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创新的重要性：美国再工业化的新解读
贾根良 楚珊珊
目前，全球制造新格局正在重塑，“制造业的重要性”这一议题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制造业重要性的前沿性再认识主要集中于制造与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尝试对这一研究的新动向进行理论层面的梳理和评述，并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探讨“研发—生产—市场”之间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解读美国再工业化的微观理论基础。同时，考察邦维利安五种创新模式的演变及其与美国制造业生态系统兴衰的关联性，从历史视角审察制造与创新之间的微妙联系，表明制造业在整合国家创新能力和维持创新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新理念和历史事实将有助于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阶段的新产业政策和“一带一路”的布局提供理论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邦维利安有关中美经济关系最终将从“美国创新、中国生产”演变为“中国生产、中国创新”的论断是言过的，但它已然构成了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冷战的意识形态基础。
［关键词］ 制造业；制造业生态系统；再工业化；创新价值链；创新模式
一、引 言
“制造业重要吗？”这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自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学术界就一直存在制造业导向观和服务业导向观两大思潮之间的论战和抗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艰难，同时也为世人敲响警钟：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国家竞争力的命脉之所在。从宏观层面上来讲，制造业能够加强技术进步、推动就业增长、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已然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共识。因此，世界各国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创新战略和计划，以应对下一次“生产革命”［1］的挑战。德国创建支持各类生产技术的创新联盟，英国推出高价值制造战略，日本启动机器人新战略，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制造+创新”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不谋而合的发展方向，一时之间制造业的发展和重塑再次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所在。
与此同时，在全球新一轮的制造业格局重构中，经历了“去工业化”之殇的美国无疑是“再工业化”最活跃的参与者，从奥巴马提出“重振先进制造业”以期“制造业重返美国”，到特朗普力推恢复美国制造业风采便是例证。2018年，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报告，确定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使命方向及相应的国家愿景。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构建高效、可控的制造业价值链”［2］，将各个环节紧密结合，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再工业化”正在经历深刻而长远的变化，因为它不再仅仅停留于高端制造业的战略部署，而是同时注重将配套的低端制造环节带回美国。这一行动无疑是后工业时代以来美国重振制造业行动的延续，体现了美国制造业变革方向和战略思维的高度转变。制造业正处于根本性的变革之中。
然而，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主流经济学家集体错误的症结在于陷入制造业两大迷思。一则认为发达国家应优先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弃低端制造业；二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应建立在传统低工资、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基础之上。与之相对应，在当前新国际分工的格局中，学术界需要重新思考两大问题：一是美国这样发达的高工资国家是否有必要拥有一套具有一定规模且生机勃勃的低端制造业，以逆转“无就业的创新”模式；二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是否形成并具备获取高端制造业前沿技术的新优势，实现“中国生产，中国创新”。
