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论文,经济秩序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兴经济体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态势
作为一支新生力量，新兴经济体活跃于国际经济舞台，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影响并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一)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使几乎所有发展中地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同步扩张，实属历史性罕见现象。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危机爆发前，国际机构甚至认为，世界经济已进入由新兴经济体拉动的新一轮黄金发展期。然而，世界经济及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强劲扩张势头，被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打断(见图-1)。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以双速非同步复苏。事实上这一现象最早始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2001年(图-1)。至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早在2006年即刊文认为，其跟踪的32个新兴经济体过去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接近7％，创下历史最快纪录，几乎是发达国家的3倍。文章预测，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年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将达到全球的2/3。而且，它们以低价商品、旺盛消费、充足资本等，深刻影响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着世界经济增长趋势。①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轮黄金发展期(上世纪50-60年代)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分享到世界经济发展成果，尤其是最不发达地区。据IMF统计，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1％，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只增长2％。最近十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危机爆发前4年(2004-2007)，其人均GDP年均增长达到6.8％，是发达国家的3.1倍。危机中，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人均GDP接连两年负增长(2008-2009年分别为-0.5％和-4％)，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虽然受危机影响，但依然实现正增长，分别为4.9％和1.6％，2010年则强劲增长6.3％(见图-2)。IMF预测，后危机时代(2010-201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仍将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估计为其3倍。
图-1 1990-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及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2011.
注：新兴市场包括IMF定义的所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2011-2016年为预测数值。
联合国贸发会议将最近3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作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首先，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2003-2007)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好时期，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长2.3％，高于1981-1989年和1990-2002年的1.4％和1.2％；其次，危机爆发前5年，所有发展中地区的人均GDP增长势头明显加快，非洲由-0.5％、0.3％提高到3％，拉美由-0.3％、1.1％增至3.5％，中东由-1.7％、1.1％升到4.1％，东南亚更为出色，由5.1％、5.3％增到6.3％；第三，东南亚地区是全球人均GDP增长最快的，过去27年中累计增长317.5％，是世界平均的2.76倍、发达国家的2.5倍和发展中国家平均的2.05倍(见表-1)。导致发展中地区人均GDP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经济先后崛起，其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扩散至所有发展中地区，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发展，形成你追我赶的良性互动与竞争局面。尤其是中国入世为后发国家树立了榜样，推动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从经济市场化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中获益匪浅。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大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将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维持较好价位，发展中资源国将从中获益，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最看好的。
图-2 1991-2016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人均GDP增长(％)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2011,p.181.
注：新兴市场包括所有IMF定义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二)引领全球经济从“大衰退”中迅速复苏
历史上，每当爆发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世界经济难免经历一段艰难调整与缓慢复苏期。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世界经济在低谷徘徊7年，到1936年才出现转机(1938年因美国过度收紧银根，世界经济陷入“二次探底”)。期间，发达国家经济衰退28％，不发达国家经济衰退21％，美国股市至1954年才恢复到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一场石油危机，致使西方经济全面衰退，而后陷入长达10年的“滞胀”，拉美和前苏东地区则爆发债务危机，使尔后1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每年放慢一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致使苏东剧变，拉美经济徘徊不前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成为“失去的十年”，景气低迷持续至今。然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陷入6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机构将其定义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②。
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应归功于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强劲反弹。据IMF统计，按美元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全球名义GDP规模为62.909万亿美元，已经恢复到危机前最高值(2008年为61.268万亿美元)，③估计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出口商品与服务总额将达到21.877万亿美元(2007年的峰值为19.747万亿美元)，④全球直接投资(FDI)虽然以两位数增长，但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尚需2-3年至2013年前后。⑤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全球FDI以如此快的速度恢复，超出国际机构预期，明显好于历史上两次“大萧条”，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贸复苏的主要引擎。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新兴经济体。据IMF统计，按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国家”占半壁江山。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中，新兴经济体为避免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立下汗马功劳。以2009年为例，世界经济下降0.5％，其中发达国家整体下降3.4％(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分别下降2.6％、4.1％、4.9％和6.3％)，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增长2.8％，尤其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达到7.2％，其贡献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分别增长9.2％和6.8％，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01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7.4％，带动世界经济增长5.1％。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全球产出增量达到49890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加量达35941.5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2％，其中“金砖国家”GDP增量为24517.9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1％。今天的世界经济的确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发展态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怪”现象。
(三)推动世界经济重归扩张之路
后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前景依然看好，是国际机构在高风险中对世界经济前景依然维持相对乐观预期的重要原因。最近，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修正版)⑥中充分分析全球风险增加的同时，认为全球经济正在继续扩张，当前世界经济是暂时性增长减缓，2011-2012年的扩张前景不变。这是自危机爆发以来IMF第一次使用“扩张”二字。另据世行估计，未来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而且主要靠内需拉动。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态势，即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增长6％、世界经济将增长4％、发达国家经济将增长2％(见图-3)，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将依然鹤立鸡群。
图-3 2007-2015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2011.
