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创新与发展应当从中外德育比较研究中吸取营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中外论文,营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0)03-0054-05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高校德育或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认真总结高校德育的成绩和经验，科学分析高校德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入把握高校德育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前，高校德育的创新与发展，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其中，从中外比较德育研究中吸取营养，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重要方面。中外比较德育研究，属于比较德育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德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德育现象与德育理论进行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性研究。这种研究，有纵向性比较研究与横向性比较研究两种类型。纵向性比较研究，属于古今德育比较研究；横向性比较研究，则属于中外德育比较研究。通过这两种研究，找出比较对象双方在德育领域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而择优汰劣，吸取合理营养，为丰富与完善现实德育理论体系、推进高校德育创新与发展，作出贡献。
比较德育学，是德育学的分支学科。“德育”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德育，仅指伦理道德教育；广义的德育，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综合。这个综合，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等，都含纳于其中。德育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它有许多分支。除比较德育学外，还有德育学原理、德育方法学、中国德育学史、外国德育学史、德育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都以“德育学”为其中心学科。所以，要推进德育学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围绕这些分支学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别予以探索研究。而注重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尤其显得迫切。这是因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复杂，这既给我国大学德育带来发展机遇，也给我们的德育工作带来诸多挑战。面对这种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必须站在时代高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抓好比较德育研究。通过比较，找出中外德育的差距，分清中外德育的优劣，以便更好地择精去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从而推进大学德育的创新与发展。
一、坚持中外比较德育研究，注重“从异中求同”，对于推进“洋为中用”，丰富与深化我国高校德育理论，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德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杠杆，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德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活动，它又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由于社会存在不同，其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都存在着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不同民族没有完全相同的德育模式。这就决定了德育现象和德育理论具有多样性、丰富性。这种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德育体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我们进行中外德育比较的客观基础。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中外德育比较，是因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德育，都有自己的特点或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世界上各民族，在德育创造方面，都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智慧，都建立了适合本民族发展的德育体系，因而都与它民族的德育现象与德育理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我们的研究，既要看到这种差异性，又要敢于和善于从差异中找出共同点，即实现“从异中求同”，以便有针对性地汲取外民族具有积极意义的德育成果，从而丰富与深化我国高校德育理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当注意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使之为我所用。而“从异中求同”，则是吸取世界各民族长处、实现“洋为中用”的重要环节。
所谓“从异中求同”，就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德育成果中，找出于我有利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加以借鉴，从而在某一方面，促使我与他实现一定层面的“同”。比如，中国与美国在大学德育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突出的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或曰“思想政治教育”；而美国则把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放在突出地位。两者确实具有明显差异。究竟孰优孰劣，必须通过比较研究，作出具体分析。中国在大学德育方面着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或“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1]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而美国注重公民教育，旨在向学生传授“尊重、责任心、可靠、关心、公平、正义、公民美德与公民素质”，“使我们拥有一个更富怜悯与责任心的社会。”[2]比较两者，应当说各有千秋。中国对大学生坚持实施“思想道德修养”或“思想政治教育”，是出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宗旨。这无疑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应当对自己的作法予以肯定，并将之坚持下去。同时，对于美国重视对大学生的公民教育，我们也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因为，将大学生作为“公民”的一员来要求，这对于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也有其积极意义。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差异中找出于我有利的积极因素，即实现与对方一定层次的“同”呢？应该是可以的。我国早已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该《纲要》指出：“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纲要》的这段论述，对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的公民应当自觉遵守。在这方面，我们似乎也可以借鉴美国的作法，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把公民美德教育贯穿进去，也就是将《纲要》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向学生传授，使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就能自觉形成公民道德素养。这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可见，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从异中找出同”（即在公民教育这一点上，实现了与美国的近同），从而深化和丰富我国高校德育理论体系。
