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真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开辟论文,新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认为，仔细考察和分析科学及其哲学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一个重大成就的取得，都和研究者研究思路的转变，找到一个合适的新视角直接相关联。真理论的研究也同样适用。文章提出了从作为真理论的坚实基础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方面、从最贴近人们生活、最能显现真理价值的社会和社会科学方面拟定真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探寻新思路的设想；并认为，应好好研究真理论的历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理观。
一
在科学研究中，许多成就的取得，许多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是以转换研究思路，找到一个合适的新视角为契机的。比如，天文学，这是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是许多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最为重视的学科之一。今天，差不多每个人都相信地球是一颗环绕太阳作近似圆轨道运动的行星。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又在西方落下，这是由地球每隔24小时便自转一周所引起的。可是，在仅仅几个世纪以前，无论在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中，能够找到的相关的知识体系几乎都倾向于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地球不仅是静止的，而且位于宇宙的中心。现在我们知道月球是地球的一颗自然卫星，但它围绕地球的运转，和发自地球的人造卫星不无相似之处。由于掌握了天地运行的这一规律，作登月旅行已成为一个被证实的事实，作远距离的太空旅行也将成为现实。然而，在四五百年以前，如果有人敢于提出这种看法，即使不被看作是持异端邪说者，也会被看作是荒谬绝论的主张。但今天这种看法已被实践证明为无可争辩的真理。
天文学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值得科学史家大书特书的巨大的进步，是经过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漫长过程的。在这过程中的每一个重大的转折，无不和改换认识的视角有关。
天文学研究的主题是天象。天象和人们的生产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便很重视对天象的观察，总想弄清楚天空群星间的真实关系，弄清楚秋去冬来、月亏月盈背后的真实原因。为了探求天象的这个真正实在，柏拉图设想，这个真正的实在必须是完美和理想的。根据天空中的许多星辰似乎都是在以地球为中心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同时，在古希腊人那里，圆通常被认为是能达到的最为完美的几何图形，所以，那时人们很容易得出天体运动真实的和基本的性质是圆形的结论。因而，柏拉图提出的天文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如何从圆形运动的角度去解释天体的运动。这样一个研究的思路，自然比当时宗教宣传的什么神祇们驱驾着带火的四轮车横跨天际之类的解释要科学得多；也比埃及人相信宇宙类似于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地球位于盒子底部，天空位于稍拱出之处，那儿悬挂着许多灯盏的看法要先进得多。
柏拉图的学生欧多克索，根据柏拉图提倡的新视角进行研究，于是提出了宇宙体系的同心模型。即以地球为中心，周围围绕着月亮、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一些恒星共八个旋转的同心球层。这八个球层的每一个都联系着一些其他的辅助球层。这样，一共有27个球层。这个模型的提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帮助解释了许多天象问题。
但在这种模型的早期解释中，有一个问题即这些球层是如何得到动力的问题被完全忽略了。人们只是假定完美的球层本质就是可以旋转的。
亚里士多德则从球层是如何得到动力的这样一个新视角来研究问题。在他看来，欧多克索体系的缺陷在于：各组星层运动的各自独立、互不关联。他认为有必要将各个天体的运动联系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共有56个星层。最外部的星层是原动星层。所有其他的星层都和这个星层相联系，并且从中得到动力。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具体解释运动在各星层之间是如何传播的，但他提出了星层运动的动力问题，却是一个新思路，对后人的研究是有很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模型（体系）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个模型和巴比伦人长期积累的大量天文数据不相吻合，而巴比伦人的这些数据却是从实践中来的。所以，在又过了几百年之后，托勒密终于弃置了亚里士多德将太阳、月亮和行星的各种运动互相联系起来所作的努力。他认为，根据已经获得的天文学数据，表明天象在逐渐变化。为了能够建立起历法和航海图表，关键在于能发展各种数学方法以精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所以，他特别重视拥有精确的计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托勒密采用了许多种设想，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模型。这些设想，有的是他自己提出的，有的则是别人提出的。这些模型，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起来使用，目标就是能计算出各种不同天体在天体运动中的正确位置和时间。今天看来，托勒密的体系是牵强的，然而，他又是成功的。因为，他能够为历法的制定和按航海所要求的精确度制定出天文学图表。同时，也正是由于托勒密体系在现实中极为实用和便利，从而才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了实用而精确计算，这便是托勒密研究天文学的新思路、新视角。应该说，托勒密在这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就天体模型分为地心说和日心说两大类型来说，以上诸说都属于地心说这一大类型。除了地心说以外，日心说很早也被提出来了。比如，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便提出太阳是宇宙中心，太阳与恒星一样都静止不动，地球则绕太阳运动，同时绕轴自转。恩格斯曾称他为“古代的哥白尼”。但在哥白尼以前，日心说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占统治地位的则为地心说。在希腊人看来，那种认为地球是运动和旋转的看法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是对上帝的不忠。直到十六世纪，哥白尼在经过了近40年的辛勤研究以后，才系统地提出日心体系。
