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文化与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1-0107-07
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经济时期，关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持续发生作用？关系社会资本如何影响转型经济的发展？以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我们就这些问题从中西对比的角度提出理论分析和研究任务，望予激发相关讨论，推动实证研究。
所谓关系文化，是指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涵义、规范、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倾向。①从跨文化视角讨论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解决一个术语困境。因为关系一词在我国具有感情、人情、面子、回报等丰富的行为内涵，而西语的关系如relation或connection均无此意，为此，西方研究者在他们的文献中对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不做翻译，直接使用汉语拼音guanxi，斜体表明是外来语。虽然现代汉语也包括了大量的音译外来语，如基因(gene)、摩登(modern)、拜拜(bye-bye)、托拉斯(trust)等等，我们在本文中不想制造“雷来神”(relation)或“康乃神”(connection)等怪异词汇，因为那样势必增加阅读困惑。
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直接使用读者熟悉的“关系”一词，在行文时注意区别该词的中西文化差异。这样将增加表述任务，但确保了可读性。为此，虽然中西之间，社会资本是指基于自然人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社会资源，企业社会资本是指基于法人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社会资源，②我们的研究任务是，在中国关系文化的条件下发掘社会资本的行为涵义和影响机制。为此，我们使用“关系社会资本”来描述中国关系文化条件下的社会资本，以区别于西方研究文献中已经使用的“一般社会资本”。简单地说，我们的研究问题是，关系文化条件下怎样的企业社会资本才能发挥其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是西方文化条件下并不存在或很难产生的？
本文首先简述西方企业绩效理论中的关系主义视角，重点了解他们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这是中西比较必要的铺垫。进而，我们剖析中国关系文化的涵义，重点讨论基于关系社会资本的特征和作用机制，并与西方一般社会资本进行对比。接下来，我们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大环境中，讨论关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及其作用空间。在本文最后，我们探讨关系社会资本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和作用，讨论几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并提出实证研究假设。
一、西方企业绩效理论的关系主义视角
在西方，关系主义视角是1970年代提出的，此前的理论主流是非关系主义视角的权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简言之，权变理论将企业绩效归因为企业对环境的适应程度，环境适应程度高，则企业的绩效就会提升。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企业内部有关：如果企业的管理架构和发展策略将外部的道德风险最小化，则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的业绩就会提升。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依赖的最关键的外部环境是其他相关企业，所以，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其权力获取其他企业的资源，则本企业的绩效就会提升。制度主义理论则强调，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包含了各种与认知、规范、合法性的相关制度因素，满足了这些制度条件，调整了制度环境，企业才能提升其绩效。③
企业绩效的关系主义视角强调企业及其行为是嵌入于具体的、不断变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④企业寻求生存和发展，关键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管理架构，而不能通过简单的市场化或是科层化来实现。从这个角度说，关系主义视角强调了企业作为法人的社会属性，进而改写了原有的企业绩效理论。比如，权变理论强调依据具体环境信息进行决策，而关系主义视角明确提出，只有通过组织间的关系网络才可以获悉这些重要的外部信息。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在获取环境资源时所拥有的相对权力，而关系主义视角则把企业的相对权力重新定义为企业在组织间网络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对交易成本理论，关系主义视角认为，组织间的社会网络可以控制道德风险，进而建立长期的依存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最后，关系主义视角推动了同构性概念(isomorphism)的提出，此概念将组织间的社会网络植入以合法性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理论之中。⑤
关系主义视角中的社会网络至少通过三种机制影响企业绩效。第一种机制是网络纽带。网络纽带把企业连接起来并提供了跨越企业边界获取信息、知识和技能，以及实体资源和道德规范的通道。第二种机制是网络结构，主要有两种结构。一是关系松散的网络结构，包含了成员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而产生的“结构洞”：占据了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的信息、资源和支配其他企业的权力，从而可以有更高的绩效。二是关系紧密的结构，最为极端的状态是成员之间都发生直接联系的网络闭合结构：由于成员之间提供了排他性的、及时的商业信息和营利机会，所以网络内部的企业可以提升绩效。第三种机制是网络资源。网络纽带和网络结构带来的是潜在优势，这些优势只有通过实际的资源动员才可以实现。这里所说的资源是广义的，包含了有形的技术、人才、财富，也包括了无形的信息、权力和影响力、作为市场信号的企业地位和声望。所谓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上述三种机制的总和。通过社会资本的力量，企业之间共享知识和信息，建立和维护企业间的行为准则和共识，互相施加影响和控制，从而提升绩效。
