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军[1]2002年在《论李贺诗歌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和发展》文中指出李贺在“笔补造化天无功”的艺术理想激励下，呕心作诗，独辟蹊径，离绝凡近，具有戛戛独造的艺术成就。很多人对李贺诗歌的评价，都有一个“奇”字，如“李长吉诗有奇句”、“只字片语，必新必奇”、“词尚奇诡”等等，不一而足，都证明了李贺诗歌超出常轨、自铸伟词的特点，很有见地。但是对李贺诗歌中所蕴含的深厚的诗歌艺术传统，则略有忽视。其实，李贺对前代诗歌艺术是有着很好的继承的。刘瑞莲指出：“李贺的诗歌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性上，成就都是很高的，他之所以能达到高度的艺术成就，这同他勤奋学习，广泛吸收我国丰富、优秀的诗歌遗产分不开的。”如《楚辞》的辞彩奇丽，想象丰富，运用神话以寓意抒情为李贺所心仪；而古乐府从诗题到文字，从形式到内容都对李贺深有影响；谢灵运雕琢与自然兼具的诗作和其忧闷多病则跟李贺心有戚戚；鲍照的险峭夸饰为李贺所钟爱；齐梁宫体的奇辞丽句、蔓藻情思也为李贺所津津乐道；李白变幻莫测、发想无端的想象为李贺所推崇；杜甫的锻字炼句，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学理想为李贺所真心崇仰，韩愈“务去陈言”的文学主张和诡奇崛怪的风格以及他对李贺的赏识关爱，都使李贺对韩愈激赏备至。 因此，李贺做到了“兼取众长，熔古铸今，吸取前人的经验，博采传统的艺术营养，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建筑在博大深厚的基石之上”，表明李贺不仅仅是继承还更有发展。他能正确地处理好兼取众长与独辟蹊径的关系，确实是“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他总是用自己匠心独运的方式、新颖独特的感受、精致密栗的语言，创造性地想象、独悟的见解创作诗歌。所以，“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一门中专立“长吉体”，并感叹地说：“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 本文力图以前人有关李贺诗歌的理论、评论为先导，结合前代诗人和李贺的相关诗歌进行具体地分析和比较，以事实来佐证。李贺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考虑到前代的同位作家或同样作品，可能对李贺的诗歌创作产生多方面、多角度地影响，为了使论文较有条理性和系统性，本文大致分四个部分展开，逐一作粗浅论证。 1．神话与想象：“作为一个擅长乐府诗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继承了屈原、 －鲍照一李白等人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并且从汉魏六朝乐府中吸取了营养／’李 。－贺的诗歌有丰富独特的想象并有浓郁的神话色彩，这反映了他的创造精神。《楚 辞》中神话和想象的奇橘瑰丽，李白的变幻莫测、仙气飘飘，韩愈的险怪诡崛， 李贺都有出色地继承和发展。 2．用典与化意：李贺的诗歌中有着大量的典故，他甚至还有些诗，整首都是 由前人的诗歌意境点化而来。他能够凭主观意愿的需要，或用其句，或用其意， 或翻新出奇，迎异原意，却都能融盐入水，不留痕迹。李贺对《诗经》、《楚辞》、 L《乐府》、鲍照及杜甫的学习，就颇多用典化意之处。 3．际遇与主题：李贺才高命菱，一生潦倒失意，所以他把哀激孤愤，都—一 寄寓于诗歌之中。他或发布壮怀，或抒写隐情，或吊古慨今，倾注了强烈地悲愤、 深沉的感唱。因此，曹植、谢灵运、鲍照等和他际遇相似的诗人，特别能引起他 的共鸣，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曹植等人诗中所反映的内心世界的痛苦， 追求理想及爱国的主题在李贺诗中时有闪现。同时，李贺又在一定程度上过着荒 唐、放荡的生活，以及他的贵族习气和享受思想，使他也沾染了齐梁宫体的一些 不良倾向。 4．语言与修辞：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地锻炼是诗歌创作的重要环节。李 贺的诗歌造语生新出奇，有着杰出的成就，他在诗歌中也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 从中可以见出《诗经》、李白、杜甫和韩愈的印迹。