哥白尼的功勋在于他创立了科学的日心地动学，但他的研究思路并不是突然从地心说跳到日心说的。哥白尼在对托勒密体系进行研究以后，并在分析过去的大量资料和自己长期观测的基础上，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托勒密的体系过于繁复。的确，在托勒密的地心体系里必须用80个左右的均轮和本轮才能获得同观测比较相吻合的结果。为了更加精确，这类小轮的数目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哥白尼和其他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一样，对这个复杂体系感到不满。他赞成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治学精神，主张以简单的几何图形或数学关系来表达宇宙的规律。认为简洁的解释要优于复杂的解释。因而，他重新对1500多年前由阿利斯塔克提出的日心模型进行了考察。结果他发现，如果把观察行星运动的角度从地球转为太阳，过去看起来似乎非常复杂的运动就变得很简单。这样，就可以消除托勒密体系中不必要的复杂性。然后，他才从天文学测量中推出了太阳周围各行星由近及远的次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从而才建立起了他著名的日心体系。在这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哥白尼最初的视角是追求简单性，从追求简单性中找到了日心说。
尽管哥白尼体系还有许多缺陷，他计算出来的天文图表也并不比托勒密的全面多少；但他方法的简洁性，对天文学家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改变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而且根本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所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问世以后，遭到顽固的哲学家和教士们的强烈围攻。但恩格斯则称之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①
以上，我们对从柏拉图到哥白尼这近两千年中天文学的发展，做了一个大致的勾勒。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宗教宣传的神祇驱驾带火的四轮车横跨天际，到柏拉图追求天体运动的完美，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天体运动的动力问题，又到托勒密的重实用而精确计算，再到哥白尼的追求科学的简单性，每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都可以获得新的研究成就，从而推动科学发展。不仅天文学的发展和转换研究视角，开拓新思路有关，其实其他科学以及哲学的发展，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和分析他们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每一个重大成就的取得，都和研究者研究思路的转变，找到一个合适的新视角直接相关联。
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按照如此说法，不是变成转换认识视角成了认识发展的动力了吗？这和实践推动认识发展不是矛盾吗？
我认为，转换认识视角，开拓研究的新思路，的确是防止思维僵化，打破认识僵局，推动认识发展，促进科学繁荣的直接的并且是有效的动力；或者说得保守一点，它是直接的和有效的动力之一。这和讲实践推动认识发展并不矛盾。实践推动认识发展，这是从认识发展的根源上说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实践可以直接地、自然而然地发展认识。实践并不能直接地转换为认识的发展；而是必须通过主体对实践过程和结果的考察、分析，发现其中的问题，修改原有的思考方式和看法，开辟新的思路来研究新的问题，这样才能推动认识发展。如果遇到了新问题，还固守原有的思考方式和看法，那就是思想僵化，决然不可能发展认识。所以，在同一个实践过程和结果面前，既可以引出认识的发展，也可以形成思想的僵化。关键是能不能及时地更换思路，选择一个合适的新视角。当然，这里也很清楚，思路的更换和新视角的选择本身便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不是从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中得到的。以上天文学发展中每次视角转换的例子，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视角的转换便可以使研究取得成就，使认识得到发展呢？过去我们只是从经验中知道，为了求得发展，决不能死心眼儿，而应该换换思路，换换脑筋，多方面想想。现在根据复杂性研究的成果，我们知道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我们原以为非常简单的事物，其实它的本质也是极其复杂的。事物的复杂性，便是转换视角可以取得认识的深入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以上说的是科学研究和认识发展的一般情况。同样，它也适用于真理论的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理论的研究是有成就的。但近三、四年来进展不快，好像有点成胶着状态。从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真理问题文章谈论的内容，便反映出来。我不是说真理的全面性、系统性、具体性、抽象性、客观性、主观性、相对性、绝对性等等不可讨论；而是说，继续这样研究问题，讨论问题，会走入死胡同。因为，这样讨论问题，太抽象，太脱离实际，没有时代气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研究问题，最多只能比较完满地解答学生的问题，而不可能产生出创造性的成果。因为被某种思维模式框住的思想，如同被加上了樊篱枷锁一样，是不可能开出自由灿烂的花朵的。
所以，为了繁荣真理的研究，使我国在世纪之交的真理论研究能呈现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联系实际，放眼世界和未来，开辟研究的新思路，探寻新的研究视角。
二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拓展、去开辟研究真理的思路呢？
首先，可以从作为真理论的坚实基础的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方面拟定真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探寻新思路。
