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由来论文,矛盾论文,关系论文,三青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文《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①a]曾经指出：党团矛盾的激化是导致三青团结束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党团矛盾从三青团产生起就已经存在，并贯穿了三青团的整个发展过程，对三青团本身和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党团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怎样演变和发展？它的根源和实质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和回答。
一、蒋介石关于三青团的设想及其后果
党团关系是指国民党组织与三青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是随着三青团的产生而出现的。蒋介石是三青团的缔造者和最高领导人，三青团的结构、功能、地位和特征，都反映和体现了他的意图与设想。因此，要理解三青团的特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关于三青团的设想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有关措施。
蒋介石的设想大致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第一，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三青团是以当时苏、德、意等国的青年组织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承认：“苏联、德、意、日本等国家，都有青年团的组织，专司全国青年的组织和训练，我们是照着各国的先例，是为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才把它组织起来。”[①b]三青团的目的是要“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受严格的组织与训练”[②b]。因此，它始终把控制青年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的组织和活动方式都是以青年为对象而设计的。
第二，以三青团来巩固个人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个人集权，极力突出他个人与三青团之间的领导和服从关系。成立三青团，是蒋介石以个人名义来号召的，团章里规定“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确立了蒋介石在三青团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曾有人建议将三青团改名为“蒋介石青年团”[③b]，确实正中蒋介石下怀。
第三，把三青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新招牌。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已经信誉扫地，为了加强全国青年对他的向心力，必须在国民党这块旧招牌之外，再打出一块别开生面的新招牌，由三青团出面来号召青年。为了保证新招牌（三青团）的感召力，蒋介石极力想使它与旧招牌（国民党）保持某种距离，以免被污染。因此当陈立夫等人提出要在三青团名称前冠以“中国国民党”字样时，当即遭到蒋的否定，他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④b]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有意识地回避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三青团虽然由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成立，但在随后发表的蒋介石《告全国青年书》和《三青团团章》中，对两者的关系却耐人寻味地一字不提。
第四，以三青团来改造、复兴国民党。三青团是以国民党自救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蒋介石赋予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国民党“振衰起弊”，“起死回生”。他指出：“本党革命，到了现在这个情势，我们自己毫无讳饰的可以说已经衰老腐败，不能吸引新进青年”。“现在成立青年团，就是要培养本党新的生命”，创造“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气”；要“造成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一切社会组织的楷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青年团是中国革命最后的一次试验”[①c]。
第五，三青团在组织上保持独立，使党团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自己则作为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同时凌驾于两者之上，这是蒋介石为加强个人集权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安排，它使三青团在组织上相对于国民党具有极大的独立性，这种局面几乎一直维持到三青团结束。这是研究三青团问题时所不可忽略的。