李璐璐[2]2013年在《李贺、李商隐诗歌色彩艺术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李贺与李商隐的诗歌色彩艺术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找出两人在诗歌色彩艺术上的共性和差异，并探讨其形成原因。具体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整体上把握李贺、李商隐诗歌色彩运用的基本情况。第一节简单梳理出中国古典诗歌色彩艺术的发展脉络，归纳总结不同历史阶段诗歌色彩艺术的概况。第二节对李贺、李商隐诗歌中的色彩词进行详细的整理、统计，以表格的方式直观地展现出各类色彩词在两人诗歌中的总体使用情况和出现频率，为下文进一步探讨提供依据。第二章从色彩的搭配、光色的处理两方面对李贺、李商隐的用色技巧进行分析比较。通过对互补色和无彩色的考察发现两人在色彩搭配方面的特质：李贺的色彩搭配呈现出超常变幻的趋势，李商隐更多地是以形状、面积等要素的设置来调整搭配色彩。对于光照和色彩关系的处理，两人都偏爱远离强光照射的场景，不同的是李贺追求的是光怪陆离的色彩效果，李商隐则更注重光色的描绘。落实到具体的光色描写中，两人调节明暗、捕光设色的方式也各具特色。第叁章剖析李贺与李商隐诗歌色彩运用的功能。在色彩的心理功能上，李贺擅于发现同一种色彩所带来的心理情感的两面性，李商隐则侧重于将感悟情思灌注到细腻的色彩描绘中。在意境的营造上，李贺呈现出以浓艳富丽之色，造冷艳诞幻之境，力图以色夺人的特点；而李商隐倾向于融细美雅丽之色入境，构筑朦胧柔美的诗境。第四章分析总结李贺、李商隐诗歌色彩艺术异同的原因。首先，唐代百花齐放的艺术发展形势为两人诗歌色彩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楚辞和南朝文学的色彩艺术风格对两人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第叁，道教文化的濡染使得他们都注重设色艺术。这叁点是两人诗歌色彩艺术具有诸多相同之处的主要原因。而中晚唐社会尚奇与尚美的审美风貌的不同，不同的个人际遇与性格差异，主观化倾向的不同和擅用诗体的差异，都造成了李贺、李商隐诗歌色彩艺术的差别。
严振南[3]2017年在《李贺诗歌赋化研究》文中指出文体互参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普遍现象,尤以诗、赋二体互参最为常见,其表现为“以赋为诗”和“以诗为赋”,二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促进了赋和诗的繁荣。李贺诗歌参用赋体,借鉴赋体文学的中的词语、典故、情节、色彩等元素,吸收赋的艺术经验,将赋的铺排、夸饰手法和“体物”精神贯穿于诗歌创作中。李贺诗歌在题材选择、诗境设定、修辞炼句、谋篇布局等方面呈现出赋化的特征,在题材方面,李贺神鬼诗受悼亡赋、纪行赋、京都赋影响;在诗歌结构方面,李贺诗歌谋篇布局,辞章结构有赋化特征;在诗境方面,“阳开阴闭”赋境对李贺诗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李贺继承“劝百讽一”、“曲终奏雅”赋笔手法,强化了诗歌的讽喻功能。在中唐“古文运动”背景下,李贺借鉴赋体艺术特征,注重向屈宋骚赋和两汉、魏晋赋学习,强调“笔补造化”,这些都是对韩孟诗派诗歌主张的积极践行。诗歌赋化贯穿于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从初唐四杰五七言歌行体,到李白纪“幻”诗和杜甫纪“史”诗,再到中唐韩、孟等人对“笔补造化”、“辞必己出”的追求,都受深受赋影响,至晚唐,李商隐进一步将赋法与诗法融合,追求“取物之神,离形得似”,从而达到了深情绵邈、沉博绝丽的艺术境界,吴闿生称“昌谷诗上继杜韩,下开玉溪”,李贺“长吉体”正是这一境界的重要过渡阶段。从初唐到晚唐,诗歌在参用赋体过程中不断突破藩篱,创新和变革,通过对赋体的参用,诗歌篇幅、题材得到扩大,诗歌状物描写能力得到提升,推动了唐诗一次次变革。
李梅[4]2007年在《浪漫主义视野中的李贺诗歌》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后,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进入中国,浪漫主义这一称呼被各种研究着作广泛应用。除浪漫主义的一些共性外,中国的浪漫主义还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称之为中国原生浪漫主义。中国原生浪漫主义诗歌总体的发展规律和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有相近之处,同样经历了向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诗特点的转换,李贺和济慈分别是中国和英国这种转换的代表人物。