总体而言，目前对制造业重要性的认知基本上未摆脱主流学派的理论框架，但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一些学者，已不拘泥于这个框架，并正在重新审视“制造业的重要性”这一议题。具体来说，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和离岸外包的影响，以发展和联系的视角，从创新角度考察制造业的重要性，由此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观点和新理念。本文旨在以此为契机，对西方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关于制造业重要性认识的转变进行理论层次的梳理和评述，以洞察“研发—生产—市场”之间的反馈机制，更准确地把脉“中国制造2025”的未来走向，优化“一带一路”的实施机制，并为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理论借鉴。
二、制造业重要性研究的新动向及其阐释的缺陷
一直以来，流行的说法是生产或制造不属于创造性工作，且仅将早期研发阶段视为创新体系，认为只要拥有创新，便可以放弃制造。实际上，凭借其开创性的创新成果，美国制造业曾长期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竞争优势并居于首位，美国由此成为全球创新策源地。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实情况是，“此地创新，此地生产”模式几近崩溃，美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不断拆分创新价值链，将研发和设计与生产分离开来，与基于IT的软件控制设备相结合，从而导致产品制造分散化，即“此地创新，国外生产”，其结果是几乎将其所有产品生产离岸外包，造成创新与制造的明显割离。究其根本，这种割离主要是金融主义（financialism）导致的结果。这里的金融主义不光指政治经济体系中拥有强大势力的金融部门，还包括金融业价值观念在工业体系中的广泛制度化，主要表现为股东价值至上。相较于生产性投资，其更加偏好金融投资等。［3］(P205)美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习惯性地规避风险，在股东价值至上的观念影响下，大企业投入到各类研发和生产性活动的资金越来越少。美国在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方面的长期竞争优势正受到侵蚀，制造业生态系统正受到削弱。但直到今天，人们才开始衡量这些变化的后果。
（一）制造业对创新的重要性研究的新动向
第四种模式为制造业主导的创新模式（manufacturing-led innovation model）。在这一模式中，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创新来源于生产制造的研发经验和专业知识，并通过与生产过程的紧密结合得以强化。这一模式的核心理念为后端生产（特别是初始生产阶段）是高度创新的，它涉及广泛的、创造性的工程，需要技术、工艺的原始创新或重新设计。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正是基于制造业主导的创新模式，创造了精益制造系统并用于汽车工业，彰显了非常强的竞争实力，打破了美国汽车领域的独霸地位。而美国聚焦于前端技术开发，忽视了与生产的结合，没有构建这一模式，最终造成美国的双重困境。
具体来说，上述理论认为，创新价值链包括研发链（创意、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制造链（产品设计、试生产、工艺创新）和市场链（分配、商品、销售、服务）的整个链条，从构想到价值形成的整个过程应当被视为一个系统（见图1）。生产制造本身是一个和创新紧密相连的过程，生产制造作为技术创新实施的最后阶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在当前日益国际化、分离式的生产体系中，生产环节的外移将造成创新系统中研发与制造过程（包括产品设计、生产和工艺创新）之间的工程断层线（engineering fault line）。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链将随之转移，那么与制造业相关的研究、开发和设计等都将随之迁移，并最终导致创新价值链的丧失。制造业不断衰退的国家在研发创新和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必然无法获得全部经济收益。更为严重地是，这样不仅会失去生产能力，还会失去创新能力，导致产业公地逐渐衰退，即具有共享性、能够支持多个产业发展的制造与技术平台的消亡，从而出现了最具破坏性的“国外生产，国外创新”。
图1 价值链条中各个节点所蕴含的创新
资料来源：根据（美）理查德·洛克所著《重塑制造业（实践篇）》中的图示加以补充整理而成。
最新的研究还深入挖掘了整个制造业本身的衰退与制造业岗位大量损失的关联性，从而认识到制造业基础对于促进行业就业岗位的可持续性远远超出就业乘数的意义。［11］经济学家苏珊·豪斯曼［12］(P111-132)对自动化和就业机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对生产力提高与制造业岗位流失量的正相关性提出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项新的共性技术的诞生是否必然摧毁大量就业岗位仍有待探讨。而威廉·B.邦维利安①形象地将制造业生产及其所涉及的价值链看作是一个沙漏，生产阶段位于沙漏的中心，制造业支撑起了围绕生产企业所建立的资源、供应商、零部件、分销、销售和售后企业所构成的价值网络中的更多工作岗位。