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法创新促进教育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学术创新、学科创新和方法创新对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
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方法创新往往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关键。教育科学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我们有一支庞大的教育科学研究专业队伍，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教育科学研究非专业队伍。现在高校系统每年发表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大约25万篇，专著大约2.5万部，教育科学在其中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对提高教育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研究队伍的不断成长，研究成果的逐步丰富，研究水平的持续提高，这也是需要充分正视的成绩。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与社会所期待的要求还是存有差距的。而差距的最核心问题在于，能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国际国内影响的、实证而可靠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不够多，精品力作更少。
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消极等待，而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提高目标和对目标执著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集合，包括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科研方法创新等，它们相互间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如何通过科研方法创新来促进理论创新的问题。
一、方法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学科发展史看，任何一个学术的重大进展，无不伴随着方法论的创新。确切地说，没有一个重大的学术进展，不是与方法论的创新有关系。为什么经典意义上的物理学是从伽利略开始，心理学是从艾宾浩斯开始？因为那时出现了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法，出现了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为什么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化学是从门捷列夫开始，生物学是从达尔文开始？因为那时有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达尔文的物种比较法。所以，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自的学科发展史中发现，一门学科真正成为科学的学科，都是和重大的方法论创新相关联的。
教育科学的方法论突破以及伴随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什么呢？有无重大的方法论创新时期、人物和代表？坦率地说，还真的没有像以上所说的那些学科那么典型。这大概也正是我们教育科学的科学性还在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的原因吧。我们现有的教育科学研究虽然非常红火，成果很突出、人员队伍很壮大、气氛非常地好，但是普遍存在着方法论比较单一的问题。方法论单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大。因为没有人能拿出斩钉截铁、无可质疑的结论来。
量化、可重复的研究是科学的两个核心标准。什么叫科学？第一可量化、第二可重复。当我们拿出的研究成果既不能量化，又不可重复，而我们又要声称这些研究成果是科学，遭受质疑就不可避免。当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也不应该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比较，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作为科学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和基本标准应该是共同的。“自然”也好，“社会”也好都只是定语，它们的核心词是科学。所以我们不能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的特殊性来排斥科学这个核心概念。我们首先要遵循科学的一般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各自的特殊性。
二、方法论创新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要求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有方法论的创新。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正是说明了方法论创新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灵魂。衡量我们科研质量的高低，核心标准是有没有创新。如果我们搞研究的没有创新，因循守旧，照搬照抄，这不是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综述，是一项做得比较好的研究准备。实际上，这种无创新的研究准备性“研究现象”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章写完了，很多的著作出版了，很多的研究搞完了，最后的结果却只能算是做了一项研究的前期准备，或研究的高水平前期准备。在这样的类似汇编的研究中，前人怎么说的，后人怎么说的，著作引文一大堆，倒是蛮吓人，可是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创新没有，于是，往往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个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深入探讨”。创新是所有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是大家共同承担的事，不能老是让那些被研究的问题一直滞胀在“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原状，每一项研究都需要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做自己的探讨，以发挥每项研究的“进一步”功效。写文章也好，做研究也好，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没有创新就不要做。