注：2010-2012年的数据来自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June，2011；2011-2016年为预测值。
作为一个整体，新兴经济体在本轮世界经济扩张中表现异常出色，主要在于“金砖国家”起着排头兵作用，增势明显强于美日德等发达大国，尤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仍将遥遥领先。据IMF最近预测，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中印将分别增长9.6％和8.5％，依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俄罗斯和巴西将分别增长4.8％和4.1％。⑦IMF甚至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好于日本和德国，为年均2.7％，日、德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速(见图-4)。
图-4 2000-2016年主要大国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2010.
注：2010-2012年的数据来自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June，2011；2011-2016年为预测值。
后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强劲扩张，主要支撑因素有：一是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尚未结束，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经济体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并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三是大宗商品价格维持较合理价位，使发展中资源出口国的国际收支出现盈余，有利于改善内部发展环境；四是新兴经济体财富积累日益增多，中产消费群体迅速壮大，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据世行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1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相当于全球人口的15％。经济持续发展与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使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中产阶层消费支出增长加快，该地区发展将更依靠消费拉动；五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强化南南经贸合作，且决策者驾驭风险和管理危机的能力增强，尤其是危机迫使其加速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型。
二、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宏观政策取向分化，保护主义延宕不绝。美联储滥发“廉价”美元，等于向世界输出通胀，游资乱窜，推高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加之北非中东乱局和日本大地震，使国际石油、粮食、矿产品及贵金属价格轮番上涨，可能扼杀新兴经济体强劲扩张势头，繁荣深处潜藏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热钱流动转向等风险。
(一)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使新兴经济体海外资产安全风险上升
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高筑，使全球金融市场很难稳定，加大了新兴市场的债权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全面衰退，普遍陷入财政赤字与债务泥潭难以自拔。据统计，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目前的政府债务系金融危机造成，又因私人债务转为政府债务，且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欧洲债务危机已爆发，但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债务状况比欧洲更糟糕，财政赤字更高。后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威胁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可能转嫁危机于新兴经济体，使新兴经济体债权安全风险飙升。
金融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据OECD统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7.6％，比危机前高7个百分点。巨额财政赤字将使美国经济增长减缓0.9个百分点，欧元区与日本各下降0.8个百分点。另外，庞大的财政赤字与量化宽松政策，使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迅速增加。据OECD估计，2011年其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将超过GDP规模，达到100.7％(见表-2)，比2007年高出30个百分点，2012年将增到102.8％。
可以看出，欧元区的整体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均好于美国和日本，但欧元区债务问题已经危机化，事实上背后隐约显现大西洋两岸之间两种货币和两种发展模式之博弈，即美元与欧元、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欧洲的莱茵模式之争。自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的私人债务被国家化，而国家债务危机化；美国的私人债务被国家化，但国家债务危机被隐性化，并且正在被国际化；日本的政府债务更是国内问题，因为日本国民持有95％的债券。对全球而言，日本债务主要是日本自己的问题，欧洲债务更多是政治问题，也是欧元前景问题，美国债务则是全球问题，更是海外持有美元资产的债权人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元危机成为“世界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类似问题，即“美国债务，世界问题”。
目前，发达国家的债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大已经不可持续，为1950年以来最高，而且形势更加严峻。因为，所有发达国家均面临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保健开支增加，而经济已经不可能再现二战后的黄金发展，增速放缓是大势所趋，政府面临增收与减支两难境地。如果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升竞争力，其债务困境将长期化。据IMF估计，到2023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只能降到80％，如果能削减政府开支达到GDP的8.8％，到2030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即降到60％的警戒线。如果不进行结构改革，G7的政府债务将完全失控，2030年占GDP的比重将升至200％，2050年将超过440％。⑧如果上述预测正确，那么在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发达国家将深受债务困扰。这无疑将制约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威胁到新兴经济体债权国的资产安全。
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拉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前苏东地区债务危机最终导致政经剧变，国家分崩离析。当然，历史不会原本复制，发达国家正在采取强制性措施解决财政赤字。但是，新兴市场债权国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债务国转嫁风险。其要害在于，新兴经济体不仅面临来自西方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的风险，更面临其偿债意愿下降之意图。因为，发达债务国的货币均为硬通货，只要其央行增发钞票，就能使债务货币化，再借助通货膨胀即可稀释债务。美国最可能以发债—通胀—稀释债务—再发债—再通胀的手法，将债务危机转嫁给全球债权人。
(二)发达国家持续宽松政策，搅乱新兴经济体发展环境
