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右”看非理性爱情与伪人道主义_左右论文

从“左右”看非理性爱情与伪人道主义_左右论文

从《左右》看一种非理性的爱和伪人道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左右》近期不仅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奖,也赢得了很多国内评论的关注和称赞。人们从影片中看到了第六代导演重新把“目光投向于真实的社会”,意图“唤起社会对弱势群体的重视”,人们还看到影片描写了“普通人的心灵困境”,“探索了特定状态下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让人感受到“生命中温暖的苦涩”,同时宣扬了“人性的光辉和爱的力量”。因此,《左右》可以被称为是“抚慰人心的一剂良药”。①

在近期的中国电影中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人性”、“生命”和“爱”开始成为包括《左右》在内的几部电影的重要主题并被人们广为讨论,我以为这对中国电影而言具有着重大的意义。但不得不承认,在这些电影当中依然存在着许多复杂而又严峻的问题,其中最难以言明的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生命的涵义及其价值。这一点上,《左右》背后所透出的生命价值观以及人们对它的评价是具有一种典型意义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全民生命意识高涨的时刻,“生命高于一切”和“大爱无疆”的口号显然能够获得多数人的共鸣。但我此刻想追问的是:在宣扬生命口号的同时,我们是否还需要一种理性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我们是否还需要有更多的冷静思考才不至于被一些伪生命的命题遮蔽了双眼?这些问题应该同样至关重要。

曾有人以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为例佐证《左右》对于生命的高度肯定,认为《左右》所宣扬的观念与《拯救大兵瑞恩》一样,就是为了拯救一个生命而让多数的人作出牺牲,这表现出一种伟大的爱的奉献精神。的确,《拯救大兵瑞恩》里所表现出的关于爱和生命的信仰是无比崇高的,但是这种崇高性首先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基础之上的自觉奉献,它没有触犯人的伦理底线,没有伤害人的心灵权益,这些和《左右》都完全不同。此外,“生命高于一切”的观点其正确性的前提在于每一个生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意味着某一个生命具有着特别的意义,更不意味着为个体的生命而牺牲多数人的生命或利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因为关注了一个生命就忽视了其他生命可能遭到的损害。

《左右》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生命意识”的虚伪性,包括了导演所自称的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生命”的宣扬和对“大爱”的礼赞。导演说:“我希望人们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可以凭借爱,还有理智来走出困境。”② 可是在《左右》中我恰好看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爱。而透过人们的赞美之词,我还看到一种非理性的伦理观,一种打着生命旗号的伪人道主义正在我们当中蔓延。

首先,导演成功地设置了一种伦理的绝境,从而转换了人们关注问题的焦点。在看似日常的生活环境、娓娓道来的写实风格中,电影在一开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中的突发事件——病痛和对死亡的恐惧。但是紧接下来的故事却和关注“弱势群体”毫无关系。很快,导演就抛弃了现实关注的主题,将现实的苦难转换成了“伦理的两难困境”。通过一连串的情节设置,诸如血液配型的失败,人工受孕的失败,电话的误拨等,导演故意为所有人都设置了一种伦理绝境,最后他成功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病痛、绝望、苦难本身转移到了前夫和前妻是否能够上床,他们的配偶能否接受这样一个低俗的问题上。这也恰好是整部影片的卖点,这从导演精心安排的两场戏中可以看出。

第一场戏是肖路在医院的表现。导演宣称这部影片要“反商业、反技术、反唯美”,要“返璞归真”,要“做一种非常纯粹的电影”。就在这种“返璞归真”和“纯粹”的要求下,他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肖路在医院的尴尬可笑——昏暗的灯光、隐晦的图片、全过程的纪录,作为片中唯一具有“幽默”色彩的段落却流露出最为低级的趣味。

另一场就是影片结束时的床上戏,这也是导演精心安排并颇为沾沾自喜的。导演坚持选择了大红色来作为主色调,似乎是要张扬这一场制造生命的“喜悦”过程。导演是如此地喜欢这一场景以至于将之作为电影的宣传海报,大红棉被之下的半裸女主角,面露暧昧迷离的神情,双手紧紧拉着被子,有人说这是“强化了棉被之下主人公在生存和伦理之间游移的痛苦与无奈”。然而,枚竹最后脸上的那丝笑意,在我看来,却是目的达到和欲望满足后的双重喜悦。她的举动终于征服了影片中的所有的人,也征服了观众和评论者,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基本的伦理而认同了她所要求的“生命”价值。当然,这么说一个绝望的母亲过于苛刻,但是导演如此处理的结局透露出的正是这一信息。况且,在人类历史上以正义之名行非正义之实的事情,我们见得还少吗?