第六，以复兴社为三青团的组织重心。三青团是蒋介石在解散国民党内各种派别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所标榜的口号是实现国民党的“统一和团结”，因此三青团包括了国民党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但是，蒋介石心目中仍然把复兴社视为三青团的组织核心，在他的默许下，前复兴社成员在三青团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据康泽回忆，1938年3月初，当他向蒋请示能否“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复兴社成员是否“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两个问题时，蒋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肯定。4月下旬，康泽再次就三青团组织核心和工作重心问题向蒋介石请示，蒋又明确指出三青团应以复兴社为组织核心，康泽应成为三青团工作的重心。[②c]此后，即由复兴社总社最后一任书记康泽担任中央团部组织处长，掌握三青团的组织大权长达7年之久。复兴社解散后，其成员约有半数参加了三青团[③c]；在一些地方，复兴社各级组织稍微改头换面就逐级转化成三青团的各级团部。有很多复兴社骨干成为三青团的重要干部。据统计，1941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的49名中央干事中，有12人是前复兴社领导集团的成员，占了中央干事总数的1/4强。从1938年7月成立的中央团部最早的领导机构看，原复兴社成员控制了组织、宣传、经济和总务等重要部门。在省一级，到1942年，已成立的25个支团中，有2/3以上的主任、书记由前复兴社骨干担任。在县级基层组织，各地最初任命的分团负责人，也多半为复兴社分子。由于这种情况，复兴社成员往往把三青团看作是复兴社的继承者，视自己为三青团组织理所当然的主人。[①d]
由此可见，蒋介石所设想的三青团是一个奉其为最高领袖、机构高度独立、并以复兴社为骨干的青年组织，其使命是“外求统一，内求复兴”，以克服国民党组织的各种弊病，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然而蒋介石所设想的这一组织模式，却包含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并立刻在实践中导致了预料不到的结果。
首先，它造成党团关系严重含混不清。一般的青年组织，是在某一政党领导之下从事青年活动的社会群众团体，它的地位和活动范围都是有限的。按照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政治理论来说，在训政时期国民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它和三青团的关系是领导和服从的关系，应当没有问题。但根据蒋介石的设想，三青团则不仅要单独出面号召全国青年，而且应当具有比国民党更高的质量，赋有改造国民党的特殊使命。很显然，蒋介石所设想的这种功能与三青团青年组织的地位是无法相容的，它在国民党已有的理论和制度上也没有任何依据，其结果使党团关系从一开始就陷入紊乱。
其次，促使三青团形成严重的“第二党”倾向。三青团作为国民党政权新招牌和改造者的身分，以及它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三青团从一开始就不象一个“团”，而更象一个“党”。“第二党”倾向的存在，使三青团的地位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对其本身的性质和任务不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对团务的发展影响甚大。
再次，导致三青团内宗派情绪浓厚。蒋介石指定由复兴社骨干主持三青团组织工作，同时也就把复兴社所具有的严重的宗派情绪和派系因素引进了三青团。由于蒋介石的扶植和纵容，复兴社的干部和骨干态度“十分骄纵”，自命不凡，唯我独尊。他们进入三青团之后，极力强调三青团的特殊地位，大肆鼓吹三青团的优越性，并利用三青团组织的独立性，处处与CC派掌握的国民党组织相对抗。这种论调迎合了三青团干部和骨干的情绪，并与三青团的切身利益相结合，成为团内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和基调。三青团的“第二党”倾向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不断滋长起来的。由此造成了以国民党组织为一方，以三青团组织为另一方，互相对立、彼此抗衡的格局，这是抗战以前CC派与复兴社矛盾的继续和扩大。
由此可见，党团关系的紊乱，与蒋介石本身的设想和作法，以及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党团关系与党团矛盾互为因果，党团关系的紊乱导致了党团矛盾，反过来，党团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党团关系的混乱。[①e]胡汉民曾经评论蒋介石的政治能力说：“蒋公长于应急，能迅速解决问题，但在解决一问题后，却因之而又制造了新的问题。”[②e]蒋介石在三青团问题上的作法，再一次体现了这种政治性格和作风。
二、三青团酝酿时期的争执
从1937年春蒋介石提出建立“新组织”的设想，到1938年7月三青团在武汉正式成立，经过了一个颇长的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陈诚、陈立夫和复兴社等各自组织人马，起草有关文件，提出组织设想，围绕三青团地位和党团关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然而，由于材料的缺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从周佛海的日记中可以知道一些只鳞片爪的情况。特摘录有关的两条：
1937年11月12日“（下午）三时草拟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言……八时约刘健群、谷正鼎来，会商三民主义青年团政治纲领，十一时始散。”
1938年5月12日“（下午）六时半过江，至辞修（陈诚）家，商青年团训练纲要。十一时过江返寓”[①f]。
