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县论文,社会调查论文,里程碑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地调查是了解信息、积累资料和推进学术的重要途径，它在中国源远流长，但以科学方法进行的专门调查还是晚近之事。20世纪初外籍在华教授首开其端，20、30年代蔚成风气。此一时期，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衰败、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和各种新文化启蒙思潮兴起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关注农村、调查农村和变革农村的浪潮。这些调查和研究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农村建设，也促进了中国学术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到今天，又成为当代历史学乃至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研究的珍贵文献。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使用这些历史资料时，是否考虑过这些资料是如何产生的？譬如调查的社会环境如何、调查的基本过程如何、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开展调查、调查成果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迄今，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历史现象，然就总体而言，所论尚嫌粗疏，没有回答以上问题。①我以为首先应对影响较大的农村调查分别给予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本文所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农村调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检索以往相关论著，主要是从平民教育实验角度切入，②但对于定县调查的原委，以及调查的宗旨、环境、方法，调查的成就和影响等，尚未给予充分的梳理和深入分析。笔者试图从社会调查视角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
一、由狭及广的县级农村调查
定县调查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举办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随着平教会行政机构和实验范围的变化由小而大，渐次展开。以1929年为分界点，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小范围的调查。
平教会1923年8月成立于北京，晏阳初任总干事长。开始在城市举办平民教育，但很快晏阳初就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大多数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故于1924年9月在平教会添设乡村教育部，转入乡村平民教育。1926年秋，在定县翟城村士绅米迪刚的支持下，平教会将定县辟为“华北实验区”，于翟城设办事处，以附近东亭镇为中心的62村作为实验基地。
社会调查工作也以62村为中心开始进行。这一范围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28年。当时实验区行政组织较为简单，工作人员不过20人左右，只设农民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民生活调查3个股。负责调查工作的是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农学家。冯锐以前曾在广东、江苏、山西、河北等省调查乡村生活，来到定县后，他参照社会调查理论，结合实地调查经验，并与美国社会调查专家甘博尔反复讨论修正，编成《乡村社会调查大纲》。根据这一大纲，做了一些宏观调查，如定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政府组织，62村的交通、人口、教育、娱乐、信仰、兵灾、农业、地亩、生活等概况，可谓“艰苦的开轫工作”(晏阳初，1933：3)。农民教育股也设有调查组，主要任务是调查风俗、生活、出产、卫生、游戏、歌谣等，但所做实际工作不多，只是对平民学校做过调查。
第二阶段为全县规模的调查。
为了加强实地调查，1928年6月，平教会成立了统计调查处，后改为社会调查部。举凡定县历史、地理、政治、教育、家族、人口、宗教、风俗、道德、交通运输以及农产物种类、多寡、种子、肥料、果品、森林、畜牧、蚕业、家庭工业、农场大小、佃租制度、农产买卖，“靡不条分缕析，精密调查”(汤茂如，1932：96)。③1929年秋季，平教会总部由北平迁至定县，以全县为实验区，社会调查工作随之扩展到全县。
李景汉被平教会聘为调查处(部)主任。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社会学家，实地调查经验非常丰富，此前曾在北京社会调查社、燕京大学工作和任教，指导调查北京市民生活和郊外乡村，并发表相关论著。但给他带来了极大声誉的是此后的定县调查。国内外许多专家也曾对定县调查给予帮助，如美国学者甘博尔不但从方法上进行指导，在经济上也有支持。
这一阶段的调查先从以翟城村为中心的第一乡村社会区(包括62个村——作者注)开始，继而逐步扩大，推及全县；又按平教会随时之需要，决定调查事项先后缓急。
1928年初到1929年初的调查工作，主要是翟城及其附近的两个村庄农家生活费记账调查。
1929年秋到1930年，调查先从第一自治区71村概况开始，包括每村距离县城里数、位置、家数、人数，村长、村副姓名、年龄、职业，学校教员及学生数目，高小、中学、大学毕业人数，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村人职业、种地亩数，主要农产物、集市日期、医生及药铺数目、寺庙及信仰各种宗教人数等项。然后举行71村详细户口调查，计城内1707家，三关562家，71村6230家，共8499家。同时附带举行挨户疾病死亡调查，共5000家。此外，补充以往不完全的调查，主要有全县赋税调查，包括国税、省税、县地方捐、村捐等项。1930年的调查还有：全县各村概况调查，共计382村；土地分配和农产调查，共134村；家庭手工业和工厂调查，也是134村；县城及乡村店铺调查，包括城内三关、东亭、清风店的各种店铺数目，每个店铺的资本、赚利、组织、店员待遇等；生活费调查、物价调查，包括物品34类500余种。
1931年的调查有7项：一是继续调查每村土地分配与农产，共319村；二是继续调查家庭手工业，也是319村；三是调查123个农家一周年内的各项收入和支出项目及所需各种物品的数量；四是继续调查34类日常用品的物价；五是高头研究村的详细调查，共120家；六是南支合、李亲顾、明月店三处中心村的详细调查，共调查住户1365户、铺户193户。
1932年，平教会将定县第一自治区东部、第三自治区西北部作为集中的研究区，开始6年实验计划，各部处工作以设计为主。社会调查部对研究区的调查设计有12项，即：田场经营调查，主要农作物及猪鸡羊调查，主要手工业详细调查，集市和商业调查，借贷调查，关于经济的各种会社调查，家庭卫生调查，整理研究区内人口调查材料，整理123家生活费计账，整理全县各区手工业材料，以及整理南支合、李亲顾、明月店三个实施中心村的调查材料等。
1933年，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成立，以定县为实验县，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实验开始纳入县政建设轨道。不过，研究院、实验县与平教会的领导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研究院也设调查部，由李景汉兼任主任。平教会偏重整理已有材料，研究院担任实地调查工作。本年度有两个调查设计，一是物价调查，二是出生死亡调查。④
1933年至1935年初，调查工作有12项：绘制定县实地测量地图，全县土壤调查，全县农产物产量调查，全县工业品数量和价值调查，全县土产运销调查，定县输入货物调查，集市调查，借贷调查，物价调查，民众负担调查，地方自治调查，全县户口调查等(宋恩荣，1989：405-406)。据统计，到1935年底，已完成的调查涉及23个方面、232项(李景汉，1936c)。