如果把沙漏的中心——生产要素移走，那些处于价值链上的相互关联的部门就会面临重大破坏，而沙漏的顶部和底部的就业基数比实际生产阶段要大得多，由此必然造成就业规模大大下降，导致所谓的“无就业的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制造业既是创新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又是一个对创新引入形成阻碍的传统部门。对此，一些学者［13］强调,作为传统部门核心的制造业部门一旦受到破坏，必将会限制其他传统产业和前沿产业的发展。邦维利安基于颠覆性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概念的区分②，着眼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指出目前美国许多企业采取“此地创新，国外生产”模式，选择放弃低利润的生产环节，无视风险较高的颠覆性创新，通过能够带来高利润的渐进式进步来保持领先地位。这种“次优”的、路径依赖的实践在短期内有利可图，然而如果长期实行下去，必将限制其绩效水平和长期竞争力的提高，最终导致这些企业不得不放弃高端市场。这是因为，风险较大的高端颠覆性产品一旦成功，便能迅速引领未来市场，换言之，忽略高端颠覆性创新就等于放弃未来新市场。而在低端颠覆性创新中，产品日臻成熟并完善，较低的成本使其客户基数不断扩大，最终亦将颠覆主流产品的地位，占领高端市场。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些典型案例作为缩影，在审察上述观点的同时，从不同侧面继续探讨制造与创新之间的微妙联系。
（二）制造与创新之间内在逻辑的典型例证及评述
盒式磁带录像机是高端颠覆性创新的一个典型例证。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安佩克斯公司是世界公认的掌握着最先进视频录制技术的公司，但公司高层受财政的约束及利润最大化的驱使，将这一能够奠定信息时代基础的关键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束之高阁，并像很多其他公司一样将低端的磁带驱动器制造和元器件生产外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日本，美国本土则保留了专门技术。随后，迫于资金压力，安佩克斯愿意与能够慷慨解囊的日本东芝公司合作③，并在日本设厂着手组建生产盒式磁带录像机的合资企业，而精密磁带驱动器恰恰是生产盒式磁带录像机的必要设备。东芝和其他日本公司凭借多年的生产经验，对于该设备的制造工艺和工程要求一清二楚，而安佩克斯对此却一无所知。同时，安佩克斯将其拥有的最先进的视频技术资料转让给东芝公司，并委托东芝承担研发投资。至此，安佩克斯完全失去了盒式磁带录像机的设计和制造平台。1972年，安佩克斯放弃了该项目，而日本的公司仍致力于研发盒式磁带录像机。1975年，索尼、东芝和其他日本公司先后推出了不同格式的第一批商用盒式磁带录像机，颠覆了传统的视频录像机，开辟了新的增长市场。最终，日本借助于盒式磁带录像机这个在电脑发明之前使用半导体设备最多的消费电子产品，登上了电视机、显示器、图像处理和几乎所有消费电子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并牢牢掌握重要电子元器件（如微处理器）的生产，同时大大刺激了半导体工业的发展。［14］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房地产泡沫，日本也从未停止生产世界领先的微处理器的行动，使得其逐渐在半导体生产领域开始与美国抗衡。
第五种模式为创新型组织模式（innovation organization model）。这是一种组织机构模式，是扩展管道模式的变种，融合并超越了上述四种模式。这一模式囊括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关注从研发到产品部署的创新全过程，注重填补创新系统中的制度缺位，并采取措施以清除抗拒颠覆性创新的结构性障碍。当前，美国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高端制造环节的运作难以保持其优势地位，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已经采取行动试图恢复配套的低端制造环节以重新打造制造业生态系统，实现全方位的创新和经济社会结构再平衡。
在研发盒式磁带录像机期间，日本仅在35毫米相机业务中便投入数百万美元。1981年，索尼开发了全数码相机。虽然第一台数字相机的原型是美国柯达公司发明的，但是柯达认为胶片成像的分辨率是电子成像的将近100倍，且数码相机成像在光效、颜色对比度、饱和度等方面都无法与当时主流的胶片相机比拟，由此断言公众必然更喜欢价格低廉且易于操作的柯达相机。事实是柯达低估了电子成像的前景，尽管数码相机并未优化成像技术，却以其简单易携、功能多样的高性价比获得全面胜利。数码相机对胶片相机的颠覆无疑是低端颠覆的鲜明案例。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放弃以制造业基础作为其出口型经济核心的必然。