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增长一高一低、宏观环境一紧一松，刺激政策一退一进，导致全球金融市场乱象丛生，流动性严重泛滥，热钱到处乱窜，汇市剧烈震荡，大宗商品价格高位徘徊。尤其是发达国家拼出口、创就业、激消费、促复苏，其手段登峰造极，新兴市场只能紧银根、压通胀、堵热钱、抑泡沫、防过热，决策层空前紧张，贸易战与汇率战相互交织，保护主义盛行，竞争处于白热化。
一是热钱大量涌入，吹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通胀压力普遍上升，宏观决策难度加大，削弱退出政策执行效果。越南、印度等通胀率已经超过10％，热钱流入所产生的资金过剩是重要原因。为抑制通胀与资产泡沫，不少新兴经济体连续升息，频频收紧银根。但是，在美国持续维持超低利率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只能以加息抑制通胀，由此加剧本币升值压力，结果引来更多热钱流入。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10年流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达到8250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42％。仅涌入新兴经济体的债券投资就增加两倍，达2720亿美元。二是引发国际汇市剧烈震荡。美元持续贬值，迫使其他货币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货币连连升值，打乱后者复苏步伐。市场担心，美元持续贬值可能使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脱轨”。三是扰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担心，美元贬值或将油价推高至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境地。国际粮价，矿产品及贵金属、石油价格等轮番上涨，引发市场一片混乱，使各国通胀压力上升。
世界银行和IMF均建议，新兴市场尤其亚洲国家要实行资本管制，以防热钱引起汇率过度波动、信贷扩张、资产泡沫和金融动荡。在南北发展“冰火两重天”的复杂环境下，如不加强资本管制，大量热钱涌入将抵消新兴市场收缩银根管理通胀的效果。
三、新兴经济体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一)国际力量格局嬗变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主力军，尤其是中、印、俄、巴等新兴大国更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加速国际力量格局变迁，推动多极化进程发展，力量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并加速重组。这一变化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推动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改变国际经济合作治理架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是全球力量格局变迁的催化剂，使世界经济格局出现“西衰东兴”态势。
两组力量。新兴大国趋升，发达大国渐降。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金砖国家”GDP规模达到113288.8亿美元，占全球产出的比重由危机前(2007)的13.7％增到18％(2000年只占8.4％)；到2016年，“金砖国家”的GDP规模将达210385亿美元，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将增加5.3个百分点，升至23.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在全球产出的比重将由2010年的58.1％降到51％；到2014年，“金砖国家”的GDP规模将与美国旗鼓相当，相当于美国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7.3％、2010年的77.3％增至2014年的100％，甚至高于美国的GDP规模。“金砖国家”概念的始作俑者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估计，到2027年“金砖四国”(不包括南非)的GDP规模将超过七国集团(G7)，这一时间比原先估计提前近10年。最近，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发表报告，预测到205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等7个新兴大国(E7)GDP规模将比G7高出25％，如按购买力平价将高出75％。⑨世界银行在《2011年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测，到2025年，六大新兴经济体——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将占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一半以上。⑩
南北格局。“北降南升”格局正因金融危机而加剧。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2000年的23.6％升到37％，发达国家由76.4％降到63％；到2015年，前者将增至43.2％，后者将降到56.8％；到2020年，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全球经济版图亦将呈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的格局(见表-3)。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GDP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分别占世界经济的50.9％和49.1％(2000年这一比重分别为40.7％和59.3％)，到2015年，前者将升至56.2％，后者将降到42.8％。毫无疑问，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经济结构在量变的同时发生着质的变化。
板块经济。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经济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作为整体亚洲经济将持续发展，应该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据IMF统计，2010年亚洲经济规模超过北美与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GDP规模达到16.77万亿美元，北美和欧盟分别为16.23万亿美元和16.28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7.4％、25.8％和25.9％。IMF预测，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4.9万亿美元、20万亿美元和20.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分别为29.2％、23.6％和23.7％，而2000年分别为25.2％、33.1％和28.4％。(11)OECD预测，在2007-2030年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和欧洲的1.5％。最近，亚洲开发银行发表报告认为，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到2050年亚洲世纪将成现实。(12)报告预测，到2020年亚洲经济占世界产出比重将升到33.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55.7％；到2030年，亚洲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将升至38.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59.3％；到2040年，亚洲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上升到44.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62.8％；到2050年，亚洲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将达50.6％，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66％。在2040年前，虽然亚洲经济规模不断扩张，人均GDP依然低于全球平均值。到205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的人均GDP最终超过全球平均值，达到38600美元(见表-4)。由此可见，假如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正确，那么在21世纪前50年，亚洲经济将持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GDP规模占全球一半，亚洲不再是一个穷地区，人民生活将日渐富裕，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很可能梦想成真。