那么，要怎样研究才能够创新呢？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及其创新。没有方法，创新有时候是很难突破的。同样是一堆数据，有人可以是一无发现；但有人采用了一个不一样的组合方式，数据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有一种研究是“后研究”（有人把它翻译成“元研究”，我想，就此项研究的性质而言，“元研究”的翻译是错误的，应该翻译成“后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研究者，他自己不去搞调研，也不去搞数据收集，而是专门就已有数据库的数据来进行再研究，即“后研究”。这种研究既是一种研究行为，更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一项研究，光有数据的采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要能从数据中发现问题，有所创新思考。于是能够把数据，乃至若干年前的数据重新用一种方法进行整理，并籍此发现重大的现象甚至秘密，这样借助方法创新进行的“后研究”所带来的研究成果就是有创新含量的。当然，这样的研究需要有比较完整的数据库支撑，由此，数据库建设又成为我们提高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的另一个重要要求。数据库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方法论意义。
数据库的建设可以为以方法创新为支撑的“后研究”提供原初材料，从而发现原来不一样的价值，获得和原来不一样的结果。这和矿山开发有些相似。冶金技术的不断丰富就可以从那些矿石原材料，甚至是那些已经被冶炼过的矿石渣滓中提炼到更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若干年前日本人就把我们运用炼钢炼铁粗放开采方法提炼后的矿石渣滓买回去，利用他们找到的冶金新方法和技术从这些廉价购买的渣滓里面得到了比钢更金贵更值钱的东西。这便是方法创新所带来的价值。
三、研究方法创新的具体内容
研究方法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思想方法，一是具体的研究方法。
（一）关于思想方法
思想方法是重要的方法论。毫无疑问，方法论第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要求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这种思想方法讲起来似乎很抽象，但它却是我们研究的基石。当我们在研究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时，特别是进行宏观研究，进行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政策研究的时候，如果不能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就会出现对很多重要教育现象得出的解释经不起推敲。教育决策经常就一些问题请大批学者来参与讨论，出台一个文件之前要开若干座谈会，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参加讨论，最后文本形成之前，还要把文本发给有关的部门反复协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其间我们会发现，这些讨论建议或意见往往存在一种听上去都是对的但又无法操作的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学者考虑比较少的恰恰是所提建议适用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和具体状况，这正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忽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将思想理论具体化。
在大量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学者发表意见、讨论得比较多的都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是一个理想状态，说得好听些就是一个“梦”。我们应该有梦，我们也要追求梦，但是梦不能直接成为现实的操作方法。如何为梦想、理想、希望的实现寻找到具体的可操作方法，需要对实际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要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人的诉求有充分的了解，要进行协调、抓主要矛盾、兼顾各方，这恰恰是我们学者考虑得比较少的。而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忽略或欠缺，却在很大程度上把学者研究的思想水平降低了。在真正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观念，发展观念，相互作用观念和立足实际、放眼未来等思想变成研究实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研究把理论、观念的东西在具体世界里加以了运用，并实现了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的统一。
思想方法的第二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没有联系实际的理论不可能是高水平、高质量、有突破的理论。我国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费孝通的社会学，马寅初的人口论，他们不从大量的实际中抽象出来理论怎么可能有突破？反过来说，我们的实践不能上升到理论，也不能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作为教育科学研究来说，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应该有很好的条件。但是真正能够和教育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还不够多、不够深入。
理论联系实际的要点之一是要关心实际问题。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什么事情都要关心、关注。十七大报告在讲社会建设的时候讲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一条就是“教育优先发展、建立人力资源强国”。以往的报告是把教育问题放到文化建设里讨论，这次报告却将教育提到了社会建设的第一条，这不是无缘无故，而是精心考虑，目的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因为，教育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和社会相关联。孩子们现在想什么、娱乐方式是什么、话语系统是什么、社会态度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是研究者应该关心的实际。不关心实际是不能够融会贯通理论的。要关心实际，不仅要关心，而且要了解实际；不仅要了解，而且要深入实际。只有我们对某个问题的了解程度比一般人深刻、准确、全面时，我们的行动才能称为研究。否则，你也来讲个故事，他也来讲个故事，讲完后都很生动，也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可这叫研究吗？讲一个故事就代表研究了？研究和讲故事是不一样的，要说讲故事，民间有些人讲故事比研究者还要生动呢，那把这种人请来，我们的研究就别搞了，他肯定比我们讲得生动。毕竟，他们讲的叫艺术，而不是研究、不是科学。
搞科研需要借助对中国实际情况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哪怕就是单纯的写论文，也要了解中国的教育实际情况。比如写关于教师的文章也很多，却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教师，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教师在农村，不知道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的比例。什么都不知道，敢写教师的文章？有人写课程论，连现在中小学开什么课也不知道，还能出高水平的理论吗？