如前文所述，“此地创新，国外生产”的经济试验迫使美国在高速增长、创新性很强的消费电子工业领域基本上被淘汰出局，最终造成“国外生产，国外创新”的毁灭性影响。美国消费电子产业的式微并非因为美国制造商缺乏创新力。相反，美国在开始时拥有技术领先地位，却未能加以发挥。很多时候，美国产业界奉行股东价值最大化，专注于短期的渐进式进步，放弃其垂直资产并保留其“核心竞争力”，从生产环节开始，分阶段地放弃了相关业务和产品，又放弃了与之关联的研发、经营管理等，继而造成新的市场被占领，以致其领先地位和整个主流市场被颠覆。那么，为什么起初仅在非主流市场有用的成果会威胁到主流市场的领先公司呢？这是因为，一旦颠覆性创新产品找到新的位置，持续创新就会沿着陡升的轨迹提高产品的性能，这一轨迹的坡度相当大，以致每个新结构的性能很快能满足主流市场的客户需求。［15］其内在机制在于知识溢出方和知识吸收方将围绕生产性活动形成一系列的动态交互过程，创新不仅仅发生在产品研发阶段（见图1）。不同阶段知识的杂交，很有可能激发出新的知识，在芸芸众生的社会群体中，作为精神生产的社会智慧，其知识生产将呈现出链式反应的特征。整个价值链的每一处都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机会，可能发生在工厂里，可能发生在与消费者反复沟通中，甚至创新并不必然是全新产品的创造，也可能是既有产品具备了全新的用途。总之，制造业作为土壤所激发的神秘力量在于，创新链条中每一节点所蕴含的变革的种子随时都可能发芽。
需要指出的是，邦维利安这一认识的前提是 “制造业部门不是前沿部门，制造业是传统产业”。笔者认为，制造业部门是一个传统部门，它也是一个跨领域部门。此外，从工业化的历史来看，人们习以为常的工业化概念实际上只是工业化的特定类型，即资本代替体力劳动的工业化。但是，资本代替脑力劳动并进而大规模代替体力劳动难道不是工业化吗？信息化特别是智能工业化，无疑是工业化的新类型及高级阶段，是替代脑力劳动的工业化。［16］因此，邦维利安的这一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对于大宝而言，其在消费者心目中低价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想要改变并不容易。而其推出的新产品能否从品质上征服消费者，也是大宝能否成功高端化的关键之一。就目前而言，大宝“小红帽精华”在天猫旗舰店的销量尚属可以，可见不少消费者对大宝品牌的感情还在，愿意去尝试它推出的新产品。
此外，当出现良性实性结节大于4 cm、结节增长迅速或存在其他提示恶性的临床征象时，也应考虑手术治疗。对于低TSH水平的患者，如甲状腺核素显像提示结节内摄取增加，则考虑为自主功能性结节，推荐甲状腺单侧叶切除术[5]。对于摄碘能力强且病灶不能采用手术切除的患者，如局部持续性病灶、淋巴结病变或持续性远处转移者，可进行131I治疗。对于131I 治疗后仍存在病变的患者，需根据临床及初次131I治疗反应进行后续治疗方案的个体化评估[5]。对于已知或疑似存在残余病变的患者，应持续给予TSH抑制治疗，如无残余病变证据，TSH抑制治疗可维持TSH在正常低水平[5]。
三、创新模式的演变与美国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兴衰
制造与创新之间的普遍联系并非凭空而来，其理念构建基于既有的政策和实践基础。从历史上来看，美国长期以来的制造业领袖地位取决于先进创新模式的创造，并同时将这些模式与新的过程和商业模式相结合作为支撑。接下来，笔者将基于邦维利安五种创新模式的演变及其与美国制造业生态系统兴衰的关联性，从历史视角审视制造业在整合国家创新能力和维持创新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更深入地理解制造与创新的内在机理，并从中探寻推动传统部门创新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前沿的理论框架和发展模式。
（一）五种创新模式的演变
第一种模式为管道模式（pipeline model）。1944年，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主任范内瓦·布什受命于罗斯福总统，为战后科学研究任务制定发展规划，布什指出不应荒废战时形成的研发能力，提出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管道模式。［17］这是一种“技术供给”（technology supply）模式，联邦政府对前沿的基础研究和早期的应用科学研究投入大量资金以获取颠覆性技术，而后期阶段的开发、创新以及商业化则留给私人企业。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生物技术和基因组学革命即源于这一模式。
在全球价值链分解之前，埃里克·S.赖纳特曾强调制造业对富国裕民的重要性，这一主张于当时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今天，先进制造业致力于布局和发展前沿关键技术，是制造业中创新最活跃的领域，配套的低端制造环节为何依然重要？这是因为，制造业实则是一种价值流，即各种组件、制造系统及其子系统、基于生产和产品相关的服务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这一切整合于国家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整个系统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所有包含制造或产品使用的活动，都可能引致学习和知识创造的过程。创新不仅仅是实验室团队基础研发的成果，还应涵盖制造业支撑起的并提出创新需求的资源、供应商、零部件、分销、销售和售后企业所构建的网络的产物。任何一个国家，若要从创新活动中获取最大化经济利益，其制造业须与之相匹配。在上文盒式磁带录像机和数码相机的例子中，日本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它只是将丰富的IT基因、数字化理念融入自身的制造业体系中。由此，再一次论证了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的分析框架——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区别，如倡导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升级”已不再有效。
