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实践：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研究
——以叙永县为例
黄晓灵，龙凤英，黄 菁
(西南大学 体育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以“健康中国”为研究背景，以循证实践方法论为理论指导，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对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现状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叙永县农村体育扶贫出现边缘化、村民锻炼利益边际化，管理形式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个人经验为主。扶贫成效不精准，具体体现在：体育设施配置不精准，体育帮扶资金投入不精准，体育法规、措施落实不精准，社会指导员因村派人不精准，对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等。用循证实践方法论指导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首先确定主体及职责划分，以生成不同的农村公共体育扶贫证据，并对证据进行等级评定；其次，针对问题在扶贫中推动证据的使用；再次，引进评估组织对扶贫过程和所取成效进行评价；最后，对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
关键词： 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循证实践；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提出来的，各地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主要依据《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以及“六个精准”等要求围绕产业发展、经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扶贫工作，以增加收入、教育、医疗等为扶贫重点。现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过93.8%，医疗保险覆盖率已超过13亿人，居民在物质层面实现“一超两不愁”、“三有三保障”。但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的逼近，全面脱贫压力逐渐增大，这种全国统一的自上而下“一盘棋”式的精准扶贫思路容易造成基层实践者主观能动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信息理解出现偏差、执行方向偏斜等错误[1],实际执行效果不令人满意[2],需进行机制创新[3]和方法论的指导。
根据中国体育报统计，我国的体育设施安置已突破17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达1.66m2，可在农村公共体育方面，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乡镇体育设施建设指标相比，存在极大差距。农村公共体育扶贫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相比仍呈现扶贫边缘化。供给与需求、基层治理、居民参与度、服务决策、区域差异、资金保障等一直是公共体育的重点研究方向，但在实际扶贫过程中信息不集中，操作体系不完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错位，投入不精准；个体锻炼意愿被忽视。
坐落于川、滇、黔交汇处，属多民族聚居地的叙永县，自2016年大力实施的健康扶贫措施成效显著，被誉为“泸州模式.叙永经验”。该县大力开展农村体育扶贫，积极引导社会筹资、个人集资、体育惠民工程、“雪炭工程”、体育彩票福利等向农村倾斜，改变了许多行政村没有公共体育器材的现象。但是，与整个精准扶贫体系中的主要内容相比，该县的公共体育扶贫基础仍旧薄弱。
最后法官宣判我净身出户。依照现行的婚姻法，夫妻双方若有一方犯生活作风问题，才会被剥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而净身出户。我就像那种生活作风出问题的男人。
处在发育期的海天使喜欢捕食微小的浮游藻类，长大后的它却性情突变，成为凶狠的掠食者，更可怕的是它还特别喜欢吃自己的表亲有壳翼足类家族中的特定物种。海天使发起攻击时，会从头部伸出三对触手，紧紧抓住猎物的硬壳，将猎物的壳口朝向自己，再伸出带刺的吻，钩住猎物的身体吞入腹中，只留下空壳。
基于此，在充分领会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的同时，引进循证实践方法论进行指导，从问题出发，实事求是，与自上而下的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实践契合，弥合精准扶贫过程中基层实践者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等裂缝。该方法论对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较强的学术价值。
选择野生乌拉尔甘草植株所结的乳熟期种子为试验材料。地膜选用宽120 cm、厚0.008 mm的聚乙烯（PVC）农用黑地膜，由甘肃省天水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由于联轴器的工况复杂，运行环境比较恶劣，因此出现失效的概率比较高。联轴器的常见失效形式有频繁打滑和膜片断裂。其中，联轴器频繁打滑，超过联轴器扭矩限制器允许的打滑次数，将导致扭矩限制器失效，机组无法正常运行。联轴器膜片断裂，轻则将导致联轴器无法传递载荷，机组无法正常运行，重则导致联轴器在运行过程中甩出，损坏其它部件，造成安全事故。因此，在风电机组联轴器设计过程中，需要了解其应用环境和技术要求；在联轴器样件制造完成后，需要进行相关的测试验证；在联轴器实际运行过程中，需要重点监控可能导致联轴器失效的因素。如发现问题，需及时进行整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四川省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Web of Science、CNKI、百度学术等，以“循证实践”、“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农村体育精准扶贫”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筛选与主题相关的核心期刊文章近500余篇，提取关键词与主题词高度相关的文献近60余篇。
(2)实地考察法。叙永县262村(231个行政村31个社区)按照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分为贫困村，非贫困村和示范村三类(其中贫困村90个)。笔者对8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大于本省贫困发生率3%)，8个非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小于本省贫困发生率3%)，6个“一品一村”示范村进行了数据抽样调查。
2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问题的描述分析
本研究将习近平提出的“六个精准”作为检验其脱贫成效的依据。
表1 被抽查贫困村体育场地人均占有面积
表2 被抽查非贫困村体育场地人均占有面积(m2)