自然科学是真理论的坚实基础。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并经科学实验检验过的；它是人类认识中最精华的部分，是每个时代人类认识的结晶。因而，人们常常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真理之间划等号。而真理论则是以真理为其研究对象的。所以，真理论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自古以来便十分密切。自然科学的成就为真理论的研究提供材料、手段、方法等等；真理论的研究则又为自然科学的探究提供方向和形而上学（哲学）武器。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更自觉地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基石。恩格斯和列宁便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和研究中的问题在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真理和谬误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断，建构起了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基本框架。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所以，真理论的研究，必须密切注视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新成就。
恩格斯说，“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②这里的“真正的自然科学”，是指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是从哲学和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自然科学。它是在文艺复兴这场人类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从那时起，它便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到今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整整100年了。在这100年中，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话的正确性。“日益迅速”，意味着加速度。回顾历史，自然科学从诞生以来，它的发展的确是加速度的。就拿近一个世纪的情况来说，从1895年起，物理学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发人深思的新情况。先是电子、放射性现象、化学元素转化事实的发现；接着，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后来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到本世纪20年代，德布罗意、海森堡、薛定谔等一批青年物理学家，提出“物质波”概念，发现了电子的“波粒二象性”，建立起量子力学的理论体系。从此，人类的认识不仅扩展到高速宏观领域，而且又深入到微观世界。量子论的建立还揭示出了化学联系的本质。化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生物学，使其由细胞水平进到基因—染色体水平，再到分子水平，并形成了遗传工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则为人类开辟了向航天、宇宙进军的新时代；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的广度。从40年代以来，除了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有了新的大发展以外，又产生了一大批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协同论、超循环论、突变论等等，还有综合科学（如环境科学、人类科学、未来学等），人为科学（如组织科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等），等等。
总之，在近100年中，科学向广度、深度、难度的发展“日益迅速”。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科学向技术、生产周转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科学更快地前进。这一切都表明，人类认识的眼界大大扩大，深度日益加深，精度日益提高。
那么，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给真理论研究提出了哪些课题呢？我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第一，科学革命和真理过程。许多人把近一个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称之为一次新的科学革命，或现代科学革命。新科学革命，自然是对着前一次科学革命而言的。但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前一次科学革命是指“真正的自然科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离出来的独立革命。那次革命从何时开始，看法不一。有的笼统说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有的认为1543年是近代科学开始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表了两部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的著作，一是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论》，一是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论》；还有的认为，伽利略是自然科学的“第一位近代人物”，因为他以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的基础，这乃是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观察或实验是研究的起点，也是最后的裁判者。尽管那次革命从何时算起看法不一，但对牛顿是近代科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是前一次科学革命的完成者，今天人们的看法，可以说比较一致。所以，近代科学，或者称为经典科学，它的核心就是牛顿力学。近代物理学、天文学以及机械、土木建筑和工程技术等，都是以牛顿力学为其理论基础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相继问世，动摇了牛顿力学在科学中的核心地位，使自然科学从经典科学向非经典科学转化，或者说，开始了一个非经典科学化的过程。所以，到本世纪40年代末，英国巴特菲尔德教授又从一般意义上使用“科学革命”这个概念。③也就是说，这儿说的“科学革命”，是不同于前面说的近代科学的“独立”革命的。从此，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们，又开始了对科学革命的研究。科学革命的界定、科学革命在科学发展中的表现、地位和作用、科学革命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影响，等等，都是研究的课题。这一研究，已取得了一批成果，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看法，同时，看法也有分歧，研究也处于发展之中。
