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华侨社会的华人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华侨论文,试论论文,华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日本华侨社会的特点是组织上的稳定性，活动上的民族性，以及随着日本社会变化的适应性。而战后日本华侨社会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尤其在华人化方面，如入籍人数的增加，日常生活和语言文字的日本化，部分华侨学校成了语言学校等，因此，展望未来，日本华侨社会华人化是必然趋势，其华人化进程是比较自然的，而且有其本身的特点。
关键词 华人化 认同 变化 华侨社会 世化交替
一、日本华侨社会的特点
在谈到华侨社会的华人化（当地化）问题时，首先遇到的是需要如何明确华人和华人化的含义，一般认为所谓华人就是指有着中国血统并具有居住国国籍的该国公民；而华人化则是指华侨华人已实质性的认同于居住国，即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包括国家社会的认同，文化语言的认同，生活风习的认同等等。
在战后已半个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当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正发生了激烈的实质性的变化，从华侨社会变为华人社会的时候，可以说日本的华侨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存在着。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是战败国，战后初期，华侨作为战胜国的侨民而侨居日本；同时，不久新中国正式成立，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更其高涨，因此，其时如果有日本华侨加入日籍成为华人，这是不可思议的，相反，毋宁是一些原已加入日籍的华人却重又恢复了中国籍成为华侨。所以战后的日本华侨社会，长期以来仍是明显的保持它的特征，这首先表现于日本的华侨社团作为华侨社会的组织还是十分稳固的，其功能和作用还是一贯的，活动也是相当正常的。其次，华侨学校曾经一个时期不仅有蓬勃的发展，而且教育方针也是根据中国教育制度而制订，同时，教师和教材也大都是来自中国，并进行爱国教育和民族教育。再次，华侨社会的活动往往是有着民族色彩和具有爱国意义的，每年少不了要举行春节团拜、舞龙舞狮，清明扫墓，以及关帝、妈祖诞等节日庆典，还有赈济祖国水旱灾的募捐等。最后，一些华侨社会的组织或活动有时还可以得到来自祖国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即如各地的华侨总会也是在战后不久由当时中国政府驻日侨委会的指导下组成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日本华侨社会与世界各地华侨社会发展进程不同的特色，同时也具体说明了日本华侨社会的特点，这就是在组织上的稳定性，活动上的民族性和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的适应性。
二、战后日本华侨社会的变化
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战后世界华侨社会华人化大潮的兴起，不少华侨社会已变为华侨华人社会或华人社会，而在日本的华侨社会，尽管还比较稳定，但它并不是“遗世独立”，停滞不前的。在这不断发展的世界形势下，它也已开始发生飞跃的变化，这在华侨社会各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反映。
首先，作为华侨社会华人化的前提，即政治认同或加入居住国的国籍，近10年来，在日本华侨社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应先说明的是，日本并没有单一的华侨统计数字，只有在日中国人人口统计，其中包括驻日使领馆人员、留学生、观光客、探亲者、永住者及其配偶等等。因此，尽管从数字看，近些年每年都增加了不少，但真正的华侨人数是否有所增加便很难说了，仅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近20年来看，表面上似仍在增加，但过细看来，毋宁说却有“呈减少倾向”①。如以日本实施新国籍法后一年，即1986年与1990年比较，根据《关西华侨报》的统计，若以具有“永住者”、“日本人配偶”、“永住者配偶”、“特定居住者”、“法126-2-6”等项资格者可视为华侨，则这两年的华侨人数有如下表：
这里应说明的是：表中数字还应减去“日本人配偶”中的战后残留孤儿的人数，1986年约为8000人，1990年约为15000人②，那么总人数1986年则为55275人，1990年51644人。又因1986年尚缺“永住者配偶”人数，那么1990年则应再减去3178人，而总数便为48466人了。可见从1986年与1990年的华侨人口统计数字来看，这5年间日本华侨便减少了近7000人。