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冬还邀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合作研究定县地方行政和地方财政，经济所派冯华德、李陵驻扎定县，进行实地调查和档案整理工作，历时8个月完成。
由上所述，从1926年起到1936年，定县调查延续10年之久，调查范围由小到大，遍及全县。从时间上，与当时其他有影响的农村调查比较，只有卜凯主持的调查可与之媲美，其余调查长不过几年，一般就一两个月，短者仅六七天。
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社会调查部整理发表了大量资料。专书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秧歌选》、《定县农民教育》等。还发表了大量论文，主要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见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定县大王褥村人口调查》、《定县农村经济现状》、《定县土地调查》、《中国农村土地与农业经营问题》、《定县农村织布工业》、《定县农村纺业调查》、《定县农村的木厂》、《定县大西涨村之家庭手工业调查》、《定县农村借贷调查》、《定县摇会的研究》、《定县民众负担之分析》、《河北省定县之田赋》、《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河北省定县的牙税》、《定县输入各国货物的调查》、《定县农民外出谋生的调查》、《定县的新年娱乐》等。
这些成果所涉内容非常广泛，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例，包括地理、历史、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与价值、信仰、赋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有关表格就达314个之多。每一个方面又分列更为详细的内容，如人口就分为人口总数与分布、人口年龄与性别分配、家庭之大小与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职业、宗族等。总之，定县调查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应当说，与实际调查相比，公开发表的仅为少数。一方面固然与来不及整理有关，但有的材料不便发表也是一因，李景汉就说过，许多材料“只供本会主持工作者参考的用处，为的是要免除误会。严格地说，为一个地方实用的社会调查不应随便公开发表，尤其是近代所谓之‘个案调查’与私人的地位名誉有关系的”。因此，只能以“妥当无碍的方式”发表一部分事实(李景汉，1936a：3)。
与实际调查相比，真正遗留到今天的也是少数。曾任平教会文学编辑的堵述初回忆：“定县实验区的档案、各种出版物、挂图、未刊稿件以及参考图书，都在平教会撤离定县实验区前转移到了大后方，最后运到了重庆歇马场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据闻，这批东西在解放不久，全部由重庆人民政府接收了”(堵述初，1983：44)。遗憾的是，笔者没有在重庆档案馆发现这批资料，倒是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了一个平教会的档案全宗，但主要是会议文件、报告、照片，调查资料有一些但不多。李景汉说，大部分原始资料在“文革”中丧失了。譬如上述1931-1932年的123家记账调查，以日记形式记下这些家庭成员每天的物质和精神各方面的活动情况，长达一年之久。这些材料反映了农家的经济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想法等，非常珍贵。令人痛心的是，调查底账在“文革”中大部损毁，仅由李景汉的学生何延铮从所余资料中整理成数张表格，发表在《河北文史资料》1983年第11辑。
尽管如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定县调查资料已经是相当丰富了。
二、学理与实用之双重目的
任何社会调查，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大体可分为认知型、服务型、改造型和综合型四类。所谓认知型，即纯粹学理的调查，以认识乡村为目的，重在描述事实，为人们提供真实而详尽的田野报告和有限的理论分析；服务型调查，则以为某一设计目标(不管是善良的还是丑恶的)服务为目的，重在提供实现目标的依据；而改造型调查，主要是从事实中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方案，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型调查，是以上几种类型的综合体。当然，所谓分类只是各有偏重，实际上纯为一种目的的调查极为少见，而是多有交叉和融合。无论哪种调查，似都以认知型为基础，否则谈不到服务或改造。
就现有的农村调查来看，纯粹的认知型极少，一些人类学家所谓田野工作的“中立”、分离、漠不关心、纯粹客观立场是不存在的。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调查强调学术研究，著名农学家卜凯主持的调查即是为了“汇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卜凯，1941：234)。尽管如此，他的调查仍有其改良农村的意蕴，对农家经济的许多相关问题都提出了改进看法。比较而言，中国学者的调查在认知基础上，更加偏向服务和改造，甚至融入了强烈的民族情感。社会学家吴文藻就指出：“社会调查，是服务家的观点，主旨不在认识社会，而在改良社会，注重社会问题的诊断”(吴文藻，1936)。费孝通也坦言：“推动我去调查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救亡问题，敌人已经踏上了我们的土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寻求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也就决定了我们调查研究的题目”(费孝通，1992：419)。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目的是论证农村经济趋向全面崩溃的根本原因和所应走的道路，为中共革命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孙晓村，1986：31)。
定县农村调查是一种综合性调查，兼具认知、服务和改造三种调查之特征，或可概括为学术和实用双重目的，而以后者为主。李景汉就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的改进事业，必须按照妥当的步骤逐渐进行，大家要赶紧到民间来，调查社会实际情况，洞悉事实真相，发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根据调查结果，研究改善社会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李景汉，1930，1933c：11)。
首先，探求学理是实地调查的基础，是为了搞清国情而调查。
以往统计资料的缺乏、错误，是这一认识的本源。中国已往的历史多半是朝代兴亡的记载，很少着重民间生活的事实。即便有一点也是零零碎碎，不甚可靠，对于数量的记载尤为粗疏笼统，不得要领。人口资料特别能说明这一问题。李景汉早在美国留学时，老师和同学曾经问他中国人口、年龄、男女分布等情况，他回答不出，“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对自己国情不知，使我深为内疚”。事实的确如此，“我国人口的数目直到现在没有弄清楚，并且常有令人莫名其妙的，甚至不可思议的报告，越发使人糊涂。记得我六岁入小学时，那句‘四万万同胞’表示爱国的口头禅，随时可以听见，到处可以看见，较比现在的‘三民主义，这个名词喊得还要起劲。出小学入中学的时期，仍然继续不断的高呼‘四万万同胞’。中学毕业以后，常帮助妹妹们读地理，我国人口的数目依然大书特书为四万万。光阴似箭，又过了几年在大学毕了业，拿起小侄女的课本来一看，中国人口照旧是四万万。海外留学数载返国后，又理会(“注意到”的意思——作者注)在侄辈，有的是孙子辈，所用的地理课本上，中国的人口还是整整四万万，不多也不少。近来人们比从前显得聪明了，花样也随着多了。虽然四万万的数目仍然是正统式的存在着，而高明的学者，专家和权威们起来推算估计或猜度中国的人口了。海关的报告说1926年中国的人口有四万万四千八百万，邮局说在1927年有四万万八千七百万，内政部在1931年的报告为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一个英国的统计学家认为若说中国人口有三万万就是夸大之辞。从前德国的一位学者根据食盐的统计断定中国人口为二万万三千万。此外发表的不同数目甚多，不胜枚举。最高的估计数和最低估计相差超过二万万。我们知道世界上美俄两大强国的人口总数，一为一万万三千万，一为一万万六千万。而我国人口估计的差就不止二万万，约超过他们人口总数的一倍！呜呼，真一伟大之民族也。虽然，天下之模模糊糊孰有过于此者乎？”“一个国家连人口的数目既然都不清楚，自然更谈不到人口的生亡率、人口的密度、男女的比率、年龄的分配、移居和职业等项”(李景汉，1983：69，1934)。这就是一个已经开始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现状，连自己的子民数字都如此模糊混乱，遑论其他！
