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大于物质：信息文明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物质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6)04-0005-08 信息文明的出现，伴随了一个神奇的价值新世界的诞生。一些新的现象对人的有用性显现出来，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甚至取代了一些传统对象的价值优先性，使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好恶的取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甚至根本的变革，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革命”，其中“信息”的价值被人类开掘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物质的价值，这就是信息文明时代价值观革命的首要表现。 一、信息大于物质：新价值观的一般呈现 信息文明所导致的价值观革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使“信息世界”得以重新发现，“信息”得到极大的看重和强调，并形成了以信息的价值开发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包括信息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发现与开发，以及在此基础上信息的总体价值的全面凸显，以至形成了“价值焦点”的新转移：从物品世界和造物活动为主导性价值取向转向以信息世界的开发和意义生成活动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使得“物质”不再具有“一统天下”的重要性，“信息”成为不容忽视的价值源泉，以至于“信息大于物质”的新价值取向正在深入人心，成为共识。这也可视为发生在信息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的转移，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信息崇拜”“信息至上”“后物质主义”乃至“信息主义”。 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信息大于物质”的新观念对信息(或信息的某种形式如知识)及其相关现象(如信息技术)十分重视，它使得“信息”日渐成为我们把握对象、解释世界和理解意义的关键词，也使得我们力求以一种新的价值视角来揭示信息的全面功能和意义，甚至将其视为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如果先前的文明时代在价值取向上均视物质为决定性的因素，那么新的价值观就转变为视信息资源更为重要，主张“信息主导物质”，“信息的功能大干物质的功能”，“信息的有用性更胜于物质的有用性……”如果说“没有材料就会一无所有，没有能量就会寸步难行，那么在今天没有信息，一切都毫无意义”[1](P6)；用尼葛洛庞帝的话说，即比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原子，因此他主张用比特思维取代原子思维。这显然是顺应世界的信息化而出现的新价值观。信息文明的发展不断强化我们对信息的重视，以至于形成了与“全球化”同日而语的“信息化”思潮；在这样的时代和智力背景下，完全可以说形成了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观，卡斯特认为这一价值观正在改造着我们的生产、消费、管理、生存的方式，根本性地影响了我们出身、学习、工作、生产甚至梦想、战斗和死亡的方式…… 信息文明是以信息资源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资源之文明形态，信息技术及其关联的信息资源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全部社会生活以及相应制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对社会的基础加以了重塑，使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变迁，社会的新形态得以建构。信息的作用在信息文明时代的突显使得“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取向成为信息文明的必然产物，也是信息文明到来的思想观念标志；可以说，信息文明一定程度上就是“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取向得以确立并深入人心的文明形态，没有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在精神文化的一层面还没有进入信息时代。 上述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也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当规范改变时，这个世界本身也同它们一起改变。科学家们在新规范的指引下采用新的工具观察新领域，甚至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在革命期间用熟悉的工具观察他们以前已经观察过的领域时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东西。”[2](P91)换句话说，“在一次革命后，科学家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2](P111)。由此推知：新的价值范式使得我们看世界的基点变了。一方面我们将当今的社会阶段和文明形态都冠以“信息”这一限定词，形成了与先前以某种物质性生产活动(工业和农业)为限定词去定性社会的根本不同；另一方面还具体表现在对社会各领域(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中的现象与存在的性质、解释的框架乃至行为的目标追求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二、经济价值上的信息大于物质 信息文明的经济基础是信息经济的出现，而信息经济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信息资源取代物质资源成为人类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资源。信息资源在新文明时代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曾分析到工业社会主要以能源和制造商品为中心，而后工业社会(后来奈斯比特等称其为“信息社会”，亦即信息文明时代)是以信息与知识为中心的社会，最重要的既非人力资源也非自然资源，而是信息，信息和理论知识在这个社会中具有“首要性”地位，“大多数工业社会对于取得科学知识的必要性、组织研究工作、以及信息作为社会战略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是非常敏感的”[3]。