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敌人的革命：政治学中的重要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敌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政治科学一直是一门先天性动荡不安的学科，它见证了一系列旨在对其基本特性进行重新定位的运动。本文比较了四次重大的运动：分别是伴随着学科早期专业化的国家主义(statism)、从上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的多元主义(pluralism)、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以及新政治组合(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在这些运动中，显然仅有第一次与第三次运动成功了。这一学科已被证明转型十分困难。尽管行为主义伴随有浮夸的言论，但它与国家主义在这一学科内（除了那些在他们转型成功后出现的学科）都是没有敌人的革命，这就是它们成功的关键。
许多运动试图改变美国政治学的特点，但是很少有成功的。存有疑问的革命者们是那些以巨大的热情试图设定学科议程的人，有意地抵制先前大部分或所有的政治学内容。就这些运动来说，政治学已经历了五次革命运动。（一项新的研究计划的宣布和确立是并不符合标准的，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或生物政治学，库恩(Kuhn)所认为的“范式转型”通常不是一个合适的框架。）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在一个看似僵化的政体中，作为专业化的国家建立的科学，政治学反对非专业的政治分析。接下来便是多元主义者，在二十世纪初拿起武器反对一元化国家以及它的学科基础。再者是20世纪中期的行为主义者，他们为了研究行为事实、科学、政治体系以及多元主义而进行反抗。第四次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政治组合，反对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现状中所宣称的研究偏向，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政治科学以当时的社会危机为研究导向。第五次运动来源于21世纪初的改革运动，把规范研究方法以及定量研究方法的支配地位作为批评的对象，在方法论上支持多元主义、定性调查方法，以及再次以紧迫的公共问题为导向。
因为米涅瓦猫头鹰①尚未飞翔在改革的上空，但我还会说一点，即先前的四次运动，只有两次成功了。一次成功的革命可以在重置学科议程方面进行界定，正如得到了专业人士的确认和认可一样，不管他们是否分担对这一运动的承诺。即使他们不分担的话，专业人士也必须接触与他们自身相关的新认识。成功理应就是这样被认可的；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标准，这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它至少排除了一个宣称的革命。关于两次确实成功的运动——学科建立时的国家主义和行为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学科内没有任何强大的敌人能够明确地反对新派别的崛起。这些敌人仅仅出现在运动成功之后，因此似是而非地确认了这次备受质疑的转型。尽管我们应该在这四次运动的基础上进行谨慎的概括，但他们是我们唯一仅有的事实。经验似乎是这一学科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转型的，而这种方式又是通过对手没有进行抵制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在美国政治科学一个半世纪的进程中，如果它以一种专业人士直接反抗的方式来反对此学科的活动的话，那么就没有改革运动会获得成功。美国政治科学也许正如其政治系统一样，仅仅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可能会困难重重，这种方式常常会在各学科之间出现受挫的改良主义者，从弗朗西斯·列贝尔(Francis Lieber)到西奥多·洛维(Theodore Lowi)。
我在这里关注的是美国政治学的发展，有时候穿插着政治理论，尽管最近更多的是与其相分离。可以说它在比较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关注的很多，但是它对阐明美国学科的基本特征和规范性目的的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导向。
起始于国家
“国家”这个概念被引入到美国政治话语中，是由19世纪末成为新政治科学的核心人物所引入的。（虽然这一概念早在联邦主义者宪法辩论的论点中就已提及）自从弗朗西斯·列贝尔(Francis Lieber)，在1857年获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与政治学的第一位美国教授职位，再到稍后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治科学的主要实际任务是见证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同时拥有品德高尚的公民。不止是威尔逊，很多学者设想把学术团体运用于政治系统，把合理的政策呈现在消息灵通的选举人面前，由国会颁布法令，由管理学上实践最优秀的专家官僚来负责执行。国家将会“呼吸美国自由的空气”。这种规范的倡导与大量的美国机构的经验研究相联系，揭露了其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狭隘观念以及腐败。威尔逊的《国会政府》即代表了这一类型。