又如，在德育中，中国和外国都涉及过“灌输”方法的运用。据有学者考证，在西方，自近代以来，由于传统德育把“灌输”绝对化，成为一种保守的德育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所否定。“进步主义”的积极意义，就是在德育方法上反对绝对的、强制的和宗教式的理论灌输，主张高扬学生的主体性和德育的实践性，这对于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提高德育有效性，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由于这一派夸大了价值的相对性，使德育陷入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放任主义，以致在实践中完全排斥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道德知识的传授，其结果是使德育活动放任自流，实质上放弃了道德灌输的必要性，这无疑是十分有害的。与这一德育方法倾向相关联，西方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开放的教育，反对封闭的教育；坚持发展的教育，反对凝固的教育。这些无疑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灌输论”。但是，这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在提法上就有它的片面性。因为道德教育本身是有阶级性的，任何统治阶级总是要把自己的道德观加之于人，这就不可能毫无“灌输”。因此，所谓“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将西方的“灌输”论，与我国的“灌输”论作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种种“异”的存在。“灌输”作为一种德育方法，我们中国早已运用过。例如，我国古代的传《经》教学法，就具有“灌输”的性质。在当代中国，“灌输”一词是从原苏联引进的。列宁曾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要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必须经过理论灌输这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又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因此，“灌输”成为马克思主义德育学说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在学校贯彻实施“灌输”理论，把它视为德育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重大作用，至今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致使学校德育往往将“灌输”理论演变为“强输硬灌”的简单施教方法，以致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将中国的“灌输”德育方法的实施状况同西方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有种种不同之处。我们的“灌输”，既不同于西方古典性的、保守性的“灌输”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进步主义”者对“灌输”的种种冲击，更不同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这些无疑都属于“异”。对于这些“异”，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于我有利的东西，以便在某一点上实现与西方的近同。如前所述，西方“进步主义者”主张“高扬学生的主体性和德育的实践性”，这对于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提高德育有效性，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而“无灌输的道德教育”方法论者，强调“坚持开放的教育，反对封闭的教育”；“坚持发展的教育，反对凝固的教育”，则也有其一定层面的合理性。我们在灌输中将这些思想渗透进去，以改变过去在灌输中搞“强输硬灌”的片面作法。这就又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与对方的近同。
从我国现实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青少年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使以往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具有高效性的“灌输”德育方法，面临着现代开放社会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更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变道德教育的方法。这是因为，大学生价值取向已渐趋形成，并常以一种独立的眼光、批判的视角去审视时代和社会的道德状况，而不满足于接受既定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重开放、重发展、重实践的德育方法，就值得我们借鉴过来，借以改造我国传统“灌输”方法的封闭性与凝固性，从而提高大学和中学的德育实效。
综上所述，通过中西比较德育研究，注重“从异中求同”，我们就可找到有利于我国的德育成果，从而借鉴过来，实现“洋为中用”，以深化和丰富我国现实的德育理论，推进高校德育的创新与发展。
二、坚持中外比较德育研究，注重“从同中求异”，对于坚持中华民族特色，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坚持中外比较德育的研究，我们不仅要敢于和善于“从异中求同”，而且要敢于和善于“从同中求异”。如果说，“从异中求同”，旨在汲取和借鉴他人的成果；那么，“从同中求异”，则是要找出他国成果的短处，以坚定我们自己已确立的正确的德育方法、原则、内容等。任何民族的德育，都是建立在本民族客观需要的基础上。离开本民族的客观需要，而片面强调与他民族的“同”，这只能损害本民族的利益，对此，我们应当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同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任何德育又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从维护阶级利益的角度，也要求我们与不同阶级的德育原则划清界限。而要坚持这一切，我们必须学会“从同中求异”。所谓“从同中求异”，指的是要从比较对象双方在德育模式、内容、原则方面的近同中，找出其质的差异性，以便坚持正确的德育方向。
例如，对于如何看待“人”，中国和西方也有共同之处。我国古代，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韩愈讲“博爱”，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内容，这都从一定层面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人的“关爱”和尊重。西方，早在十七、十八世纪，人文思潮的启蒙学者，就提出“天赋人权”理论；后来又衍生出“人本主义”思潮。据学者考证，20世纪后期，萨特、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洛斯等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家，把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将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推向新的高度。从表面上看，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提出的“以人为本”，同我国当代“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在“肯定人的力重、弘扬人的价值”以及尊重人的尊严方面，似乎近同。但是，只要我们深入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从其“同”中，找出“异”来。首先，西方的“人本主义”者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宗教式的“天赋人权”为其理论基础，其所指的“人”，是抽象的“人”，超阶级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是对不上号的，或说不存在的；而科学发展观所讲的“以人为本”，其中的“人”，是指人民大众，因而是现实的人、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其次，西方的“人本主义”者所讲的“以人为本”，其所谓“人”，只是被尊重的抽象物，而赋予人以尊重的权利者，则是具有人格神地位的“天”。其依托的是唯心史观。而科学发展观所讲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被关爱和尊重的对象，又是承担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动力，它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前提，从根本上体现了唯物史观。以上所论，都揭示了中西方“以人为本”的“同”中之“异”。“从同中求异”的研究方法，既维护了我们国家的民族特色，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从同中求异”的作法，对于深化我国现阶段的德育理论，无疑是大有必要的。