用丹·席勒的话来说，“知识正在替代资本和劳动，成为生产的决定性因素”[1](P5)。 就是说，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取向使得信息文明在经济向度上与工业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并将其推向极端。在这种“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一方面工业文明使人类的物质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然物质资源的过度掠夺以及“废物”的过度排放，使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日益加剧。不仅如此，物品的大量生产还和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形成相互的推动，导致消费主义的盛行，对人类悠久的精神价值形成了冲击。而信息文明则使信息消费的地位不断提升，它不再鼓励去追求无限度的物质耗费，而是倡导一种新型消费观和生产观，更多地导向一种与此关联的新人生观——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占有和消耗的物质，而在于它能拥有和消费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创造什么意义，获得什么样的体验，以及升华什么样的精神。这些方面无疑都属于人在信息世界中的收获与发展，而不是物质利益方面的富有和满足，从而是消费价值观上“转型”。这种新的价值取向消解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压力，因此作为一种新型文明，信息文明与生态文明也是内在融合的。 信息文明所包含的“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取向，也是由“信息生产力”的形成并在社会生产力中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所决定的。当代信息生产力中的劳动主体是具有高知识含量和高文化素质的脑力劳动者，并以现代化的通信网络、通信技术和先进的计算机软、硬件为主要劳动手段，以信息资源为劳动对象，以信息型劳动为王要的劳动方式，最后产出超过传统生产力许多倍的价值。这就是使得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心智比体力更重要：“人类的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4](P37)，人获取信息、发现知识、把握规律、形成创意、设计产品、控制器具等方面的信息能力或心智水平，成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这样的信息经济中，人的信息能力成为一种无形的“信息资本”，这种资本成为新的经济活动中最具威力的“价值增值”的“加速器”；而开拓新的信息资本也成为增长财富的第一源泉，信息和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和持久的内生因素。由此也形成了新的财富观：知识、能力、见识、胆略、情感等非物质要素成为日趋重要的财富，物质资本优位让位于信息资本优位。所以罗斯扎克说，“在五十年代，信息被认为是生命的秘密。在七十年代，它的地位甚至更高，它成了商品——并正如我们所见，是‘各行各业中最有价值的商品’”[5]。由此也带来一种经济价值观的转变：“时间就是金钱”转变为“信息就是金钱”。 如果以客观的工具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标志的话，那么计算机及其应用到生产系统中形成的自动机器就是这种标志，这也表明价值观的信息转向首先是和计算机这种“信息机器”的出现直接相关的，如同丹·席勒所说，“在电信基础设施的支持下，信息已经成为一种跨越所有经济部门的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些经济部门涵盖农业、制造业和高科技服务业”[1](P29)。信息网络技术扩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突出地表现在它“使得信息本身可以变成生产过程的产品”[4](P92)。在经济信息化的推动下，信息的制造和生产成为主导产业，并将传统产业改造成为信息化的产业，诸如信息农业、信息制造业等，它还使交换、流通、管理和消费等社会活动也全面地信息化，信息能力或信息水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空前突显。从实际的信息活动看，信息生产力体现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力、信息产业的提升能力、知识信息的创新能力、信息经济的增值能力、信息产品的质和量、信息劳动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等等。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信息文明时代的最终标准就是看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提高到信息生产力的水平，而信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能力——知识、产品、创意等等的创新能力，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这些方面的信息首创能力，才是真正的“信息强国”；而强盛的信息创新能力伴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则更有可能保持物质生产水平等“硬实力”方面的先进与强盛。 可以说，“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观，在今天的经济现实中处处可见，它抽象地表现为符号(能指)大于所指，具体表现为商标的价值大于原料的价值、品牌的价值大于生产过程的劳动价值、版权的价值大于制造的价值、发明专利的价值大于技术制成品的价值、知识产权的价值大于知识载体的价值，如此等等。对于经济的价值增值来说，富集信息的创造日益高于仅仅富集简单劳动力的制造；经济日益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如同德鲁克所说：“知识是今天唯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假如有知识，能够容易地得到传统的生产要素。在这个新的意义上，知识是作为实用的知识，是作为获得社会和经济成果的工具。”[6]或如同查尔斯·利德比特在《知识经济大趋势》中所指出的，“财富不再由体力所生产，而是来源于‘理念、知识、技术、天赋和创造力’”[7]。