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的语言能力及语码转换研究
——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北部华人为例
周 巍，安 东
(龙岩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0)
摘要 ：通过调查问卷考察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北部华人在华语交谈中的华语语言能力及语码转换情况发现：马来西亚华人华语语言能力最强，泰北华人次之，印尼华人最差，这是由各个国家的中文教育体系决定的；语码转换的主要原因是华人的语用目的和集体认同。从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来看，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马来西亚和泰北华人语码转换的行为和目的不同；印度尼西亚华人各个社会统计学变量下的华人的语码转换行为较为一致。
关键词 ：东南亚华人；华语谈话；语码转换
据估计，海外华侨华人数量已达6 000万,其中,东南亚华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8%[1]。东南亚华人既使用多种汉语语言变体作为口语，还要适应和使用当地土著语言，乃至国际语言——英语。在如此复杂、多元的语言环境下，华人在说华语时难以避免吸收和使用来自其他语言的词汇，学界称这种现象为语码转换现象。准确来说，语码转换是指在同一段谈话中，混合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行为，其通常发生在多语环境中，谈话者们共同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沟通方式，语码转换能够反映多语社会中多种语言的共存和融合，通常也被认作谈话者之间表达亲和力的一种方式。语码转换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现象,涉及说话者的心理、社会、语言使用等各方面,单从某一学科的角度很难把握其整体和实质,因此研究者常常从多学科角度对其进行探究[2]。
潘碧丝在对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方言词汇研究中指出，汉语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已经逐渐渗透到了华语谈话中，这是马来西亚华语的独特性和创造力的表现[3]。在对马来西亚华人语码转换的研究中,洪丽芬总结出马来西亚华人在说英语时的语码转换现象主要与语言能力和语言习惯有关：大多数年老华人是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进行语码转换，而年轻华人则是因为语言习惯导致[4]。在关于印度尼西亚华人(以下称“印尼华人”)的语码转换研究中，语码转换作为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重要研究课题，已经成为印尼华人的一个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然而学界对其的关注较少。在关于泰国华人的语言研究中，不少学者将泰国华人社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进行研究。然而，根据移民历史与移民来源的不同，泰国华人社区可以分为至少三个部分：早前到达泰国曼谷的潮州人社区，位于普吉岛的客家人社区，以及新移民到泰国北部的云南人社区。三个不同社区的华人在语言使用、语言态度、民族认同以及同化程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学术界对曼谷等地的华人关注较多，对泰国北部的华人关注则相对较少[5]。本研究只选取了较少受到关注的泰国北部华人来进行研究。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发挥好东南亚华人语言优势的建议，东南亚华人语言现状以及发展趋势亟待研究[6]。迄今，学界对东南亚华人的语码转换问题的探索，尤其是对印尼华人和泰国北部华人(以下简称泰北华人)的语码转换问题的探索，仍是十分缺乏。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询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北部的华人在说华语(即东南亚华人使用的汉语普通话)时的语码转换频率以及语码转换原因，与其语言能力结合，旨在探讨三个国家的华人的语码转换的态势与真正原因。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量化分析方式，通过随机向三个国家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被访者发放访问式调查问卷后，搜集并分析数据。而后通过SPSS软件，将每一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分组下的华人的语码转换行为进行卡方检验，分析三个国家中哪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的华人在说华语时的语码转换行为的偏差较大。最后，通过向受访者询问“说华语时，你掺入其他语言的原因是什么”，结合人口统计学变量分组下的华人的语码转换行为分析，探索三个国家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华人的语码转换的原因。