本文从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转化的这一大背景出发看李贺诗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并将其与济慈比较,认为李贺与济慈的相似,不仅仅在于作品的内容、风格和修辞手法上,从更深一层看,他们在继承和发展了浪漫主义手法的同时,又具有超前性,有象征和唯美的倾向,而这与他们的特殊处境所造成的心理状态有关,他们的不同之处,除了经历的不同外,也与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本文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概述西方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定义、起源与特征,分析归纳了中国原生浪漫主义诗歌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特征,指出李贺与济慈在中英浪漫主义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第二部分主要从浪漫主义这一视角出发研究李贺的诗歌,以心理分析方法讨论李贺的特殊的人生境遇所造成的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对他的哲学美学思想的形成的影响,对其诗歌主题选择、艺术风格的影响;以文本分析为中心,具体考察李贺诗歌在思想艺术上对前代浪漫主义诗人的继承及超越及其创新之处在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历程中的意义和对后人的影响。作者认为在中国的浪漫主义传统中,李贺的主体性意识要强过他以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目光从外界更多地走向内心,从功业关注转换到个人生命意识,因此他的诗歌对心理世界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当他对生命、存在、神灵的思考得不到答案时,没有依附于道家、佛家的教义,在天人合一、虚空或幻想中寻求解脱。他清楚地看到了幻境的虚妄,在自己的想象世界前保留着一份冷静、无动于衷的观照,这种清醒的绝望构成了他诗歌阴郁的背景。在由自己的痛苦铸成的牢狱里,他把全部的心血放到艺术上。李贺的诗歌在完美地体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的同时,开始有一种新的美学因素出现,坚锐、简洁与空灵虚幻并存。他诗中的感情有变形和扭曲,他眼中的自然染上了凄幻迷离的色彩,他以想象构建的幻境也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富丽堂皇中有着浓重的、挥之不去的死气,体现出了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诗歌的某些特点,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一个转折点,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中,与现代派诗歌押韵合拍。这与他所处的中唐的社会环境、他自己的凄凉境遇造成的特殊的心理状态有关,也是浪漫主义发展中的必然的环节。第叁部分依托文本分析,从浪漫主义发展中的转折这一视角出发比较李贺与济慈,脱离简单的比附,认为李贺和济慈在深层上有着共通之处,都代表了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转折,他们在美学思想上都重视想象与创造,把作品的艺术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有想象力丰富、风格多样、语言精炼华丽、注重感官描写,以象征手法表现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特点。由于个人遭遇、社会环境和继承的文化传统的不同,他们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体现了中英两种不同的文化、文学传统对诗人创作和成长的影响。
吴加才, 柳应明, 丁一[5]2003年在《新时期李贺诗歌研究述评》文中指出李贺诗歌研究是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从创作心态、神鬼诗创作成因、结构艺术、色彩运用、审美研究、诗理特点、长吉体、李贺诗派、诗歌渊源与影响、与词之关系等多个方面对新时期李贺诗歌的研究成果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述。