又如，在中外德育内容中，多涉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强调“爱国主义”这一点来说，似乎是共同的，但这个“同”是相对的、抽象的。我们应当学会“从同中求异”，找出比较对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客观存在的质的差异。以中国与日本为例，两国都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但在爱国主义教育的着眼点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有学者研究指出：“日本进行虔敬天皇的教育，使天皇作为国民精神的寄托，以此鼓舞国民。这正是日本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崭新的内容，时至今日，日本为其社会发展的需要，仍然保持和实施这一教育。”[4]其实，在日本进行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并非是“崭新的内容”。可以说，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以虔敬和忠于“天皇”，作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标志。这种“爱国主义”，曾经作为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精神寄托。当时，日本武士把对中国的“勇敢作战”，作为对天皇尽忠的重要标志。显然，这种“爱国主义”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爱国主义”。那么，我们需要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关心和维护祖国利益、推动祖国进步作为自己最高职责和行为准则的精神追求，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一种对祖国忠诚与热爱的思想感情的表达，是社会高尚道德和人间正气的体现。同时，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又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就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而言，江泽民同志曾作过明确概括，他指出：“我们坚持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要使我们的人民懂得，坚持对外开放，认真学习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祖国的发展，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同时，在面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挑战的情况下，又要始终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把国家主权与安全放在第一位，自觉地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人民的利益。”江泽民同志在这里所讲的，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基本精神的集中表述。这种爱国主义，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分了开来。特别是比日本的“爱国主义”，高尚得多。
总之，我们通过对中日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作比较研究之后，从“同”中找出“异”，这既维护了中国特色，又坚持了爱国主义的正确方向。它启示我们：并非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我们自己的德育创造，也有超越他人的地方。这无疑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助于深化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坚持中外比较德育研究，放眼全球，通观全局，对于把握时代脉搏，看准社会发展方向，作出正确德育抉择，意义十分深远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大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大传播、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密切的新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外德育比较，尤其显出它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一是可以借助比较研究，放眼全球，通观全局，知己知彼，从而避免犯“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错误。过去，一些人囿于自己的见闻，以为重视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创造，似乎外国人不如我们，以致产生盲目的自大情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既走出去又引进来，于是有人开始意识到，外国也有德育。一些学者开始考察美、英、法、日、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重视德育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些国家政府围绕加强德育建设，均颁发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到这时，我们的学者才真正意识到，德育并非我们的专利，外国人在德育建设方面，也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值得我们好好借鉴。这无疑有助于打破夜郎自大情绪，促进思想解放；
二是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对不同形态的德育理论作出正确评价，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外国的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门打开了，外国的文化成果，包括德育成果，不断流进我国社会，其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把人们搅得眼花缭乱。对于外域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应当予以重视。虽然，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我们允许多元价值观的存在；但是，我们又不能对之放任自流，而应当运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予以正确引导，力求使之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上来。这就离不开对比较德育的研究，离不开作出正确的德育导向和决策。
三是通过比较研究，把求知的触角伸入到世界的方方面面，有利于我们汲取不同的营养，从而推进我国德育的创新和发展。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起无产阶级的新文化。”[5]348列宁在这里强调的要“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当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文化，而是全人类创造的文化。我们的中外德育比较研究，所要探讨的正是全人类的德育课题，它是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还指出：如果谁认为，“只有通过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道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5]605列宁的这些论述，都旨在教导我们，不能只把自己关闭在房子里探讨学问，而应当把求知的触角伸入到知识海洋的方方面面，才能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才能把我们的德育推向新的高度。所以，中外德育比较研究，是关系德育创新发展的重大举措。有学者说，“不懂得从历史的比较中学习的民族，将永远是幼稚的民族。”仿照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不懂得从人类德育的比较中建设德育的民族，将永远是低级德育的民族。所以，我们要推进德育的创新和发展，就必须踏踏实实抓好中外德育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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