在设计调查问卷之初，为了确定问卷的语种，在2017年1月至2月间，通过社交网络(脸书、微信、微博等)对三国华人的语言能力进行了简单的调查，调查内容为随机地向三国华人询问“您擅长用哪种文字读写”。通过调查54名马来西亚华人、49名印尼华人和41名泰北华人，共144名华人后发现，全部被调查的马来西亚华人至少精通华语或英语中的一种语言，因此确定为马来西亚华人提供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的问卷以供选择；印尼华人和泰北华人精通的语种可能为本国官方语言(印尼语或泰语)、英语和华语之中的一种或多种，因此针对印尼华人和泰北华人，同样内容的调查问卷被翻译成印尼文、泰文、英文和中文四种语种的问卷，以供受访者选择。随后，笔者于2017年4月及5月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北部进行调查问卷的分发、搜集与整理工作。为确保获得平衡的抽样，研究覆盖了三个国家众多知名的华人社区所在城市，包括西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怡保、槟城、马六甲和新山，以及东马来西亚的古晋、民都鲁和亚庇，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唐格朗、坤甸、山口洋和苏卡达纳，以及泰北的清迈和清莱等十几个著名的华人聚居城市，访问调查了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接受不同语言教育(以下简称教育媒介语)的华人，数据真实有效，能够反映东南亚华人语言情况。最终，在当地华人、学校及各类华人民间组织的协助下，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1 985份，其中马来西亚华人问卷1 158份，印尼华人问卷406份，泰北华人421份。
二 、谈话中华语的使用和语码转换比例
如上文所述，本次研究为三个国家的华人受访者提供了四种语种、内容完全一致的调查问卷以供其选择。透过受访者对调查问卷语种的选择，可以初步分析出受访者的语言能力，尤其是本研究考察的华语能力。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语种数量及比例如表1所示。
表 1调查问卷的语种
为了研究语码转换的原因，本研究通过向受访者询问“说华语时，你掺入其他语言的原因是什么”来探索东南亚华人语码转换的原因。问卷提供了以下四个选项供受访者进行选择。受访者可以选择四个选项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选项。选项一为“我在华语中找不到某些词”。该选项一方面可能反映了华语中可能缺乏华人会使用到的其他语言词汇，如用当地语言表达的某种当地特产小吃的名字，或难以翻译成华语的外语人名等。另一方面，该选项也可能反映了受访者本身的华语能力有限，因而导致无法表达某些词句。无论是华语自身词汇量的限制，还是受访者自身语言能力的限制，都表明了语码转换对受访者的实用性价值。选项二为“为了向我的对话者显示我可以用双语或多语进行谈话”。表面上看来，这个选择反映了受访者对自己多语能力的自豪感。然而正如上文所述，语码转换已经成为东南亚华人的一种与常见的语言行为，因此，即便谈话者想要主动地向对话者显示自己可以双语或多语对话，草率地将此种语码转换归因为“谈话者想要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也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在此情况下的语码转换，其原因更倾向于受访者通过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与对话者类似的谈话方式(即频繁使用语码转换)这一对话策略，来表现出他们的身份是“自己人”，从而获得对话者的亲近、好感与认同。这种谈话策略也恰好映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和”与“大同”的理念。所以对于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东南亚华人来说，语码转换很难被看作是谈话者为了炫耀自己的语言能力而作出的选择。因此选项二可以被视为受访者的集体认同的反映。选项三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说华语时混用其他语言”。如前所述，在双语或多语环境中，语码转换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谈话者可能长期无意地将两种或者多种语言的词句进行相对稳定的混合，因而此种语码转换通常不具有特定的目的。由前文可知，东南亚华人的语码转换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语言行为。因此，选项三反映了受访者无意识无目的地将语码转换作为一种稳定的语言混合体来使用。选项四为空白，可供受访者在认为前三种选项无法解释语码转换原因时，自由写下自己所认为的答案。
此外，问卷调查了三个生活中常见的语言场景中使用华语的华人人口比例。场景一为与同事或者同学之间的对话；场景二为与朋友之间的对话；场景三为与家人之间的对话。三个场景的亲密度由低至高，可以基本推测出华人在生活中使用华语的范围以及其华语能力。
表 2在不同语言场景下使用华语的华人比例
1.1一般资料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我院对48例闭合性外伤性脾破裂患者进行了研究分析,共有男性患者40例,女性患者8例,年龄12岁至76岁,平均38.5岁。患者有局部疼痛和瘀血症状出现,伴随轻度的腹膜刺激症状,为患者进行了腹腔穿刺抽血检验,结合B超和CT来进行判断,显示患者存在脾破裂症状。脾损伤依据2000年9月第六届全国脾脏外科学术研讨会脾脏外科学组和脾脏外科协作组制定的脾损伤程级分级标准[2]。
从原因上来看，如表6所示，年龄为60岁以上的马来西亚华人说华语的语码转换概率为最高，45到60岁之间的马来西亚华人说华语时的语码转换概率为最低。44岁以下的三个年龄段的马来西亚华人说华语时语码转换的各原因的概率差别不大，然而45到60岁的华人说华语时因为实用性目的来语码转换的概率比其他年龄段的华人小得多，反而这个年龄段的华人大多认为说华语时的语码转换能够反映他们的集体认同。