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基础是人际关系，而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过程，是行动者有意而为的结果。在社会资本动员模型⑥中，林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第一步，社会行动者首先加入到资源丰富的社会网络之中，获得摄取潜在社会资本的优势。第二步，这些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去动员这些资源，从而实现其预期目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潜在的社会资本不一定被动员，因为实证研究表明，潜能与动员之间的脱节现象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例证。⑦同时，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动员受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文化为社会网络的建立与维护提供了价值、道德与意义的基础。而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也为社会资本功能的发挥设定了带有强制性的各种规范与约束。例如在美国，通过弱关系寻找工作信息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是如果某些人通过“发小网”(old-boy networks)的强关系进行暗箱操作，用人情交换职位，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或者是非法的行为。⑧问题是，后一种情况在历史上和当下的中国都是普遍的行为。我们在本文中不关心道德或法律问题，我们关心的是，社会资本的作用是受文化和制度的影响的。显然，弄清关系文化条件下社会资本的作用，阐述转型经济制度条件下社会资本的作用，是重要的研究任务。
二、中国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
关系是中国文化和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一词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其内涵却又丰富得难以把握。本文遵循边燕杰在《经济社会学国际词典》中的定义，视中国文化条件下的关系为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能的社会纽带。⑨在这一定义之下，血亲纽带和姻亲纽带是原初的关系，而非亲缘纽带由于互动双方人情和义务的增加可以升级为稳定的亲密关系。关系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与资源来建立、维系、发展或重建。⑩特别是一些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时刻和场合，比如传统和法定的节日、婚礼、生日宴会、社交餐饮等等，都被看做是建构、维系关系的重要契机。(11)关系最为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人情交换。而且中国人所说的“人情”在内容上也远远比传递有用信息更加丰富，它是一种实质性的帮助。简单地说，在关系文化中，人们有义务向关系人或关系户提供人情帮助，相互期待未来获得人情回报。这样一种强烈的人情互惠机制，在西方也是存在的，虽然频率低、表现少、社会覆盖面较小。(12)这给跨文化研究者提出了重要学术任务：如何概括关系社会资本呢？
我们的方法是中西特征对比。西方社会资本有三大要素，即关系纽带的弱连带性、承载功能的单一性、偶发义务性。(13)而构成中国的关系社会资本也有相对的三个要素，即强关系纽带的特殊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大量的研究表明，在中西之间，社会资本的作用是同位的，但是构成要素的特征差异很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提出关系社会资本是一般社会资本的“同位素替换”。这就像水(H[，2]O)与重水(D[，2]O)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的元素构成有差异，但是化学和物理功能相似。我们具体描述一下中国的关系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素的特征。
特殊纽带。所谓特殊纽带是指高度个性化、富有亲情、或拟亲情色彩的强关系纽带。特殊纽带依靠情感维系，通过重复的人情交换得以发展。中西文化中都有强纽带。我们用特殊纽带表明这是特强纽带，“特”指的是亲情、特别是拟亲情的成分更多、更强，所谓“师徒如父子”、“近邻胜亲戚”、“兄弟手足情”，在西方不是普遍存在的。特殊纽带遵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态势建构和变化：人们不断地混合情感性与工具性，把关系人纳入个人中心网络之中，赋予“亲疏远近”的属性，开展人情交换。策略是，与资源丰富的交往对象“套近乎”或“攀亲”，提升特殊主义程度，从而增加社会资源。
复用纽带。复用纽带是指同一条关系渠道为相关双方提供多种不同的功能。如果把某条纽带看成一个整体，复用就是社会关系中角色、交易内容或隶属关系的重叠；(14)如果把给定的纽带按其所承担的功能加以分解，复用就是两个相关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多条渠道，虽然渠道在结构上是冗余的，但它们却为双方提供了关系的“备份恢复”机制，使得双方的关系不易因为某种功能的中止而完全破裂。(15)“买卖不成仁义在”体现了纽带复用的机制。复用性混合性质不同的交换功能，比如情感性与工具性的混合，社会性交换与经济性交换的混合，私人交换目的与公共交换目的的混合。在西方，不同属性的交换一般严格遵从不同的道德、制度和法律规范。而中国人所说的“面子”模糊了本应具有严格差异性的交往逻辑，而这种模糊化也正是中国关系交往中的惯习。(16)