表3 被抽查示范村体育场地人均占有面积
2.1 公共体育设施配置不精准
本研究通过引用刘皓等内外部证据生成原理，形成与本研究相应的循证实践证据。实践者在接收实践对象需求表达的同时，运用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叙永县体育贫困区域、贫困群体、贫困个体的致贫原因进行多维度识别、建档立卡并录入证据系统，以获取精准的第一手数据证据，环境动态证据以及个人经验证据。
《方案》指出，到2018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目标提前完成；到2020年，全国12.29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宽带网络覆盖比例超过98%。保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方便快捷接入高速、低成本的网络服务，保障各类网络应用基本网络需求，更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有机会通过农村电商、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享受优质公共服务、实现家庭脱贫，高速宽带网络助力脱贫攻坚的能力显著增强。
2.2 资金来源单一且投入不精准
叙永县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投入不精准的原因：一，对农村公共体育扶贫重视程度不够，资金使用侧重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层面；二，精准识别困难，人口集中与否，居住距离远近都统一分配和购买体育器材，缺乏针对性，造成资金浪费；三，政策缺陷，在体育扶贫资金的使用对象、范围、监督管理等没有作出明确要求。
2.3 体育法规不健全且措施到位不精准
叙永县体育发展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为指导，以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为主，文件精神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
2.4 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缺乏且因村派人不精准
叙永县总人口73万，从体育指导员来看，该县共计880名体育社会指导员，其中三级体育指导700人，二级以上180人。当地较少组织社会指导员培训，具有社会指导员资质的多数是学校体育教师，其服务对象有局限性，无法因村派人。此外，该县公共体育扶贫中的帮扶人员属政府工作人员，不具备专业体育知识。
1)构建WBS：以整个工程项目为基础，将工作自上而下逐层分解，直至将项目工作分解为一个个合适的相对易于管理的工作包.
科研经费管理方面，2016年6月中办、国办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不限制科研劳务费比例，提高科研人员绩效支出比例；简化预算编制，下放预算调节权等旨在激发高校科研人员积极性的举措。9月，陕西省科技厅出台《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明确提高高校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比例、缓缴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的个人所得税等九条“硬措施”。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新政策，明确下放预算调剂权限、加大绩效激励力度、不设劳务费比例限制等更加灵活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进一步激发高校科研人员积极性。
2.5 体育场地设施分布不均衡且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
早在2014年，该县申报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项目”，要求每个行政村或者学校附近建设1片硬化标准篮球场和2台乒乓桌，但至今未得以落实。
UC正比于柔直系统的调制比m，US受换流变档位Ttap影响，因此柔直系统的PQ功率圆受换流变档位Ttap、调制比m综合制约[1-3]。厦门柔直系统的调制比m为0.75～0.95；换流变档位Ttap为-8～8，对应的额定电压：(230+Ttap×1.25%)/288.5 kV。在换流变档位Ttap为-8、0和+8时，VSC-HVDC系统的极限运行PQ工作圆如图2所示。-8至+8各档位PQ工作圆的叠加形成了最终的VSC-HVDC系统工作范围。
表4 被抽查示范村公共体育设施供给情况
表5 被抽查非贫困村公共体育设施供给情况(n)
表6 被抽查贫困村公共体育设施供给情况(n)
2.6 脱贫成效不显著
我国在电子商务相关立法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对客户的信息安全、交易安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不到位。宿迁市司法机关和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严格落实既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维护从事电子商务双方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调研，对于实践中立法的缺失，宿迁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报请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抵触上位法的前提下，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宿迁市政府也可以制定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行政规章，从法律层面规范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同时，在农村地区，宿迁市政府应当加强对相关法律的宣传工作，使得村民在从事电子商务过程中能够知法守法，并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7-8]。
3 循证实践方法论指导下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实践研究
3.1 循证实践方法论与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的契合点及研究设计
EBP在价值观上体现着“求真、高效与共享”等时代精神[9]。戴小文等对循证实践框架下的精准扶贫思路、主体以及实践中的应用等进行探索性研究，认为精准扶贫机制作用机理符合循证实践方法机理[1，5]。所以，在农村公共体育扶贫过程中运用循证实践方法论引导寻找证据，并融证据于农村公共体育扶贫实践是至关重要的。
精准扶贫是“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以行政压力和行政命令为主，以完成任务为导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并深入调查研究，是一切成功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基本规律，而循证实践方法论正是“自下而上”的寻找实践证据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思想形成实践契合。