由表2可知，马来西亚华人在三个场景使用华语的人口比例最高，均超过70%；印尼华人在三个场景使用华语的人口比例均不超过10%，是三个国家中使用华语频率最低的华人社群；而泰北华人在三个场景使用华语的人口比例均为50%左右，尤其是在与家人谈话时，接近60%的泰北华人会选择华语交谈。以上数据再次印证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总体华语水平最好，印尼华人掌握华语的人口比例较小，总的华语水平最差；泰北华人熟练掌握华语的人口比例较大，总体华语水平较高。
表 3语码转换的频率
如表3所示，大多数受访者承认自己在使用华语进行交谈时会混合其他语言的单词、短语，甚至句子。马来西亚华人和泰北华人进行语码转换的比例很相近，分别为81.8%和81.9%。印尼华人使用语码转换的比例低于前两者，为75.1%。但鉴于三国华人的语码转换比例均过半，证实表明语码转换已经成为东南亚华人间一种常见的语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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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Mediating role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between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depression in graduate students of military medical college
三 、语码转换行为与原因
为了研究语码转换行为特点，本文将收集到的语码转换行为的数据通过SPSS软件的卡方检验功能，分析每一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分组下的华人的语码转换行为，旨在考察三个国家中，哪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的华人在说华语时的语码转换行为的偏差较大，p <0.05时，表示该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的各个组别的华人说华语时的语码转换行为显著不同。由于篇幅限制，将忽略没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只着重介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93.9%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受访者选择了中文问卷，表明马来西亚华人总体来说更加擅长华语。马来西亚华人优秀的华语能力主要归功于其国内从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皆备的完整中文教育体系。相比之下，大多数印尼华人受访者(79.6%)选择印尼文问卷，只有少量受访者选择了英文(14.0%)和中文(6.4%)，而选择中文问卷的受访者比选择英文问卷的受访者数量更少，可见印尼华人对印尼语最为熟练，华语最不熟练，英语水平比华语要好，这是印尼政府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说华语，直到1998年以后华文教学才真正得以复苏所致[7]。在泰北华人中，只有1.7%的受访者选择了英文问卷，31.8%选择了泰文问卷，而大多数受访者(66.50%)选择了中文问卷。可以看出，泰北华人华语水平最佳，其次是泰语，而英语则完全不能算作他们的熟练语种。泰国北部同时设有华文小学、中学和公立泰文学校，因此从教育的角度上不难理解为何泰北华人的华语和泰语都较为熟练。从三个国家的华人对调查问卷的语种选择中可以发现：当一个国家设有华文学校时，华文教育系统越完整，华人的华语水平就越高，表现在本研究中选择华文问卷的比例则越高。
美国当代著名发明家迪恩·卡门认为：“工匠精神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更是让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2]工匠精神作为人类的精神品格之一，与其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尊严紧密联系。无论是个人企业发展、国家创新创业，还是民族复兴大业，都需要融入务实求精的工匠精神。高校附属医院承载着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的双重职能，更应该在党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更需要注入工匠精神的强大魅力和品格。
如前文所述，18.2%的马来西亚华人，24.9%的印尼华人，和18.1%的泰北华人声称自己在说华语时不会混合其他语言，或者他们根本就不说华语，所有这些受访者都选择了选项四。此外，其余有语码转换行为的受访者只当选项一、二、三无法解释他们语码转换的原因时，才会选择选项四。表4显示了受访者在华语谈话中语码转换的原因，可见选择选项四的受访者与声称自己在华语谈话中没有语码转换行为或者根本不说华语的受访者比例非常接近，这证明调查问卷提供的预设原因很大程度上符合受访者的语码转换原因。
表 4语码转换的原因
选取47例2017年3月—2018年3月期间本院收治的肺部孤立性肺结节患者纳入本次研究，经CT常规检查结果显示，47例患者肺部均存在孤立性结节，且无明显肺门转移现象，也不存在淋巴肿大等现象。47例患者中男31例，女16例；年龄35～75岁，平均年龄（57.24±9.09）岁；症状表现：存在明显胸部疼痛者9例，出现发热者7例，咳嗽、咳痰症状明显者10例，无明显症状表现者21例。