从周佛海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起草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言》、《三民主义青年团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纲要》等重要文件。但后来三青团正式成立时，所公开发表的只有蒋介石的《告全国青年书》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而这两个文件，对党团关系故意采取了略而不提的回避态度，因而使人们无法从中了解当时对于党团关系的看法。1989年，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公布了一批关于三青团的重要档案，其中包括以前未曾发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要旨》草案，该文件虽未标明时间，但附于1938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之后，从文件内容看，两者应属于同一时间。这一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三青团成立前后国民党内部关于党团关系的一种颇为流行的重要观点，它的出现填补了以前这方面的空白。
《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要旨》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三青团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强调三青团在组织和工作上的独立性，要求获得与国民党组织的平等地位。它以文件的形式将上述观点表述得如此鲜明，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文件在团的“性质”条目下，强调指出：“三民主义青年团为满足目前国家统一之需要，故尽量吸收本党以外之青年，优秀进取的份子，以担负抗战建国之任务，并以充实本党之力量，因此，青年团除在思想及行动上受本党领导外，其本身自有其特质，其对社会国家自有其特殊之任务。”[①g]由此可见，三青团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要以有别于国民党的面目，去单独号召青年，实现所谓的“国家统一”；并吸收国民党所无法吸收的“优秀分子”，来达到充实国民党政权的目的。就此而言，三青团不仅是有别于国民党，而且简直是高于国民党了。
《要旨》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本党的关系”专设了一节，并为此作了一个总的说明：“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本党之关系须缜密规定，以免形成对立或互相推诿，使工作效果为之低减，但若青年团完全成为本党之附庸机关，亦无以实现青年团之特殊使命……因此，二者之关系必须按诸实际情况而决定。”文件规定了党团关系的若干具体原则：
“一、本党与青年团在实现三民主义与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上赋有同一之责任。
二、青年团遵奉本党政纲政策不另定政治纲领，但青年团为造成本党党员应具备条件之组织，而非在组织上统属的组织。
……
四、青年团对于实际工作推行之方式、步骤、计划、策略等项，得……自行决定之。
五、本党党员在规定年龄及适合团员之条件下，得自由加入青年团训练，但须经青年团团长之批准，并得保留其国民党党籍，惟不必参加本党区分部活动。
六、本党党员加入青年团者须绝对服从青年团之指导，遵守其纪律，执行其决议，如有违反青年团之决议与纪律而被除名时，同时亦丧失其国民党党籍。
七、本党与青年团对于应共同担任之工作，由本党总裁决定其分工办法。”[①h]
不说别的，仅党、团员可以互相加入这一条，就足以使人视其为并列的两个组织，头脑发生混乱了。文件上流露的“第二党”倾向是如此明显，这大概是其不能获得通过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训练要旨》最终被束之高阁的事实，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内曾为此而发生过激烈争论，持异议者大有人在。但三青团成立时，实际上采纳了这一文件的精神。
三、三青团成立后的大争论
三青团成立后，这个新组织的性质及其同国民党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具有了更加实际的含义，在国民党政权内部成为一个惹人关注的问题。这一时期国民党官员和文人在报刊杂志上对此发表了大量言论，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去理解和阐述蒋介石的意图，展开了一场颇为热闹的讨论。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国民党与三青团，孰优孰劣？
一种观点强调国民党有“光荣悠久的历史”，是国民党政权主义、方针的制订者，处在“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建立三青团只是国民党“为迎合时代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种观点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三青团产生的意义，强调国民党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替代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民党已经衰老无能，“不能吸引新进青年”，强调三青团具有“潜在优越的素质”和“外在奋发的活力”，是国民党政权的“新生命”，“代表着一种向上的精神和新的力量”，“团的诞生，在革命的过程中具有极深重的意义”，突出三青团对改造和复兴国民党所具有的作用。
第二，三青团是独立的还是隶属的？
一种观点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领导之下的青年组织”；它只是国民党“组织的扩大”和“补充”，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它应当服从国民党的领导，“隶属于中国国民党”，而不是“离开中国国民党”。