可以说，在信息文明的新经济中，物品中负载的信息(包括评价)越多(越高)，则财富值越高，如一件珍贵的文物、一部好看的大片、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新产品、一支期望值很高的股票，其中产品的信息附加和物质载体之间的价值差别越来越大，“定价”越来越取决于商品中包含的信息而不是其质料。一言以蔽之：“知识与信息如今已是‘决定性变量’。”[8](P37)正因为如此，那些率先进入信息文明时代的国家都把占有、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因为“在后工业的社会里，一国的信息储存是它的主要宝贵财产，也是财富的最大潜在来源”[9]。而在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分工中，产品的物质性制造或组装只能居于价值链的低端(因为信息化带来的自动化和高效率使体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价值下降)，而设计出品牌以及把握住销售网络的两端才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可见，一个国家的信息资源富集程度及其信息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此，“知识以资讯的商品形态出现，成为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争夺中，已然变成最重要的筹码”[10]。 “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还表现在落后国家的引进技术过程中，是引进专利信息还是购买现成的装备?如果重物质轻信息，就难以通过引进来真正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在发展经济的战略和道路选择上，从国家层面上就需要转向重视信息的价值观，包括对知识、软实力、创新能力的崇尚，才能走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端趋近，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不可持续的以物质资源消耗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信息资源开发为持续动力的健康发展模式。 三、政治价值上的信息大于物质 随着信息经济的到来，“信息政治”也应运而生，政治活动中信息的价值也上升到首要的地位，或者说信息对权力和政治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大，在政治领域中也发生了价值观上的“信息转向”：“今天的‘信息革命’的背景中的核心问题，是知识、信息与政治和团体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知识本身显然是一种善的力量，而且改善对知识的利用足以证明是保证社会进步的途径。信息被当作是能确保合理有效地管理社会的机械和技术的资源。”[11] 一般意义上，政治从来就是与信息相关的，但信息因素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信息政治时代”这样大。虽然古代就应该有信息政治的存在，只不过处于“传统政治”的辅助地位。越往以后，信息政治的作用越强。今天，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在政治上都更具有威力，“信息权力超越传统权力成为比传统政治权力更有活力的权力，信息权力成为超越传统权力的价值信仰和追求”[12](P16)。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也指出，“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13]所以现代政治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政治。 信息文明时代，对信息工具的不同使用会导致不同类型的政治。我们知道一，作为现代民丰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参与，它成为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公众能否获得足够的信息，则是政治参与是否能实现的重要条件。在信息文明时代，随着上网的普及，公众获得信息、发表意见、加入舆论从而影响政治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容易，因此通过“信息民主”通向“政治民主”的条件也大为增强；政府也可借助互联网直接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民意、采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从而实现决策民主化，使得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因为信息渠道的畅通而更加透明、公正、合理、科学。当然，另一种可能性也同样存在，那就是因信息不公开而加剧信息的不对称，即信息仅和权力形成结盟，此时就会走向“话语霸权”以及“官僚信息主义”(bureaucratic informatism)：官僚拥有信息，而其他人不拥有；信息权成为一种特权，导致人与人之间更严重的信息鸿沟，也成为“社会精英”们试图保持对社会冲突和变化之进行控制的手段[14]。这表明“信息权”在信息文明时代成为实施何种政治治理模式的决定性因素。 信息政治中关于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取向，还表现为政治治理过程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使得政治也在走向数字化和信息化。例如“政治成了超文本的运作”[15]，以至于“如果没有数据库，便无法设想统治性，或说无法设想20世纪晚期发达工业社会福利国家的权力形式。如果没有数据库，很可能就无法统治这些社会中的庞大人口。数据库为当今政府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关于其所有人民的可利用的信息量，这有助于制订各种维持稳定的政策”[16]。加拿大政治学会主席埃德温·布莱克(Edwin R.Black)认为：“计算机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它不仅改变着政党引导选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关注选举的轮换方式，而且还改变着我们选举出的代表为我们所作的选择以及公务员们为实现这些选择与我们打交道的方式。”[17]可以说，在信息文明时代，信息或信息工具更加深刻地介入政治活动过程，更加显著地造就政治行为特征，以至于信息及其信息工具对政治本身或它的许多侧面形成了决定性的作用[18](P173)，这些均表明了信息技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着今天的政治运作方式，以致不了解信息技术，就不了解今天的政治。 