本文遵循循证实践的主体框架，将叙永县公共体育扶贫实践中的实践主体分为四类[5](图1)。
图1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主体
根据叙永县体育扶贫面临的问题将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分为五个步骤(图2)
图2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循证实践扶贫五步骤
3.2 循证实践方法论指导下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证据的生成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是在问题的基础上不断生成解决问题的新证据，并形成证据库，方便进行存储、动态更新、监测和完善。
在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实践证据的生成过程中，还需借助大数据技术构建集证据采集、证据整合与分析、证据使用为一体的大数据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证据系统(以下简称“证据系统”)。“证据系统”能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实践活动。因为大数据技术在扶贫实践中能协助找准扶贫工作突破口和着力点；能甄别贫困人口及区分类型，精准区分致贫原因，精准监测和动态调整扶贫工作[10]；能有效促进扶贫方案的精准设计[11]，为农村公共体育扶贫提供精准证据，把农村公共体育的扶贫实践全面贯穿在识别、匹配、决策、对口帮扶、个性化服务和退出等全过程。
当地文体局统计，叙永县体育场地总数为175个(县级3个，占总场地数的2%；乡镇级12个，占7%；行政村与社区级160个，占91%)。其中，室内场地3个，室外场地167个，专门性体育场地3个，综合性体育场地2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足1m2。全县有33%的行政村没有铺设体育场地。
研究者一方面接收来自群众的需求表达，一方面通过实地考察等对叙永县公共体育服务进行研究并产出高质量的专著、论文集等，为农村老人、女性、残疾人、青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提供针对性的文献帮扶证据，为扶贫实践者提供可选择的实践指南。
通过岗位轮换，尊重了全体学生的岗位选择要求，完成了相应授课任务，锻炼了学生，校企共同培养出合格人才的同时，企业培养了自己需要的员工，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工资收入，减轻了家里的负担，真正实现了“校、企、生”三方共赢。
实践对象需积极配合实践者进行精准瞄准，如到村瞄准、到户瞄准等[12]。到村瞄准是识别村级体育环境，群众锻炼情况、开展现状等；到户瞄准是精准识别个体体育需求、满意度等以生成受众证据。
管理者通过汇集来自基层实践者和非基层实践者、研究者以及实践对象的相关研究证据进行顶层设计，制定执行方案和行动指南，总结经验形成该县农村公共体育组织管理的内外部经验证据。
中国传统陶瓷上下几千年，陶瓷艺术具有历史性，陶瓷艺术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但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创新而不尊重历史，艺术陶瓷创作中的艺术魅力除了承载作者的思想，同时也要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也要符合历史的审美观。如：唐代中的杨贵妃是以胖和丰满为美，如以现代骨感为美来画则不符历史；而貂蝉拜月，你按一般民间女子官宦人家的大家闺秀的创作也欠缺，貂蝉仍是侍郎家的侍女，应该在头饰上有所表现，但不能过于华丽，否则有失侍女的身份；西施一民间浣沙女子，她的服饰应简朴，衣袖不得过大，衣裙则不宜过长，否则如何在河边浣沙？而王昭君则是以汉主义女的身份嫁于匈如和亲，应聚富贵荣华于一身。
3.3 循证实践方法论指导下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证据的等级界定
循证实践是基于证据决策的实践，对实践中生成的证据进行分级评价和测量将直接影响到实践效果。因此，相关证据的等级界定和评价过程就成为实践成果所取成败的关键环节。本文对农村公共体育扶贫证据的等级评价主要是依据Fraser等提出的证据评价标准(图3)。
图3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精准扶贫证据级别
高质量的系统证据、实践指南是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经过大量反复实践，跟踪研究得出的普适度、可信度较高的证据；大、小样本定性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等反映的是研究者对某一地域的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研究，普适度不高，但极具地域针对性；相关领域专家的个人经验或口头建议需经过实践证明才能引用，通常在扶贫工作中由于缺少大量被实践证明过的实践证据，容易犯以经验、建议等主导实践活动的错误。
3.4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实践中证据的应用过程
依据约翰.杜威在实践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备选方案是什么、最佳备选方案是什么[13]和西蒙的“决策过程四阶段”(即情报、设计、抉择、实施)以及拉斯韦尔在《决策过程》中的决策研究经典“政策过程阶段框架”模型(即情况、建议、规定、行使、应用、终结、评价)[14]等决策理论基础，对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证据的应用过程进行设计。即对证据进行“二次界定”，设计应用证据，确定对标的应用证据，推动对标证据的实施，对已应用的扶贫证据展开进一步评价五个部分。
3.4.1 扶贫证据的二次界定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以“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为主，政策上存在“一刀切”现象，体育设施配置的类别、范围、数量等大多都显示出统一性、单一性、不均衡性。没有统筹兼顾到不同行政村、农业社之间的具体差异，以及现有的公共服务基础条件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差异。主要原因：一是总体上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社会体育基础设施都比较缺乏，难以统一达标；二是现有的脱贫标准只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还未真正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脱贫。
由于获取证据的时间、内外部环境、人员等变化导致某些因素发生改变，需要对当前的证据进行二次或多次界定，确保是否仍具有较高的效度。针对农业小组之间居住比较分散，地势崎岖，中轻劳动力外流，老人、儿童、妇女居多等问题，应在“证据系统”里优先选取解决此类问题的理论证据，再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量。若高级别证据不能解决当下实际困难时，需选用低级别证据作为补充，并再次对效度进行检验。