大国排列。后危机时代全球10大经济体将发生嬗变，“金砖国家”量增位升，发达国家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除南非外，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均将进入全球10大经济体，依次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巴西、意大利和印度。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它们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德国、墨西哥、法国和英国。假如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尚能进入前5强。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当然，国际力量格局变迁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但只要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发展，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力量变迁将依然有利于新兴大国。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将更加多极化，发展态势更加多元化，由此推动外围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加速向中心靠拢，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则加速分化，G7的影响力将持续趋降，“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地位和作用将日益上升，全球经济治理将无法离开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参与和合作。
(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调整
一是需求增长由新兴经济体拉动。鉴于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财富积累日益增多，中产阶层人口迅猛增加，加之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的比重明显上升，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当前全球中产阶层消费占世界消费的1/3，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北美和欧洲占全球中产阶层消费的2/3。但未来20年，北美与欧洲中产阶层的消费只能年均增长0.6％，而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消费将快速增长，尤其是亚洲，2030年前将年均增长9％，(13)主要由中国、印度和印尼等拉动。未来数年内，中国将是造就中产阶层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城市居民自有住房的比例已达80％，为全球最高之一。2009年，中国在读大学生多达2600万，汽车销售量达到1360万辆，手机拥有量超过7亿部。然而，2009年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的35.7％，比全球平均低2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家庭消费的拓展空间非常大(见表-5)。据亚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11.2亿，占全球中产阶层总数的22.4％，2050年将达到12.4亿人口，占全球中产阶层总数的21％。可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居民消费将出现井喷式增长，消费市场规模将日益扩大，这将给全球提供巨大商机，世界经济蛋糕亦将越做越大。据亚行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将达到290万亿美元，其中亚洲GDP规模将达148万亿美元，中国GDP规模将达62.9万亿美元。(14)
二是财富分配向新兴经济体倾斜。经济快速发展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全球财富分配由西向东转移。据IMF统计，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由2000年的8025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6.48万亿美元，2012年将增到8.388万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858亿美元增到2008年的7092亿美元，2016年将增到9008亿美元，(15)资本净流出由2000年的2465亿美元增到2008年的10437亿美元。结果，国际资本开始逆向流动，即由穷国向富国特别是美国流动。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另外，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逐年好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降至30％—40％，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佳状态。
三是金融结构调整有利于新兴大国。随着经济权力的转移，一些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将通过跨境贸易、金融交易和货币国际化，日益做大做强自身金融业，由此推动国际金融货币格局变迁。事实上，过去10余年中，新兴经济体崛起与欧元的启动，国际金融货币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趋降，尤其在国际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开始下降。据世行统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71.1％降到2009年的62.1％，日元则由6.1％降到3.1％，欧元和英镑分别由18.3％和2.8％上升到27.5％和4.3％。特别是美元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由2000年的74.8％降到2009年的58.5％，同期欧元由18.1％增到30.2％(见表-6)。世行预测，多极世界的出现将使国际货币体系由单极向多极加速过渡，到2025年国际货币体系将呈现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格局。最近，普华永道发表《2050年的银行业》报告预测，新兴经济体七国(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尼和土耳其)银行业资产将在2036年超过G7。这比普华永道此前预期提前10年。报告预期，中国将于202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银行业经济体，这比之前预期提前20年；印度银行业市场规模将于2030年超过英国、2035年超过日本，届时位列中国和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巴西于2045年超过英国和德国，墨西哥将于2048年超过意大利，土耳其将于2045年超过加拿大。(16)到2050年，全球银行资产将增加3倍，达到300万亿美元。
(三)国际经济体系加速转型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于2008年11月发表报告《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如此描绘未来国际体系转型路径：“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相对财富和经济实力由西方向东方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二战后构建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变得难以辨认。届时，国际体系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多极体系，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国力差距将继续缩小。”此预测有其正确的一面，美国情报机构已看到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变迁之脉络，多极世界将是21世纪前30-50年总的发展趋势。