民国初年以后，政府机关和私人调查逐渐增多，或为特殊专题调查，或为一地概况调查，但率皆规模狭小，且系各自为谋，不相连属，缺少通盘计划。虽有一些成绩，终属零星片段，不足以应付急需。定县调查正是从一个县入手，试图弥补以往统计资料缺陷之举，正如李景汉所言：“若是此后国内的调查统计工作仍如已往枝枝节节的进行，则一鳞半爪，鲜济于事，非全国推行普遍的全体调查不为功。然则如何才能推行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工作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言以蔽之，非从中国的一千九百余县入手不可”(李景汉，1936b)。以一个县为范围，主要是因为“向来无论是中央或各省的统计材料，未尝不是大半来自各县”。但已往搜集材料的方法，大半系由省政府颁发表格至县政府，限期填报，往往所列项目颇为复杂，亦不计及各县有无调查能力与时间。“而县政府之行政人员多无调查统计的知识，亦无专人负责，并且平日没有实地调查的工作，也没有现成的统计数字。往往填报的期限，又多短促。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表格上的各种问题的答案，遂不得不出于揣测之一途……填报之数字，每与事实不符，并且往往相差甚远，错误极大。甚至有时关于同一县份之报告，其产鸡之总数竟超过产蛋之总数……此种揣测之数字自难合于实际之应用。一旦误引以为建设方案之参考，或行政设施之根据，其危险可知”(李景汉，1936b)。所以，“我国之大量统计，如不求其准确可靠实用则已，苟欲求其准确致用，自非全国一致，认真推行普遍的调查不可，而欲实现此种大规模之调查，则又非从全国各县入手不为功……各县有了各种县单位的各种调查以后，才能产生全国完备的各种调查材料”(李景汉，1991/1936：3)。当然，定县调查与定县实验是联在一起的，李景汉所谓县级调查的理由也许是参加定县实验的事后解释，未必是先见之明。
定县调查的学理层面并不止于求得真相，它还有为社会科学本土化而调查的雄心。李景汉说过这样一句话，“希望本会此后的社会调查不但随时应付本会的需要，也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李景汉，1933a：4)。他列举了社会调查对中国的十大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中国社会学的基础(李景汉，1933c：1-10)。可以肯定，李氏参加定县实验，固然受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和改造农村社会的感召，而能在县级别范围内进行社会调查，能将所学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应用于中国实践，提高学术水平，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如果说出身社会学的李景汉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定县实验总负责人的晏阳初也有类似设想，就更为难得了。他的解释更为详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因此我们希望本会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研究有其贡献，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尤其要“随时研究如何先建设起来中国的社会调查之整套的学术”(晏阳初，1933：3)。总之，就是通过定县调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促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定县调查毕竟是定县实验的一个部分，其服务和改造的实用目的更为显著。
晏阳初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际的改造”(晏阳初，1933：2)。李景汉也强调：“社会调查固然是学理的研究，而主要的目的是实用。换句话说，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乃是为改良社会而调查……促进或产生认为有益人类的社会行为，阻止或革除认为无益人类的社会行为。这样以人力支配社会情况，不任其自然变化，所以社会调查的结果，能应用到人类实际的生活上”(李景汉，1933c：12-13)。他将定县调查作为自己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的分水岭，“我由四年纯粹为求得知识性质的社会调查，而转向为社会改善之应用性质的社会调查。这其中有很大的分别，也是我个人调查工作性质的一个重要转变”(李景汉，1933d：5)。因李景汉生病，曾短期代理社会调查部主任的瞿菊农也同样指出：“我所希望的是调查的结果最好有实际的目标。不致于如有人批评专治知识论的哲学家一般，专门磨刀而不曾切肉”(瞿菊农，1933：3)。以上观点，与前面吴、费所论是相当一致的。
定县调查的实用目标，当然首先是为定县实验服务的。
定县实验的理论核心是“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即：“愚”、“穷”、“弱”、“私”是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要用“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来解决，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攻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攻私，由此培养出有知识力、有强健力、有生产力、有团结力的四有新民；而实施四大教育的具体办法是三大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以上“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便就是整个乡建事业的发展”(宋恩荣，1989：565)。社会调查部的定县调查就是配合这一实验理论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为此它与其他各部如生计、文学、卫生、公民以及学校式教育部、社会式教育部、家庭式教育部等都是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正如李景汉所言，要“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特别注意愚、穷、弱、私四种现象。随时整理搜集之材料，分析各种现象之构成要素，发见愚、穷、弱、私等现象之原因，试下相当的结论。然后将根据调查归纳之各种结论及建议，分别供给本会之负责者，使他们计划实验或推行工作时有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总之，使本会全体人员对于全县社会之内容及各种问题，有充分之认识与彻底之了解。因此本会之调查工作不是纯为学理的研究，所谓为调查而调查，乃是为实用而调查，为随时应付本会之需要而调查……皆以本会随时需要的程度与多寡，而决定其轻重缓急”(李景汉1933a：1-2)。譬如为了生计教育部的需要，调查了全县472村的土地分配和农产品，包括各村土地、地产权、地价、农产品产量及其估价等。为了学校教育部的需要，合作调查了各村教育情况，等等(李景汉，1983：73)。1932年调查定县农村借贷，李景汉也谈到：“调查的目标之一是为开始计划组织信用合作社的参考”(李景汉，1935)。又如张世文主持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目的是“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拟定改进发展定县农村工业之具体方案”(张世文，1991/1936b：1)。李景汉曾对社会学家陶孟和说，定县的社会调查工作“是为了应付平教总会的需要而调查”(陶孟和，1933：2)。虽为谦辞，但的确反映了调查工作的主要事实。
其次，定县调查并不限于为定县实验服务，而是为政府贡献一套更大规模调查的方法和经验，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提供参考，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