4.确立宽容且审慎的监管态度。在宽容鼓励扶持发展的同时，为避免造成恶性影响，对新型经济也应本着审慎的态度。共享单车押金问题最大的风险就是出现大面积退押困难，形成全社会不良舆论，引起大面积不满。客观来讲，押金难退对单个客户造成的损失有限，远不如其他金融风险大，其主要问题在于范围广，这也是互联网经济的共性特点。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单个损失小就忽视监管，但监管的指导性原则应是以鼓励宽容为主，谨慎保证为辅。在此基础上，明确监管方主要任务是确保押金安全，防止退押困难。
3.4.2 设计应用扶贫证据
从此次抽查结果来看，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同经济水平的行政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总量呈下降趋势(表1～3)。此外，多数地区体育设施安置点较相似，大都集中在村委会附近和村小学里，许多农业社(行政村下设的小组)由于地势偏远距离村委会较远，居民锻炼意愿不高，导致部分体育器材闲置和资源浪费。
借助大数据的分析、决策功能设计针对不同行政村的不同证据组合方案。设计扶贫应用证据时需要在充分考虑该村各类数据证据、环境动态证据、系统文献证据的基础上，在易地搬迁集中点、双挂钩项目点、小组与小组之间的交界集中点，按照人口数量、环境情况、运动特点、民族民俗等特征设计器材安置方案。
3.4.3 确定对标的扶贫证据
由于政府贫困识别的对象是按照各村经济总体发展的标准，从262个村中90个贫困村和172个非贫困村的划分来看，贫困村体育场地占总场地数的40%，按照贫困村村均所拥有体育场地比例来看，78%的贫困村都有体育场地；非贫困村(包括示范村)体育场地占总场地数的60%，按照非贫困村村均所拥有体育场地比例来看，只有61%的村拥有体育场地。与政府侧重贫困村的帮扶分不开，忽略了非贫困村的体育场地设施扶持，导致体育设施安置出现区域分布不均衡(表4～6)。
确定针对不同行政村体育精准扶贫的预选方案、备选方案以及最佳方案等。现阶段系统内能检索并可供使用的高级别公共体育扶贫证据不多，所以需要不断进行实地调研才能确定可行的方案。因此，对于采用何种形式安置器材；多少人员配备多少器材；多少人数，派遣多少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相关方案确定后，需在行政村的农业小组集中点进行公示、宣传、讲解，以收集群众反馈后再确定使用何种方案。
3.4.4 推动证据的实施
将证据用于推动该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实践行动，包括制定相应的实施程序、实施环节、实施过程以及实施要素等。在扶贫实施程序和环节中对各个行政村数据证据、文献证据、经验证据的使用；在扶贫实施过程中对工作环境、工作量等动态证据的使用。因此，扶贫证据的实施过程不是扶贫证据的终结过程，而是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获取信息，不断生成新的扶贫证据以适应不断发生变化的扶贫环境。
3.4.5 应用证据的评价
对已选定并使用过的扶贫证据进行评价、修改、删减和完善以形成实践指南，以供后续使用。政府应重新对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等进行大摸排，形成新的数据证据和受众证据以完善器材安置方案。
3.5 循证实践方法论指导下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评估
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的考核评估主要是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组织[1]。第三方评估组织属于精准扶贫利益之外的组织，对措施落实、责任落实、资金使用和管理等发挥“助推器”的作用。通过选派热爱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工作，熟悉公共体育的骨干力量，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组成相应的考核评估组，制定考核评估工作实施方案，通过抽签的形式确定受检对象，并赴村开展实地考核。
在考核过程中，考核评估组通过召开会议，听取该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汇报，当即抽查受检行政村和受检个体，这样有利于农村体育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考核。设置考核方案，一是通过资料了解该村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体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二是通过实地察看体育设施配置是否合理及其管理和维护情况；三是走访公共体育贫困区域、公共体育非贫困区域以及与贫困个体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体育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群众参与锻炼情况、群众对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的满意度等；四是对该县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的过程、所取成效进行客观的总结，形成报告。其评价所得的结论可以作为总结证据或对证据进行定级的参考材料。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中区域识别力度不够，证据获取较困难。目前我国专门的农村公共体精准扶贫信息平台较少，难以通过数据库获取系统的体育扶贫证据。
证据的效度评价困难。当前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缺少深入研究，缺乏较高的等级评价标准，导致目前在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只能把专家、基层实践者的主观经验等作为优选的证据指导实践。
缺乏服务于基层一线的社会体育帮扶者和研究队伍，对服务对象关注不够。叙永县公共体育服务设施购置主要通过政府帮扶责任人来购置，帮扶责任人的目的是完成任务。
考核机制不成熟，缺乏实地考核小组。对公共体育服务、公共体育基础设施考核偏向不够，需要结合该县公共体育扶贫实际成立相关考核组、督导组来鞭策该县公共体育扶贫工作精准实施。
4.2 政策建议
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加大精准识别力度，扩大扶贫证据识别范围。建立公共体育扶贫的证据等级界定标准。结合实际进行长期的探索、建立属于该领域的相关证据评价依据和等级界定标准。引进研究人才，培养扶贫骨干力量。与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形成合作，引进人才；把农村公共体育社会指导员招聘划进基层事业单位招聘范围；利用寒暑假招募当地在高校中就读体育专业的大学生返乡进行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等。
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加大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的精准管理力度。建立健全政策创新机制，政府职能由掌舵向服务转变；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对已脱贫或未脱贫的行政村进行巩固提升和动态监管；完善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问责制度，把政策执行主体和执行对象进行有机结合，提高实践对象的主体地位，听取扶贫实践对象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循证实践框架下的精准扶贫:一种方法论的探讨[J].农村经济，2017(1)：17-23.