理论联系实际的要点之二，是要善于把国外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学习国外的东西的前提就是立足国情，目标是为我所用。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法。有比较是对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但要进行真正的科学比较。因为现在的教育决策都需要足够质量的研究性报告作支撑，其中必然会涉及比较研究。在阅读相关比较文章时，我们知道了美国怎么样、日本怎么样、英国怎么样，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作者对国外的情况很了解，很让人受启发。但是对这篇文章仔细推敲以后，就觉得不对了，当他讲经费投入的时候，举证的是美国；讲到组织机构的时候，举证的是日本；讲到资源的时候，举证的是印度。这怎么弄啊，他觉得哪个国家好就拿哪个国家来举证，讲到最后，文章所提建议对中国是完全没有操作性的。比如说讲教师的待遇，说香港的工资最高，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说加拿大的教师管理学生最少，工作量最低，让教师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问题、去思考问题；又说韩国对教师的进修是最重视的，因此我们要有香港教师的经济待遇、加拿大教师的工作量和韩国的进修办法，似乎讲得很好，这可能吗？香港教师的工资是最高，但他们的工作量太大，香港的小学教师一周要上36节课，香港教师都不赞成这么干，他们宁可少拿一点钱；加拿大的教师说轻松是轻松，但是钱太少了。所以，作者在比较时并没有全面了解情况。看到一个材料觉得好就拿过来，这构成的只是花团锦簇的花盆，然而问题是这些花盆里的花是不可能在大自然里生长的。
因此，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有两条很重要。首先，要把一个国家研究透。研究美国、日本、英国，哪怕研究坦桑尼亚、阿富汗，都需要把这个国家研究透，包括它的政治、宗教、文化、军事、经济、人口、生活方式、民众爱好、价值取向、机构、交通、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要把所研究的重点领域研究透。比如说高等教育，或者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在把这两个方面研究透了之后，一个研究者就真的拥有了发言权，而且在拿那个国家来进行比较的时候，所比较的结论和建议才有分量。
思想方法可能还有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实事求是、要深入实际、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要正确地进行比较，这在我们的工作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
1.凝练问题的方法。研究是从问题开始的，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有了问题不一定有创新，没有问题肯定没有创新。凝练问题也有三个要素需要掌握。
第一是问题要有现实性。即当问题被说出来以后，大家都感觉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要善于捕捉、发现、凝练这样的研究问题。能否提炼出一个现实的研究问题，并不是每个研究、每篇文章都能做得到的。很多研究做不下去，没有突破，首先就是因为问题不明确。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对什么不满意，我们觉得什么应该要改变，而那些不满意的、要改变的现象就构成了研究问题。
第二是问题要具体。不能拿大而无当的对象当问题。北京交通拥挤，这是个大问题，但却不是一个研究问题，因为如果一篇文章就能把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解决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肯定老早就解决了，不用现在才来谈。“中国教育向何处去？”“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这样的问题都是大而无当的例子。因此，研究问题越聚焦、越具体、越明确、越小越好。
第三是问题要深刻。什么叫深刻，即这个问题是有普遍意义的。不是说要把问题弄得很小，小到很偏，偏到与社会你我都没关系了，那这个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研究问题一定要是现实当中的问题，是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是有全局意义的、有价值的问题，这就需要对问题进行提炼。比如说研究一个学生，就要考虑这个学生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说是他个人的事情，是他个体特定的事，由此构成的研究问题深刻性就不够。学生昨天不小心把胳膊给摔断了，胳膊摔断的学生到底学习怎么办，这个问题对这个学生来说是个有价值的问题，但是它没有深刻性。不是每个孩子都存在胳膊摔断之后碰到的学习问题。但是忧郁的孩子如何学习可能就是一个很有深刻性的问题，它有广泛的普遍性。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个很大的不同，哲学社会科学有一个结构方法，或者叫结构类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它称之为理想类型，这是他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伟大贡献，当然对我们教育科学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什么叫理想类型，即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要描述一个理想的状态。理想的状态不是指最好的状态，而是指一种标准的、纯粹的状态。例如，按照化学上的定义，水是无色无嗅透明的。无色无嗅透明就是水的理想的典型状态。但实际上生活中是没有无色无嗅透明的水的，是没有百分之百意义上的水的。但是没有关系，理想状态的水对我们以此标准去分析水的纯净程度是有帮助的。如今在哲学社会科学里面对这种理想类型的运用很普遍。
比如关于民主型和专制型校长的研究。典型的专制型校长的理想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可能提炼出了五项指标，并分别赋值20分，满分100。如果一个校长具备这五项指标，且每个指标都得20分，那他就是最典型的专制型校长。民主型的指标可能也被提炼出五项指标，也被分别赋值20分，满分100。那么，最典型的民主型校长就是在这五项指标上都得分20。但是如此最典型的民主型校长和专制型校长在现实中是没有的。不过没有关系，这样的理想类型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来对现有的校长进行分类研究。运用理想类型统计100个校长在不同指标上的分值偏向以及专制型校长和民主型校长在不同分值段上的比例，并进行专制型校长和民主型校长的状况分析，进而研究这些状况和学校的运作水平、学习质量、学习成绩、社会声誉之间的关系，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有可能是专制型校长管理学校比较有办法、社会声望比较高、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他的学校去；也可能反过来，总体上来说是民主型校长受到社会的欢迎，学校管理比较活泼。进一步研究可能发现在60分和70分之间的专制型校长是最受欢迎的，学校效能最高，偏向70分以后就逐渐成一个下降趋势。或者反过来，发现40分到30分左右的民主型校长是最受欢迎的，学校效能最高，但是分值再上升后就太开放了，学校管理能力反而下降，等等。
所以要把概念进行理想类型化，然后进行要素分析，这样既可以量化又可以提供一个反复讨论的基本方法。否则，大家没有办法统一话题，讲到最后是大家都有道理，而问题永远得不到实质性研究和解决。