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科学的主要目的被看作是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并被这统一的、有能力的政府所支持。在第一届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PSA)的主席就职演说中，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把政治科学的作用界定为帮助“实现国家的意志”。有时候政治联盟会因为这一方案而创建——特别是在进步运动中。更多的时候是这一方案建立在面对腐败、互惠互利、党派机器、狭隘观念以及国家主义者寻求替代的地方主义，学科带头人认为麦迪逊式体系(Madisonian system)的桀骜不驯对于充满活力的现代工业经济和社会是不够的。一些学科带头人，尽管不是全部，以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名义反对联邦制。
这一学科的创立并不仅仅是研究政治学，而且致力于推进政治议程——所有的后续革命运动都继承了这一特点（虽然行为主义起初并不承认）。当然创建者们从事于这一学科的建立，而不是要改变它，但是他们有意识地对某一特定形式的不成熟的政治分析加以拒绝，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是有智慧的革命家。政治学研究的非专业方法出现在1865年建立的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SSA)中，并于1903年建立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以及1905年建立的美国社会学协会中予以澄清。美国社会科学协会成员大多数是改良主义者、天主教信徒、激进分子以及以公共福利为导向的学者，并不引导政治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如回答那些关于美国政治现实基本特点的棘手的问题。政治学专业学科的创建者们这样做了，然后从根本上建立了一个新知识议程，并且“国家”的概念在建立新学科的认同中处于专业的中心位置。在本学科的初期发展中并没有出现对这一计划的抵制，因为那些替代性的方案都深深地扎根于学科的外部。
多元主义者的反抗
美国一直是一个复合政体，而没有按照国家主义者的诉求成为单一政体；他们把多元主义看作为一个现实，但更倾向于称之为分裂状态，这是一个需要克服而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1908年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的《政府过程》这本书被行为主义的多元主义者看作为先驱。在他此后未发表的著作《制造者、使用者以及掌控者》这本书中，本特利实际上谴责了美国政治学被众多团体的支配这一事实。行为主义的其他先驱者也表达了同一观点，查尔斯·梅里安(Chades Merriam)在上世纪20年代仍在寻求“国家民主的巩固以及社会控制”。尽管取消了很多相关联的社团，但集权国家仍然如同20世纪20年代规范研究的理想一样存在着。
与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玛丽·帕克·芙丽特(Mary Parket Follett)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一起，规范的多元主义产生了。拉斯基和芙丽特受到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哲学的影响，他强调个人体验世界的多元化方式；所以他们多元主义者的伦理植根于多样性的经验之中而不是多样化的利益之中。芙丽特自下而上重视团体中的社会组织，不在于该学科的国家主义者(statists)总是倾向于从上到下的社会工程学。芙丽特曾广为人知地问道，“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多样性？”国家主义者的回答是明确的：抹掉它。她本人除了重视它之外，在对政治革命影响的回答中是不明确的。
根据甘内尔(Gunnell)所说，上世纪20年代多元主义的崛起构成了美国政治科学历史中唯一真正的革命。甘内尔研究的主要人物是乔治·凯特林(George Catlin)，而不是拉斯基或芙丽特。凯特林受到了拉斯基的影响，但是反对拉斯基的伦理观以支持科学的客观性。与芙丽特与拉斯基不同，凯特林的多元主义建立在团体自身利益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们经验的多样性上——在这方面他被行为主义领域的多元主义者所接受，对甘内尔来说他们根本不是革命者，仅仅是凯特林范式转换的继承者罢了。
如果我们看一下凯特林著作的内容，就会发现国家主义者对于政治学的解释可能也会有不用太大困难就接受的——记住，他们往往已认识到多元，但认为这是一个有待克服的问题。因此凯特林作为经验现实的多元主义几乎不是革命。正如甘内尔本人所承认的，即使威廉·雅德尔·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被甘内尔认为是上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者反对多元主义的领导者，可能接受作为解释性理论的多元主义。艾略特所反对的仅仅是规范性的多元主义。因此正是在其规范方面多元主义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拉斯基与美丽特比凯特林能更好地领导这一革命。显而易见，但他们的工作没有为该学科重新设置方向——它仅是在上世纪50年代明确接受规范性的多元主义，然后在不同的表述中，强调了多元主义的根源是利益而不是经验。
