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小品的哲理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理论文,戏剧论文,小品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导演黄佐临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缺乏哲理性，我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创作中最缺乏的一面。”〔1〕时至今日， 哲理化倾向却在戏剧小品创作中表现得异常突出，成为其有别于以往的短剧和独幕剧的一个重要特色。
具有哲理化倾向的戏剧小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寓言型。这类小品的哲理化， 主要是通过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一个近于荒诞的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来体现，一般是针砭时弊或表现某类社会问题。如大家熟悉的《大米与红高粱》，某剧团团长把未经艺术训练的粗喊狂叫视为声乐艺术，把一个根本不懂音乐只会狂叫的卖大米的人拉来做声乐演员，而将本团声乐演员贬去卖大米。这里既表现了高雅艺术的贬值，也婉讽了曲高和寡，同时通过这种异乎常规的角色错位、人物行为的悖反，使人们体味到一种哲理的意味。又如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小品《笑比哭难》，写一个营业员面对改革开放、自由竞争的形势，为了争取顾客，实行“微笑服务”，但由于在以往官商经营中养成了不尊重顾客的恶习，一下子难以改变，虽然有心学习，却笑比哭难，几次因笑得不自然将顾客吓跑。这里一方面针砭时弊，一方面通过“笑比哭难”体现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断裂所产生的哲理意蕴。这类小品寓言色彩都很浓，但又不似古代寓言反映的全是狐狸、乌鸦一类的神话故事，而是夸张了的现实。戏剧小品常常能针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发挥象杂文那样“投枪、匕首”的作用，同时也让观众在假定的艺术世界中渲泻出自己对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愤懑之情和不平之气。但有些小品往往只注意表述表面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虽然不乏笑料，却常使人笑过之后又有浅薄之感。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深刻的哲理意蕴。这类寓言型小品，由于着眼于从哲理的层面深化主题，就显得比仅仅表现一个社会问题的小品更深刻和耐人寻味，也更能有效地避免概念化的毛病，因而更具有审美的、艺术的价值。在这里，怪诞成为抵达哲理化的一条途径。这有点近似中国古典艺术写意的风格，求神似，不求逼真，其所提供的真实主要是内容上的，即某一社会问题。正如张庚《戏曲艺术论》中所言：“向观众表明，我这个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来看戏，不要挑我这个假，但请你看看我表现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同观众有了这么一个默契”。这类寓言型小品也和观众有这种默契。
2、诗剧型。这类小品基本上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抒情戏剧， 情节淡化、结构松散、没有高潮，只将日常生活小节上升到诗意和哲理的高度。如在全国获奖的《雨巷》、《充实》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雨巷》表现的是三个互不相识的避雨人的一些琐碎的谈话和动作，只有差异而没有矛盾冲突，平淡得就象无意中在生活的画面上剪下的一角。但通过三个人微妙的心理感应，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关切和交融。他们恐怕永远不会再见，甚至会忘记彼此的相貌，但这温馨的记忆，这一美好的瞬间却会在心头永驻。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美好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充满各种各样的“窝里斗”，人际关系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匆匆而遇，才显得这么淳朴、真挚和友善，谁又能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上又卷入过多少人际关系的漩流和遭逢多少世态炎凉呢？总之，从中可以引发出许多关于人生的感悟和思考。在这里，哲理已化为人物的血肉、脉搏和呼吸，进而转化为一种感觉、感受、感情传达给观众了。在这里，哲理和人物微妙真实的心理内容自然契合，以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式抵达观众的心灵。在这个小品中，不仅没有贯穿的事件，对话也只有几句，更多的是沉默。可见，哲理化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概念堆积，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现代艺术中有许多被认为是哲理性极强的作品，是以绘画、雕塑的形式出现的。《充实》表现的同样是一个平淡而散漫的生活片断：退休后的老市长在公园里百无聊赖地看报纸、听广播，五岁的小女孩却在忙忙碌碌地浇花。老市长为了解脱寂寞和小女孩搭话，小女孩则说：“你没看我正忙吗？哪象你整天坐在椅子上把一张报纸翻过来翻过去！”老市长受到很大震动，动手帮助小女孩一起浇花。在这里，童与叟、普通花匠的孙女与前任市长、大树与落叶、高楼与花草、濒临干涸的心灵和浇花的涓涓细水等所构成的反差与对应，既具有诗的意境，又不乏哲理的内涵。