科学革命，从哲学的眼光看，它是认识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因而，研究认识论和真理论的人，就不能不关心科学革命。可以从科学革命方面，系统地深入地探究真理是过程的问题。科学革命是相对于科学的常规发展而说的，那么，在真理过程中有没有常规和革命之分？如果有，两者的分别形态是什么？科学革命将使世界的科学图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么，在这里，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在哪里？自古希腊以来，人们总是把科学和真理、真知联在一起的。可是，科学史家要把过去人们所观察和相信的“科学”部分，同前人任意扣上“错误”、“迷信”的部分区别开来，往往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愈是仔细研究像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素说化学、热质说热力学等等，就愈会感到，那些一度流行过的自然观，从总体上说，一点也不比今天流行的更不科学些，或者更加是人类天性怪癖的产物。如果把这些过时的信念叫做虚构，那么，今天使我们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和根据，也同样可以产生虚构，可以证明虚构。另一方面，如果把它们叫做科学，那么，科学里面就包含一些我们今天所绝对不能容纳的信念”。④恩格斯曾经也指出：“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⑤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同。社会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个阶级（集团）推翻另一个阶段（集团）的统治。在科学革命中，从目前的情况看，则不是一个新学科完全取代老学科，比如，不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完全取代牛顿力学；而是新学科的创立，不断缩小老学科的适用范围，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的创立，大大缩小了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那么，这一现象给真理过程的研究有些什么启示呢？或者，倒过来，从真理过程的视角看，科学革命的最后结局是不是也会是新学科取代老学科？如果不是，什么叫革命？以什么为标志说明现代科学革命的胜利？如果是，那么，新科学革命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总之，许多问题都值得探讨。而且，在这里还可以好好研究和分析一下科学家、科学史家，特别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革命的各种见解。这样，也许能使我们的真理过程论变得有血有肉，生动丰富；对正在进行的新科学革命，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一点预见和启示。
在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中，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式和真理。
科学的常规发展和科学革命，在人类认识方面引起的结果，概括地说有两个：一是认识领域的拓宽，知识的增加；另一个是“认识领域”的更换，思维方式的更新。后一个“认识领域”，是指像库恩所说的“科学家的世界”或“科学研究的世界”。⑥拓宽认识领域，增加新知识，不管在科学的常规发展中，或者在科学革命中，都会收到这种效果。而更换“认识领域”，改变“人们在里面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使“科学的世界”有一个质的变化，这种效应却不是也不可能是通过科学的常规发展得到的，而是必须经过科学革命才能达到的，同时，这也是科学革命必然引来的结果。对于这一点，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见解是深刻的。他说，“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推翻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必然会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会改变同行们据以确定什么是可以采纳的或怎样才算是合理解决问题的标准。每一次革命都彻底改变了科学的形象，以至于最后我们不得不说，那个人们在里面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根本改变了。”⑦比如，对于牛顿力学来说，它的世界是低速宏观世界；而对于量子力学来说，它的世界则为高速微观世界。
更换认识领域，改变科学研究的世界，自然也是认识领域的拓宽，也会增加新的知识；但是，它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拓宽认识领域，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增加新知识。一般意义上的“拓宽”和“增加”，只是指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是在原来的科学理论容纳范围内的，是对原理论的充实、调整、完善。而认识领域的“更换”，是指认识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仿佛是“换了人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新知识，乃是对客观世界的更深层次的反映。所以，经过科学革命，改变科学研究的世界，在人们的头脑里将必然引起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的更新。
真理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把握，这是一个过程。认识要达到真理，不仅和主体不断增加反映客观的新知识有关，而且和思维方式的关系更直接，也更密切。
在认识之前，人的头脑是不是一张白纸，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问题在哲学史上争论了许多年。今天科学实验已经否定了白纸说。对于认识活动开始前的人的头脑的状态，认识论史上有过多种说法。比如，弗·培根的“四假相说”，康德的先验的“图型”说，皮亚杰的“图式”说，等等。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四假相说”是以否定它正面的认识价值的形式，肯定了认识前人的头脑不是一张白纸的状态。先验“图型”说和“图式”说，则既否定了“白纸说”，认为认识前人头脑中存在着认识的“图型”或“图式”，又正面肯定了这种“图型”或“图式”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假相”、“图型”、“图式”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培根认为，“四假相”中的“种族假相”是先天的，因为它是“植基于人性本身中”的；其余的“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都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与人交往、所受教育中形成的。康德的“图型”是先验的。然而，这个“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图型，对于人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它，才可以依据知性范畴的认识形式，去综合、整理、构造经验表象，从而形成知识。所以，爱因斯坦称它是“康德的伟大的认识之一”。⑧康德的图型说对皮亚杰的影响也很大。