我们无法把上世纪20年代的争议作为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这并没有获得之后的学科专业人士的认可，所以不能为此后该学科的工作提供导向。革命可能会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发生吗？甘内尔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引用的库恩(Kuhn)的革命“无形”论，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新认识。但是这里库恩涉及到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为了在长期的历史中把他们的前辈重塑为先驱，获胜范式的支持者而重写历史，并不像实际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与40年代之间的政治科学一样。此外，由于库恩的缘故，那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可能得到认可，他们的成就得到赞扬，并且被提拔到该学科的万神殿(pantheon)中。在这些方面凯特林并没有得到认可。在上世纪20年代唯一的一次企图革命就来自于规范性的多元主义者，但是革命并没有成功。在学科之内的抵制是强烈的，包括查尔斯·比尔德(Chades Beard)、沃尔特·夏普德(Walter Shepard)、弗朗西斯·柯克尔(Francis Coker)、威廉·艾略特等等。拉斯基作为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而感到羞耻，艾略特认为多元主义本身的特点是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关。规范的国家主义者的抱负仍然存在着，尽管在他们之后减弱了（在西奥多，洛维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之前的盛行与在塞德曼(Seidelman)和哈珀姆(Harpham)所称作的集权化“第三传统”中的早期国家主义者和政治科学改革家相关）。语言发生变化了，直到中世纪“国家”这个词除了在国际关系中几乎从学科词典中消失了。
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根据其宗旨可以被定义为：(1)以政治行为为研究中心，(2)讲究科学的研究方法，(3)宣传自由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以及政治系统的有组织的概念。虽然行为主义强调个体，但是在研究“……团体中的个人行为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时也不存在任何问题。早期行为主义时期最著名的两大团体理论家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他们同时也是坚定的行为主义学者。政治信息上的多元化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而不是经验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一个潜在的贯穿于美国不同利益的基本共识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同的利益在美国是有假设前提的，而不是为此争夺的。到上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关于赞扬行为主义胜利的著作出现。行为主义当然感觉像是一场革命，被那些后来对之批判以及支持的学者们意识到已经重新定位了该学科的日程。
但是行为主义究竟反对什么？用伊斯顿(Easton)的话说，革命者的夸大其词是针对形式的、历史的以及“超求实的”内容，界定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政治科学。但是谁能准确地实践传统的政治学呢？它又是什么呢？行为主义者在对手的认同以及其著作特定部分的实际内容上异样地保持沉默。奥立佛·加尔塞奥(Oliver Garceau)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的宣言②(manifesto)里丝毫没有涉及，无论是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对于其地位最持久抨击的是伊斯顿的自我反省的革命性著作《政治体系》，被法尔(Fart)描述为“在行为主义革命中对传统政治学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宣言”。伊斯顿被甘内尔称赞为“行为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政治体系》的第二章“美国政治学的状况”（“政治学出现的毛病”一节）是最具论辩性的。本章共有28个脚注，没有一处指出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因声称超现实主义的过失以及理论化的失败而感到惭愧。在这些脚注中出现的名字是：V.O.基(Key)、西蒙(Simon)、梅里亚姆(Merriam)、赫林(Herring)、阿普尔比(Appleby)、拉斯维尔(Lasswell)、戈斯内尔(Gosnell)以及雷德菲尔德(Eldersveld)，因为他们杰出的成就而受到赞扬。在第三章关于“超求实精神”的这一部分中，唯一对其持续性批判的是来自于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的他那本已有50多年历史的著作。在第10章中，伊斯顿批判政治理论家们退回到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但从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中可以看出，只有乔治·萨拜因(George Sabine)成果丰硕。
此后，伊斯顿把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传统政治科学”描述为是以政党和压力集团为中心的。他在关于压力集团的论述中提到的是本特利和潘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尤其是杜鲁门认为，到1953年才改变了这一现状，本特利也被重新作为行为主义者的先驱。当时赫林身体还很健康，作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学会发起人之一，在1949年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政治行为委员会(Committee on Political Behavior)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顿在1993年重申了行为主义者的主张，即传统主义者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注重于描述而对分析解释不足，也几乎没有提出重要性的理论。