第二种模式是以弗农·W.拉坦的 “诱导性创新”［18］概念为基础提出的诱导性模式（induced model），这是来自“技术需求”（technology demand）的创新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技术创新的方向和重点是根据市场和生产而定的。企业通过渐进式技术创新对市场信号或非市场信息作出反应，如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激励人们采取创新方法去节约那些价格昂贵的要素。此外，创新还可以是激励机制变化的结果，这些变化可能源于公共部门政策的变化，以及私营部门开发的新标准等。
上述认知主要是基于美国的立场提出的，大量观点大多反映的是美国本身的经济诉求，其发展机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我们不可能照搬其做法，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关于“制造业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否重要”的辩论从未停止过。要回答这一问题，学术界首先需要重新认识制造在创新价值链中的作用。面对美国千疮百孔的工业生产体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一些学者［4］［5］［6］(P249-274)［7］［8］［9］［10］对“去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实地调查了本土或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企业，沿着从始端到终端的整个链条追本溯源，厘清了制造与创新之间微妙的内在逻辑，即制造“桥接”创新价值链。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创造性地引入了产业公地理论、国家制造系统理论、制造业生态系统理论，这种从原子式的理解到系统论视角的转变，都不遗余力地强调创新与制造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消退素D1是ω-3多不饱和脂肪酸衍生的内源性抗炎脂质分子，具有限制中性粒细胞浸润，减轻炎性损伤的作用[1-2]。消退素D1通过抑制IL-1β、IL-6、IL-8等炎性递质合成[2]，减轻雨蛙肽诱导AP的胰腺和肺组织病理损伤，减轻AP炎症反应过程。Li等[3]研究发现，消退素D1可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化，抑制炎性反应递质合成，减轻同型半胱氨酸引起的肾小球损伤。Yin等[15]的研究显示，消退素D1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激活发挥抗炎作用。
分别从两列废气管引出废气，由中冷器将其冷却，气流的脉冲影响也会在中冷器腔被消除，而后进气和经过EGR阀到达文丘里管喉口的废气进行混合。EGR阀安装在废气引入管道内，而废气流量是通过调节阀门的开度来控制的，由此改变EGR率。废气引入管与喉口段夹角的最大取值范围为α/2至90°(α角为收缩段锥角)，通过FLUENT软件仿真计算可知45°夹角对流体混合有较好的效果，同时考虑到加工难度和平台尺寸问题，故选择喉口段与废气引入管的夹角为45°。
（二）创新模式的演变与制造业生态系统兴衰的关联性
所有上述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其运作并非相互独立。首先，通过管道模式或扩展的管道模式加强创新系统的前端技术研发并确定新兴技术的投入路径；其次，通过扩展的管道模式，政府的持续研发和政策支持将推进技术发展；再次，基于政府政策和需求方信号，通过诱导性模式促进私人部门进行渐进式的改进以降低价格，促进进一步商业化；最后，审察创新体系的后端，成功制造出有价值的产品。而从创意到产品通常要经过研究、开发、原型设计、示范、试验和初始生产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一系列公共和私人机构，而且这些机构必须相互联系，所有这些努力的有效性则需要强大且相互联系的创新型组织。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琳达·维斯称之为“国家安全政府”，其内在机制是创造出一种杂交式政府，支持同时服务于军用和商用市场的技术创新，以此保持和巩固美国国际领导地位。［3］(P194-195)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分水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余年，凭借其独特的创新模式，美国制造业在世界独领风骚。以美国汽车发展为例，最初，美国汽车企业，如福特，建立了垂直整合的产业组织模式，从创新到生产都在企业内部完成，保持着很高的自制率，包括设备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开发企业、实验室和研究人员、轮船等运输设备在内的整个汽车制造业的供应链深深植根于美国。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企业迫于日本的竞争压力，并未遵循制造业主导的创新模式，而是采取“少零件，大批量”的生产方式，不断剥离其相对成本较高的零部件制造和装配流程业务，将其大规模外移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其他领域的制造活动也出现了类似的大规模外移现象，衍生出“美国创新，国外生产”模式。这一模式迅速提高了美国汽车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对美国重新获取汽车业的霸主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如同盒式磁带录像机的教训一样，这种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带来的利益是短暂的，并且逐渐导致制造与创新体系的断层。这种断层逐渐侵蚀到美国赖以为继的创新能力，使得支撑美国制造业发展的生态系统逐渐变得残缺不全。这正是产业界抛弃国家安全政府任务，转向利润更加丰厚、成熟的商用市场造成的结果。此后，多项研究明确提出要解决“工业基础正在遭受侵蚀”的问题，因为这将对产品创新和制造环节产生直接影响。［3］(P206)