另一种观点认为：三青团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组织特殊”，“运用灵活”，“除政治意识应受国民党指导外，其他不必发生什么隶属的关系”，“青年团的组织是独立的，青年团的工作是自发的”。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副处长任觉五更进一步提出：“如果要把国民党与青年团比成手足，国民党就是哥哥、青年团就是弟弟吧？”[①i]后来被三青团奉为党团关系标准说法的“兄弟论”，在这里首次出笼了。
第三，三青团的任务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教育性”的？
一种观点认为：三青团的任务，“是在训练和教育一般的青年”，它“是一个理想的健全的青年教育的机构”，“是教育领域的一隅”，“以补充学校普通教育设施的不足”，它“所最注重的是社会服务和劳动服务”。除此之外，三青团“不允许有其他一切政治活动”。
另一种观点认为：三青团“是政治性的结合”，“为一政治性团体”，三青团的“工作范围甚广”，“其工作的艰巨繁难当然超过任何组织之上”。三青团的性质和任务，是“革命性”、“政治性”的[②i]。
上述情况表明：三青团成立后，无论在国民党内还是在三青团内，在三青团“将来究竟成为怎样的一个团体”的问题上，在对三青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上，都存在着一系列重大分歧。一种观点力图将三青团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使其成为一个比较纯粹的青年组织；而另一种观点则竭力抬高三青团的地位，扩大它的权力和活动范围，想使它成为国民党之下名副其实的“第二党”。它们代表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在建团问题上两种不同的方针和倾向。大体上说，前者在国民党内占优势，后者则在三青团内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两种不同主张都在蒋介石的言论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据，再一次表明了蒋介石本人思想的混乱。
在成立初期，三青团的“第二党”倾向相当严重。中央团部的负责人后来也承认：“当青年团成立之时，一般青年即怀着一种不正确的意识。对于党团之关系，不但视党与团为并立之组织，甚至对党存轻视之心理，且以团为将来代替党的组织。”[①j]部分三青团干部对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组织衰老无力的说法大加发挥，肆意渲染，竭力突出三青团的正统性、优越性和特殊性，野心勃勃，目空一切，以“新兴的革命集团”、“革命的核心力量”自居，视他人皆为“生活颓废、行动腐化、思想老朽的分子”，扬言均在“摈弃之列”，并对国民党组织讥讽贬低。一些御用文人也闪烁其辞地暗示“好比演戏，抗战建国，就是一出最精彩的压轴戏，青年团便是其中的主角了。再好比画龙，抗战建国就是最后的点睛工作，青年团便是最技巧的艺术家了。”[②j]
蒋介石与陈诚在这一时期也从突出三青团这块新招牌的目的出发，过分强调三青团的重要性，任意夸大三青团的任务和对象。如陈诚宣称：“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青年’的解说，与普通一般对于青年的解释不同。我们团里的青年，并不一定以普通青年的年龄为准则，凡是有革命热情与向上的朝气者，虽是白发斑斑的人，在我们看来，还是一个革命青年……都可以加入本团，做本团团员。”[①k]这种说法使得本来就十分混乱的三青团的任务和对象，更加漫无边际，毫无节制。这样一来，虽然蒋介石并无以团代党的打算，但在客观上助长了重团轻党的倾向。一时大有国民党老矣，三青团正方兴未艾，将取而代之之势。
三青团的自我膨胀，不仅影响到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平衡，触犯了党内不少人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到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政治理论；同时，党团组织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最初的摩擦，不可避免地在国民党政权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很多关心国事的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有了中国国民党，为什么还要来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②k]国民党一些上层人士也对三青团产生了疑虑和不满。汪精卫在出逃前发表的最后一次广播讲话中，强调三青团要“集中力量，服从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要“言行一致”[③k]，弦外之音不难理解。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于1939年春开始采取措施，实行所谓的“党团关系调整”。
四、党团关系调整
1939年初，三青团中央团部迁抵重庆办公，开始着手充实机构，选拔干部，在各地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并以服务、宣传扩大团的影响。随着三青团组织的发展，关于党团关系的不同观点之争更加激烈，原来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党团矛盾，现在很快呈现蔓延之势，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和重视。
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对党团关系的状况感到焦虑，为此，他在中央团部和重庆支团发表的多次讲话中，企图缓和双方的矛盾。陈诚告诫团干：团的工作“与其他党政军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做的方法不好，联系不好，分工合作不好，便会发生摩擦，甚或冲突”。[①l]他开始对三青团的“第二党”倾向公开提出了批评：有少数人以为“团将来会代替党，有了团便可以不要党，把党和团简直看做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团体，这是非常错误的。”[②l]他又称当前的处境是“一支破船，又当风雨之中”，要求党团员“息争远怒”，“不能自分畛域”，而应“和衷共济，以和为贵”。[③l]