李坤[6]2016年在《论李贺诗歌的象征性》文中研究说明李贺是中唐时期着名诗人,现存诗歌240余首,这些诗是诗人对现实、对生活、对生命的体验与感受的艺术再现,可谓呕心沥血、字字珠玑。本文试从象征理论的角度来解读李贺诗歌的内涵。论文正文第一部分对象征的概念内涵做了理论上的分类和界定,把象征分为比附式象征和感兴式象征两种。比附式的象征即符号化的象征,它的内涵是由对典型意象的重复使用而约定俗成的,这种意象符号在诗歌中被反复使用,成为特定文化背景之下的原型意象,并具有了普遍的象征内涵,这是对象征的传统理解。象征还有一种类型是感兴式象征,这是从认知方式的层面上来说的。世界是一座“象征的森林”,象征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感兴式的象征具有原发性、当下性、经验性和整体性等特点。第二部分在象征的比附性意义上,分析了李贺诗歌对传统象征意象的继承。李贺偏爱月、马、剑、漏等意象,他通过对这些具有特定象征内涵的意象的反复使用,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特别的思想情绪。比如李贺用月的故乡内涵表达自己对昌谷家乡的思念、用月的离别内涵描写戍卒、思妇的羁旅忧愁、闺中幽怨,其最深层的内涵是寄托李贺对心灵家园的渴望,以及现实理想破灭之后的孤独与落寞。刻漏象征时间,李贺诗中的漏是有哽咽、哭泣等情感表现的,这种情感是李贺把个人情感移情于物的结果。第叁部分在象征的感兴式意义上,分析李贺诗歌中的感兴式象征所蕴含的他个人的身世遭遇和生活经历。这是李贺诗歌象征的独特之处,也是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贺也是在用诗歌去感受那座“象征的森林”,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内涵：一是对自我价值的强烈认同感,李贺的皇族身份使他在诗歌中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显姓扬名的理想抱负,他把自己物化。他不满足于用意象的传统比附式象征的运用,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人生遭际寄托于对意象的整体描绘之中,去营造象征的意境。二是对人生与生命的独特感受与认知。李贺多使用枯、瘦、老、死等字眼,诗中弥漫着浓重的凋残衰败的气氛,这是李贺在生理病痛和心理压抑的双重压迫下对生活的切身感受。李贺在诗中营造了一个阴森凄冷的鬼蜮世界,他笔下的鬼非厉非恶,而是与他一样孤独无依、凄凉落寞。他吟咏人生短促、光阴易逝,从个体的命运出发,去感受、体验甚至对抗时间对人的压抑,他把对个体的命运之叹升华到对人类整体的命运之思。
王岩[7]2007年在《李贺诗歌宋元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叁个维度考察李贺诗歌在宋元时期的接受情况。李贺诗集在宋元时期的存在状态关系到李贺诗歌在各个时期的接受程度。北宋初是李贺诗集的形成期。文献的存在与保护使北宋初对李贺的接受顺利继承了唐五代的传统,为后世对李贺诗歌的接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李贺集的刊刻流传进展缓慢,这一时期对李贺诗歌的接受处低潮状态。金中后期至元末,李贺集版本渐繁,刊刻渐多,流传渐广,人们对李贺诗歌的接受遂多点并行,持续不断。两宋总集选本众多,但载录贺诗者寥寥。元代总集选本寥寥,所载贺诗大多是经典。宋元总集选本中李贺诗歌的去留反映了时代诗学观念的变化与李贺声名地位的升沉。北宋对李贺诗歌的评价阐释承唐五代而来,基本持褒扬态度,无甚发明。南宋开始出现褒贬不一的情况,争论与研究使李贺诗歌在南宋得到多元化的阐释与解读。金元时期少有人对李贺诗歌进行诗学意义上的研究与阐释。李贺诗歌对宋诗的创作影响不大。两宋大部分时期对李贺诗歌的学习不成风气,且呈现零星化与游戏化的特点。宋末至元末,李贺对诗坛的影响慢慢凸现,人们对李贺诗歌的学习模仿持续不断,渐成潮流。宋末与元末对李贺诗歌借鉴学习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影响不同,结果不同。元末铁雅诗派的形成与受“长吉体”的影响密不可分。两宋与金元对李贺诗歌的接受因态度和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表现在两大方面:两宋多元,金元单一;两宋理论研究发达而实践操作贫乏,金元模写之风盛行而理论阐释不足。造成接受态度与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思维特点和诗学思想的差异。
李倩[8]2010年在《唐代楚辞评论与拟骚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典文学全面繁荣的时期,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国内各民族间交往的密切,与域外诸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统治阶级兼容并纳的文化思想政策、文网的宽弛,以及科举制的形成和发展都对唐代文人接受楚骚文学精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屈原的生平事迹、精神品格及文学风采,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为人们所景仰,成为叹赏与歌咏的对象。