义务纽带。义务就是关系双方承担互相关照、协助、互惠的责任。互惠义务是中西文化的普遍特征，其差别是，在西方，人们之间的互惠义务较浅，工具性较弱，并且是偶发的，而在中国，互惠义务特别深，工具性特别强，并且是频发的。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讲求交往中的“义”。“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道德准则，甚至超越普适的法律准则。这也推动了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的普遍化：人情的付出与回报在质量和时空上可以是不对称的，因为“义”产生了信任。在每次交换中，接受人情的一方在经济利益、声望、地位和权力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的提升，这为其将来向提供人情的一方给予更高品质的人情回馈提供了潜能，而互惠义务确保了这种潜能可以兑现。这一兑现并不需要是即刻的，也不需要发生在未来同样的场合或情境之中。由于互惠义务的保证，人们可以理性地期待在未来需要人情帮助的任何情境中，曾经接受人情的一方会竭尽所能提供回报。这种附加在关系纽带之上的强互惠义务在中国一直存在。
表1总结了上述讨论中的三个要素，并把关系社会资本与一般社会资本进行了对比。表1体现的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型：关系社会资本在三个要素上都取较高的得分，而一般社会资本则至少在某一要素上取相对较低的得分。类型Ⅰ体现了强特殊主义、强复用和强互惠义务的组合，其相应的例子就是中国关系以及西方的“发小网”。类型Ⅱ中特殊主义水平较低，但是复用较多，同时具有中等程度的互惠义务，其相应的例子是协会会员网络以及精英网络。类型Ⅲ的特殊主义程度和互惠义务相对较高，但是复用程度低，我们常说的亲属网络和同一种族/民族成员形成的网络都属于这一类。类型IV在上述三个维度上水平都很低，我们常说的西方弱关系网络以及结构洞网络都属于这一类型。
关系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向现有组织理论中注入了文化因素来解释绩效。在制度主义理论看来，组织需要在“组织场域”中不断积累现实、道德和认知的合法性。在中国，这些合法性都具有关系因素，例如企业家通过与官员的人情交换来获取商业成功，而这正是“企业主寻求合法性的不便明说的关键手段”。(17)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企业在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中通过调整商业策略来获取资源并提升企业的效能与效益。在中国，商业策略大量依赖于关系，在中资企业以及中国员工比较集中的外资企业的日常实践中，通过关系打开市场以及关系公关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对于交易成本理论而言，虽然基于关系的制度安排也许效率最高，但却是实际中可行且有益的安排，特别是在当下与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仍不健全的情境中更是如此。
三、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及其变迁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关系社会资本的实际效用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答案。首先，如果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理论描述的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适现象，那么除非中国文化本身发生重大变化，关系对中国企业将一直有效。另一种答案是关系有效性的持续下降以至终结。基于上海企业的个案研究，Guthrie认为在中国经济理性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增长的情境下，经济领域中的理性决策会随着私有产权和预算硬约束的发展而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非理性的基于人情交换的关系在企业行为中将不再具有有效性并会慢慢消失。(18)
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不同，第三种答案强调了关系社会资本得以发挥作用的条件性。大量研究表明，关系在转型期的混合经济中，官商之间的“共生纽带”中，乡镇企业围绕亲缘建立的产权和管理结构中，通过亲缘网络传递非标准化的市场信息时，企业通过合作培育新兴的商业模式时，以及在市场国家资本主义环境中持续存在政商纽带的前提之下是有效的。由于关系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一些学者甚至把中国的经济模式称为“网络资本主义”。(19)
如何从较高的抽象层次理论化地解释转型经济中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我们把转型经济分解为两个维度，即体制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程度，并以此为框架来讨论这个问题。表2给出了这两个维度所构成的4类情境。体制不确定性使用诺斯的定义，(20)即指规范和规则中的模糊、不透明以及不相容的属性。当规范和规则明确、透明且相互不冲突时，制度的不确定性就低，反之则高。同时，表2中的市场竞争程度在开放的由多个竞争者参与的自由市场中就高，而在由国家或是寡头垄断的市场中就低。
具体来说，1956-1978年间的再分配经济时代，由于统一计划支配的原因，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都较低。1978-1992年的改革开放初级阶段，成功的改革策略也同时提升了制度的不确定性：“走一步看一步”体现了规则的非透明性，“双轨制”体现了冲突规则的非相容性，“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策略体现了规则的模糊性。与此同时，市场化程度提高。在1992年以后的深化改革阶段，体制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化程度都大幅度提高。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体制的不确定性开始面对透明、清晰和普适的国际标准的冲击，而市场化提高到全球竞争的程度。
在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之下，关系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在体制不确定性很强的经济环境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很高。由于正式制度的缺位，经济行为中的信任以及对非法经营行为的法制打击力度都很弱。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区隔或说“制度洞”为关系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由于关系社会资本弥合“制度洞”并造就官商之间的共生关系和利益链条，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被概括为各种不同形态的“网络资本主义”。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关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团结不同的企业组织从而为行动者提供竞争优势。这在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境中这显得更加重要。在这里我们提出两个命题：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1)体制不确定性越高，关系社会资本在提供竞争优势上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强；(2)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就越会依靠关系社会资本来增强其竞争优势。上述两个命题相互关联，并导出了四个可以检验的研究假设。这四个假设的要点建构了表2中的四个格子。