但是伊斯顿把默尔·芬索德(Merle Fainsod)的“力的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 of forces)法则视为传统主义者主要的“潜在”(latent)理论。在这个平行四边形中，决策被解释为不同方向的各种力量拉力的结果。如果这是那个时代“传统政治学”的本质，那么对专业人士来说，就应该没有理由反对行为主义的任何主张，他们确实也没有反对。在行为主义时代，芬索德就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主席，并且在1968年担任主席期间，通过限制进入年度会议的方案，在保卫学科的机构反对新政治组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可能在任何声称作为反对科学的在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的专业人士中发现对行为主义的任何敌视。自从政治学建立以来，对极端形式主义的批评以及对科学的倡导曾占有一席之地。形式主义已遭到本特利和威尔逊以及其他人的抨击。但是没有人反对科学。纵观学科的历史，先前几代人对其缺乏科学的指责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老调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章程在1903年成立时宣称其主要目的是“鼓励政治学进行科学研究”。
如果行为主义革命的主要信条是行为、科学、多元化、系统论，那么“传统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反对它。对个人层面上行为的研究已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即使那些没有研究的人对此也没有异议。这对于科学的贡献却是源远流长的，正如伊斯顿指出的，在麦卡锡时代(McCarthy era)的政治迫害时期，强调基础科学，反对社会问题特别很好的服务于学科。（这一考虑也可能有助于解释拉斯维尔政策科学取向中拉力的缺乏，这在那一时期得到发展）多元主义作为经验理论很难取得突破——的确，传统主义者的“潜在理论”被伊斯顿听取来具有一些多元主义的特点。伊斯顿本人的“政治体系”概念相对比较新颖——尽管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些新的词汇（输入、输出和反馈）而不是提供一种无所不包的政治学理论。
什么是行为主义革命呢？答案是，特别是当它把行为、科学与多元主义作为描述与解释的理论时，它是一个关于现存学科倾向的具有选择性的极端化革命。行为主义导致了更多的受资助的调查研究，其成果也得以发表，在学科一流期刊上的定量研究的增加以及致力于公共政策研究著作的相对减少。对于科学的重视有利于新基金的进入，比如国家科学基金。虽然制度绝没有被忘记，但是行为主义却使其黯然失色。这些变革的绝大部分与关注重点的变化有关而非其绝对的新颖性。
行为主义最明确的转变是从一种比较新的政治理论的开始的，而这种理论具有使独立的、边缘性分支学科的政治理论明确化的作用。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理论家们专注于对学科和其认同问题的争论。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流亡学者，例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给政治理论增添了一个断然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成员。根据甘内尔的论述，解决方法就是在政治理论与适应双方的新主流思想之间的分离。行为主义者使自己远离任何关于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批判。可能在主流思想之内的政治理论的唯一依据是像达尔这类自由民主学者的著作。
除了学科重点的改变之外，行为主义革命唯一真正的新颖性来自于基于利益的作为规范理论的多元主义（尽管宣称的贡献是价值中立）。到上世纪50年代，原来的国家规范理论得到很少学科的倡导。甚至是艾略特，他在上世纪20年代末根据甘内尔的叙述，组织了对多元主义的抵制，在50年代仍作为学科的重要学者，并没有为国家辩护。国家，似乎已经消失了（至少在学科上）。两个专制国家在世界大战中近来的溃败以及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冷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对像美国政治关于国家主义立场修正的做法显得无可厚非。
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义已经完全一帆风顺了。伊斯顿抱怨，在上世纪50年代末行为主义者仍然感到被《评论》和协会排除在外，虽然这可能已经是一种制度的问题而非政策的问题。这种抱怨本不应该太强烈，因为1951年《评论》已经出版了奥立佛·加尔奥赛的行为主义宣言，到1955年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詹姆斯·戴维斯(James C.Davies)、萨缪尔·埃尔德斯威尔德(Samuel Eldersfeld)、海因茨·奥劳(Heinz Eulau)、V.O.基(V.O.Key)、凯伊、埃弗里(Avery Leiserson)、沃伦·米勒(Warren Miller)、威廉·瑞克(William Riker)、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都已经在《评论》中发表文章。
确实存在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但这些批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实际上，这些批评的出现更加证实了行为主义在设置学科议程上的成功，甚至并被那些反对者意识到了。孔特拉·法尔认为，反对者并不是“那些作为‘传统主义者’而感到羞耻的人”。一组是由施特劳斯学派的理论家组成的。施特劳斯学派并不代表任何前行为主义学科正统；他们的学派是随着行为主义的崛起而得到发展的，并且在政治理论新兴的边缘分支学科之内这两方面的原因而孤立为一个小派别。另一组由学科的左派成员所组成，他们的压力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末。左派的批评者们并没有为传统主义做任何辩护。相反，在美国政治学不合理的现状中，他们寻求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坚定性的政治学作为行为主义所声称的在意识形态上研究偏向的替代品。