对定县调查的这一宏大意义，李景汉指出：我们调查定县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李景汉，1933a：3)。“社会调查能在一村成功，或一区成功，或一县成功，也就是全省的一部分成功，全国的一部分成功，也可以说，一地方的成功可以代表全国成功。若各地方都闻风而起，都举行社会调查就更好了”(李景汉1933c：45)。晏阳初也谈到，整理调查的结果“供实际从事农村建设的同志们，与关心农民生活的朋友们参考研究”，“至少根据定县社会调查的经验，也有一套方法，必须切实研究，实地经验。在完成这套实地调查的学术研究之后，政府才能有办法上的一种根据，可以做大规模的全国或全省的调查，才能希望得到社会事实的真相”(晏阳初，1933：1-2)。从定县农村手工业调查，就不难发现其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方案的指向，张世文认为：“吾国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大工业无从发展，民生日益穷困；在此严重时期，我国国民至少应有民族经济意识与生产救国的这两种觉悟与责任。研究手工业，不但直接对于手工业的实际情形，可以得到大体的了解；对于计划如何改进与发展手工业，可以得到具体的方案；就是对于认识民族经济意识及生产救国的觉悟与责任的重要上，也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欧美各国的学者多主张用工业的分散制度来代替工厂的集中制度，因为他们受尽了工厂制度集中的害处。调查定县农村工业，得到具体事实，对于工业分散制度的实行的可能性与办法上，也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步骤”(张世文，1991/1936b：1)。
就此意义而言，定县调查的目的与定县实验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平教会所做的定县实验并非完全为了定县，而是为全国农村建设提供一整套可行方案。
总之，定县调查之目的以为本地实际工作服务为首要，与全国乡村建设、与社会科学发展也都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可谓一身而三任焉。
三、调查环境之弊与利
定县调查是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摸索进行的，遇到的困难超乎想象。1928年李景汉到定县后，原计划一年之内完成全县范围的调查，因为各种困难因素的制约，使此后的调查工作延续7年之久。
第一个困难，天灾人祸。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调查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但1926年秋开始调查至1932年初，就“经过三次战争，还有地方水灾、瘟疫，以及农村之凋敝”(晏阳初，1933：4)，由此调查工作遭受颇多阻碍。
第二个困难，金融和度量衡混乱。
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是社会调查的重要内容，但中国货币金融和度量衡向来紊乱异常，令人无所适从。如货币单位，“制钱的一千文或一百文的实在数目各处不同，而各时代亦不同，差别之大出人意外。各地及各时期铜元兑换数目亦极不一致。银子之成色、行市、纸币之折价，及政府征税时种种不合道理之折价算法，令人极难捉摸”。度量衡也是如此，“尺的种类，有木尺布尺等。斗与石的种类差别很多。斤的种类有肉斤、粮米斤、棉花斤、买物秤、卖物秤等分别。亩有大亩、小亩种种不同”(李景汉，1933c：3)。农村手工业调查就是明证，定县农家所织土布如大布、庄布、紫花布和花条布，每疋的尺寸差别颇多，就是大布与大布、庄布与庄布，其每疋尺寸亦有分别。定县线的两数，各村大小亦多不相同，有3.5两一斤者，有4.5两一斤者，还有5.5两一斤者，都是按照各村附近线子市所定的每斤线的两数为标准。普通农民纺线都按两说，而两与两的重量又不相等(张世文，1991/1936b：4-5)。可以想象，这种混乱局面将给调查者带来多大的困难。
第三个恐怕也是最大的困难，是农民恐惧调查和马虎敷衍的习惯。
凡是亲历者，无不对此感慨万千(陈翰笙，1988：46-47；杜修昌，1985：117；张稼夫，1989/1935：84、87)！仅从与定县调查有关的几个人的言论，就不难窥见一斑。晏阳初指出：“调查工作若要获得可靠的材料，在进行时非常困难，有的是表面显然的困难，有的是不易看破的困难，因为人民饱受乱世之害，故时有戒心，防备受害，早学会了搪塞支应的技术。民国以来，政府几乎完全丧失人民之信用。苛捐杂税，征兵拉夫，兵匪劫掠，已成家常便饭。上捐时又按每村之户口和地亩数为标准。如此调查人口和地亩时，岂不视为大祸之将至？再者，无论如何，他们不易明白调查的意义和实际的用处。而且有时愈解释愈不明白。因为向来没有这样麻烦的询问。有时他们故意不说实话，很难辨别真伪。况且一般人模模糊糊的习惯和说话的不准确，尤其是对于数目之含糊，都是不易令人得到事实。因此调查时非常费力。例如调查人口本是简单，然而其中复杂情形，真是一言难尽。农民有种种不利于调查的怀疑，包括怕与县政府有关系，怕与捐派捐差有关系，怕与共产党有关系，怕是传教的，怕是无论如何没有便宜的事。此外有似乎与调查有利而其实也是不利的揣测，例如疑为是慈善机关放赈，疑为华洋义赈会又要助款凿井，疑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白叫人读书或看病不要钱。除去免除这些怀疑以外，在实地调查时又要遇到许多阻碍。例如往往村长敷衍对付，借故延迟，有时给假户口册或地亩册，有时村中分党派，不易接洽。调查富家人口尤其困难，因为避富之故，不肯告知准确人数，不承认小孩识字，房屋地亩就难询问。调查员皆为男子，与家庭中妇女谈话非常不便，易生误会。各家报告人口时，往往将家中未出嫁的姑娘与青年的妇女故意遗漏，或以偏大或偏小之年龄报告，老年人也往往遗漏，以为将死之人没大关系。壮年男子也往往不报，怕征兵派差。男小孩容易遗漏，怕人知道生日年龄，摆镇物陷害。小女孩无足轻重，亦易忽略过去。我们调查时要知生日属象，但因迷信的缘故，有人不肯说实话。家内为公公的不好意思知道儿妇的年龄生日，假意说不知道。已婚者常瞒尚未娶，如此同时遗漏其妻子和子女。出生死亡难得到确数。调查疾病亦不容易，因为人民不高兴这类不吉利的询问。因此调查时必须费很大的事才能胜过这些困难，得到事实。稍微疏忽一点，就是失败”(宋恩荣，1989：314-315)。⑤李景汉更是在论著中多次谈到这一现象，在中国目下的社会状态之下，许多理论往往满用不上。你以为研究某县之人口分配，必须按照地域之分配，选择某几区内之某几村，某几村内之某几街，和某几街内之某几家，如此才能合乎科学的抽样方法。但在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是由不得你做主的，它不是为你的调查便利而存在的。你所决定调查的某区、某村、某街和某家，往往多半不欢迎你调查，也许根本不让你调查，也许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勉强叫你调查，但不跟你说老实话。有时你以为表格填写的整齐了，就以为成功了。其实都是或有一部分是谎话，去事实甚远。有的谎话可以从统计的结果发现出来，也有的无论如何看不出来(李景汉，1936d，1933a：2，1933b，1933c：32)。张世文主持农村手工业调查时也有类似感受，“关于从事各种家庭工业之平均每日大约工作小时数，农民多不能回答。要知一般农民根本没有小时的观念，他们的饮食器具及其他一切日常生活均以日头为标准”。“挨家调查家庭工业的时候，问到全年大约工作日数，农民多不能回答……问到个人全年出货量，也多记不清楚……关于农家全年一切收支总数，农民多算不出来”。“调查作坊工业最困难的就是资本，因为一问到资本就容易怀疑到增加营业税。普通总是把资本说的太低……工资普通都愿意说的较高，一方面表示优待工人，一方面表示花费较大；花费一大，当然赚利就小”(张世文，1991/1936：15-16)。调查对象的惧怕、敷衍，无疑给调查者进入农村造成极大阻碍。
诸如此类的困难，并不是定县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使调查者面临严峻的挑战。
困难相同，但定县调查却有其他调查比不上的优势，就此而言，它又是幸运的。
一是定县调查的主持者都是一流学者。
当时“虽然已经有人觉得这种工作的重要，也实行参加，但真有调查知识的人极少，说到受过训练而又有充分经验的人更少，至于社会调查的专门人才和有经验的老手简直几等于零”(李景汉，1933c：29-30)。而定县调查的领导者不仅有深厚的社会学理论素养，还有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以及献身事业的拼命精神，这是当时其他许多调查难以企及的。李景汉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在美国求学9年，专攻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24年回国后又先后进行过北平人力车夫调查、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调查、工人生活水平调查、北平郊外乡村调查。这种理论和经验上的准备，无疑为定县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有定县实验区的整体支撑。
