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成功学的差异及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成功学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方都在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世界。在得“道”与得“到”之间，中西方各擅胜场，又各有所偏。只有中西贯通，平衡统一，我们才能发现、认识和掌握正确做事的逻辑，超越得“道”与得“到”的局限。
周处怎么行“道”？
在初中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出自《世说新语》故事，名为《周处》。故事内容是：周处年少的时候“凶强侠气”。 乡里的人把他和山上的虎、水中的蛟一起称为“三害”。后来，便有人劝他去杀虎斩蛟。他杀死山上的虎之后，又去杀水中的蛟。蛟驮着他在水中起伏，游了数十里。三天三夜之后，他杀死了蛟，回到乡里，才知道乡里人都在为他的死而庆贺。这时，他才知道悔改。于是，他去找当时的东吴名士陆机、陆云兄弟。当时陆机不在，他只见到了陆云。他对陆云说，自己想改正，但是已经不再年轻了，恐怕是再也做不成什么事了。陆云说，古人敬重那些“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士，何况你现在还有做事的前途。人的缺点往往在于没有志向。你现在既然已经立志改正，又何必担心不能成功呢？于是，周处便改正了自己的缺点，后来终于成为“忠臣孝子”。
周处是西晋的名将，历史早有定论。他年少时的这个故事，看起来的确很精彩的，可是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周处是怎么行“道”的？我记得，在老师教完这个故事之后，许多小孩都觉得，应该改正自己的缺点，做一个好孩子。可是，怎么做呢？他们一头雾水。过几天，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只好还是老样子。这篇文章就好像是给人指路时，只说你现在走的这条路不对，却不说哪条路是正确的，应该怎么走才能到达目的地。这就是中国古代成功学的问题所在。只说“道可道，非常道”，而没说如何行“道”；只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没说这个“仁”到底是怎么来的；只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没说应该怎样做到“知己知彼”。这样的“道”，微言大义，不可言传，既缺乏细致的解释和分析，又没有量化的标准，模糊性又非常强，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总而言之，就是只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在实践上解决问题。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都有自己的成功学系统。老子探求世界万物的规律，墨子计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韩非子研究法律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孔子宣扬人际的和谐理论，名家讨论概念的问题，孙子发现战争的规律……这些理论，尤其是墨家的理论，假如能够自由发展，和自然科学接轨，和社会经济发展接轨，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发展出能够解决实践问题的成功学。但是，独尊儒术导致了思想的极端。此后， 中国的儒生在学、知、悟的过程之后，只需要经过举孝廉或科举考试的方式“得道”，也就可以“升天”——做官了。至于那些不愿入仕的隐士，在“得道”之后，也就隐居的隐居，炼丹的炼丹，而根本不过问世俗的事。简单地说，儒家的成功模式，就是“学习—知道—悟道—得道—升天”。这种成功模式，只管如何做官治理天下，仅仅是一种调理社会关系的成功学，而不管如何开发民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古代的成功学，可以用下面的这张图来粗略表示——
中国古来的儒生都有获得万世成功的强烈愿望。宋代大儒张载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就非常明确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势煞是震人！可是回头想想：这么宏伟的志向，他们到底怎样做的？做到了哪一步？是不是真的“为万世开太平”了呢？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张载所处的宋代，从建国开始就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辽国威胁，接着又被西夏国的党项人、金国的女真人打败，不得不每年交纳“岁贡”，拿金钱玉帛换平安。那些口出豪言壮语的儒生，也从没给老百姓开过什么真正的太平，更不用说什么“万世”了！
西方成功学：术—行—成
一个大学研究生告诉我，和许多外国留学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经常讨论不下去。比如，庄子的《逍遥游》，外国留学生会问：鱼是从哪里来的？鱼为什么能够变成鲲鹏？文中的“三千里”可以换算为现在的多少公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成问题。
在文学想象中，这也许是煞风景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思维却是有效的。
我还听说一件类似的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留学，很不习惯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他和德国人交谈时，有关数量词、时间、逻辑推理等，是必须清楚明晰的。有一次他迷了路，向一个德国人问路，德国人并不回答，他只好走开。不料，刚走了几步，那个德国人便赶了上来，对他说，以你这样的步行速度，从哪条路走大概需要多少多少分钟。
