透到苏联各个领域。苏联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已不是局部调整某些政策即能消除的，更不是理论工作者发表几篇文章，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无关痛痒的、含糊其辞的批评就能解决的。因此，要改革斯大林模式—已日趋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就必须“挡住”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敬浪潮”，“削弱他的‘理论遗产’的影响。”⑧
1953年3月10日，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仅五天的马林科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⑨会上，他第一次使用了“个人崇拜”这个政治名词。⑩他对包括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内的苏联报刊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苏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长期宣传“个人崇拜”。他强调：“我们必须停止个人崇拜的政策”，并命令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加强对报刊监督，指定赫鲁晓夫密切注视那些打算发表的、有关斯大林的材料。(11)三个月以后的6月10日，《真理报》发表的未署名文章《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直截了当地指出“个人崇拜”现象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中仍然在传播“个人崇拜”观点。从此，“个人崇拜”开始成为政治用语。同年7月2-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第一次点名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为避免重犯历史错误，他提出了“集体领导”原则。(12)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在介绍中央全会成果的文章中指出：“个人崇拜导致了党和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降低，导致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降低”。全会之后，中央公开号召全党，必须在党的宣传工作中消除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个人崇拜”的观点。由此反对“个人崇拜”逐步变成了全党的共识和行动。(13)
第二，平反冤假错案。我们知道，斯大林生前曾经发动过一系列草菅人命的政治运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运动、1949年秋制造的“列宁格勒案件”(14)、1953年春制造的“医生谋生案”等等。据统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先后有2000万-2500万人遭受各种迫害。(15)1945-1953年的8年间，在苏联监狱里新增加的所谓“犯人”就有大约200万。(16)因此，斯大林逝世后，全国各地要求平反昭雪的人民来信雪片似的飞向苏联各级检察机关。面对这一形势，苏联党和国家新领导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当时，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实际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是对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继续捂住盖子；要么就是公开说出斯大林统治时期一系列暴政的事实真相。就前者而言，即继续捂住盖子，对马林科夫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就后者而论，对马林科夫来说，则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毕竟他自己就曾经是上述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7)他当然知道，平反冤假错案对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存在极大的风险。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马林科夫还是勇敢地担当起了拨乱反正的领导责任。1953年4月4日，即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塔斯社报道苏联内务部对“医生谋生案”重新进行了审查，认为前国家保安部对有关被告的逮捕是不正确的，是没有任何合理根据的，那些供词“是前国家保安部侦讯部门的工作人员用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并极严厉地禁止的侦讯方法获得的。”(18)苏联内务部宣布释放该案所涉及的一切人员，完全恢复他们的名誉。紧接着，“明格列尔案”也得到了平反，战后因为“克里米亚案”被逮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也被释放回家并恢复了名誉。(19)7-12月，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等人联手逮捕贝利亚并将其处决以后，平反昭雪的闸门进一步被打开。1954年春天，“列宁格勒案件”也得以重新审查，5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这一案件受害者沃兹涅辛斯基等人恢复了名誉。(20)所有这一切，马林科夫都“起了毋庸置疑的作用。”(21)
随着平反工作的深入，也开始了恢复法制的进程。过去内务部不受党政机关监督，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负责从侦查、逮捕、审讯到判刑的全过程，这是大量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1953年4月6日，《真理报》上发表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强调任何人不得破坏苏维埃法律，保卫苏联宪法所保证的苏联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是苏维埃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高原则。(22)这反映出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对公民权利及苏维埃法律的重视。9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撤销内务部“特别会议”，并责成法院调查“特别会议”过去判决的案件，以便对人犯减轻刑罚或者予以无罪释放。次年3月，改组内务部机关：一方面限制其权力；另一方面加强党和国家机关对内务部的领导和监督。与此同时，扩大了法院的权限，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职权。(23)所有这一切都清楚表明：苏联法制正在逐步恢复和健全。
第三，改革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就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重工业优先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马林科夫当然认识到这一点。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变其现行体制。为此，他采取了以下动作：
其一，改变经济结构，强调要以发展重工业的态度和速度，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新政府做出这项政策调整的背景是：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存在严重比例失调现象，“那时工业只生产武器和生产资料，而全然不顾人民生活的现实要求。”(24)马林科夫明白：“如果不坚决地把投入重工业的资金转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那么农业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25)因此，1953年8月8日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他坦言，苏联在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方面落后了。他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因此，“应当承认，在日用消费品的质的方面我们落后了”，其产量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26)究其原因，是投资严重不足。1929-1952年国家用于重工业运输工业的投资为8310亿卢布，而同期用于轻工业的资金仅为720亿卢布。(27)有鉴于此，马林科夫号召：“为了保证更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国家对轻工业、食品工业的投资。”(28)