同年3月，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学员（其中有中央团部所派团干48人）入党入团问题，以蒋介石核准不受年龄限制，党员可以入团，团员亦可以入党。于是，党与团的关系究竟如何确定，遂在学员中间“引起热烈之讨论”[④l]。这场发生在中央机关内部的争论引起了蒋介石本人的注意。3月28日至30日，中央团部召集派往中训团党政班的第一期毕业学员举行工作讨论会，再次讨论党与团之关系。为了消除各方的分歧，澄清混乱，统一口径，蒋介石借此机会亲自到中训团党政班发表了题为《党与团之关系》的重要讲话，试图对三青团的性质和党团关系加以明确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首先强调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根本上的一致性，指出党与团“是合体同命，不可分的”。其次，他否定了“以团代党”的说法，肯定了党领导团的关系。蒋介石说：“大家不要以为团是用来代替党的，其间有一种什么轻重消长的关系，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本党是中华民国唯一执有政权的党，是领导国民革命执行以党建国的国策，唯一革命的组织”；“青年团乃是本党系统之内的青年组织与集团，是党的新血轮，新细胞，与新的生力，但青年团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来办理全国青年组织与训练。”第三，蒋介石在谈话中透露出他关于党团关系最重要的设想，是在他一人控制之下，党团在组织上平行分立，工作上分工合作。他说：“在整个系统之下，党部指导团部，党员指导团员”，但“‘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可以指导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与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这种关系，大家可以本着革命的良知心领神会，而不必以文字来作形式上的规定”。他要求党与团“各按其本有的性质与任务去工作，各守其分，各尽其责”[①m]。很明显，蒋介石形式上强调党领导团，但在实际上却肯定了党与团的平等关系。蒋介石关于党团关系的讲话发表以后，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对于“党与团之关系乃有一致之解释”[②m]。
蒋介石的讲话为党团关系和三青团的地位问题奠定了基调，成为国民党官方的正统结论，并由此开始了党团关系的调整过程。党团双方经过会商，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文件。从1939年11月到1942年3月，连续颁发了《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实施细则》、《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等文件。其中对“党团地位、工作性质、年龄区分、活动范围，以及联系办法”，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文件规定了党团关系的总原则是：“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助团的发展”。并对党团工作各自的重点和范围作了划分：“党的工作注重与政治相配合，团的工作注重与教育相配合”。“党之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在民众运动领导方面，由党部统一领导”；“团之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青年运动与童子军、少年团，并由团部领导”。[③m]文件还规定：“各军事学校、各部队、各海、陆、空军干部训练机关，各交通路线及中央政治学校专设党部”[④m]，三青团不得介入。对于吸收党团员，规定以25岁为限，其上为党员，其下为团员。为此1940年1月修改了团章，将团龄从18岁至38岁，缩短为16至25岁，“以使团员年龄与入党年龄相衔接”[①n]。还规定：在学校，教职员吸收入党，学生则吸收入团。[②n]为加强党团联系，规定以“党团工作会报”作为各级党团组织联系的渠道和形式。[③n]上述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在党团之间划分势力范围。
为了消除三青团的“第二党”形象，中央团部于1939年4月发布通令称：“现查有一部分团员不明情形，每于公文书或同志谈话间，称本党为‘国民党’，有如二体，实属不当，以后应改称‘本党’，以明体系。”[④n]同年9月，中央团部颁布《对于各级团部工作方针之指示》，指出：“应使全体团员与全国青年，均深切认识本团乃团结青年及训练青年，使其能力行革命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之唯一的青年革命集团，亦即本党之新血轮、新细胞，而非一般人所谓政党。”[⑤n]
在三青团内部，也根据蒋介石的讲话，对党团关系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承认：“团与党的关系，原甚微妙，这微妙关系又原只要大家深切了解，彼此即可各尽其用，相得益彰；惜党团同志，莫明其‘妙’，致此微妙关系不能发生效用，而且大家天天在闹麻烦，这真冤哉枉也！”。所谓“微妙”之处在于：“党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形势，的确需要新血轮、新细胞，才有新的力量与生命，才能担负其时代使命，完成其历史任务；可是党本身的生殖机能很差，新陈代谢的作用很少，无法产生或吸收新血轮与新细胞，青年团于是以如此的形式应运而生，以适应此一迫切需要……二者之间的确有其很自然正常的伦理的、生理的关系的！既非单纯的父兄子弟的伦理关系，亦非单纯的骨肉血脉的生理关系，而是两种关系同时具备，其微妙自非任何关系所可比拟的了！”[①o]党团关系如此复杂“微妙”，难怪三青团的理论家们要为此煞费苦心了。
