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或称立论依据）时，人们都很重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从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这一阶段，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阶段具有“共性”。纵观当今世界已经迈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或地区，他们在经历这个阶段时都呈现出两个特点：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两种前景：如果执政党和政府能认清形势，举措得当，那么就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平衡前进。如果判断失误，应对不当，那么就会导致经济徘徊或倒退，甚至社会不稳乃至引起动荡。但是，还应该看到，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有另一背景，而这个背景则体现“个性”即中国特点。把握这个特点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和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极其重要的。
这个背景就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大、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作细枝末节的变动，而是根本性的变革。因而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对此，大家有同感或容易形成共识。但是，对与此相应的我国社会体制进而对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不是都有同感和共识的。在上个世界90年代初，特别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我国理论界就有这么一种观点：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将要发生重大转型，而且认为这一转型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手”，它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配置的趋向，等等。但是，当时理论界对这种具有前瞻性观点的关注和了解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对此不必苛求。
我们党是与时俱进的党。这个特点鲜明地体现在能善于不断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在一些重要文献中肯定了上述观点，而且把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作为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立论依据。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如果我们思想上不清醒，工作中不注意，是很容易搞散的。”[1]（简称五个“多样化”）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也指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思想领域，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简称四个“特点”）。上述五个“多样化”和四个“特点”实际上已经勾画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基本内涵和特点。今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谈到了这个“整体转型”。他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他还从八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由此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深刻性和两重性。这两重性是指它既是推动我国社会向“全面小康”目标前进的深层动力，又对现阶段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产生重大的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等。以下我们逐一分析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对这“三个基础”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1978年前后在农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和起点的。农村的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我们仅用了五年时间就解决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未能解决的农村温饱问题。邓小平赞扬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与此同时，大量农民从原先农村和土地对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向城市转移富余劳动力这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至今已转移农村劳动力达2.5亿，从而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今天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为数不少失地或无地的农民。因此，对我国农民阶级内部的这些变化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启迪并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或迟或早要引起原有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国有企业是原有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改革经济体制必然要改革国有企业。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形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的重要思路。到90到代初，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定位为要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为此，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也就是要关、停、并、转那些效益差，产品无出路或不适应经济结构优化的企业。同时还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优化组合，等等。这些改革明显提高了我国国有企业的素质，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实力。比如，从1998年到2003年虽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但实现利润则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3.1倍。目前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5％左右，改制后的国有中小企业由24.5万户下降为14.7万户，减少了9.8万户。但实现利润由22.8亿元提高到1968.2亿元，增长了86.3倍。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这种情况在制造业系统尤显突出。当然，我国工人阶级队伍这20多年的变化，决不仅仅是出现了上述的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我们当然要看到其变化的主流方面。即由于广大农民工的加入，使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在量上不断壮大，由于我们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此需要吸收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年工人和各种人才，这就使得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素质也得到了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在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要高度重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引起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从而出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对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产生了影响。工农阶级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执政的依靠力量。
由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比较容易看到或感觉到的。相比较而言，对由此引起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觉察到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对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比如，提出了要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等等。这些都是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转型而提出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思路和对策。尤其是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此又作了重要的论述。他在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时指出，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大大加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当前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重点做好十个方面的工作时，再次论述了要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强调指出，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今天之所以要如此重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因为我们党看到了由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而带来的群众基础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变化理解为群众思想觉悟下降了，与党和政府疏远了，等等。但是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确实出现了“中梗阻”的状况。最近，有关部门对1.2万的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的某些数字是发人深省的。从统计分析结果看，有21.2％的人不知道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19.9％的人不了解这次教育活动的目的、内容和安排（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有51.2％的农民不知道有2005年中央1号文件。当然对于这种“中梗阻”现象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地归咎于“官僚主义”。其中重要原因是我们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群众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等。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现象。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胡锦涛同志在这次讲话中特别重视社区建设。他指出，要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东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胡锦涛同志还提出，今后全党要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加强对九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其中，有两大课题都涉及到对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实现社会组织机制创新，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因此，加强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夯实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必由之路。
这里讲的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指社会状态，也就是指社会安定不安定，和谐不和谐。我们党在总结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稳定的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指导方针。胡锦涛同志概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之一就是安定有序。上述的“方针”和“特征”都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所要求的。但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给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带来了诸多问题。我们党对此既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又有决心和信心去解决。当前，我国出现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主要有：
一是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凸显分配不公。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2000年在我国就已达到了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每年都有所上升。经济发展水平同我国大体相当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差距一般是1.7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已达到3倍左右。如果把农村居民收入被高估的水分挤掉，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性福利和优惠折算成收入，那么，城乡居民事实上的收入差距比上述数字还要大。分配差距过大，其中很多是由不公平分配造成的。比如垄断行业的垄断收入，偷税漏税、不法经营、腐败和通过权力寻租等获得的非法收入。
二是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农民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际上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和带动农村发展的时期。目前农村的情况虽然有很大改变。但是，农民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原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系统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一支为数不少的下岗和失业工人的队伍。可以说，这些农民和产业工人曾经为改革发展承担了相当大的成本或代价。从道理上讲，因社会发展和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本应当由全社会来分担，但是在我国实际上主要是由工人、农民尤其是其中一部分人（比如失地或无地农民、下岗和失业的产业工人）来承担；同样的，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本应当由全社会来共享，但是在我国最大受益者是某些阶层，尤其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来主要享受了（这里不涉及对这些阶层的评价）。对农民、产业工人等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和作出的贡献，应当想方设法予以适当的补偿。
三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错综复杂。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所谓矛盾凸显期就是社会矛盾突出和社会问题多发期，也是社会最容易出现不安定的时期。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可以用三个“重叠”加以概括，即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与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叠。因此，产生了许多从未遇到过的而且又绕不开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工农矛盾，工农内部的矛盾，还有各个阶层之间以及每个阶层内部方方面面间的矛盾。这些纵横交错的利益矛盾成为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体现。就当前而言，人民内部矛盾多数是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引起的。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在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从而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摩擦愈来愈突出。而且这些利益矛盾有时是通过干群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等表现出来的。其表现形式也常常是非理性甚至是难以控制的。这给我们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增加了难度。
总而言之，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既要坦诚地承认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社会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又要真诚地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缩小这种差距而奋斗，正如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14日答记者问时指出的，我们这个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要求我们这个民族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因为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作为执政党理当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主要由于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而引起的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了实现党执政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确立这一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益清楚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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