综上所述，一方面，历史和事实表明制造与创新是相伴而行的。制造是创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或环节，生产过程涉及漫长而复杂的价值链的不同阶段，从资源到供应商再到零部件制造商，从生产到分销再到零售等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创新贯穿于整个过程。创新和制造分离，也就割裂了创新和工业发展、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动态联系，而制造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经济体系建构的基本条件。这也是经济危机之后奥巴马提出一系列的“制造业振兴计划”的微观理论基础，这一系列的行动旨在借政府的“有形之手”打造制造业生态系统，以弥合创新价值链缺失的中间带，逆转原先那种“无就业的创新”，给美国科研导向的创新体系中重新增添“制造业引领的创新”这一重要环节。其目标不仅仅是跨越传统的研究与后期开发之间“死亡之谷”，更要弥合开发阶段和实施阶段之间的工程断层线，形成“研发—生产—市场”良性循环的正反馈机制。
花色苷是花色素以糖苷键与糖结合而成的一类水溶性化合物，属于黄酮类化合物。花色素基本结构是3,5,7-三羟基-2-苯基苯并吡喃（如图1），目前自然界中已知花色素23种（见表1）[4]。其中，最常见的6种分别为：矢车菊素（Cyanidin）、飞燕草素（Delphenidin）、芍药素 （Peonidin）、矮牵牛素 （Petunidin）、锦葵素（Malvidin）和天竺葵素（Pelargonidin）。
另一方面，在审察美国创新模式的演变及其如何运作时，国外学者重新认识并定位了创新主体的作用（见表1），这是需要强调的。首先，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投资的创新活动类型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政府部门致力于推动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而大多数商用企业的研发工作都囿于单调活动，即仅仅对产品和制造工艺做一些小的改进，或者是推出一些旧产品的新版本。其次，美国对激进式创新的偏好并不是一个“没有政府参与”的故事，美国也不是通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取得了世界高科技领导地位。在创新通往产业化的道路中，每一步都需要大量融资（见图1），很多年里，联邦政府一直是全国研发活动的最大投资来源。美国政府创造的并不是一个自由的政治经济体系，而是一种杂交式的政治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政府和私人部门的紧密联系与协作塑造而成。［4］(P195)
表1 五种创新模式
四、结语与启示
第三种模式为扩展的管道模式（extended pipeline model），也是一种“技术推动”模式。但与管道模型相比，联邦政府不仅资助研究的早期阶段，而且资助所有后续阶段，包括开发、原型设计、产品设计、示范、测试平台直至初始市场的创造，贯穿整个创新管道，远远超越了常规的研发投入的角色。其政策也并非囿于惯常的研发投入政策工具，还涵盖了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政策等。这一模式是由美国国防部为适应新兴技术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和应对冷战的外在动机而开创的，旨在跨越“死亡之谷”。正是通过这一“互联”（connected）的创新体系，美国国防部引领了20世纪的电子计算、半导体、超级计算、软件、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计算和信息技术创新浪潮。
三是构建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政策设计超前、技术支撑滞后的现象并不鲜见。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技术标准建设远不适应新时代土地管理的需要。标准是一个尺度，是开展技术活动和进行行政管理的依据，构建完善的土地质量管理技术标准体系，是一项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