倘若平教会不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要开展这样一场时间持久、涉猎范围广泛的农村调查，是很难想像的。
首先是有一定经费和人才的保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在严重制约着实证研究。有了钱，对于那些愿意做一点切实的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至少拥有了一种对你希望研究的问题或对象建立起一种支配关系的可能，一种获得某种或真或伪的知识的渠道，一种就此问题的可能的发言权”(苏力，1998)。20、30年代的调查，当地人没有实力举办，“差不多须靠外来的改良社会事业的团体或学术机关来担负完全责任。最高限度本地人只能出些人力，恐怕连经费也是谈不到的”(李景汉，1933c：49)。相比而言，尽管平教会的经费也属紧张，但毕竟是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区，有国内外的捐助，因而有一定保障。以人口调查而言，1930年65村5225家的人口调查时，当时平教会的经费较初到定县时增加了20多倍(李景汉，1936d)。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全县范围人口调查，成立调查户口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由编审股、指导股和总务股组成，包括视察员、股员、书记、调查员等共计100人左右。历时5个月，投入薪俸、印刷费、办公费、考试费、伙食费、津贴费等共8100多元(李景汉，1937)。定县秧歌调查也说明了经费支持的重要，不仅调查范围达到48处，更有特色的是还请人来唱，有的歌手被邀来住平教会，每天唱，每天记，按日付酬(陈菊元，1991/1988：473)。同样由于经费支持，社会调查部工作人员经常有一二十人，亲赴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有十几人，最多时达30多人，包括调查员、绘图员、统计员等(李景汉，1983：73；陈菊元，1991/1988：472)。
其次，平民教育培养的学生给予定县调查以极大支持。
平民教育是定县实验的核心，接受教育的学生恰恰能为定县调查所用。李景汉甚至认为“没有平民学校与许多别种工作，社会调查很难单独进行”(李景汉，1933a：4)。事实的确如此，正是在创办平民学校、开展平民教育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平民学校师生，从而与农民沟通，打消他们的疑虑，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曾任学校式教育部主任的汤茂如评价说：“我们先同乡民发生师生的关系，在取得相当的信仰后，才能进行调查及农业改进的工作，平民学校的成年学生大都是乡村社会的家长，很可以帮同作调查的工作而且能够得着比较可靠的材料”(汤茂如，1932：10)。晏阳初也认为，“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和毕业同学会是真实情况的来源。因此，我们在定县的调查，不是由一群面目可疑的，操着一口古怪的方言和行为举止更为古怪的陌生人进行的，而是由我们本村学校的大约五十名老学生、毕业生和老师在我们的认真指导下进行的”(宋恩荣，1989：155)。1934年更谈到，“近一两年来的调查虽然较以往的复杂，但进行时容易多了，因为各村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一天比一天的多了”(宋恩荣，1989：315)。
再者，平民教育实验使平教会与定县农民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农村调查的关键，而其重要前提是“举行与他们生活真有利益的实际工作……尤其重要，盖一般人士，尤其是老百姓，好话听得太多了，受骗已经无数次了。单说的天花乱坠，而不真作点实事，是抓不住民众的心的，即或有效力也是部分的、暂时的”(李景汉，1933c：37)。事实上，定县实验的确为农民做了许多有益之事，如提高文化水平、改良农业品种、建立乡村卫生制度等，诸此无疑获得了农民的尊重和信任(李金铮，2004b)。李景汉就深有体会地指出：“幸而平教会的工作，例如设立平民学校，普及农业科学等事业，已经博得本地人民的同情和信仰。因此认真的实现社会调查，在定县的机会，大概比在中国任何乡村地方都好。作者能得着这一个良好的所在努力寻求真理，可算是非常侥幸了”(李景汉，1930)。美国学者甘博尔也认为，平教会与定县人民的友好关系为完成调查任务，并取得较为真实的数据提供了保证(Gamble，1968：Preface，xix)。以1930年65村5225家的人口调查为例，当时“定县人民对于该会的希望、信仰与感情，可谓达到最高点。这项家庭人口调查就是在这种良好的空气之下举行的”(李景汉，1936d)。
以上调查环境的优势，保障了定县调查的成功进行。为此，李景汉自豪地说：“若要举行精密的社会调查，在定县的机会大概比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好。”“自然各地方，大概极少的地方，也许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好机会、好环境”(李景汉，1933a：4，1933c：47)。这种良好的感觉，是符合实际的。
四、传统社会关系与先进调查方法的结合
农村调查能否取得成效，除了调查环境和条件以外，还取决于具体的调查方法。
首先是如何进入调查现场。
如前所述，农民恐惧调查，这是中国农村调查最头疼但又非解决不可的难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则其余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李景汉，1933d：6)。给农民看得见的实惠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这有一个过程，总不能等到这个过程结束了才开始调查，所以还需要其他接近农民的途径。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接近农民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个是通过官方的许可和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另一条是启用社会关系网络，两者即所谓正式权力资源和非正式权力资源。20、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官方组织的调查大多借助了地方官员的力量，而民间组织或私人调查则更多依靠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1986：19；陈翰笙，1988：47；陈伯庄，1936：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a：66-91，1934b：158-177)。