2.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科学实验的基本法则是可控因素唯一推导出因果关系唯一。那么哲学社会科学能否有这样具有唯一性的实验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经济学说起。经济学问题也许比教育学问题更复杂。经济学可不可信，有人曾明确回答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是一条死胡同，是错误的，所以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没有搞过实验。但是2005年经济学诺贝尔奖授给了实验经济学。实际上，实验经济学研究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名叫“最后通牒”的实验。按照经济学的假设，从亚当·斯密开始，人们都认为人是利己的动物，利益最大化是人的基本需求，这就是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很多人不同意，他们认为人不是经济人，人是社会人，但是没有任何根据可以驳倒它。然而“最后通牒”实验做到了。它是这样做的：主试拿100美元给甲、乙两个被试来分，规则是分配方案由甲一方确定，乙选择接受与否，双方不能商量，且只有一次分配机会；如果甲的分配方案被乙接受，100美元将按分配方案归他们两人分别所有，否则钱由主试收回。
按照经济人假设，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甲的分配方案应该是自己留99元，剩下1元给乙，如果乙不接受就会连这一元钱都拿不到，乙只能接受。可是，该实验在全世界五大洲十六个文化区域进行之后，研究者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相反，分配成功的区间是40％-60％之间，就是甲拿6成，给乙4成；甲拿5成，给乙5成；甲拿4成，给乙6成，在这个范围内是囊括了实验成功的绝大部分比例。峰值是5.5比4.5，最高的成功率是甲拿5.5成，乙拿4.5成，低于40％（4成），乙宁可不要，也让甲拿不成。如果甲拿4成以下呢，他也不会这么分。由此，一个简单的实验设计发现，在处理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利益和公平是决定人们行为的两个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决定人们社会行为的不仅有利益问题，还有公平问题，因此，经济人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实验推翻了上百年以来支配人们的基本经济理论和假设。目前，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迅速崛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人们在这个“最后通牒”实验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经济学的研究方案。
作为教育学来说，我们也有类似这样的好实验。比如大家所知道的柯尔伯格道德两难实验。关于道德水平和年龄、认知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是仅凭讨论一些个别孩子的现象就可以认定的，即使可以做一些初步的判断那也是不科学的，这样的讨论只是一种前研究状态。如何能把认知的理论和伦理道德问题联系起来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柯尔伯格设计了一个道德判断两难的实验，即设计一个情景，提出一个做正反两种回答都非常困难的问题，通过被试对问题回答及回答时的困惑来判断他的道德水平和阶段。最经典的实验是海因茨偷药。一个名叫海因茨的人为救病危妻子去偷药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用这个问题去测试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把回答不同答案儿童的年龄、认知水平进行比较，然后就得出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道德认知和水平。柯尔伯格在不同的文化区域进行大面积的调研和实验后发现，道德认知和水平不受文化的影响，具有共同特征，并提出了三个道德阶段六个道德水平的理论。
可见，实验研究对这么复杂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分析并得出重大结论的，关键是有没有好的实验设计。我们从事文科研究的人，有时候还不太瞧得起人家搞实验，这种思想认识影响了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现。我看到很多文章说教育研究是不能做实验的，学校改革是不能做实验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对教育是不适用的，做教育科学实验就是把教育给毁了。这些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影响了我们教育科学实验的健康发展。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就能够证明没有好的方法吗？我们没有找到巧妙的实验设计，就能够说不能进行实验吗？
所以说，研究的方法对我们研究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有决定性的作用，大家要充分地重视这个问题。
3.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怎么写文章、怎么发表自己的观点。现在很多文章看起来特别累人，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故意复杂化。其实真正有水平的，是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深奥的问题简明化，那才是大师。有多少水平，就讲多少道理；明白多少问题，就把所明白的问题说明白。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说明白，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说明白，都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缺少专业的训练，包括表达的格式、表达的形式。西方人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他们喜欢用概念图，即把不可见的思想变成可见的图形。例如西门子公司的员工培训是用PPT，每一张PPT就是一个概念图，把公司的思想、管理的原则、员工的要求全部都用概念图的方式来表达，图里面包括表格、概念、图表，有的是画画、有的是小人、有的是实物，做得很形象，看了概念图以后对西门子的追求、在全球的分布状态、公司现状、经济收益、未来发展就都明白了。当我们把一个问题想明白了，能够做成概念图了，文章的基本想法就全了。反之，概念图做不出来，就说明问题还没想明白。
要善于用概念图的方法来表达思想，概念图很方便读者。读者如果想看一篇文章，但又没有时间把这篇文章从头看完，而只想知道它的核心观点，就看一张概念图就够了，如果还想看具体一点，那就看具体的内容，如果还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再看附录。这就是以人为本的读者观，要替读者着想。写论文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看的，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的，如果费时费力写出了文章，却激发不起读者看的欲望，这就很遗憾。
中国教育科研大有作为，需要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7-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