为了防止党团摩擦，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三令五申，予以严禁。1940年11月，国民党中执会规定：“党员与团员，均应亲爱精诚，不得互相攻击或诋毁，否则以违反纪律严处。”[②o]1942年3月，蒋介石通令党团：“不特党与团之内，不许互相攻讦，不许有小组织意识之存在，党与团之间，尤绝不容有摩擦斗争之情事。”并规定如发生此类事件，“而该管辖之党部团部事前未能防止，亦未报告于上级者，除该党员团员受一定之处分外，党部团部应受连带之处分。”[③o]
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Eastman）认为：党团关系的调整，表明蒋介石“完全改变了他关于三青团的设想”，把三青团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领导力量之一”的地位，下降为单纯的国民党的青年组织[④o]。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党团关系的调整确实对三青团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它重申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在形式上明确了三青团作为国民党青年组织的法定地位，确定了党领导团的原则，并把三青团的工作任务和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青年组训和学生运动的领域内，从而抑制了三青团的“第二党”倾向。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党团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取消三青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仍然维持了蒋介石一人之下党团平行分立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正是党团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三青团“第二党”倾向屡禁不绝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团关系调整对三青团地位的改变，仍然只是形式而非实质的。
五、党团矛盾的发展及其影响
“党团关系调整”并没有能够澄清党团关系，解决党团矛盾，它所能作的只是在党团之间划分势力范围，以求减少摩擦。与国民党中央的主观愿望相反，党团矛盾非但没有减少，而且继续积累和发展。和抗战以前复兴社与CC派的斗争一样，党团矛盾也由“争活动场所、争群众、争声势、争表现”而起[①p]，并进而发展为争名位、争权力。党团矛盾首先表现为发展党团员时的争夺。党团双方都尽力发展成员，扩大自己势力，以致酿成摩擦冲突。到1943年三青团一全大会时，这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当时有人反映：“党团部均不管年龄大小，尽量吸收新分子，由吸收而争夺，由争夺而攻击，由攻击而诋毁，由此形成党与团的对立。”[②p]
党团矛盾的另一表现是在活动范围上的争执。国民党组织历史较久，亦较完善，工矿、交通、文教等部门早被其视为世袭领地，不许他人染指。三青团是后起的集团，力量有限，因此就极力扩张，向各方渗透，国民党则极力限制。这种扩张与限制的摩擦始终不断，相当激烈。
争夺在各级政权中的地位，是党团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三青团作为后起的集团，在国民党的各级政权中原无确定地位。因此，三青团力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自己对基层政权的影响，而党方则极力加以阻挠、排斥。在三青团各种会议上，都充斥着要求提高政治地位，参与各级决策机构的要求。各级团干纷纷提出：“就以往情形而论，中央所订各种政治工作联合机构组织，事实上确须本团参加办理者，而法令上则从未将本团列为法定工作单位。”“本团应参加下列各种机构：1、党政联席会议；2、党政秘密小组；3、动员会议；4、生活促进会；5、其他有关党政联系及动员工作之机构。”[①q]三青团对自己“苦于无参政之地位，无从置嘴”的状况愤愤不平，牢骚满腹：“团员没有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社会上看我们团员是小孩子，不信任他们的能力”。[②q]叫嚷“非取得参政地位不可”，要求“会商有关各方，确定团在政治上的法定地位”。[③q]他们还宣称：“我们争到政治地位，是争取社会人士对我们的重视，并非争取‘做官’的地位。”[④q]地方党团凭借上级的支持，在各级政权里明争暗斗，并卷入到各种地方矛盾的漩涡之中，使党团矛盾更加复杂。
在中央，党团双方虽然表面上保持良好关系，但暗地里勾心斗角，摩擦不断。中央团部书记长张治中承认：虽然“彼此始终还能维持良好的态度，表面上大家都非常客气，至于内心如何，坦白地说一句，我是不敢担保的。”[⑤q]党团矛盾久治不愈，而且愈演愈烈，成为国民党高层十分头痛的问题，蒋介石为之多次大发雷霆。1942年1月，蒋手谕朱家骅、张治中、康泽：“现在各地党与团之间仍不断发生摩擦”，“言之殊堪痛心，若长此以往，团部不仅无益于党，而徒为党部之蠹，则团部不如取消，以免贻患于将来。”并提出：“以后不论任何地区之团务工作皆应秉承当地党部之指导，绝对不许有与党部发生摩擦或斗争之事。”“倘再有此等情事，应由各地团部负责，而处其负责人以违反党纪之罪”，“凡各地团部不妥人员，应即撤调为要。”[⑥q]
抗战时期，党团矛盾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不治之症，很多人对此表示悲观失望。张治中回忆说：“在工作进行中，发现团与党重复抵触之处甚多，因而力量抵消，摩擦丛生。加以党内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的纠纷（当时团与党的摩擦事实上是黄埔系与CC的摩擦，更具体地说，是贺衷寒、康泽与陈立夫、陈果夫的摩擦），更使团与党的关系日趋复杂。”黄埔和CC的斗争摩擦“使我感到疾首痛心！”“我后来由于厌恶而至于放任，认为是党内不可救药的不治之症。”[①r]