革命的产物：新政治组合
左派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以及接下来试图重新定位美国政治学的运动，共同帮助阐释新政治组合。此组合是在1967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年会上成立的，杰出的会员包括彼得·巴切西(Peter Bachrach)、克里斯蒂安·贝(Christian Bay)、西奥多·路维(Theodore Lowi)、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以及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也占有一席之地，是1971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主席候选人。这些政治理论家都是热心于将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评论从分支学科的边缘引入到学科的中心，这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遭到摒弃。与上世纪60年代末对政治学持不同政见者的想法一致，新政治组合所要求的一切恰恰是行为主义所摒弃的：对当时社会问题、政治危机的态度以及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持全面观点的行为准则。越南战争、种族歧视、贫困问题从一开始就特别令人忧虑，接着环境和女权主义者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虽然反对政治学进行科学研究没有得到一致同意，但学派成员认为科学在承担义务与其相关问题上应退而求其次，以及对政治行为的解释当然不能成为学科的重心所在。正如它之前的三次运动一样，组合成员把知识与政治目标结合起来，尽管它的政治目标比行为主义者的更为清晰明确。
新政治组合成员大部分精力致力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自身的改革。它鼓动候选人反对主席与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虽然在主席选举中还没有成功，但在委员会选举中获得了一些席位（在数年之后，像学派成员西奥多·路维、埃拉·卡兹尼尔森通过正式候选人名单当选为主席）。目前来自美国政治学协会领导层的主要行为主义者的抵制是强烈的。在1968年年会上，由新政治组合提名的专家组遭到排挤。伊斯顿更倾向于寻求和解，在1969年他的主席就职演说中提出“政治学新革命”将会从根本上把行为主义的常规技术特别是他的系统论服务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伊斯顿新提出的一系列因变量并没有缓和新政治组合气氛，或弥合其分裂。行为主义者的领导层仍然坚持其立场（虽然信心有些动摇），坚决反对学科的政治化。正如奥劳(Eulau)在他的主席就职报告中所说：“我们并不是为了政治行动或政治观点的宣传而建立或组织的”。当奥斯丁·兰尼(Austin Ranney)在1971年结束其《评论》主编任期时，在帮助任命其接班人时回忆说，“我非常清楚它不会带有任何学派特征的”，事实上它也不带有。
新政治组合与其说发展了社会与反主流文化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还不如说在更多专业的探索中投入了其大部分的精力。正如路维所哀叹道，它成为“新政治科学协会的组织”。它对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制高点的攻击失败了，新政治科学学派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持续发展组织部门的一部分，支持它自己的一套委员会，出版期刊《新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学科所忽略。在2000年初，许多的改革重组邮件清单上的年轻会员显然是没有意识到学科的最后尝试性的改革，需要提醒他们的是，只要新政治科学学派存在，那么它的影响就将持续。
新政治科学学派对行为主义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正面性的攻击，但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把此次作为一次成功的革命的检验，新政治科学学派并没有以一种所有专业人士认可的方式重新确定学科的议程。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拒绝新政治组合计划的人仅仅是对之嗤之以鼻。
研究计划持续涌现，革命并非进一步深入
在后行为主义时期，学科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回归国家，表明学科的运转周期。然而，国家的回归在形式上与其当初转向离开时完全不同。在学科建立时那种无所不包的规范国家主义不复存在了。回应行为主义时期所宣扬的社会还原论，新国家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把国家视为独立的变量，即政府官员能够拥有不仅仅反映社会力量的自身利益。这不是革命，仅仅是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行为者及其动机的强调。以杜鲁门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很高兴看到了作为在多元化中互动中参与者的政府官员拥有由制度所决定的利益。正如阿尔蒙德(Almond)所指出的：“在这里范式并没有改变，而是一个旨在根据国家（政府）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的主动性来区分各种政体的研究方案……”。