如果从另一角度看，即从这几年具有永久居留权的永住者人数与加入日籍人数的变化来看也可得到大致相同的结果，因为在1986年、1988年、1990年的永住者人数分别为21731人、22775人、24277人③，1988年比1986年增1044人，1990年比1988年增1502人，前后5年仅增加2546人；而在这五年加入日籍的华侨目前手头还没有具体数字，但从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至1985年的10多年中国人加入日籍的统计数字来看，平均每年约有近1500名中国人加入了日籍④，那么从1986～1990年的5年间便有约七八千名华侨成为日籍华人，这反过来也可说明华人比华侨增加了两三倍，所以从数字看尽管这几年华侨人数看似年年增加，但相对来说却在减少了，而华人人数则增加甚快，并且就此还得指出，日本华人人数的增加还不包括个别年代骤然猛增部分（如1973年和1974年分别为7338人和3026人⑤），以及如1985年新国籍法施行后，当年中国籍新生儿便比1984年减少401人⑥，这里就不仅是401个新生儿的问题，而是此后他们及其后代成为华人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所产生影响的问题了。
同时，还应进一步指出的是，从在日中国人总数来看，虽然是年年增长，一些年份还有大幅度增长，而近10年来(1981～1990)平均增长率则是10.46%，其中1988年高达46.7%⑦，但这些增长其实主要是就读生和留学生，如增加最多的1988年便分别有35428人和15642人⑧，占了当年在日中国人总数40%左右，他们中的可变数十分大，而能成为华侨的可能性则十分少，再加上每年增长的数字中还有不少是短期的居留者或驻日工作人员，所以总的来说在留中国人人数，华侨也不是占多数的。
再说，从每年获得定居资格的人数看，近几年其趋向也是递减的，如获定住者资格的1986年为27463人，1990年为15263人，减少12000人，又如获法126-2-6定住资格者，1900年比1986年减少221人。至于如获日本人配偶者定住资格的，这主要是战争孤儿的家属，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孤儿因素日渐消失，这一类资格的定住者自然也随之减少而至消失。如果再考虑到日本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侨居，再加上华侨中人口的自然死亡，那么日本华侨人口如此持续下去，出现负增长便不奇怪了。
这样，一方面具有永住资格的华侨在减少，另方面日籍华人则在增加，而且日渐比华侨来得快，来得多，据估算，现在已有入日籍华人约4万人，加上现在已有90%的华侨青年与日本人结婚，平均每年约为2000人⑨，自1985年至1990年便约有12000人，他们所生的子女也已成为华人了。所以从华侨人口的这些变化来看，近几年已是迅速的华人化，可以说这是以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始，而以1985年日本新国籍法施行而迅速发展的。
其次，华侨社团组织是华侨社会存在的具体体现。今天日本华侨社团所具的民族色彩和爱国主义性质正是日本华侨社会存在要求的反映，而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大多已成为华人社会而在日本还存在一个华侨社会的缘由之一。但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日本的华侨社团并不例外。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化，日本华侨社会也正加速沿着华侨。华人社会方向发展，华侨社团也正为适应这一变化而反映出来。
战后，日本华侨社团为适应华侨社会的变化，其功能作用和工作内容已与战前有所不同，而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更有所差异，最明显的是“帮”的观念消失和全日本统一的华侨组织的建立，过去以“帮”划界的同乡团体已为以各省命名的同乡会所代替，尤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全日华侨不分省籍，不分职业，不分性别出身而以一个华侨身份分别统一在当地的一个华侨总组织中团结起来，从北海道到鹿儿岛都成立了各自的华侨联合会，全日本则成立了全国性的留日华侨总会（后来改名为华侨联合总会，各县则称为华侨总会），它们已不再具有行帮性，其主要作用是大家相聚一堂，共同研讨和解决在华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重要问题，诸如后辈子弟的发展问题，并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以增长乡亲们的情谊和提高生活素质等等；过去作为各地华侨统一组织的中华会馆以及各乡帮的公所组织则主要是起着管理过去华侨社会的财产、义山和福利慈善事业的作用了。
如果说这些变化还只是处在一种适应性形式上的量变阶段，那么近年随着日本华侨社会逐渐走向华侨·华人化，华侨社团也正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这表现在一些华侨社团对于已加入日籍的华人还一样继续容纳和吸收，现在我们不时可以在日本的华侨报刊看到一些侨团成员已改用了日本的姓和名，而更具体的是一些社团为适应这一变化还修改了章程，从组织上明确下来，如神户中华总商会已于1992年2月28日开会决定“取得日本籍的华侨也可成为会员”，并在修改后的《章程》第三条明记“本法人（社团）是谋求华侨（所称的华侨包括已入日籍者及子孙，以下相同）经济和贸易的振兴……”⑩，这在日本的华侨社团中迈出了先行的一步，应该说这一调整是相当的明智和顺应潮流的。