党团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三青团的性质及其地位长期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对于三青团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1942年1月，书记长张治中在一份报告中反映：“青年团目前之根本问题，为团之组织性质问题”。“团之性质，已非政党，复非行政机关，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团之地位与立场，始终在模糊动荡之间。”“由于见解不一，观念模糊，使团之工作动向不定；始终不能集中于一定方针之下共谋发展，影响团之工作效果殊大。”为此，他向蒋介石建议：“今后团之组织性质”，“拟应以教育性、社会性为主，政治性为从”。[②r]然而直到1944年，即三青团成立6年之后，中央团部还在向蒋介石抱怨：“团之性质如何？地位如何？至今似犹在不确定、不显明之状态中。”[③r]许多团干不满足于其划定的青年组训活动范围，利用一切机会插手政治，挑起了许多风波。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一般团员多喜作政治行动，而领导稍一失当，流弊尤大，亟应予以适宜之诱导，俾克端其趋向。”[④r]由此可见，几乎从一开始三青团就已成为国民党政权一个不安定的政治因素。
党团矛盾对三青团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抗战胜利前后一系列事态演变，极大地激化了党团矛盾，导致党团关系破裂，促使三青团企图另立门户，重组新党。最后迫使蒋介石于1947年下半年决定取消三青团，实行党团合并。三青团由此而结束了自己为期9年的短暂历史。拙文《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对此已有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结束语
本文的观点和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党团关系的紊乱首先来自蒋介石本身。蒋介石所设想的三青团作为国民党新招牌和改造者的身分，与三青团的国民党青年组织的地位是无法相容的。为了巩固个人独裁，蒋介石有意识地造成他一人之下党团组织互不统属，各自独立的格局，以便操纵和控制。蒋介石的上述设想和作法，是党团关系出现结构性紊乱的根源，也是三青团“第二党”倾向的主要思想和组织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本人是党团矛盾的始作俑者。
第二，在整个国民党派系政治磁场的作用下，党团关系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党团关系与党团矛盾又互为因果。党团关系紊乱导致了党团矛盾，党团矛盾又反过来使党团关系更加混乱不堪。两者循环往复，遂至不可收拾。
第三，复兴社在党团矛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社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其骨干借主持三青团工作之机，将浓厚的宗派情绪引入团内，大肆鼓吹三青团的优越性和特殊性，并利用三青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国民党组织相抗衡，因而形成了党团分庭抗礼的格局，这是抗战以前CC派和复兴社矛盾的延续和发展。前复兴社骨干的上述活动，为三青团“第二党”倾向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第四，党团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从形式上看，它是国民党政权内部两个政治组织、两个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但在实质上，它却是国民党政权内部两大集团、两大派系的关系。国民党组织的核心由CC派所组成，三青团组织的核心，则由原来的复兴社所组成。因此，党团关系实际上就是CC派和复兴社的关系。这是党团矛盾始终不能解决而且愈演愈烈的症结所在。
第五，党团矛盾是一种以党团组织形式出现的恶性派系矛盾。它把党团这样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派系矛盾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其结果，即使党团组织日益派系化，又使派系组织日益组织化。党团关系和党团矛盾，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国民党政治的极度紊乱。
注释：
①a 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①b 黄季陆：《为什么要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以下简称《三青团论文集》）第1集，1939年版，第57页。
②b 蒋介石：《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央团部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下简称“团史资料”），1946年版，第17页。
③b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④b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7—198页。
①c 蒋介石：《青年团的组织精神和根本任务》，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363、367、372页。
②c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04—205页。
③c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674页。
①d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76页。
①e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页。
②e 转引自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56—57页。