现实生活中关于生命的苦难,需要我们去描述、去关怀、去反思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但导演却偏偏要用一个完全不具备普遍性的“伦理困境”来写生命的苦难,他看似要从一种极端情境中提炼一种悲剧性,将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炙烤,其实却正暴露出他对人性所怀有的一种恶意捉弄,根本不具备震撼性的悲剧力量。坦率地说,这根本不是在表现什么人类的苦难和人类面对苦难的坚强,而恰恰是对人的灵魂、人的生命尊严的亵渎。

其次,《左右》里所宣扬的“伟大的母爱”,如果脱离了理性的伦理和道德,一旦侵害了其他生命的利益,就只能变成一种出于人的自私本能的、非理性的爱。

一个母亲为了挽救自己孩子的生命竭尽所能甚至陷入疯狂,这件事本身完全值得同情和理解。但她想出的解决办法却是制造出另一个生命,而且是与自己已经不爱的前夫制造出这个生命。因此,这个生命的命运是在其出生之前就被提前决定的,那就是“他”将被两个不爱的灵魂制造出来,一出生就注定要在支离破碎、无法修补的“爱”的处境中成长。没有一条伦理原则告诉过我们,拯救一个生命就一定高于故意制造一个生命并漠视和损害其权利。如果说没有爱的结合是不道德的,那么这个生命首先就是一个不道德交易的结果。

我们在影片中听到这个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包括了丈夫、前夫及其妻子的感受,最关键的还有那个即将被制造出来的新的生命,而这个母亲对“他”也是丝毫不在意的。整部影片里提到那个新的生命只有两处,并且都是由老谢提出来的。第一次他小心翼翼地问枚竹有没有想过孩子出生以后怎么办,枚竹说:“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个,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第二次就是影片的最后,老谢提出来孩子出生后由他来抚养,当做自己的孩子,枚竹满意地听着,充满了感激和幸福。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肖路和董帆那里这个问题从未被讨论过?是他们毫不关心,还是早就认定了这孩子与他们无关?现在看来,不管这个生命是不是被导演故意疏忽掉了,“新生命”这个问题都是导演无法面对和解决的,这是这部影片的一个最为致命的问题,它冷漠而虚伪地宣称:为了一个生命可以正当合理地忽略掉另外一个生命。

我并不是对枚竹的苦难视而不见,不存同情,但是必须承认,生命的苦难和人类的悲剧有时是无可避免的,人类的智慧并不是万能的,有些困境注定无解,这一点作为人类的我们必须直面,才能表现出人类应有的勇气和智慧。提倡用非理性的、本能式的爱来化解必然的人生悲剧,显然是一种虚伪的道德逻辑。

但是现在有一种伦理观点认为,人的本能可以解决道德的困境。这一观点支持了包括《左右》在内的几部中国电影。今年《读书》的第三期上有一篇文章谈了《色戒》、《断背山》、《廊桥遗梦》等有关伦理困境和两难选择的电影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人的选择可以出于他的“道德本能”或“道德判断”,而人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道德本能,而不是听从社会强加我们的伦理和正义,即“在道德本能与道德判断的冲突中,尽可能站在前者一边”。因为“前者是人性中更为普遍和持恒的因素,也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更为根本的基础”。③ 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个体的本能是否可靠?肯定听从“道德本能”的前提是人性本善,但是人性中普遍而恒久的因素除了善,还有或者说更多的是什么?自私、懦弱、冲动作为人性的弱点常常左右着我们的本能,为一种并不可靠的本能付出牺牲正义的巨大代价,这是否真的值得?我想所谓正义,应该是符合了多数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体利益。而人的本能会将人类带至一个怎样的结局,这还用得着重新做启蒙式的论证吗?枚竹作为个人本能哲学的代言人,她故意对所有人的心灵创伤视而不见,似乎只为了挽救一个肉体生命,他人的心灵创伤都是可以自动愈合,可以忽略不计的。用非理性的本能哲学来摧毁理性精神的表现却受到无原则的宽容理解甚至吹捧,这表现出当下我们在精神领域和思想领域都存在着反科学、反理性和庸俗化的倾向。

第三,《左右》所宣扬的大爱、所谓的“牺牲”是一种无原则的、放弃伦理底线和生命尊严的牺牲。导演说,《左右》所要表现的人类困境就是“大家想共同去挽救一个生命,而你能选择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违背基本的伦理价值观。你只能通过伤害来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这个所谓“崇高的目标”就是爱。

通过“伤害”来实现“爱”,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为荒谬的逻辑。导演还说:“爱的概念其实就是牺牲,个体的牺牲体现为大爱,四个人都牺牲了自己一部分的东西来解决问题。最后,大家所知道的伤害已经发生了,但是又说不出来,为了一个美好的理由,都忍着。”“这是一部弘扬母爱的电影。这个命题好在它不是简单地去弘扬母爱,而是把母爱放在一个极端矛盾的命题当中。她要去面对一个不爱的男人,一个伤害过自己的男人,这是女人最大的一种牺牲——受到伤害以后的隐忍。”