虽然初唐时期,文人是用儒家宗经的诗教观反对齐梁浮艳文风,认为屈、宋是淫靡文风之源,对楚骚多有贬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中化用楚辞的意象与意境,与屈、宋进行隔代交流,唐初史家则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角度肯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盛唐文人受大唐气象的影响,对前代文学的态度比初唐文人更为通达,主张用兼收并蓄的心态吸取前代文学的精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帝国迅速走向衰落及动乱,政治腐败,皇室衰微,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社会的变迁牵动文人的心绪,人们从屈原的作品中发现了当前社会的影子,从屈原的遭遇中寄托现实的情感。到了晚唐,文人对屈、宋的思想行为及其作品进行大肆褒扬,想借屈原忠贞爱国的精神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唐朝,并创作大量拟骚作品来渲泄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的压抑之感。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唐代对楚骚文学的接受和评论均呈现变化的态势,唐人对楚骚文学精神的接受包含着对屈原思想行为及其楚辞地位两个接受向度,带有独特的时代性,这比前代文人对楚辞的评论,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孙会芳[9]2017年在《唐宋“马”诗词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象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马”作为古人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广泛出现,尤其是在唐宋诗词中。因而有必要透过这类意象的表层,来探索其背后丰富的文化意义。本论文“唐宋马诗词研究”主要包括叁大部分:一是唐宋咏马诗词的发展历程,二是唐宋诗词中的马意象研究,叁是唐宋马诗词的文化意义。具体来说,第一章主要是追溯先唐马文学的发展流变,以期对马的文化象征意义有初步把握。第二章则是对唐诗、宋诗及唐宋词中的咏马作品进行梳理,以期把握其发展脉络。第叁、四章则着重探讨了一些典型的马意象,如“白马”、“天马”、“舞马”、“赢马”及“马嘶”意象的内涵及意义。结语则简单总结唐宋马诗词的意义及影响。
昌庆志[10]2001年在《论道教文化对李贺诗歌的影响》文中认为后学对贺诗的研究，多侧重于诗歌的内部发展规律与诗人独特天赋方面，将贺诗放到道教文化背景下来观照仅有人初步尝试。本文试图运用地理文化学、医学、心理学、社会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来探求李贺对道教文化的接受；再从道教法术仪轨、服饰医药与哲学信仰等方面来揭示贺诗的道教文化意蕴；最后从道教的思维方式、艺术方法与宗教心理的角度具体阐发道教文化对贺诗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从而揭示出社会文化演进与诗歌艺术创新的某种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 论李贺诗歌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和发展[D]. 易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2]. 李贺、李商隐诗歌色彩艺术比较研究[D]. 李璐璐. 湖南大学. 2013
[3]. 李贺诗歌赋化研究[D]. 严振南. 广西民族大学. 2017
[4]. 浪漫主义视野中的李贺诗歌[D]. 李梅. 中国海洋大学. 2007
[5]. 新时期李贺诗歌研究述评[J]. 吴加才, 柳应明, 丁一.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
[6]. 论李贺诗歌的象征性[D]. 李坤. 海南大学. 2016
[7]. 李贺诗歌宋元接受史研究[D]. 王岩. 广西师范大学. 2007
[8]. 唐代楚辞评论与拟骚创作研究[D]. 李倩.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9]. 唐宋“马”诗词研究[D]. 孙会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10]. 论道教文化对李贺诗歌的影响[D]. 昌庆志. 暨南大学.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