其二，重新审视农业，修正自己在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农业的乐观评估。1952年10月，马林科夫曾经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29)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这使得马林科夫不得不承认，农业生产落后、农民收入低、农副产品供不应求仍为三大难题。他认为，造成农业生产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物质刺激不够”。(30)改善农业畜牧业生产状况的有效办法是：(1)提高集体农庄庄员、个人、职员向国家义务交售农副产品的价格；(2)纠正限制农民发展自留地和个人副业的政策；(3)修改对农民的税收政策与征收制度—大幅降低集体农庄庄员们的税务负担；(4)国家增加投入发展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等。(31)为此，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农业的决议(32)。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农民从种植苹果树到饲养母牛、家禽等都得向国家纳税，各种苛捐杂税曾经把农民几乎弄到完全破产的地步，他们不得已而私下宰杀牲畜、家禽，砍掉果树之事时有发生。现在马林科夫政府不仅取消了农民私有财产的税务、允许农民把自留地扩展4倍，而且打算把部分不赢利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自愿的基础上交给农民管理，实行私有化，建立私人农场。(33)对此，农民阶层普遍表示欢迎。
其三，改革触及斯大林集权模式，对经济管理体制陆续采取了局部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将一部分中央权力下放到加盟共和国和企业。1953年4月-1955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两次把原来属于部长会议和国家计委的一些权力下放给各主管部；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计划编制、拨款等方面的权力；把部分中央企业交由所在地方领导管理；增加企业经理各方面的权力等。(34)(2)精简行政机构，减少行政支出。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提高管理效率，1954年10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了中央46个部委下属的200个管理总局和处、147个托拉斯、93个地方管理局、898个供应机构、4500多个各种办事处和4000多个结构部门。结果全国性的和主管部门内部的统计报表减少了2/3，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数量减少46％。(35)行政管理人员减少45万，预计每年节省行政开支50多亿卢布。(36)(3)加强对企业的经济核算并且改进银行信贷方式。过去企业不计成本、吃大锅饭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得企业降低成本增加赢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下文，不仅要求企业独立核算，而且要求国家银行对亏损企业予以制裁和监督。(37)
第四，调整外交政策。斯大林生前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是：“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消灭资本主义是消除战争不可避免性的惟一道路。”(38)这一观点，也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39)
马林科夫执政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对外交政策也进行了若干调整。
其一，马林科夫提出了核战争“会消灭地球文明”的理论(40)。众所周知，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是核武器。继1945年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后，1949年9月苏联也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1952年和1953年，美国苏联又先后成功进行了破坏力更大的氢武器爆炸试验。(41)有鉴于此，1953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选区选民大会上谈到，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现代的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42)未来世界大战没有胜负，核军备竞赛毫无意义。为此，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了“缓和”一词，呼吁东西方降低军事对抗水平。(43)8月20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告说：“根据苏联为巩固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一贯政策，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必须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裁减常规军备和武装力量的立场。”(44)9月21日，苏联政府正式提请第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关于消除新的世界大战威胁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提出：“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建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一年内把自己的武装力量裁减三分之一和召开裁减各国军备的国际会议；采取措施取消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制止战争宣传。”(45)1954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又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主张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是装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进行世界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毁灭。”(46)马林科夫重申这一论点说明，苏联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使用核战争的手段不可能取得符合愿望的政治成果。这与马林科夫1949年11月6日另一次讲话中说“如果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帝国主义将被消灭”的观点大相径庭。(47)
其二，努力改善与周边及西方国家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马林科夫深知，要想顺利推进国内各项改革，不仅需要“重新振奋起人民的社会积极性”，而且需要有一个“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48)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争取和平的努力：(1)斯大林生前，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努力改善苏南关系。1953年4月29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主动要求接见南驻苏代办，商谈恢复两国关系事宜。6月11日，两国终于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2)苏联也与希腊、以色列重新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49)；(3)5月30日，苏联政府向土耳其政府声明：“可以放弃战后对土耳其领土要求”，以“维护睦邻关系、巩固和平与安全”(50)；(4)1953年上半年，鉴于有可能导致核灾难的朝鲜战争仍在继续，马林科夫通过英国大使向丘吉尔建议：请他出任交战国间的调解人，丘吉尔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交战双方同意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而在朝鲜半岛实现了和平(51)；(5)1953-1954年间，为了消除欧洲中心最危险的紧张根源，遏制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意图，马林科夫“提出了两个德国统一的思想。”(52)；(6)1954年1月—2月，苏联提出缔结为期五十年的欧洲集体安全条约方案，所有欧洲国家都是本条约的成员国。缔约国各方应保证互不侵犯和以和平方法解决所有的争端，不参加联盟，也不缔结任何与此条约宗旨相抵触的协定(53)；(7)1954年初，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苏向阿提供贷款和帮助建设一系列食品工业企业的协定，从而密切了苏阿关系；(8)1954年4月-7月，苏联与中美英法等国共同努力，成功举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从而结束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支那发动的“肮脏战争”(54)；(9)1954年9月30日，苏联提请第九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及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公约决议草案。11月4日，该决议草案被联合国大会原则通过。(55)(10)1954年12月，苏联与伊朗签订了调整边界协议，规定两国相互间再无领土要求，从而使得战后一度紧张的苏伊关系得以缓和。(56)