历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危机往往会动摇世界经济结构的根基，导致旧体系解体或改革重组。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架构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之中。事实上，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加速调整，重心明显东移，即由西方向东方、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移，亚洲板块突起。理念上，危机打破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发达国家经济不再独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符合本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模式多元成为趋势。实践中，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重构加速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日益深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多话语权，以保护自身发展利益。结果，严重滞后的“上层建筑”(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与加速变化中的“经济基础”(国际经济结构)脱节现象将被修正，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东西方共治架构正在构建之中。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世界已经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如全球发展失衡、国际能源安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发展援助等。为不打乱西方体系，又让新兴大国承担国际责任，2007年G8开启了与E5(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对话机制，但后者往往处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被动境地，与西方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金融危机为世人提供了观察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全新视角，为制订新规则与建章立制提供了新契机。因为，危机的蔓延与恶化，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单靠西方力量已经不能战胜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经济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无奈但明智的选择。结果，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应该说，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机遇与动力，影响非常深远。首先，G20机制化等于宣告，新兴经济体开始揭去贴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IMF、世界银行中的地位将以不可逆转之势头向公正与平等方向转变。新兴经济体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调整全球失衡、反对保护主义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上都将起到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要论坛，不仅标志着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影响力，而且预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权力中心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其次，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的终结阶段，虽然名义上并未解散，仍保留国际政治与安全磋商等议题的职能，但很难想象一个无中印等新兴大国参与的对话，能对未来国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期，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最终不会仅限于金融经济。
然而，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会因此次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合作机制正进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必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机制与“旧”机制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建立更有效、公正的国际秩序。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东方与西方、西方内部与东方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会不断出现。尤其是这一切均将发生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竞争与博弈将异常激烈。可见，未来10-20年将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期，将给新兴经济体提供巨大的活动空间和施展才华的宽阔舞台。
注释：
①"The New Titans",The Economist,September 16,2006,p.4.
②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报告均将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定义为“大衰退”。另外，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而被定义为“大衰退”的只有这一次。
③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2011,p.181.
④Ibid.,p.197.
⑤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June,2010,p.16.
⑥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June,2011.
⑦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June,2011.
⑧"Long-Term Trends in Public Finances in G7s Economies",IMF Working Paper,September,2010,p.17.
⑨PricewaterhouseCoopers,Banking in 2050:How Big Will the Emerging Markets Gets? June 16,2011.
⑩World Bank,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ay,2011.
(11)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2011
(12)ADB,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May,2011.
(13)ADB,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May,2011,p.23.
(14)ADB,Asia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May,2011,pp.10,31.
(15)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2011,pp.198,206.
(16)PricewaterhouseCoopers,Banking in 2050:How Big Will the Emerging Markets 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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