之所以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是“道”的系统，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术”的系统。中国的成功学，就是建立在“道”的系统上，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是正确的事”，至于怎样正确做事，存而不论。和中国建立在“道”的体系上的成功学不一样，西方人的成功学建立在“术”的体系之上，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热心于“怎样正确做事”，至于什么事情才是正确，则显得有点耐心不足，思考不够。因此，在骨子里，西方人不喜欢笼统、概括、模糊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有着发达的逻辑学和数学传统，尤其注重严密的推演和精确的计算。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追求精确的量化过程。西方人追求的是高效率和高效能。他们认为，对生存和强势的争夺，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自杀。他们追求的是一世计的成功，要在活着的时代中立刻实现。这使得他们和追求万世计成功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坚决不能接受漫无边际的“道”。他们成功之道的整个过程就是“术—行—成”。
正因如此，西方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逻辑思维习惯是非常实际的：为什么做（原因、目的——Why）、做什么（内容、目标——What）、怎么做（态度、策略——How）、在哪里做（地点——Where）、什么时候做（时机——When）、谁来做（人——Who）、多少钱（花费——How Much）。
这种认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使他们在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中西之别·道术之争
人类怎么会产生了“道”与“术”的不同成功学体系呢？我们应该深究一下。
中国“道”的体系，产生于我们这个大陆农业国家。农业收成要靠老天，小农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文化的特点就是崇尚天道，顺乎自然，比较关注内部人际关系，而缺乏开阔的外向视野。 自春秋战国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又使人民产生了只有统一才能得到和谐与安宁的思想和愿望。因此，中国的哲学家关注的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和谐及国家的大一统。无论是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墨子的利、孟子的气，还是韩非子的法、荀子的学、孙子的谋……其成功哲学大都是统一、 包容的“道”，基本特征是概括的、象征的、模糊的。
西方“术”的体系，产生于水陆交错之中的欧洲。在断断续续的欧洲陆地上，是一个个内部空间有限的海洋贸易国家。因此，西方的城邦文明具有眼光开阔、开拓进取的特征，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的新鲜感。他们热心于探讨自然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寻找万物的本体，形成了重视大自然和外部世界的传统。而发达的商业文明，又使他们形成了数学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有着精细计算、精密分析、精心运筹的思维习惯。西方哲学家大多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的成功哲学讲的大都是“术”，基本特征是准确的、推理的、实用的、机械的。
“道可道，非常道”——中国的“道”的体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分析的结果，而是笼而统之的直观归纳。没有执行的环节，又要执行，就只能笼统地执行，因而也不能执行得彻底和高效。这本身已是很大的缺失。从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又长期处于封建大一统的农业社会，思想上百家凋零，儒术独尊，因此，中国的成功学越来越集中于对人的管理，强调整体的“统”，从而离自然和商业越来越远。直到今天，适用于全球化背景下谋发展的中国现代成功学仍然处于缺失的状态。
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尤其强调个人与个性，自然科学不断进步，商业社会日渐发达。在强大的自然科学基础上，西方从哲学到社会学科的各种理论，都呈现出“绝对”的特点，“术”的成功学日渐突出。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美国出现了以心理学家、人际关系学家卡耐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成功学，以德鲁克为开拓者的西方现代管理学，并提出了主动前瞻、系统、高效和实用的成功学理论。
中西方成功学起源的不同，请看下图：
中国的“道”，起源于农业文明之下的宗法传统；西方的“术”，起源于城邦文明的商业契约传统。两者有着许多的不同：
一、生长的水土不同。一个是内陆土地上的产物，一个是海陆水上物种；
二、思维关注的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一是内向的，面向本土人的社会内部；一是外向的， 面向外部世界的自然宇宙与其他人类社会；一个讲人情面子，一个讲规则无情。
三、思维的特点不同。一个讲整体统一，直观模糊，笼统婉转，留有余地；一个讲精确计算，逻辑分析，清楚明白，直来直去。
正因如此，中国成功哲学和西方成功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结果也迥然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