假设Ⅰ：改革之前的中国，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都低，从而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就比较窄小。
假设Ⅱ：改革初期由于上述改革策略，体制不确定性快速增加；此时商品市场虽已出现，但竞争程度不高，主要体现在新兴的小商品市场、国企的绩效工资制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城镇个体户等方面。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关系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开始上升。
假设Ⅲ：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为标志，经济领域进入深化改革时期。这期间经济体制中的诸多方面开始改革，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出现、金融市场的放开、大力吸引外资以及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制度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都很高。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关系社会资本在企业日常的资源动员和经营运作中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假设Ⅳ：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条件下面对更强劲的竞争。在全球化影响力较弱的地区和行业中，制度的不确定性得以维持甚至增加；而在全球化和国际标准/规则/规范/惯例影响较为深入的地区和行业中，体制不确定性开始下降。在这样的复杂条件之中，关系社会资本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
四、跨文化视角下的研究议题
作为本文的总结，我们提出关系社会资本效用的三个研究议题。这三个议题以企业生命周期所经历的三种情境来划分，即企业创立、面对危机、巩固市场地位。
议题Ⅰ：企业的创立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0年代末，中国普遍贫穷，没有金融资本，也没有市场经验和技能。谁“先富起来”呢？谁有勇气“下海”，并真的获取了商机和资金大干了一场，成为企业家了呢？
从一般社会资本的视角，这些是机会结构的问题：你认识谁？你和他们的社会网络怎样？回答是：处于由大量弱纽带和结构洞构成的稀疏网络的人们，具有信息优势、商机优势、借款优势，所以更可能去创业，成为未来的企业主。形象地比喻一下，某个西方人改革之初来到中国做研究，如果他从西方观点出发就会认为，首先下海和富起来的是有着广泛社会交往的人们，无论这些交往具有多少人情交换的成分。
从关系社会资本的视角将给出不同的答案和研究假设。在关系文化中，激发一个人的创业精神也是一种人情交换，而这种人情往往进一步引发与创业相关的商业信息、稳赚不赔的初始合同、提供启动资金等更加重大的人情交换。而人情交换的重要前提就是创业者与支持者同属一个关系网络，相互之间具有特殊主义的、复用的、以强互惠为行为准则的人际纽带。在改革初期，几乎所有的创业者都是白手起家，而且在当时由于很强的体制不确定性，人们难以判断创业是不是真的有前途。这使得在那个时代借钱创业，不论是向银行借还是通过非正式渠道筹款，都非常困难。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创业前景的信心虽然不断加强，但是市场竞争的程度却变得更高，这使得创业投资的风险不降反升。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时，那些拥有较强关系的人最终成为了创业者，获取了“第一桶金”，并且“先富起来”，其中一些人成为今天民营经济的领军人物。
议题Ⅱ：面对生存危机
在中国经济转型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经营风险是常见的。比如，人才的流失会在企业内部制造危机：某企业的高级销售经理突然跳槽并把销售团队和订单一并卷走。此外，借贷行为也会造成危机，这不仅因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不向中小企业提供支持，而且各种类型的“三角债”问题也非常突出，导致融资困难以及应收账款迟迟不能到位，从而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每天都可能发生。还有，出于种种原因很多在建项目突然被行政叫停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总之，企业经常要面对种种生存危机，在2003年珠三角地区进行的830个中小企业调查中我们发现至少70％的企业曾经有过一次面对生死危机的经历。(21)我们不禁要问，企业是如何从这样的危机中走出来的？
按照一般社会资本的解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与资金强大的组织结成战略联盟，将更有可能度过危机。(22)此外，占据商业网络中的“结构洞”地位从而可以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可以帮助企业在危机到来之前就有所准备，进而得以生存下来。(23)而在关系文化的背景下，上述解释需要加以修正：关系的亲情程度、复用程度、互惠义务程度是决定性的要素。从关系社会资本的视角判断，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下，拥有较多关系社会资本的企业更有可能平安度过危机。举例而言，如果一个企业家没有在当地官员女儿的婚礼上“随份子”，那么将来他就不可能及时得到预警信息，也不可能在危机到来之时动员他们所拥有的资源。
议题Ⅲ：巩固市场地位