作为民间团体乡村实验的一部分，定县调查对非正式权力资源即传统社会关系颇为重视。一是尽量使用本地人为调查员，他们对农村情形非常熟悉，与农民接触起来比较容易。汤茂如就指出：“调查员要用本地有声望人士。调查员的选定，在调查的结果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社会，向重人情，讲面子，苟调查员能与被调查者有几分交情，则调查易于进行。因此调查员以熟于本地情形，而为本地人士所推重者为最相宜”(汤茂如，1932：97)。二是打通村落各层尤其是村领袖的关系。甘博尔协助定县调查时就采用了这一办法，“为了扫清障碍和得到支持与合作，平教会提前与村长磋商解决调查困难的办法。在许多村子，村长都陪同调查人员走街串户。由于他们对各家情况都熟悉，就会提醒家长一些可能忽略的问题。在一个镇，我们调查的家庭数字比官方多200户”(Gamble，1968：23)。1930年李景汉主持的人口调查，更是一个典型例证。对于不大熟悉的村庄，入村后第一步先到村中小学校，到学校有种种便利，学校地点易找，教员为教育界人，容易沟通。村中领袖子弟多为教员的学生，先生有面子，可由彼介绍村长、村副，调查非得村领袖同意帮忙不能进行。谈话的方式有数种，“恭维，戴高帽子，拉近乎，称呼‘老哥’，说好听的，解释误会。有的调查员主张，若遇粗野顽固之村长，万不得已时，可用恐吓手段‘虎他’，但此种办法忌用”。对于帮忙联络者，甚至给予小恩小惠，调查员携带香烟等物款待领路向导，有时还送小礼物或在小铺请一同吃饭。调查员到各家询问时，最好请村长、村副等一同前往。比如“到某家时村长在前领路，一直进到院内，他就喊道：‘张老福或张大哥或张大嫂在家吗？’从屋里面就立刻走出人来回答说：‘干什么呀？’他就说：‘这是平教会的先生们来咱们这儿打听点事儿，他们都是办好事的，问什么，就说什么，决没有差儿，有错儿找我，朝我说。’随后对调查员说：‘写罢’。这就算所有问题整个的解决，一顺百顺，即或有问题也是枝节的”(李景汉，1933b)。以上方法适合中国社会土壤，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社会调查显然是有区别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河北县政研究院和定县实验县成立后，定县调查也借助了官方力量。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全县人口调查，就是平教会与县政府合作进行的。调查委员会不仅有平教会、县政建设研究院人员，还包括本县县长、公安局、财政局局长以及各自治区区长、公安分局局长，各区区长即为该区调查队队长，区公安分局局长为副队长，由此加大了调查的官方权威。调查之前的宣传工作就显示了它的威力。对于行将调查乡村，先由自治区区长或助理员到那里召集乡长、副乡长及其他办公人等，举行乡务会议，进行口头宣传，说明此次调查户口的意义，并命令办公人员传知住户，户户晓谕，人人明了(李景汉，1937)。显然这一调查已大大超越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力量，如果不是此时的平教会与县政府合二为一，是不可能的。
仅仅借助中国传统是不够的，定县调查与传统调查的最大区别，是全面系统地采用了现代先进的调查方法。
一是严格选择和训练调查人员。
由于社会调查专门人材极少，以往的社会调查往往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发生在‘分工’上。规定概念和解释现象的是一些‘专家’，而实地观察的却多是一些没有很深科学训练，甚至对于调查工作本身没有多大兴趣的‘雇员’和‘学生’。和现实接触的人，没有修改概念的能力和权力，他们的工作是依照表格填写。结果是用死了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无论统计得如何精细、正确，想籍此材料来说明一个地方社会制度真实的活动情形，至少是很不容易的了”(费孝通，1999/1943：314-315)。为此，李景汉特别强调调查人员的选用，“调查人员关系重大。差不多成功与失败都在他们手里。他们不但要晓得关于社会调查的真意义和技术，并且还须有待人接物的本领。往往中国的事情，其困难点不是对事的问题而是对人的问题。调查员稍一不慎即可引起地方人士之反感，发生想不到的极大阻碍。因此选择人员时，尤其是实地调查员，必须非常审慎。”譬如忠实、聪明、通人情、常识、精确、说话清楚、敏捷、记忆力、坚忍耐劳、同情心、兴趣、稳重、活泼、谦逊、相貌、学识等(李景汉，1933c：50-57)。对所选择的调查人员，还要施以必要的技术训练。以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全县人口调查为例，调查执行委员会公开招考调查员，加以训练，再分散各区调查。应考资格，以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及曾在社会服务者为标准。考试分笔试与口试两种，取录标准包括文字通讯，通晓百分比，具有社会经济经验，熟习地方情形，体格强健，容貌朴实，言语流利和能骑自行车等八项。调查员录取后，进行两周的训练，一是智能训练，包括户籍法、地方自治组织大纲、调查须知、简单统计法、户口图绘制法等；另一种是调查实习，由调查经验丰富的人员率领调查员到指定地点练习调查(李景汉，1937)。不仅如此，对被调查者也提供起码的技术训练。譬如调查农民家庭岁入和岁出，要求他们记帐，就先训练他们能写能算。也就是说，他们“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他们培养起来”(晏阳初，1933：4)。
通过以上措施，调查人员掌握了基本的调查技术，工作素养明显提高。
二是宣传调查工作的内容和意义。
普通农民乃至村领袖、士绅大半对于社会调查毫无所闻，有的连这个名词也未听说过，故在调查之前必须向他们解释调查工作的内容和意义。李景汉就提醒调查者：“解释社会调查的意义时必须由浅入深，用极普通的话语。根据作者的经验最好是以极简单的比喻，不怕重复的说明社会调查到底是什么，和它实在的用处”。宣传形式可以灵活多样，“有时召集大会向他们一起演讲，有时须分组演讲，有时用谈话的方式向数人或个人分头解释。因此讲话的方法亦须随机应变，因人而异”(李景汉，1933c：37)。193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先是请各村村长、村副、学董及小学教员在平教会大礼堂聚会，向他们演讲此次调查的用意和办法。在调查某村前一日晚上在该村开游艺大会，除唱话匣、演电影及各种有兴味的游戏以外，做简短清楚的演讲，说明将要举行的调查，解除他们的怀疑误会，还要请村长、村副等多说几句话。“这种游艺会甚有效力，因为全村男女老幼少有不来参加的，都听到调查的事情。以后在实行调查时，他们就不奇怪”(李景汉，1933b)。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的全县人口调查，宣传工作更为细致，一种为文字宣传，调查员未出发以前，先在各乡镇张贴布告，告知乡民，包括4项：调查户口之用意、瞒报户口之弊害、瞒报或故意阻挠之究罚、调查员籍端扰害之控究。布告后面附以调查户口人民简明须知，包括五项：调查员下乡调查，自备膳食，各乡概无供应；调查员在外如有招摇骚扰情事，准许人民据实指名禀报；调查员只负调查工作，不得干预他事；每一乡调查完毕后，一个月内，村民可请求查阅调查表。如有填注错误之处，准提出证明人二人，向乡公所声请更正；村民如有隐匿户口者，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处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罚金(李景汉，1937)。
这一宣传工作，为村民了解和配合调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是运用了系统的西方社会学调查手段。
这点最能体现定县调查的现代性，就是以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实际情况，主要有普查法、个案法、抽样法，它们也是宏观与微观、粗与细相结合的方法。按李景汉的解释，个案研究法是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调查单位，细密地研究一个单例自身的性质和它的环境，彻底了解个人在家庭的位置、在社会的位置；抽样法是自全体内取出一部分，以此研究结果而推知全体社会现象；普查法是把一种社会现象的全部分子一一调查，不同于抽样调查只调查全体中的一部分(李景汉，1933c：13-20)。事实上，定县调查首先是从宏观入手，先调查定县概况，绘制定县地图，标清全县472个村庄的分布，对全县的历史、地理、赋税、风俗习惯进行概略调查。随后又根据平教会划定的62个村庄，调查了教育、娱乐、宗教、卫生、生活、经济等情况。继之开展全县各村的概况调查，包括每村户口、村中领袖、学校现状、文盲人数、种地亩数、农产品种类、男女职业、医药状况等。所有这些都属于普查法，也即宏观范围的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较细的分项调查，如各村的人口调查、土地分配、家庭手工业调查，家庭生活费调查等。这种分项调查既有此前使用的普查法，也采用了个案法和抽样法。如1930年65村人口调查，使用的是普查法，广泛调查村内人口状况和家庭关系；同年的大王耨村人口调查，则是个案法，详细调查一个村庄的人口情形；1931-1932年123农家生活水平调查，使用的则是抽样法，选择了贫富程度不同的家庭，使能代表全县各类家庭(李景汉，1983：73-74，1933e：130；张折桂，1931)。
使用调查表格，是现代调查方法的突出特点。这种形式简单明确，易于统计和分析。张世文主持的农村工业调查，所用调查表主要有4种，包括村概况和家庭手工业问题表两种，村概况和家庭作坊工业问题表两种。每种表格又分列详细小目，如村概况家庭手工业问题表包括工业种类、家数、工作人数、工作月份、平均每日工作时数、产值与赚利、原料种类、货物销售、增减原因等；家庭手工业详细问题表包括家庭人口数、自有田产亩数、家长职业、亲属称谓、年龄、工业种类、开始从事工业年龄、从事工业年数、工作月份、工作日数、平均每日工作时数、出货数量、产值与赚利、货物销售、全家一年总收支、盈亏等(张世文，1991/1936b：15)。几乎涵盖了家庭手工业的所有内容，为科学地分析与总结奠定了基础。在设计调查表时，还“特别注意与农民的心理、风俗、习惯、生活相应合，而又要顾到：(一)所问须使他们能回答，(二)他们所能回答的，又是我们所需要的”(晏阳初，1933：2)。如人口调查，调查表上不写“户口调查表”，而写“拜访家庭谈话表”，不写“调查员”，而写“拜访者”，不写“报告者”，而写“赐教者”，表格两旁写上“若要知道用什么好方法为农民谋幸福，必须清清楚楚的明白他们家里的状况”。由此谋得农民好感，打消农民疑虑，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宋恩荣，1989：315；李景汉，1933e：131)。