皮亚杰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是在研究了康德哲学之后创立了发生认识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生认识论就是关于个体认识图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学说。皮亚杰认为，“任何图式都没有清晰的开端”，“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开端”。如果从发生认识论的起点——儿童的反射活动说起，主体所具有的第一个图式即本能动作的图式，是从遗传获得的。儿童以这一图式为依据，在和客观外界不断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新的图式；新图式又从低级阶段发展为高级阶段。这就是图式的建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完全取决于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认识图式。随着认识图式的发展，对客体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对于以上诸说，这里暂不去做全面的评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人的思维方式，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什么是思维方式，现在并没有统一的界定。然而，它是认识活动开始前在人头脑中便已存在着的，它对认识的展开和对认识所能达到的结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些方面大家的看法，或许可以说，大致相同。我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把思维方式看作是人的认识运行模式的总和。认识定势，是指认识活动开始前的一种认识态势，即主体先存的意识状态，如思维的功能结构，认识图式，认识的心灵状态，等等。认识运行模式，指认识运行中的方法、逻辑、线路、公式，等等。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是紧密相连的。也可以说，认识定势中已包含着、隐藏着认识运行模式，认识运行模式是认识定势的显现和展开。就像功能和结构的关系那样，功能总是结构的呈现。但它们又不完全相同。从一定意义上说，认识定势是思维方式的静态表现，只是一种态势；认识运行模式乃是思维方式的动态表现，在这里，态势转变为动势。静态方面和动态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的表现思维方式。
皮亚杰只研究了“图式”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建构、发展情况。其实，作为思维方式，不仅在个体的成长中有个建构、发展的过程；而且在类的存在和发展中，也是逐渐变化和更新的。这一点，在科学革命前后的比较中，看得最清楚。比如，从牛顿动力学的眼光去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变化，都是线性的，决定论的。只要我们知道某系统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我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推知它过去的和未来的行为和状态。如果从量子力学的眼光去看，世界上则是除了少量的决定性现象之外，大量的是随机性现象。这类现象是不确定性的，它遵循的是统计规律。而如果从混沌学的眼光去看，那便是世界上除了决定性现象和随机性现象以外，更多的更广泛的乃是混沌现象。它遵循的是非线性系统的复杂的混沌规律。显而易见，这是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在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提出之前，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是完全占着统治地位的。不但在科学界，而且在普通人的头脑里，自觉不自觉地都是按照牛顿力学造就的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在那里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思维方式仍然占据着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因为，非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今天还只在科学界和少量先进人物那里有市场。
但不管怎样，科学和科学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常常把科学和真理划等号，把科学方法看作是最正确、最有效的方法。然而，科学本身是发展着的。科学革命常常给我们带来关于世界、宇宙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等诸方面的新思想、新概念。每次科学革命（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的成功，都深远地推动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更新。思维方式更新了，原先被你认识的世界好像也跟着改变了，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完全新的世界。
科学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影响着科学的继续发展。那么，真理和思维方式的关系，便是科学的发展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科学发展给真理论研究提出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从方法论方面给我们研究真理以许多新的启示，在这方面也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总结。
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特别是在非经典科学化过程中涌现出的许多新兴学科，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许多新现象，比如，系统、层次、信息、熵、耗散结构、协同、超循环、突变、混沌、分形，等等。同时，这些新兴学科又告诉我们，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不都是牛顿力学揭示了的线性的、决定论的规律。应该说，客观事物的绝大多数规律，都是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牛顿力学只是非线性规律中的特例。事物的本质不表现为简单性，而表现为复杂性。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是如此，作为对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本质的正确反映的真理，也不应该是简单的，它的发展规律也不只是线性的、决定性类型的，而应该多数表现为非线性、非决定性的复杂性类型。我们讲的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几对范畴，在这里是显然不够用的。所谓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分别论述了的，后来恩格斯对它做了改造、概括而成的。它的最高的自然科学基础，乃是牛顿动力学。如前所说，100多年过去了，科学又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牛顿力学的统治地位早已动摇，行将结束，取代它的将是复杂性的科学研究。自觉地将自然科学作为自己基础的真理论研究，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科学成就来重新研究真理的本性、真理的发展规律、获得真理的途径、手段和方法、以及真理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等等问题。在这里，真理论的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真理和时间的关系本身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