信息文明时代的政治和权力领域中所产生的“信息大于物质”的价值转型，被托夫勒称之为“权力的转移”。他指出，任何公司、集团或者国家，只要能取得对网络系统中信息循环关键环节的控制权，谁就能掌握决定性的经济权力以及巨大的政治权力，而要获得这些权力，主要是靠脑力而非资本，也就是体现在计算机、软件和电子网络中的智能。因此，信息问题将成为国内和国际政治冲突的中心问题，即谁掌握信息，如何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的问题[19]。 这种“权力的转移”表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是从过去的“硬实力政治”转向今天的“软实力(也称“软能力”“巧实力”等)政治”。软实力就是一种信息能力，它不同于由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物质所构成的“硬实力”，它的内容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一些因信息资源而形成的实力。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信息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文中指出：“软能力是一种获得想要结果的能力，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别人也想要。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控制力达到目标的能力。它通过说服使他人服从或使他们同意产生所希望的行为的规范和制度。软能力能够在诉诸一个人的思想、交化或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别人既偏爱的标准和制度，建立议事日程。它主要依靠免费信息试图传达的说服力。”[20]可见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信息实力”，以及由此延伸的信息技术实力。“软实力至上”的时代表明，对政治信息资源和相关信息工具的掌握与控制状况，已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居于何等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在托夫勒看来，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信息源优势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宰力量，鉴此他转引里根政府的主要信息政策制定者丹根(Diana Dongan)的话说，“在现代世界上，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13]。这也类似于克林顿的说法：今后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靠信息能力，抑或像奈斯比特所说，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于是，“以信息技术为自变量、以世界政治秩序为因变量的媒体政治论强调，以技术统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统治作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在以技术统治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中，新的信息技术最突出的影响是使强者变得更强，使弱者变得更弱，出现‘信息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等新的信息政治生态。”[18](P192) 总之，在信息大于物质的政治价值观中，信息和信息技术在政治中具有空前重要的作用，它们对政治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过程、政治权利、政府管理、国际政治关系等起决定性作用，由此而形成一个基本主张，就是“信息决定政治”[18](P174)。 四、文化价值：人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上的信息大于物质 由于“技术对人类活动而言不仅仅是辅助工具，而且是重塑人类行为及其意义的强大力量”[21]，因此新的技术革命和文明形态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新变迁，新文明形态改变人们深层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性，从而形成“信息大于物质”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衣食住行”一直被视为人的生存所需的基本方面。其实，这些基本需求也是一个按照“食衣住行”的顺序不断扩展的过程。最早的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食”；随着早期人类从非洲向其他地区尤其是寒冷地区的迁徙，为了御寒的“衣”便成为一种新的基本需求；后来伴随农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的生活范围从依山傍水、以洞穴为居所的地域向广阔的平原扩展，使得建造房屋作为居所的“住”也列入了基本的需求之列；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跨地域的交往成为普遍现象，使得仅靠步行难以方便和迅速达至商业或其他活动的目的地，依赖交通工具之“行”随之成为生存之必需。在信息文明时代的今天，在上述基本需要之外无疑又有了新的扩展，这就是互联网正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生存之必需的“食衣住行”由此变为“食衣住行网”：网络成为日常生活的新必需品，上网成为人生存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据2015年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68亿；2014年底，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6.1小时，互联网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从基于信息获取和沟通娱乐需求的个性化应用，发展到与医疗、教育、交通等公用服务深度融合的民生服务。 信息文明时代人在生存方式上的信息大于物质，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们在网上面对信息世界的时间越来越多于面对现实世界的时间，是在浏览各种信息，在各种电子荧屏(手机屏、电脑屏、电视屏)中切换，与各种电子信息(微信、微博、博客、视频、电子游戏等等)“纠缠”在一起。