由此看来，美国将生产制造与上游研发分离无疑是一场风险极高的经济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在追逐下一代重大技术，渐渐忽视了生产与研发相互作用产生的工程化创新以及由于生产与市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商业化创新。随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兴起，美国创新政策的关注点一直是跨越“死亡之谷”（前沿创新障碍），而忽略了显而易见的、复杂的、根深蒂固的、抵制创新的制造业部门面临的挑战，导致美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双重困境——无就业的创新和传统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障碍。当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关注具有重大商业潜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借助“协作的公共空间”弥合制造业生态体系空心化所导致的创新体系的缺口。但是，只有将配套的低端制造环节纳入其中，方能弥补这一缺口，以恢复美国日益萎缩的创新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配套的低端制造环节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仍旧重要的原因。
2.2.2 水稻不同生育期的抗病力也不同，幼穗分泌期和孕穗期最易感病，一般分蘖以前比较抗病。苗龄越小越抗病。同一品种苗期表现的抗病性大多与成株期抗病性呈正相关。在植株形态上，叶面较窄、挺直的品种，往往抗病性较强。凡稻株上叶片水孔数较多的较易感病，感病品种的总氮量尤其是游离氨基酸含量高，还原糖含量低，碳氮比例小，多元酚类物质少，抗病品种正相反。
在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依托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崛起的中国制造业是否蕴含着创新的种子，又是否具备了从价值链低端转向价值链高端的新要素？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新技术革命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对传统工业的革命性改造将提供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备的国家，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新组织和新的经商管理原则，而且也摧毁了旧技术经济范式的技术和组织能力［19］，这一切对中国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为中国提供了新技术革命的“后发优势”和“快发优势”，中国制造有能力创造辉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制造面临模块化生产网络带来的“低端锁定”困境也是既定事实，中国能否像日本一样实现从“国外创新，中国生产”到“中国生产，中国创新”的蜕变仍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考察。因此，邦维利安关于“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到“中国生产，中国创新”的论断是言过其词的。但如前所述，知识溢出方和知识吸收方将围绕生产性活动形成一系列的动态交互过程，对于正处在吸收前沿知识的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来讲，制造业仍为破局关键，由此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迪。
胖子显然不情愿，但也无计可施。于是每天下午，整个基地的人都会看到蓝天白云间，一个胖子以诡异的“撒尿”姿势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尖叫、盘旋，以比翼双飞的姿态翱翔在天地间……好在七哥有着极高的职业素养，胖子每次尖叫的时候，他都会耐心温柔地提醒要领，甚至直接抓住胖子的手帮他摆正姿势……这画面太美，没人敢看。
月光如银，镀在积雪上，群山中间的大路雪深盈尺，客人们骑着健步如飞的黑驴，如在梦寐。果然是大好河山好骑驴也乎哉！红、紫秀才已下定决心，去花红女娇的南方做一代名医。胖大婶想起来的，是另外一句诗，腰缠十万贯，骑驴下扬州。她丈夫在京城做捕快挣下的家当，还有一大半藏在驴背上，扬州的琴棋书画不坏的，人家七秀坊的减肥舞也是十足的好。匠作坊四杰倒是不在乎江南江北，只是念着老板娘的好，柳眉鹅鼻人好看，细腰宽臀能生养，一身武功又深藏不露，其实心肠也是蛮好的，只是好好的姑娘家，为什么要当山贼学打劫？
下一次生产革命是目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谁能率先开展前瞻性布局，先人一步实现突破，谁就能抢占下一次生产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跳跃式发展”。2015年，我国政府顺应世界大势，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旨在突破核心技术，发展先进制造业，聚焦于创新链条的前端，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互动发展。这一战略部署符合我国国情，也体现了我国对制造业重要性的一贯认识。