不同年龄段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比例如表7所示。与34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华人相比，35至60岁的受访者在使用华语谈话时，混合其他语言的概率相对较小。正如洪丽芬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马赛克现象”(即语码转换现象)时总结的，在说英语时，大多数年老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行为源于其有限的语言能力，年轻马来西亚华人则是因为语言习惯所致[4]。类似地，本结果也表明，年老华人与年轻华人在说华语时的语码转换情况确实较中年华人频繁。
(一)马来西亚华人
由表5可知，不同年龄的马来西亚华人在说华语时，具有显著不同的语码转换行为。
从原因上来看，如表4所示，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人认为自己进行语码转换是因为实用性目的。此外，22.7%的马来西亚华人和17.6%的泰北华人认为，语码转换反映了其集体认同。最后，21.5%的马来西亚受访者和17.3%的泰国受访者将语码转换作为一种稳定的语言混合体来使用，他们认为自己的语码转换行为并不具有特定的目的。相比之下，只有3.9%的印尼华人受访者认为华语对话中的语码转换体现了集体认同。此结果也再次印证了华语已经不能够算是印尼华人社群内的共同语言的现实。另外，6.4%的印尼华人受访者认为语码转换没有特定的用途或含义。65.8%的印尼华人认为语码转换是因其实用性，这个数字要高于其他两个国家的华人，可见印尼华人华语水平的局限性导致其不得不在说华语时掺入其他语言进行辅助。
表 5马来西亚华人语码转换和人口统计学变量
调查问卷向受访者询问了“您是否在说华语的时候掺入其他语言”，提供的选项为“是”或者“否”，并要求受访者选择其中一个答案。最后根据回答，计算出三国受访者语码转换的频率。
表 6不同年龄段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原因
分析工具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 5.0对数据进行分析：从CNKI下载检索数据并在CiteSpace中进行数据转换，导入数据并进行参数设置，运行软件进行图谱绘制。
表 7马来西亚华人各年龄组的语码转换比例
(二)印尼华人
如表8所示，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水平或教育媒介语对印尼华人的语码转换概率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各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下印尼华人的语码转换行为相对一致。因此可以推测，印尼华人在华语交谈中语码转换的主要原因是自身华语水平的限制所致。
表 8印尼华人语码转换和人口统计学变量
(三)泰北华人
如表9所示，不同性别的泰北华人显示出明显不同的语码转换行为。
表 9泰北华人语码转换和人口因素
如表10所示，泰北华人在使用华语交谈时，男性较女性的语码转换行为明显较少，两性语码转换行为的比例相差11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教师通过生活化教学，可以更好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有效的增强学生的数学思维。这就需要教师可以认识到生活教学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学生学习数学的有效帮助，从而能够积极的应用生活化教学，并有意识的探索实践相关的教学手段，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让学生更好的学习数学。
表 10不同性别泰北华人的语码转换行为
从原因上来看，由表11可知，两性泰北华人在华语谈话中运用语码转换绝大多数是因为实用性，其次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集体认同和语用习惯。由上文可知，比起男性，更多的女性在说华语的时候有语码转换行为，结合表11可知，女性泰北华人更加重视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带来的积极的语用效果。此结果表明了两性泰北华人在社群内交际中语言策略运用上的不同，侧面揭露了两性泰北华人言语上的特点。
表 11不同性别泰北华人的语码转换原因
结语
通过研究可知，马来西亚华人的华语能力为最好，泰国华人的华语能力次之，印尼华人的华语能力最差；华人华语能力的高低，主要归因于该国华语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否。从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看，45岁到60岁的马来西亚华人语码转换的比例最小，受到历史上马来西亚政府排斥华语华文的影响，这个年龄段的华人认为语码转换的最大动机是其能够反映自己的集体认同。此外，泰北华人女性在说华语时较男性更多地使用语码转换，而且泰北华人女性认为语码转换的最大动机为实用性目的。相比马来西亚和泰北华人来说，印尼华人的各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下的语码转换行为都较为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长期严格地压制华语华文的使用与华文教育，使得许多印尼华人已经不会使用华语，而绝大多数会使用华语的少数华人在华语谈话中也要借助语码转换的实用性功能来完成谈话。