马林科夫推行的上述内政外交改革举措，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1.政治体制改革突破了党政权力过于集中现象
虽然“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掀起，斯大林的遗产—政治上高度集权于一人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崇拜现象，对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来说，的确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57)。马林科夫以巨大的勇气，大胆抨击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实行集体领导，这些击中“斯大林模式”要害的重要举措，不仅开了战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风气之先，而且使其他曾经移植过“斯大林模式”的共产党国家人民认识到：传统的“斯大林模式”，不应该被认为是必须永远遵循的、一成不变的范式了。(58)
2.经济体制改革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
事实表明，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轻工业食品工业产品不仅供应城市，也满足农村要求(59)。1953年苏联消费品增长率为12.4％，重工业为11.8％，前者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后者；1953-1954年，国家预算中用于人民消费的拨款数目，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4％上升到51.2％，而用于投资的部分从28.7％下降到25.5％。(60)国家预算向民生产业倾斜，使得1954年农产品及畜产品大大丰富起来，“全国老百姓吃的都开始明显好转。”(61)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新农业税，1953年、1954年分别减征税额50％和30％。(62)另外，政府还连续两次宣布降低消费品价格和食品价格：面包和面粉降价10％，肉类和有关产品降价15％，土豆和蔬菜降价50％，糖和糖果降价15％，伏特加和其他酒类降价10％-15％，衣物、鞋类、玩具用品等降价10％-15％。“这使收益者们兴高采烈”。(63)在物价持续回落的情况下，政府又“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国家收购价。”几重利好，使得广大居民阶层“把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的这些步骤归功于马林科夫的领导，使他在1953-1955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人。”(64)
3.调整外交政策一定程度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
人所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这两大集团由于政治信仰等不同，而处在相互敌视状态。又由于双方军事力量都非常强大，拥有几百万军队和破坏力极强的热核武器，运用这些军事力量，可以将地球彻底毁灭，所以谁都不敢动用军事力量来发动战争。但两集团又都想削弱对方甚至搞垮对方，所以动用了除军事行为以外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一切手段。虽然两大集团之间没有直接响起枪炮声，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处在一种“冷战”状态。马林科夫主动采取上述外交举措，显然使紧张的国际形势变得缓和了。
马林科夫的上述改革，不仅在苏联国内受到普通老百姓欢迎，而且在全世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65)尽管如此，但是他主导的改革不到两年却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为首的一批政敌扼杀了。马林科夫调整重工业的政策被指责犯有“布哈林式”或“季可夫式”的错误；他发展农业的政策被说成是为了在老百姓中赢得“廉价的声望”；他请丘吉尔调停朝鲜战争，被认为是与英国搞“幕后阴谋”。(66)1955年1月底，马林科夫的改革最终走到尽头。那么，导致其改革“昙花一现”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分析，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发展经济的主张不同。尽管两人在政治上都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贝利亚被铲除后，苏联如何开展经济建设？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想要狠抓农业生产，主要通过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实行机械化和化学化措施推进农业，同时建议采取把一些重工业企业转变为轻工业企业的办法，来加强消费品生产。与之相反，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强调在继续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落实他的开垦处女地政策，计划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和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开垦数百万英亩新地来提高农业生产。新土地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粮食，而且还有助于促进牲畜、兽皮和棉花的增产，从而推动采用皮革和棉花做原料的消费品生产。(67)党政一把手之间出现不同的经济主张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赫鲁晓夫不是依靠党内民主讨论，求同存异，缩小分歧，最后作出集体决策，而是求助行政力量、政治手段打压持不同政见的马林科夫。这实际上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的首脑个人专权压制不同意见做法在新时期的延续。
其二，赫鲁晓夫在与马林科夫博弈过程中“明显占了上风”。(68)首先，“党管干部是苏联干部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国家各级主要领导人通过所谓的“选举”办法产生，但是其他公务人员“基本上是采取委任制的方式。”(69)借此，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能够在党内增强其支持者的势力”。(70)其次，1953年苏联的气候和粮食收成都“不是特别好”，而1954年在新开垦处女地“收成还很不错”，这一方面为力主扩大开荒的赫鲁晓夫“赢得了声望”(71)；另一方面，也让一直主张“农业集约耕作”，坚决反对开荒运动的马林科夫多少有些难堪。第三，马林科夫政府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与削减国防开支的做法(72)，被党中央和军界高层认为是“把大量国家投资从重(军)工业上转移走”的危险之举。赫鲁晓夫成功地调动了他们对新政府的“焦虑心情”。(73)最后，“给一部分人平反意味着另一部分人有罪。”(74)马林科夫曾经与贝利亚关系密切，并且参与制造过诸如“列宁格勒案件”等冤假错案。所以随着平反工作的深入，他被公开指控与贝利亚合作，必须为一系列政治诉讼案承担责任。“这成为赫鲁晓夫反对马林科夫的最有分量的理由”。(75)于是，马林科夫“以前的影响很快就丧失殆尽了”，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也变得“岌岌可危。”在1955年1月下旬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成为“众矢之的”的马林科夫被降职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电力部部长。(76)两年以后的1957年6月，他为了“拯救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改革事业”，曾联合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试图“扳倒”赫鲁晓夫，结果反被后者打成“反党集团”，从此“被永远地踢下了政治舞台。”(77)