总之，自然科学是真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会给真理论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应该善于捕捉这些课题，使真理论的研究永葆青春。
三
我们还可以从最贴近人们生活、最能显现真理价值的社会和社会科学方面，拟定真理论的研究课题；尤其可以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方面，开阔真理研究的新思路。
比起对自然界的认识来，人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由人自己组成的社会的认识，应当说是相当落后的。到目前为止，人并没有能真正地驾驭社会，使社会按照多数人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前进。不少社会理论家声称他们掌握了社会的钥匙，发现了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但后来社会的实际变化情况，却常常和他们预言的不一样，有时甚至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社会理论不同。它给予我们的是观察、研究社会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它对社会的变化发展，只是指出了一个总的大方向，而认为具体的运行模式和步骤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正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算命先生。这话是说得非常精辟、非常正确的。如果用对待算命先生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那便会大失所望。因为，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不少具体的论断、结论、预言，也是没有能为后来的发展实际所应验的。所谓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被理解为预料之中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应承认是始料未及的。对经典作家的预言未能应验，在以往很多解释是：某某那时的论断是正确的，后来情况变化了，某某的论断也是正确的。云云。这种辩解是无力的，因为，“后来情况的变化”，应是预见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没有预见到“后来情况的变化”，怎么能说原来的预见是正确的呢？其实，做这种辩解的人，如果不是出于私心，那就是在观念里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做神，当做算命行使。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这种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便不承担这样的使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解决了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是过去宣传中的偏差造成的。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没有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了。其实，马克思主义只给人们以看问题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而不给具体模式和现成结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能，而是他们实事求是态度的表现。因为社会太复杂了。它是一个超复杂的巨系统，其中的可变因素太多。人们对它的认识，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需要经历一个反复的、曲折的、相当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指明了这个过程。并且做了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的尝试，还从理论上指明了认识的下一个过程的方向。我们现在正是处在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大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远没有完成。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这个过程也许还仅是开始阶段。
这里给真理论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更难达到真理？社会的现象和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如前所说，目前至少已发现了三大类型。社会比自然界更复杂。如果还用牛顿力学造就的思维方式来探求和阐释社会的发展规律，那自然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过去研究社会规律的思维方式。我以为，社会规律的本性不在其简单性，而在于复杂性。社会理论的真正完美，也不在其简洁性，而在其能揭示混沌深处的有序。因而，我们应该用复杂性的眼光来探究社会的发展规律。
总之，我们不应该认为对社会的认识已全部达到了真理，不应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社会的全部规律和它的发展模式。我们在研究如何使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真理时，应依据实际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自然科学非经典科学化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成就，反思和检讨我们过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提高对社会规律本身的看法，并在研究达到真理的观点、思路和方法上再下些功夫。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把握住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从而使社会真理的研究，大大前进一步。