再次，日本华侨学校的变化也反映了华侨社会的日渐华人化。华侨学校原是维系海外华侨社会本质的“三件宝”之一（另两件是：华侨社团和报刊），战后初期，日本华侨学校曾有过蓬勃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华侨社会的兴旺发达，但是曾几何时，不少侨校已先后停办，到现在已仅剩5所，学生人数也从几千人减至千几人，究其原因，表面上是生源日减，经费困难，但实质上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侨校本身有它自己的弱点，如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为华侨子弟在当地社会谋生存求发展获得实际的效用，相反，在侨校需要同时学习中文和日文，负担较重，家长怕影响子女将来的升学而不愿入侨校，又如华侨学校一般需要交学杂费，这对低收入的华侨也加重了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政府采取的“釜底抽薪”的教育同化政策，规定凡加入日籍的华人其子女必须进日本学校接受教育，否则便是触犯法令，会被检控。这样侨校每年便会失去这部分生源，再加上每年有约90%的婚龄青年与日本人结婚，而根据新国籍法这部分人的子女原是要进入侨校就读的也不可能了，这样的釜底抽薪，生源当然日减。同时，政策还规定教育部门不承认华侨学校高中毕业文凭，华侨子弟要想升大学求发展就必需入读日本的高中，所以换句话说，侨校也只得办到初中，要想发展扩大既无需要也不可能。这样，侨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具有初等知识的一般低级的劳动者，这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华侨谋生存求发展是很不适应的。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学校虽然仍保持它那华侨的学校特色，可以进行民族主义教育和爱国思想教育，但其处境是十分艰难困顿的，而在如此严峻的背景和整个时代社会已发生很大变化的形势下，要想如过去一样还以华侨学校教育来维系华侨社会本质和推动华侨社会事业发展实在已是力不从心的了。不宁唯是，即华侨学校本身恐怕也越来越举步维艰，甚至其存在恐怕也岌岌可危（当然这还是一个相当的时期，将随华侨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就如已有近百年校史，在抗日时期仍坚持开办的长崎华侨时中学校也于1988年停办了，不过出路还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年便把原来的华侨时中学校改办为“时中语学院”对华侨华人进行华语文化教育，并帮助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本语言。所以正如该校的毕业生所：“时中这一盏长明灯是不会熄灭的”，“今后‘时中’将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据点”(11)而发挥它的作用，可以说这一变化正说明日本华侨社会已向华侨。华人社会转变。
复次，日本华侨社会文字语言的变化则更直接深刻的反映了华侨的华人化程度。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最为稳固和不易改变的，但是反映在日本华侨最早融合于当地社会的却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在今天可以说绝大多数日本华侨的报刊都是以日文出版的，就是华侨总会或各地同乡会的会议记录，决议文件和会讯刊物也都是使用日文的。而在语言上则不论新老华侨日语已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语言，不仅在所有华侨社团的工作会议上使用的是日语，就是在同乡会召开的会员大会上也很难听到华语乡音，甚至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也多已是日语化了。这种情况比之于今天已是华人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从这点也可说明日本华侨社会华人化的程度了。
最后，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等的变化也反映了华侨社会的华人化。当今日本华侨的人口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世代，即在抗日战争前已在日本侨居的可称为第一世代。他们都已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而第二世代便是他们的子或孙，包括两代人，他们在战时或战后初期还是少年儿童便来到日本，大都接受侨校教育，并已是30岁以上的人，也正是华侨社会和家庭中的“领头”和“掌权”人。第三世代则是第二世代的子或孙，都是在29岁以下并准备接班或正在成长的一代了。这三个世代由于他们年龄、经历、际遇等等不同，他们的生活、思想、行为等等自有很大的分别，因而在融入日本社会的程度和华人化的比率也就大有差异。
以1988年为例，根据法务省人管局的统计，当年在日的中国人有129269人，其中属第一世代的老华侨有8243人，占在日中国人总数的6.3%，他们大都是在战前已留居日本，主要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保持有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多有着一般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已逐渐融入日本社会当地化，但都能说会写汉语华文，并对祖国故乡仍有浓厚的感情；同时，他们又曾深受日本侵华时作为敌国侨民的苦难，饱受日本社会的歧视，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因此，他们虽然生活在日本的时间最长，但华人化的程度最低，大都没有加入日籍的打算，只不过是为适应生存而在社会生活和语言上较为华人化而已。所以他们是华侨社会最多和最坚定地保持“华侨”特质的部分，不过他们人数太少，又都年事已高，大多已退出社会活动的主流，对华侨社会的影响已日渐减少了。