这种新的国家主义可能被未参与其方案的专业人士所忽略，“国家”的学术语言对美国大多数政治学家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就能掌握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对美国政治学家来说，拒绝采用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就愈加困难。这种理论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阿罗(Kenneth Arrow)、布莱克(Duncan Black)、唐斯(Anthony Downs)以及瑞克(William Biker)的著作中就正式提出。它的领域以及在《评论》中所占的比例之后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似乎构成了政治学学科最受欢迎的研究计划。但是与其说是把政治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革命化，不如说在日益多样化的学科中，理性选择是与各种行为的研究、新国家主义、文化分析、新制度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方案的建立相伴随的。一些理性选择的实践者把他们的研究方法作为非理论化行为主义的一种进步，忽视了在行为主义中所体现的各种理论（例如达尔的自由民主制和伊斯顿的系统论）。尽管他们在实践上有所欠缺，行为主义者却总是宣称对累积的解释性理论的一种信心。
结论
美国政治科学学科的重新导向已经极其少见，在一个半世纪内只有两次明显运动。这种稀少性未被通过缺少尝试性而有所改变。这门学科转型一直非常困难。如果一个运动直接目的在于得到认可的实践、认识和遭遇直截了当的反抗，历史表明它并不会成功。
因为成功的革命重置学科的议程，它们阐释其反抗的措辞，这仅仅会出现在运动成功之后。但是尽管成功的革命会发觉它重置学科议程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退。因此到1950年，在前几十年中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国家主义已经丧失殆尽。行为主义遗留的方法、技术和研究主题一直持续到今天，或许政治心理学这个分支学科受其影响最大。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面对学科研究项目的增加上，设置学科议程的能力就已衰退，正如著名的行为主义者如奥劳、阿尔蒙德以及伊斯顿对学科趋向、分化、目的的遗失的遗憾所证实一样。实际上，为学科重新设置议程甚至连提起议程都变得更加困难了。
或许同托马斯·库恩所想的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学科的历史就年代而言被革命所划分。但是普遍的学科发展可能影响到如此程度而已。从上世纪初期到上世纪40年代，渐进的演变导致了国家的缓慢衰退以及以后行为主义时代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涌现。
早期以国家为研究中心，这一成功很少归功于规范研究的贡献，这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一直是不正常的现象，而更多地归功于专业化与科学的共同作用。行为主义能够重置学科的议程是因为它意味着现行的义务与行为必须进行有选择性的或全新的改变。这两次没有敌人的革命，到目前为止似乎是能够成功对美国政治学进行重新定位的唯一的一种革命形式。
原文发表于2006年11月刊 《美国政治学评论》(Ami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题为《没有敌人的革命：政治学中的重要转型》(Revolutions Without Enemies: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约翰·S.德雷泽克(John S.Dryzek)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研究院教授，西方生态政治理论领域中的最权威性学者之一，主要从事政治学与民主理论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评的视角》、《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等。
收稿日期：2010-10-15
注释：
①米涅瓦(Mineiva)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有着非凡的神力和智慧，栖落在她身上的猫头鹰也成了智慧的象征。译者注。
①奥立佛·加尔奥赛(Oliver Garceau)于1951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如何研究政治过程》(Research in Political Process)，被公认为行为主义的宣言。译者注。
校对：张英魁(1972- )，男，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博土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曲阜师范大学新农村研究中心副教授 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所所长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276826
译者简介：
高千(1982- )，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2008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276826
陈平(1988- )，女，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276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