传统观念认为语码转换是指由于语言水平低,无法表达思想而进行的,所以过往的研究中常常对语码转换现象持否定态度,把它看成语言能力低下的表现[8]。然而，从社会融合、海外华人认同当地文化的角度来看，语码转换现象是华人海外发展史的新一页，亦有其积极的一面[4]。本研究发现，作为三个国家华人的常见的语言行为，语码转换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为谈话者的实用性目的；第二种，是华人有策略地通过语码转换来显示自己的集体认同；第三种，语码转换对于一些华人来说，是其浸淫在东南亚多语环境下养成的一种无目的的语言习惯。但是总体来说，三个国家的华人大多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谈话中的语码转换，并认为语码转换是一种实用的语用策略。从三个国家华人十分重视语码转换的实用性目的来看，东南亚华人为了融入当地的语言与社会环境，作出了诸多语言方面的努力，语码转换体现出其积极的方面。然而在全球华人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说华语时使用过多不规范的、本地化的语言习惯，可能会降低不同国籍华人间的交流效率，使得华人的天然语言优势反成为华人间的交流阻碍。面对这种困境，东南亚华人唯有提高自身华语能力并形成能够根据谈话者的不同改变自身语言习惯的能力，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语言优势，与不同国籍的华人顺利交流，达成最终的语用目的。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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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覃玖英,蒋满英.中国语码转换研究综述[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85-87.
[3] 潘碧丝.多元方言下的渗透与包容：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方言词语[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3):77-83.
[4] 洪丽芬.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马赛克现象：语言融合的表现[J].东南亚研究,2007(4):71-76.
[5] 黄素芳.泰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八桂侨刊,2007(3):22-29.
[6] 周巍.基于态度的ABC模型的马来西亚华人语言态度探究[J].龙岩学院学报,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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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de -Switching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s of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Northern Thailand
ZHOU Wei, AN D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00,China )
Abstract ： By examining the Mandarin ability and the code-switching in Mandarin speeches of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Northern Thailan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ndarin abil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is the strongest, followed by ethnic Chinese in Northern Thailand and Indonesia, which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in each country; two main reasons for code-switching are the pragmatic purpose and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behaviors and purposes of code-switching of ethnic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Northern Thailand vary with age and gender; the code-switching behavior of Indonesian Chinese is more consistent, irrespective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Key words ：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onversation in Mandarin; code-switching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2019)03-0088-07
收稿日期 ：2018-10-03
作者简介 ：周巍(1987-)，女，辽宁丹东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安东(1989-)，男，辽宁丹东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社会学和国际经济法研究。
〔责任编辑：许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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