在社会实践中，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战斗性问题。真理不仅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人们常说，“为真理的实现而斗争”！这就是说，人们并不是为了真理而真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按照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去实践，使客观事物为人的需要服务。所以，实践是真理的本性所需求的。在真理的本质属性中，包含着这种认识能够通过实践而转化为现实。这便是真理的内在价值。那种不能实践的真理，是抽象的、空洞的真理，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也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真理。真理一定是实践的。同时，真理也只有经过实践，才能显现它的正确和价值。真理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具有战斗性的。真理和谬误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只有在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显出真理的光辉。
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真理的战斗性似乎远没有发挥出来。在如今这个世界上，邪恶压过正义、谬误压过正确、歪理压过真理的事，到处都有，屡见不鲜。明明是假、恶、丑的东西，却睁着眼睛硬说它是真、善、美。这是人类心灵的虚假。它比无知还要可怕。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怎样发挥真理的战斗作用，怎样才能拯救这些人的灵魂，用真理占领他们的心灵。现在已有一些研究假、恶、丑方面的著述，但是，还不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切中时弊，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很有理论价值。这样来研究真理，比抽象地讨论真理和谬误可以相互转化，一定会深刻得多，生动得多，丰富得多。
第三，我们还可以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研究一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观。从真理论的视角分析研究一些成功的经验，也从真理论的视角总结一些失败的教训。在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让人们自觉地意识到真理观的重要价值。从而，也使我们的真理观变得更具体，更丰富，更富有生气。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实用主义真理观在美国的社会发展中，到底有没有起过作用？起过些什么作用？为什么能起到这些作用？为什么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对我国不适用？我们的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以及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真善美的关系等等，都应结合实际认真研究一下。
总之，从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社会真理核心内容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到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观，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际，这里有不少关于真理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的。在这里，必须真正解放思想，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承认过去并没有真正解决而又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拿到了打开社会发展大门的全部钥匙，要敢于理论联系实际地大担探究这些问题。
此外，对真理论的历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理观，我们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现在有认识论史的专著，有辩证法史的专著，但还没有一部真理论史专著。其实，真理问题是一个更古老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哲学问题，是一个对于人类有着巨大魅力的问题。人们探索真理、研究真理、追求真理以及为真理而献身的历史，是值得认真整理，认真书写的。弄清楚真理论史上有关的概念、范畴、术语、原理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建构现时代的真理论，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各种真理观，过去我们只做批判，那种批判不少是简单化了的。近年来，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著作，也介绍了某些流派的真理观；但其中有些著作又似乎重介绍轻分析批判。而搞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人，对那些真理观又似乎不太关心，不闻不问。我觉得这不太好。我以为，第一要关心它，了解它；第二要对它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吸取其中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舍弃那些错误的有害的方面。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如真理和方法、真理和语言、真理和阐释，等等，我们也应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于那些我们曾经做过简单化批判过的东西，应该敢于站在今天的高度进行反思，重新认识它。而对有些目前我们还拿不准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和他们开展辩论，互相争鸣。这样，既可以丰富我们的真理论研究，也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接轨，便于进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总之，我们应该按照真理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开展真理论研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3-5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③ 参见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209页。
④⑤⑥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6、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
⑧《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