由上可见，定县调查将西方先进的调查方法与中国社会传统关系结合起来，从而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
五、里程碑式的调查成果
定县调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大规模实地社会调查，意义重大而深远。
首先，定县调查基本实现了探求学理的目标。
由于具有特殊的人才、经费和方法优势，定县调查质量之高是可以肯定的。调查之后，又重视检查，弥补错漏，为提高质量更加了保险。如1930年65村人口调查，本来是调查72村，但调查完后，根据调查时的情形，觉得有7个村的材料稍有问题，各村内也有少数不可靠的家庭。因此，在作详细的统计分析时，就把稍有怀疑的7村和一切稍有怀疑的家庭材料除开不用，只统计65村内可靠的家庭材料，“如此不致玉石俱焚”(李景汉，1936d)。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全县人口调查，为了防止错误发生，对调查员实行奖惩制度，规定调查员填注错误或遗漏户口时，非经发还更正，查报确实，不发给资。调查完成后，又设置抽查员抽查业已调查的村庄，“无论各村有无隐匿情事，均须将工作详情报告……查有隐匿捏报者，须确证咎归谁属，是否居民隐匿或调查员漏填抑或乡长扶同隐匿，以凭核办”(李景汉，1937)。农村工业调查也是如此，张世文对调查员搜集来的材料，都一一检阅，有时也派人复查，补充遗漏，校正错误，以期所得材料可靠(张世文，1991/1936b：15)。
正因为此，定县实验和调查者对所做调查充满了自信，一向谦虚谨慎的李景汉认为虽“不希望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但“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是从这些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李景汉，1933a：4)。对张世文主持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晏阳初赞称：“这不但是为我国研究农村工业的人很有参考价值的经济史料，而且对于实际从事农村工业的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晏阳初，1991/1936：1)李景汉也认为：“不但可以使别的县份对于县单位的农村工业调查发生兴趣，就是在举行其他各种调查的时候，已可以县为单位，而且在调查的方法与技术方面有这一本可供参考的材料，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不但现在对于认识农村工业的现状有实际的用途，将来也一定是一部中国农村工业的重要史料”(李景汉，1991/1936：1-2)。直到1980年代初，李氏在回忆定县调查这段历史时，依然情有独钟，称这些调查“内容是比较全面的。这些文章就定县本身而论是有很大贡献的，也可作为其他县社会调查的参考”(李景汉，1983：76)。
如果说定县实验者和主持调查者的自诩只是一面之词，当时专家的评价更能说明问题。定县调查得到了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从事者的高度赞扬，如署名去病的作者认为，定县调查资料不仅完全，而且“是的确可靠的”(去病，1934)。《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后，社会学家吴景超从县志编修角度盛赞该书是“我们最需要的县志”，希望其他县份应学习定县，将新县志搞出来，它们将“是全国民生状况的写真，是我们研究社会科学者的宝库”(吴景超，1933)。经济学家何廉也认为，该书“赅括详至，方法精密，是书梓行之后，披览之者，对于定县之社会情况，民风物情，一一将若同亲历，诚极有价值之著作也”(何廉，1933：1)。《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问世后，社会学家陶孟和给予极高评论：“张先生的报告可以说是关于家庭工业、乡村工业第一部有价值的出版物，同时还是经济史的一份重要资料”(陶孟和，1933：2)。有意思的是，连对平教会定县实验持严厉批评态度的阎振熙也承认：“在我未来定县之前，曾经听过好多人说，定县平教会关于社会调查工作最为出色，今天当我们翻看许多统计表格，在中国尚未有整一的全国的统计工作时，的确，定县虽然是一县的社会调查，已竟是难得的了”(阎振熙，1934：88)。对立面的正面评论，也许更可证明定县调查的巨大价值。
当然，定县调查是否如当时人所言，尚须后来学者的印证。笔者研究近代中国尤其是冀中定县乡村社会经济史已经20年，研究中尽可能搜集和使用了定县资料，笔者认为，这些调查所涉人口、家庭、土地、农业、手工业、市场、金融、赋税乃至农民消费、风俗习惯等，都具有相当的丰富性、可靠性，至今尚未发现当时某些政府机关调查经常出现的违背常识的现象(李金铮，2004a)。此外，历史学者尤其是研究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学者，皆将定县调查作为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参考引用之论著不知凡几。⑥而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更将定县调查作为研究当今农村的基线，以跟踪调查、前后比较和发现社会变迁。社会学家郑杭生对《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就做过此类意义的评价：“这部著作，对今天进行定县调查也提供了方便。因为它所反映的定县以至整个华北50多年前的社会概况，好像是一条可供比较的基线，拿现在的情况跟它作对比，就能看出50多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县以至整个华北农村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社会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于1979年恢复以后，一些单位的社会学工作者又对定县开展了新的实地调查。有的作者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题名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续》，就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定县调查》作为比较基线的作用”(郑杭生，1986：2)。⑦已经有不少社会学博士生将定县农村的社会变迁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近些年《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又重印了3个版本，《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重印了1个版本，也可看出学术界的渴求和文化命脉的绵延，从而彰显这一“学理”调查的永久价值。
凡此都说明，定县调查已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可以预计，其今后继续传世的最大资本仍将是认识社会真相的学理价值。
另外，定县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体现。
定县调查原本就是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的一部分，它基本完成了配合及服务实验的目标，否则实验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除此以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这些调查在探求学理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改良也有不可多得的意义。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对此已有评论，如《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后，吴景超认为该书“是改良社会者的指南针”(吴景超，1933)。陈翰生指出，李景汉等“在定县所做的调查是为了要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它的价值当然不只是准确两字所能表示出来的”(陈翰生，1933：1)。经济学家何廉更强调，该书“尤望有志社会改良者，本是书之成规，继起为之，以为将来改良建设之标准。是则李君此书之刊行，不第足供社会状况参考之用，实今后乡村建设之所资赖也”(何廉，1933：1)。