①f 《周佛海日记》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98页。
①g 《三民主义青年团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一），1988年版，第268页。
①h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269—270页。
①i 任觉五：《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应有之认识》，《三青团论文集》第1集，第87—88页。
②i 两种观点都由笔者概括而成。代表团方意见的重要文章见：简贯三《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革命上的地位及其成功的关键》、《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路线》、《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及精神》，分载1938年7月13日、19日、28日《扫荡报》，任觉五《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应有之认识》、李扬敬《青年团团员应有的认识和态度》，均载《三青团论文集》第1集。代表党方观点的重要文章见：梁寒操《中国青年的一条光明大道》、叶溯中《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教育意义》，均载《三青团论文集》第1集；刘庆科《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问题》，载《三青团论文集》第2集；李鸿音《设立青年团与巩固党基》，载《三民主义青年团——战时综合丛书》第3辑。
①j 张治中：《团务改进意见书》，《张治中回忆录》，第351页。
②j 简贯三：《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路线》，1938年7月19日《扫荡报》。
①k 陈诚：《培养革命的新生命》，军委会政治部编《陈部长最近言论选集》，第453页。
②k 黄季陆：《为什么要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论文集》第1集，第56页。
③k 汪精卫：《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抗战》，1938年12月18日《扫荡报》。
①l 陈诚：《培养革命的新生命》，《陈部长最近言论选集》，第458页。
②l 陈诚：《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应有的认识与修养》，同上，第460页。
③l 同上，第471页。
④l 同上，第139页。
①m 蒋介石：《党与团之关系》，《团史资料》上编，第140—143页。
②m 《团史资料》上编，第139页。
③m 《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同上，第145页。
④m 《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实施细则》，同上，第148页。
①n 《团史资料》上编，第103页。
②n 《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同上，第144页。
③n 《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同上，第150页。
④n 《规定团员对党应称“本党”以明体系之通令》，中央团部编印《党与团之关系》，1942年增订版，第17页。
⑤n 《团史资料》上编，第160页。
①o 胡轨：《团的改进》，《三青团第二届中央常务干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记录》附件4，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o 《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同上，第145页。
③o 《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团史资料》上编，第150页。
④o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斯坦福大学1984年英文版，第94页。
①p 参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55页。
②p 顾希平：《党团部应严格遵照规定年龄征收党团员案》，《三青团一全大会提案汇录》第2册，第5页，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①q 陈宗蓥等：《为增进党政联系本团应参加各级党政联合机构案》，《三青团一全大会会议记录》，第223—224页，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q 三青团一全大会《自由讨论记录》，同上，第341页。
③q 浙江支团部：《健全组织案》，《三青团一全大会提案汇录》第1册，第1页。
④q 《广东支团三十六年度第一期干部训练班》，第53页，武汉市图书馆藏本。
⑤q 张治中：《本团四年来工作总检讨》，《团史资料》上编，第412页。
⑥q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一），第445页。
①r 《张治中回忆录》，第336—337页。
②r 张治中：《团务改进意见书》，同上，第355—356、350—351页。
③r 《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工作总检讨报告》，第15—21页，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r 张治中：《团务改进意见书》，《张治中回忆录》，第354页。
标签：三民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国民党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