特别是活泼充实的生命与百无聊赖的暮年的空虚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更牵动引发出一个深具哲理意味的主题：怎样活着生命才充实？这个小品同《雨巷》一样，都是运用近乎纪实的手法表达出一种诗的意境，又从诗的氛围中传达出一种人生哲理的。如果说寓言小品是从本质到现象的话，那么诗剧小品则是从现象到本质。也就是说，寓言小品总是把本质的联系放在首位，更注意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诗剧小品使人直接感受和体验到的是近乎纪实的生活现象，而隐蔽在深层的本质，则是一种需要透过平凡生活的表面加以猜测的某种隐秘的、难以言传的东西，它实质上是人的生命韵律的一种深层形式。诗剧小品不象寓言小品那样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追求的是纪实的精确性，表现的是一种散淡风致。在这里，作家所着力表现的不是人物间的冲突，而是人和环境的冲突或由此导致的人物自身的矛盾。在这里，作品十分注意触摸人物的灵魂深处，把人物的内心感觉呼唤出来，人物的语言不但充满了潜台词，而且蕴藏着潜意识。总之是将所表现的现实生活，通过心灵折射出来。因此，就剧本的结构来说，这是一种内向化的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心态结构、情感结构、情绪结构。这种剧作所吸引人的，正是弥漫于全剧的那种诗的氛围和它引发的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在这里所体现的哲理往往不是单一含义，而要深切宽泛得多。这些小品的纪实程度常常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但并非是对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摹仿，它渗透着作者对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并且力图揭示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内涵，这也是这类小品在诗化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哲理化倾向的根本原因。
3、幽默型。这类小品有对流行病的针砭、 对人性善恶的揶揄中表现出的夸张、荒诞，但没有寓言的色彩；有对人物心态的细腻刻划，却不追求诗剧小品那样的诗的意境和氛围。如果说寓言小品主要着眼于某个社会问题、诗剧小品主要着眼于某种意境的话，那么幽默小品则主要着眼于人物的言行，其最动人、最富哲理内涵的地方，是由人物引发的幽默。如93年春节晚会上的小品《张三其人》，那位善良的、尴尬的、屡遭人误会的主人公，愈是怕人误解，愈被误解，追求目标的进程和所要追求的目标总相悖反，人们在领略人物由此而产生的幽默的同时也得到一些人生哲理的感悟。再如安徽省创作演出的《面子》：外甥结婚，舅舅特地定制了一个大花炮做贺礼，并希望自己送的花炮是花炮中最响的。喜酒开筵了，舅舅命人点燃花炮，谁知引线燃完了，花炮却没响。舅舅急忙走上去拿起花炮检查，一声巨响，花炮爆炸了，舅舅被炸烂了屁股，倒在地上。新娘新郎急忙上前搀扶，舅舅却说：“屁股炸了不要紧，你舅舅的老面子保住了！”从这样一个要“面子”不顾“里子”的吃傻亏的人的幽默中，人们自然而然体味到某种人生的哲理。幽默不是一味“隔肢逗笑。”仅仅具备可笑性，并不等于幽默。幽默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要求幽默对象必须具备可笑性，即必须产生喜剧效果；二是要求可笑的内容必须蕴含某种寄寓，让人有所思考。具备了这两方面的特点，才算具备了幽默的品格。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幽默者，和十八岁的姑娘看见筷子跌倒便笑成一团的不同。那可笑味，是从理智底的事发生的。”〔2〕也就是说，幽默与哲理同在。 正由于这类“与哲理同在”的幽默小品在近年的戏剧小品创作中所占数量最多，从而使得哲理化倾向在戏剧小品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4、悲剧型。 恩格斯认为悲剧表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3〕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这两位伟人论述悲剧的实质虽各有所侧重， 但有一点又是非常相同的，那就是都抓住了悲剧内在本质的逻辑形式——反差。在这里，“必然要求”和“不可能实现”、“有价值的”和“毁灭”的对应，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反差。这里的反差，实际上就是哲理的体现。对于这一点，西班牙哲学家尤纳廖诺说得更明确：悲剧“带有生活本身以及宇宙的全部概念，还带有或多或少明确表述的和或多或少地在意识中的全部哲学。”〔5〕而在悲剧小品中， 更常常有意识地从结构上导向极大反差的涡流，其结果是直接导向对人生的困惑，对哲理的思考。如在“南开杯”小品赛获一等奖的《又是秋叶飘落时》：过去被封建思想毁灭了爱情的老人，今天又在封建思想支配下心安理得地干预自己儿孙辈的婚事，亲手制造类似于自己那样的悲剧，实际上是对他们曾经有过的反抗封建礼教的行为的否定。作品将存在着极大反差的两位老人的历史和现实行为，重叠于一个瞬间，让观众在短短十几分钟内对半个世纪的历史进行反思。又如这次小品赛中获奖的《邂逅》：一对恋人由于价值观念不同分手了，在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倾吐衷肠，表露了一个大学讲师和一个个体户女经理在寻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中所产生的追悔、惆怅和遗恨。由于对应强烈的结构框架，物质生活的富有和精神生活的贫乏、精神生活的富有和物质生活的贫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直接导向了一种人生的困惑。再如在全国获奖的小品《凡人小事》，为群众做好事的工会干部，最后反而被当做流氓抓起来，也是通过由结构强化的极大反差，直接导向对现实人生的哲理思考。