第二世代从30岁至59岁有86566人，占总人数的67.8%，是当今华侨的第二、三代人。人数最多，主导着今天的华侨社会。他们战时便生活在日本，有着幼年时期受日本儿童欺侮，长大就业受歧视的切身感受，故他们仍具有一定的民族思想。不过他们虽然大都接受当地华侨学校教育，但高中和大学都是上日本的学校，所以这一世代的华侨所交的朋友大多是日本人，踏入社会后主要也是与日本人往来接触。而他们的素质已与第一世代的华侨有所不同，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职业范围较广泛，且不大愿意继承父辈的“三刀业”（即裁缝、理发和餐馆业），社会生活也较广阔，思想方式也与父辈有所差别，并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所以他们比父辈易于接近日本社会，也易于接受华人化。这反映在他们的事业中便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主要在华侨社会活动，墨守成规，而是广泛与日本社会接触，有所创新；在继承父业上并不仅是“守成”，困处于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中，而是接过班后便积极寻求新出路，开辟新开地。在婚姻观上也反映了他们已逐渐接受了华人化，当地化，战前第一代老华侨是坚决反对子女与日本人通婚的，现在他们则不同，对其子女的婚姻固然希望是与华侨华人结婚，但也不反对婚嫁对象是日本人，尊重子女的婚姻选择。而在加入日籍问题上则更直接反映了他们正加速的走向华人化，据1990年的调查，这一世代的华侨对关于是否“绝不放弃中国籍”问题的态度，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为51%降到约为10%，而实际或准备加入日籍的则已占20～23%。可见日本华侨以这一世代即第二、三代人为代表。最迟在70年代初便已带领华侨社会沿着华人化方向发展，不过由于他们还存在一定的民族意识，对故国故乡还有着眷恋之情，虽然事实上已入了日籍，但总感到自己“中不中，日不日，对中国或日本好象是两头不沾边的人”(12)，心情总有点懊恼，所以毋宁说他们是在矛盾中无奈地走向华人化的。
第三世代是30岁以下有33460人，占总人数25.9%，为第四代以至第五代人的华侨，他们都是日本出生长大，不少从小学就一直在日本学校读书，与日本儿童一起玩耍，根本就没有其父祖前辈所曾受日本人欺侮的感受，相反所交的大多是日本朋友，长大后主要也是工作生活在日本人中间，很少或难得在华侨社会活动，华侨社团组织对他们来说已是可有可无，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化已基本上是日本式的，大都已不懂中国语文，祖国故乡的观念已非常淡薄，他们中每年已有90%婚龄青年与日本人结婚，对于加入日籍大多也已是预定之中，所以就这一世代人华侨而言，如果日本政府的外侨入籍政策有所宽松，那他们大都会自然同化融入于日本社会已是预料之中和早晚之事。
三、结论
由上可见，日本华侨社会，由于其独特的发展环境，到今天虽还可称为是一个华侨社会，但实际上正在向华人化转变，特别是近几年还有加速变化的趋势。这不仅在事实上有明显的表现，当今在日本不论新老华侨，他们在社会生活，语言文字都已认同于当地社会，他们已不像过去主要活动于华侨社会的小范围中，而是即使是老华侨也广泛与日本社会接触，同时，在实质上政治的认同，第一代的老华侨虽不会有太多变化，但因自然规律他们在人口所占比例将日益减少以至消失，而第二世代的华侨也因其日渐年老而逐渐退出华侨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的自然减员渐多，这些都会使华侨社会的华人化比率加增，加上第三世代的华侨，其政治认同于当地将会越来越快，而新华侨的补充则甚少，因此，未来的日本华侨社会的华人化已是势所必然，而且其进程也正在加速，其过程将会是：华侨社会──华侨·华人社会──华人·华侨社会──华人社会。不过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且由于中日文化的同源，即使是他们已自然同化融合于日本社会，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征是不会完全消失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日本17世纪的长崎也曾侨居着不少中国人，形成为一个华侨社会，可是由于后来日本的锁国，以及采取的外侨政策（主要是对中国人）：准许中国人在当地置业、娶妻、养子，当时虽然没有所谓“加入日本国籍”的概念，但却有所谓“归化人”的说法，而那些获准置业娶妻的便被视为“归化人”，这可说是当时的华人化。经过世代交替繁衍，当时的“归化人”到今天他们的后裔已是在族属上也已同化于日本，只有他们在寻根觅祖时才认同有华人的血统罢了。语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鉴古知今，然耶？否耶？
注释：
①②日本《关西华侨报》1992年1月1日。
③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编《在留外国人统计》。
④⑤⑥⑧⑨日本《社会学杂志》7号，1990年。
⑦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编《在留外国人统计》。
⑩神户《中华总商会报》57号，1992年5月。
(11)《时中：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史》，1991年。
(12)《日本展望》第33卷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