据美国早先的一项使用媒介的调查：一天中人们约有30％的清醒时间在专注地使用媒介，另外39％的时间在使用媒介的同时还在从事其他伴随性活动，即70％的时间都在使用某种形态的媒介，只有不到21％的时间在专心地工作，而即使这种专心的工作，也仍旧可能是面对电脑进行的信息操作[22]。当智能手机问世后，人们的生活更是依赖于手机。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的一项调查发现，每个有手机的中国人平均每天要摸手机150次；除去睡着的8小时，他们差不多6分钟就要看一次手机；他们随时随地刷微信，上厕所也要带手机，手机一没电就像世界末日来临；早上的第一件事和晚上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从原来的查阅E-mail到今天的查微信；从生活离不开电视到生活离不开网络；尤其是对于那些废寝忘食、不眠不休地沉溺于网络世界的“新新人类”或“数字一代”来说，如果没有网络，很难想象他们将如何生存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我上网故我在”已成为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凡此种种，均是“数字化生存”中所展现的不同程度的“信息大于物质”。 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就是人的整体性文化存在方式的变化；信息文明时代的文化方式就是信息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的新文化方式，而这种新文化无疑是由新的信息技术或新媒介所造就的。信息或媒介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在表层上表现为强化了文化的传递、保存功能等，而在深层上则是造成了人的生存文化的改变。当代人类在电子信息生态下的生活方式与先前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文化转型，如“网络文化”之“超越物理环境、文化差异和时区限制的能力都已大大提高”，它“更像一个不同邻居的巨大集合，具有共同兴趣的人能够共享信息、共同工作、讲故事、开玩笑、讨论政见、互相帮助或者玩游戏”[23]，从而为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新的沟通方法带来了新的行为特征、互动规则和思想意识，也就是造成了文化生活中的新特征。 人的生存方式上的“信息大于物质”，在今天还突出地表现为“人的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是“人的数字化发展”的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人的数字化发展主要是指人借助数字信息技术使自己得到的增强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化，人的数字化发展日益普遍和深化，它极大地延长了人的大脑，增强了人的能力和自由程度。这一发展的高级形式在未来还可能是人对自己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实现的发展，甚至是人将自己转化为、对象化为数字化信息后的发展，其侧重面当然在于人的精神方面，例如作为精神自我的数字自我可以在新的载体上被加以合目的的改造而成为“新人”。从广义上，人的数字化发展包括借助数字技术的体外延伸，到植入数字技术的体内提升，再到意识信息的外在数字化后的离体性增强发展，等等。心智数字化是数字化的一种重要扩展。在心智数字化中还可以实现从智力数字化到心灵数字化的扩展。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自我意识”的数字化从而创造出完整的心智上的“数字自我”[24]，这或许也是“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12](P272)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同阶段的信息技术所“造成自我的不同状态”[8](P13)。 人的这种数字化发展还被展望为将要走向“电子人”，它具有“随意组装”的可能性：“我们都将成为变形金刚一样的电子人，可以随时随地改头换面——根据需要的不同，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租用外在的神经纤维和器官，并重新调整我们的空间延伸部分。”[25]“超人主义”的设想中也体现了人的数字化发展的未来情形。超人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雷尔在《克隆技术与未来科学》中描述的其方案是，用技术逐渐改变人类躯体，最后将导致完全变形的人，即超人(transhuman)；超人是完全电脑化的人类，在那里人通过把个人的记忆和性格转移到电脑中，就可以在其中永远活下去。例如，你可以在电脑中完全保持自己的整体性而睁开眼睛，在具有过去的所有记忆的同时，还具有构成自己人格的所有因素，你可以通过电脑网络与地球任何地方的电脑中的人进行交流。“存活”于电脑的内存中，意味着你成了永恒的存在。这显示人类的躯体虽然可以死亡(就目前来说)，但性格和精神却可以永远存在的事实。当然也丝毫不用担心包括疲劳、消化不良或艾滋病在内的所有消极因素。于是，在生物躯体中遭受数千年的精神和躯体痛苦后，我们人类终于可以进入到一个立即能满足所有需求的“电子天堂”，去享受完全的快乐和永恒的生命。而且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让纳米人制造自己的生物躯体，并将自己下载到该躯体中经历有趣的经验、享受几遍生活[26]。 凡此种种表明人的数字化发展的前景和可能性将远远超越于人在肉体(物质)方面的进化可能，或者借助人的数字化发展来克服肉体上的局限性，甚至还有人预言“我们最终将放弃神经细胞的极其缓慢的速度，我们也终将放弃以蛋白质为基础的种种化学上的局限性”[27](P158)，人成为去除了“肉体效应”的纯粹“信息人”。此时在人的生存上，一种真正的“后物质文化价值观”将彻底而全面地体现在这种“信息人”的存在上。这也表明，对人的生存方式上所进行的“信息大于物质”的理解，最终还会被提升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形成了基于信息价值观的新人本观。 当然，一旦涉及到对超越物质载体的纯粹信息人的认可，就可能走向信息可以脱离物质存在并且可以产生物质的“本体论信息主义”，而本文所主张的信息“大于”物质，其基点还是定位于“重要性”的含义上即价值论的维度上，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决定”和“产生”，尤其是不主张从“宇宙的基石”上去理解信息的重要性。一句话，价值观上的“信息大于物质”并不意味着本体论上的“信息第一性、物质第二性”，这是我们在进行本文探讨时所立足的前提。标签：文化价值观论文; 信息技术的发展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信息发展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数字化时代论文; 信息化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