企业如何靠关系社会资本巩固其市场地位？一个企业的市场地位很难客观准确地测量，但是，在当前的商界语境中，有一个主观的测量是可用的，即一家企业在其所在地区或行业中是不是被人们公认为“龙头企业”。从一般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企业主或是经理人如果拥有由大量弱关系和结构洞构成的社会网络，那么这家企业就更有可能长期占据较高的市场地位。从关系社会资本的角度我们将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如果某个企业与策略联盟中其他企业建立的人际关系亲情程度高、复用程度高、互惠义务程度高，那么，这个企业就更有可能长期占据较高的市场地位。
注释：
①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Knoke,D.,“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s Social Capital,” In R.Leenders & S.Gabbay (Eds.)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Liability,Dordrecht,Netherlands:Kluwer Press,1999,pp.5-30.
③Scott,W.,“Institutional Theory :Contributing to a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 In K.Smith & M.Hitt (Eds.),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60-484.
④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1985,pp.481-510.
⑤Powell,W.,“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vol.12,1990,pp.295-336.
⑥Lin,N.,“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N.Lin,K.Cook & R.Burt (Eds.) ,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2001 ,pp.3-29.
⑦Bian,Y.,& Huang,X.,“Network Resource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vol.19,2009,pp.255-282.
⑧Saloner,G.,“ Old Boy Networks as Screen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vol.3,1985,pp.255-267.
⑨Bian,Y.,“Guanxi,”In J.Beckert & M.Zafirovski(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Sociology,London:Routledge,2006,pp.312-314.
⑩Yang,M.,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11)Bian,Y.,“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In N.Lin,K.Cook & R.Burt(Eds.),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2001,pp.275-295.
(12)Arrow,K.,“What Has Economics to Say about Racial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2,1998,pp.91-100.
(13)Nahapiet,J.,& Ghoshal,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3,1998,pp.242-266.
(14)Verbrugge,L.,“Multiplexity in Adult Friendships,” Social Forces,vol.57,1979,pp.1286-1309.
(15)Mitchell,J.,“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J.Mitchell(Ed.),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New York:Humanities Press,Inc,1969,pp.1-50.
(16)King,A.,“Kuan-Hsi And Network Building: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n W.Tu (Ed.),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09-126.
(17)Wank,D.,Commodifying Communism:Business,Trust,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Cambridge,England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8)Guthrie,D.,“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vol.154,1998,pp.254-282.
(19)Boisot,M.,& Child,J.,“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 : 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1,1996,pp.600-628.
(20)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1)Bian,Y.,“Born out of Networks: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Firm,” In R.Wong (Ed.),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a Global Er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166-182.
(22)Galaskiewicz,J.,& Zaheer,A.,“Network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S.Andrews & D.Knoke (Eds.),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Stamford,CT:JAI Press,Vol.16,1999,pp.237-261.
(23)Burr,R.,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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