阅读这些调查资料不难发现，它的确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土地是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历来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关注。在定县调查中，李景汉也发现土地分配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非常重要，指出：“无论从农家田产的大小方面或是从耕地的大小方面看，都显示土地分配的不均。这就关联到土地集中、土地私有制度、不合理的土地关系等种种的问题。”有鉴于此，他特别强调：“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的主张来决定”(李景汉，1936a)。当时有些革命理论家为了批评平教会的改良主义道路，认为定县实验、定县调查没有注意到土地改革，显然是偏颇之论了；又如人口问题，人口与耕地比例关系日渐紧张，为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李景汉提出：“实行节育、移民、增加生产，这三样都是解决农村人口过密的根本问题。若单独在一方面努力，而忽略其他方面，则效力较缓。若能双管齐下，或三面并进，则收效较速而彻底。只移民与增产而不节育，终有不能移增之一日。故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李景汉，1934)。即便到今天，这也是一个颇具价值的论断；再如关于赋税，通过地亩不清和田赋制度混乱的具体事实，呼吁“中国土地测量和清理田赋等问题是如何的重要而急切”(李景汉，1936a)；关于手工业，张世文通过调查认为，农村手工业尽管面临衰败之危机，但仍有其存在和延续的理由。不仅如此，他还由此拟订了一个中国工业发展的计划，认为应该集中与分散并重，国防工业、交通工业等大工业实行集中管理，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则尽量分散于民间(张世文，1991/1936a：38-46)。这一看法比当时有些学者仅从理论上推断手工业必然消灭，没有前途，无疑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上，定县调查者也都提出了一些改良建议论。由此不难看出，这是运用西方先进社会调查方法，发现中国本土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具体实践。
当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是一回事，能否实施或用什么办法实施是另一回事。如上所述，关于土地分配的关键似乎已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即走改良道路还是革命道路。其他如移民、节育、增产以及田赋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但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的。
除了学理与实用价值以外，定县调查所期望的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也得以实现，从而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所见的中国社会学史著作，无不将定县调查作为重要部分介绍，显然是渊源有自，其调查的宗旨、方法和成果均已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宝贵财富。尤其是调查者使用西方先进调查方法，并与中国当地传统结合，充分体现了社会学本土化的追求。从调查成果看，我们极少发现以西学新理论、新概念对中国农村社会贴标签的现象，这在中国社会调查尚处于拓荒之时，实属难能可贵。社会学家韩明谟的研究认为，从20世纪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演变来看，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韩明谟，1997)。
处于那样一个乱世，中国社会调查的先辈们不尚浮华、脚踏实地、披荆斩棘、成就卓然，令人肃然起敬。在经济腾飞的今天，我们最缺乏的不正是这种精神吗？
注释：
①专门研究成果主要见陶诚，1990；侯建新，2000。
②相关成果主要有：郑大华，1999；杨雅彬,2001(上)。
③平教会其他机构如农民教育部也有自己的调查，但一如前一阶段，主要仍是调查平民学校教育。仅从1929年1月至1930年初而言，先后做过翟城村人口调查、第一第二乡区平校调查、平校教师调查、平校校舍设备调查、实验平校学生调查、普通平校学生调查、平校毕业生调查等。尽管主要是从学校角度调查，但有不少涉及到家庭人口、职业、婚姻等经济社会问题(汤茂如，1932：98-176)。
④1926年至1933年7月的实地调查，参见宋恩荣，1989：310-313。
⑤农民自己写的文章对此也有强烈反映：“一听见调查员到了，我们的大腿就发抖。我们是一向被欺侮的，不但被官厅的差役欺侮，也被四围的土匪地痞、就地的土豪劣绅欺侮。这班欺侮我们的人，最喜欢知道我们的内情，以便想怎样下手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听见调查就怕。我们怕壮丁的数目被人知道了，难免会被拉去当兵。地亩的数目被人知道了，难免会被非法捐钱。二十岁上下的闺女或少妇被人知道了，难免会被抢去作姨太太，或被卖到大城市里作妓女。甚至我们怕人知道我们识字，因为识字也许是有钱的证据，难免会被没收财产。甚至六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数目、生年月日，我们也怕被人知道了，难免会被用一种什么魔术，使我们的孩子得到很大的灾难”(松年，1931)。
⑥黄宗智从村落角度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认为日本满铁调查提供了详尽的个别乡村和个别农户资料，而其他农村调查几乎都令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定县农村调查“所提供的乡村图像，比卜凯和土地委员会的全国抽样调查要详细。但它们也同样没有以一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对象，而提供的数据，一般也都是概括许多村庄和农户的累计平均数”(黄宗智，1986：36-37)。笔者以为，黄氏所言有一定道理，从所出版的成果来看，定县调查的确很少提供单个农户和村庄的材料，但不可绝对化。如手工业调查，至少有大西涨、东不落岗、南支合、南王吕、西市邑、西板等6村的专门调查资料，而且从自有田亩、收入考察了与家庭手工业的关系，大体可以看出不同阶层农户的状况(张世文，1991/1936：395-463)。只是没有像日本满铁调查那样，提供个别农户的详细资料。事实上，应该有个别农户调查，譬如对100多户家庭生活的调查，至少有数十户都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长达一年之久，只是没有按单户发表(堵述初，1983)。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恐怕是定县调查与满铁调查存在社会学调查与人类学调查之别。
⑦此外，定县调查的价值还有一方面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它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如《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每种手工业的原料、制作工艺方法，《定县秧歌选》记录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戏曲，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手工业、传统戏曲越来越少，有的还面临消亡的命运，如果不及时记录下来，将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损失。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彰显其永久的文化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