尽管马林科夫推行的改革时间不长，改革本身也不够彻底，但毕竟是他而不是其他领导人最先发起了对旧体制—斯大林模式的正面冲击。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回顾马林科夫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就是因为其改革不仅具有革故鼎新、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注释：
①梅文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沿革》，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李忠杰等：《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②(21)(24)(25)(33)(40)(48)(51)(52)(59)(61)(65)(66)(77)[俄]安德烈·马林科夫：《我的父亲马林科夫》，李惠生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8，75，75，72、73、75，76，76，76，75，75，72，79，82，84页。
③拙文：《苏联个人崇拜之风缘何长期盛行？》，《百年潮》2007年第3期。
④拙文：《关于苏联个人崇拜现象的历史考察——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内蒙古：《阴山学刊》2007年第5期。
⑤沈宗武：《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反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⑥(16)参阅档案文件No.06202：《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56年7月1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卷，第501、501页。
⑦⑧(11)(38)(43)(46)(47)(64)(68)(74)(75)[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107、107、140、139、139、139、138—139、125、145、146页。
⑨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到同年9月7日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半年多时间，马林科夫主持过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
⑩国内有学者认为，1953年6月10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个人崇拜”这个政治名词。参阅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页。但是实际上，早在1953年3月10日马林科夫就已经提出“个人崇拜”问题了。参阅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629宗，1目，54卷，第69页。转引自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页下注②。
(12)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3)(19)(20)(23)(26)(27)(28)(31)(49)(56)(60)(72)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242、243、243、243、243、244、244、246、246—247、249、249页。
(14)1949年秋，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一起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参阅拙文《党内斗争是“列宁格勒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北方论丛》1995年第3期。
(15)关于斯大林时期遭受迫害和镇压的人数，由于缺少官方公布的准确的权威资料，所以有各种猜测和估计，这些数字出入相当大。本文所用数字来源于[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又可参阅拙文《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缺失的严重后果及现实启迪》，《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7)(57)[苏]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六亲信》，王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182页。
(18)《新华月报》1953年第5期，第116页；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页。
(22)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页。
(29)马林科夫：《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1952年10月5日)，《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55年印行，第51页。马林科夫的这一乐观说法，后来被赫鲁晓夫批评为“在党代会上说假话。”参阅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30)《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2期，第198页。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32)参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1953年9月-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4)(35)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1946-60年代初)，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363、362—363页。
(36)《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4年10月14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四卷(1953年4月-1961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2页。
(37)《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决议》(1954年8月21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四卷(1953年4月-1961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0页。
(39)(62)参阅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1页。
(41)李佩珊、许良英：《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7页。
(42)马林科夫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选举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参阅[苏]《真理报》1953年3月13日。
(44)(45)(50)(53)(54)(55)[苏]A·A·阿赫塔姆江等合编：《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8、119、117、120—121、122、124—125页。
(58)拙文：《苏共20大非斯大林化的动因与缺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世界史》2002年第1期，第69页。
(63)(76)[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王德树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77—78页。
(67)(70)(71)(73)[美]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360、360、360、360页。
(69)王家福：《苏联国策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