综上所述，具有哲理化倾向的戏剧小品，不仅种类风格不同，其所表现的哲理内涵也相当广泛，从形式到内容表现出了一种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所谓哲理化的问题，实质上是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问题。现象是本质的反映。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是一切深刻的艺术作品所共同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证。”“莫先于骨”形象地说明了，创作第一位工作是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其哲理化倾向都是在所必然的。又如卢卡契指出：照相式地再现客观现实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现实世界的客观辩证法迫使在人们的意识里产生了一种自发的主观的辩证法。”〔6〕他又说：自然主义的作品“一定比它所依存的现实显现出更为偶然，更为贫乏、更为僵硬、更为简单和更为直线。”〔7〕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反复指出：“在艺术里最高的层次是哲理性的艺术作品。”它指出了哲理在艺术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只是人们常常将哲理认定为某种明确的概念，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明确的概念与哲理并无必然的关系。哲理多是对人生的一种质疑，它产生于对人生探索的过程中，其表述往往是以问号结束的。哲理化的根本途径，是以审美观照人生。哲理的本质，在于对世界、人生的内在意蕴的整体性开发，但表现出来的往往只是一种整体意向，那就是人生的困惑。它就如古人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8〕正由于此， 特别要避免使哲理成为游离在外的苍白说教和理论硬块，力避概念化，也就是不能忽略了艺术思维与哲学思维的本质区别，将哲学思维方法生搬硬套于艺术创作中，更不能故作高深，摆弄大道理。要使哲理成为作品本身的自然流露、渗透、展示，成为作品有生命活力的血肉，让观众不自觉地领悟感受。在哲理化的作品中，观众获得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结论，而是一种饱含着情绪色泽的感悟。总之，艺术表现哲理，不是概念的浮升，而是艺术的一种升华，它既从最高的理念水平上，也从最深沉的情感层次上观照生活整体。
要表现好哲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用现实主义的精神观照和反映人生。归根结底，哲理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抉隐发微、对社会人生的洞察烛照。一切具有哲理的地方，都显示着人生真谛的端倪。在这里，一切虚伪、矫饰都无济于事。再就是要围绕人物塑造进行哲理开掘。文学是人学。人物是一切好戏的根源。围绕着生动、真实的人物进行哲理开掘，就能有效地避免概念化。如《笑比哭难》中的服务员、《充实》中的老市长、《张三其人》中的张三、《面子》中的舅舅等等，既生动、真实，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包孕着深刻的意蕴，人们看到了这些人物，也差不多悟到了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哲理，这时候，任何概念的引进，都会成为多余。此外，哲理表现，还贵在“发人所未发”，要从习见的事物中剔出引人思索的新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千年民族戏曲欣赏的审美积淀，中国观众尤爱看“戏”，而有些哲理小品虽然审美层次较高，却常常由于缺乏戏剧性难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因此，戏剧小品在追求哲理的同时，还要照顾到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欣常习惯，尽力使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包含较完整的剧情和冲突，在平淡中包蕴内在的紧张；对于戏剧小品的一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特点，诸如夸张手法，简朴的形式、乡土气息和地域文化特色等，更需要加以保持；要注意将哲理性和通俗性、抒情性融为一体，既使观众深思，又使观众动情并得到美的享受。总之，要尽力做到雅俗共赏、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既将戏剧小品创作引向较高的审美层次，又不使其失却大众化的特色。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观众对艺术哲理的要求必然会不断增强，以哲理为导向的戏剧小品更加美好的未来，无疑是可以期待的。
注释：
〔1〕黄佐临《导演的话》
〔2〕转引自《文艺报》91.8.17五版
〔3〕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7页
〔4〕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297页
〔5〕转引自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第34页
〔6〕卢卡契《审美特性》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308、307页
〔7〕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0页
〔8〕宋·严羽《沧浪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