[2] 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0.
[3]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4] Sackett D L,Rosenberg W M C,Gray J A M,Haynes R B,Richardson W S.Evidence based medicine: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J].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6:71-72.
[5] 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循证实践框架下的精准扶贫探索：研究者定位与职责[J].贵州社会科学，2017(1)：144-151.
[6] 杨文登，叶浩生.社会科学的三次“科学化”浪潮：从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到循证实践[J].社会科学，2012(8)：111-112.
[7] Fraser M W,et al.Intervention Research:Developing Social Programs[J].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8] 刘皓.高等学校循证决策咨询:融证据于决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5(8):39-44.
[9] Bouffard M,Reid G.the good，the bad，and the ugly of evidenced-based practice[J].Adapted Physical Activity Quarterly ，2012,29(1):1-24.
[10] 马山虎,阿布里克木·亚森.大数据助力农村精准扶贫[J].人民论坛,2017(34):68-69.
[11] 丁翔,丁荣余,金帅.大数据驱动精准扶贫: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7(12):119-125.
[12] 郭庆.体育精准扶贫：逻辑起点、实践探析与推进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2)：18-24.
[13] Dewey J.How We Thank[M].New York:D.C.Heath & Co.Publish hers,1910:101-107.
[14] Lasswell H D.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M].New York:American Elsevier,1971:28.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Public Sports in Xuyong County
HUANG Xiaoling, LONG Fengying, HUANG Jing
(School of P.E, Southwest Univ.,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ith “Healthy China”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method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this paper adopt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o study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ituation of rural public sports in Xuyong Coun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Xuyong County the rural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marginalized and the villagers interest in sports also marginalized. Meanwhile, the management was top down and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not precise, which included the inaccurate alloc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investment of sports assistance funds,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regulations and measures, dispatch of village staff as social instructors and in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bjects. Therefor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subjects and responsibility divisions in order to generate different evidence, to promote the use of evid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evaluat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rganizations and to propose th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public sports.
Key words :Healthy China; fitness for al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rural public sport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vestigation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G80-051000-520X(2019)09-0041-06
收稿日期： 2019-03-05；修回日期： 2019-03-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TY010)；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YBSH050)；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509169)；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学生项目(SWU1909553)。
第一作者简介： 黄晓灵(1970-)，男,四川德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管理学，体育公共服务。
标签：健康中国论文; 全民健身论文; 循证实践论文; 农村公共体育论文; 精准扶贫论文; 调查研究论文;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