《左右》企图用“大爱”的观念来升华自己的哲学意味。导演自认为他所表现出的“牺牲”和“隐忍”体现了一种“大爱”,表达出了生命中“一种残酷的温暖”,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可是,他忘记了,所有人的隐忍是以压抑生命尊严为代价的,不过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倒是具有一种讽刺性。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只看到了老谢对孩子、对枚竹无微不至的爱,而枚竹对老谢的爱我们却丝毫未见,她的心里只有孩子,别无他物。所以老谢在电影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去买包烟”,这就是导演想要表现的“隐忍”,这句可笑的话轻而易举地化解掉了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尊严。还有董帆,她作为一场交易的牺牲品,她的余生也将不得不以“隐忍”来证明自己的宽容和美德。

是不是在爱的名义下就可以隐瞒、欺骗,就可以为所欲为?是不是打着生命的旗号就可以转移对另一种伤害的注视?是不是只要有了爱,一切源自于人类本性之中的怯懦、自私的恶行就都有了理由?事实上,在爱之后,所有的困境依然存在,新的不爱正走出了第一步。因此,不论是谁,想要提倡爱是万能的良药都注定是虚伪的。

如果一种牺牲并非出自于自愿,而是被迫的,哪怕是因为爱而被迫放弃了生命的尊严,放弃了伦理的正义,那么这种牺牲的崇高性都是令人怀疑的。如果一种生命的权利是建立在要求别人为之做出牺牲,要求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这种生命意识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因为生命不仅仅是由肉体构成的,还有心灵、尊严和情感,这些更为美好的东西同样不能被肆意毁坏,我们不能对生命的概念如此偷梁换柱。在接受采访时,导演甚至自己承认,如果他是老谢,他会选择退出。一个自己都不能相信、不能做到的事情,他却让剧中人去完成,却让观众相信这样可以解决问题,这不是虚伪吗?

其实,这种故意设置伦理绝境,故意排除其他更为科学理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在电影《图雅的婚事》中我们也曾经看到。两部影片同样都采用了隐晦的“性表达”来吸引观众,转移人们对现实本身的关注。图雅作为一个丧失了劳动能力和性能力的男人的妻子,必然会在生存压力和道德规范中苦苦挣扎,此时她的选择可能有两种:或者去寻求救济和援助,以无愧于心的方式与丈夫共渡苦难,或者离开丈夫,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图雅选择了“以夫养夫”的方法,以为这样就能对得起丈夫也对得起自己,以为这样就能两全其美。可是,丈夫巴特用自杀表明,他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接受屈辱的生存。影片最后让图雅爱上了一个看似可靠而可爱的男人森格,让他们的结合因为有了一点爱情的因素而减轻一点观众对于巴特所受伤害而产生的道德负疚。于是,当图雅的个人生命实现圆满的同时,巴特所经受的全部心灵伤害就被人们所忽略了。

《图雅的婚事》和《左右》所透露出的正是一种相似的“生命观”和伦理观,这就是:1)只要活命生存,怎么都行;2)可以通过对他人的心灵伤害来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这种安排具有特别大的迷惑性,因为导演在设置伦理绝境的同时又设置了种种道德好人来解决问题,似乎因为大家都是善良的,都有对于生命的美好愿望,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图雅的婚事》表现稍好一些,导演在最后的结局暗示了问题的不可化解性,而《左右》则将本能与理性的矛盾用更加恶劣化、娱乐化、媚俗化的方法加以调和。以一种极大的迷惑性的手法来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文过饰非,为人性的弱点寻找借口和理由,这种电影手法本身是不道德的。如果仅仅作为伦理题材的电影探讨人性中至为隐秘和黑暗的东西,我倒也能够接受,但是打上“生命”和“大爱”的旗号就绝对无法接受。

因此,《左右》的所谓在“人性两难中体现人性温暖”的人道主义命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一种人道主义会提倡用伤害别人来成全自己。

今天,在提倡“生命高于一切”的主旋律中,我们却仍然缺少自己的《拯救大兵瑞恩》和《辛德勒的名单》。对于生命,我们要么无情地漠视,要么无理性地讴歌,更有对生命概念的偷梁换柱,对生命问题的文过饰非。说到底,这不是《左右》这一部或几部中国电影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缺少一种真正的生命信仰,缺少理性的生命价值观。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中国电影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注释:

① 以上引文见各媒体及网络评论。

② 以下王小帅语见各媒体采访。

③ 倪梁康.《色戒》VS《断背山》,读书.200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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