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创新过程的动态性以及制造与创新之间的共生性，因为基础科学研究和生产之间越来越交织在一起，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越来越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处理本国和全球制造系统及其子系统中出现的复杂事务的能力，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因此，一方面，新产业政策应该主要集中在前端，因为在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时代，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来说，创新和新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是最重要并可能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第一驱动力。创新和掌握核心技术离不开创新的商业化，因此，新产业政策并非只集中在制造前阶段（the next new thing），它同样可以在制造后阶段（the next old thing）发挥重要作用，如通过政府创新采购以及创新商业化的支持措施加快我国攻克并广泛采用自主核心技术。［20］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绝不意味着，外资走进来占据我国价值链高端，而我们则走出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夺价值链中低端市场［21］，也不意味着我们只发展先进制造业，而将其他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否则我们会失去赖以为继的生产能力，导致制造业生态体系空心化，这将使我国丧失下一次生产革命的历史机遇，不利于转型升级。因此，必须抓住工业智能化的历史机遇，把创造下一次生产革命的国内领先市场作为“走出去”战略成功的物质基础。只有当我国建立起全球高端价值链时，我们才有可能打破西方霸权主义的控制，通过技术转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驱动内外联动发展，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一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
注释：
①威廉·B.邦维利安（William B.Bonvillian）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和美国参议院高级顾问，并参与了2011年和2014年美国先进制造合作伙伴计划（AMP）及其报告的研讨,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乔治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同时，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项目“创新经济生产”的项目顾问，长期从事创新政策方面的研究。2012年，他开始深入研究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并发表大量相关文章，为认识当前制造业部门创新和工业发展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视野。
②演化经济学认为，创新包括颠覆性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颠覆性创新往往是对传统或主流模式的颠覆，而渐进式创新是指根据主流市场用户需求对已成型产品性能的改进。在此基础上，颠覆性创新又进一步细分为高端颠覆性创新和低端颠覆性创新。前者是指开辟新市场或创造新产业，后者是指为现有产品提供更廉价、更简单或更方便的替代性产品（详见Christensen,C.M.The Innovator’s Dilemma: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这是邦维利安有关制造业重要性分析的基础。
③安佩克斯的高层驳回了摩托罗拉公司合作的提案，其原因是“在美国本土，我们不想再多一个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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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贾根良.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N］.光明日报,2018-06-05(15).
［21］贾根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及其破解——基于新李斯特理论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6,(2).
［中图分类号］ F4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6－004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研究”（14AJL009）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楚珊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陈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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