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人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内在超越——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历程再回顾〔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小说论文,唐人论文,中国论文,文体论文,再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I207.409
中国史学的发达实在无与伦比，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作者之复杂众多、撰著时代之绵长久远以及地位之神圣尊崇堪称人类文化史上一大奇观。“中国历史作家之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2〕“中国民族，可算是最看重历史的民族； 中国文化，亦可说是最看重历史的文化。”〔3 〕古今中外学者对此达成惊人共识，重史崇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史蕴诗心”〔4〕， “小说，正史之余也”（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史统散而小说兴”（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萌芽、成长于斯的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籍影响，它尤其从中土极盛的主流叙事文体——史传及其传统中受惠良多。在长期大量纪传体史撰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规范出现甚早，以《史记》为代表的前四史无疑起了奠基作用。有唐一代史学空前繁荣，创设史馆，立国之初即修成“八史”。景龙四年（710）， 刘知几《史通》问世，首次对史学活动作出全面系统理论总结，论述纪传体尤为详备。如同《文心雕龙》之于文学，《史通》对史学发展有着划时代意义，将景龙四年视作史传传统正式确立的下限，当是不争的事实。唐前小说大略仍恪守史传家法，搜奇记异，粗陈梗概，裨补史阙。享有“特绝之作”、“一人之奇”盛誉的唐人小说成就卓著，一新天下之耳目，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不仅在于对史传传统的借鉴学习（尤其是外在形式上），更在于其诗情文心对史传传统的内在超越。考察唐人小说提供了多少前所未有的东西，对认识唐人小说乃至中国小说发展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功用论：从资鉴劝诫到愉悦性情
历史是人类有识别的回忆，华夏民族历史意识在诞生之际就有浓重功利色彩。“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荡》），上古典籍中已不乏先民对世事变迁、沧海桑田的忧虑。王国维、李宗侗先生曾将史职演变概括为三个阶段，由总理全国政教大权到独掌教权再到主修国史。〔5〕史职原初位尊地要， 以天官身份代替神祇对人类行使史的审判，并为未来提供经验。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世事，使“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成为后世史家追慕向往的典范。随着集权制不断加强，史籍资鉴劝诫功用更被重视，这从唐高祖、太宗、高宗三篇修史诏中可以看出（《唐大诏令集》卷81）。刘知几认为“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通·直书》）。资鉴劝诫、化民成俗构成绵延未绝的史传传统之一。由此出发，史传“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朱熹《朱子语类》卷83），重“经世之大略”，明“得失之枢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 这种对政治运作及其核心人物的高度关注有时让人产生一种感觉，所谓“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6〕
与之相对的是，唐人小说多以愉悦性情为旨归，追求作品自身的审美意味，关切个体生命，着力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人的日常生活。艺术生产也受外在气候制约，小说繁盛的中唐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继往开来的转捩点，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一方面对以往历史予以总结，另一方面又萌生了许多新兴事物，开启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唐社会风尚的新变主要是俗化，个中原因固然很多，进士词科阶层的崛起却需特别强调。唐代科举的全面推行给了许多庶族地主“一登龙门，则声价百倍”（李白《上韩荆州书》）、历抵卿相的机会，其中进士一科最受推重，誉其人为“白衣公卿”、“一品衣衫”，“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卷1）。 皇帝甚至乐以“乡贡进士”自许（王谠《唐语林》卷4）。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 “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之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7〕进士阶层以浮薄闻于天下。翰林学士孙词条棨曾撰《北里志》，专述进士们在“风流薮泽”长安三曲狎妓故事。任何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总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最具示范性的也总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兴阶层行为方式。“故唐代之风俗，可以科举代表之，天下人心所注射，不离于科举也”。〔8〕另据陈寅恪、冯沅君、 程千帆等人考证，唐人小说作者主体是进士阶层，并用以行卷、温卷。进士举子以“诗人冶游的风度来摹写史传文章”，〔9〕作品自然难近典谟， 且与治身理家的唐前小说面目迥异。
秦汉以来，小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桓谭《新论》）观念影响深远。唐人尚无系统探讨小说理论的专文，《隋书·经籍志》及《史通·杂述》中的琐屑论述，基本仍未跳出前人窠臼。现代意义上小说的审美愉悦功能首先是由从事创作的先锋们认识的，从小说集自序看，无论是“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李亢《独异志序》），“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佚名《大唐传载序》），还是“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序》）、“语怪以悦宾，无异馔味之适口”（温庭筠《乾
之序》），都明确提出了佐助谈笑、愉悦宾朋的创作意图。单篇小说的代表作往往在故事主体之外还有写作缘起的交待，如“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沈既济《任氏传》），“宵话征异，各尽见闻”（李公佐《庐江冯媪传》），“淹留佛寺，征异话奇”（李公佐《古岳渎经》）。沈亚之《异梦录》描述更具体，文人们聚在一起，喝着酒讲述耳闻目睹的奇闻异事，再整理成篇传示友朋，博得知音同道的叹惋，是为唐人小说的重要生产模式。征异话奇、愉悦宾朋的创作情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人小说的审美特征，正如浦江清先生讲的，“唐人传奇如珠玉宝货，珍玩之品，却不是布帛菽粟，堪资温饱”。〔10〕从资鉴劝诫到愉悦性情，唐人小说迈出了文体独立历程的第一步。
社会功用的不同决定了唐人小说有别于史传的关注视野，它将笔触伸向怪力乱神及历史人物（尤其是凡人）的生活琐事。由于多出于进士举子之手，这些人往往首先成为作品主角，其他如倡伎优伶、姬妾民妇、豪徒侠客、商贾小贩、渔夫樵子、僧道仙客、鬼魅狐妖，“鸟花猿子，纷纷荡漾”，粉墨登台。即便涉及到一些政治人物，它也宕开笔触，着力表现生活琐事与情感历程；遇到重大社会事变，也往往仅作为背景粗笔点染。陈鸿身为史家，自称“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大统纪序》，《全唐文》卷612），其《长恨歌传》、 《东城老父传》对玄宗的政务活动却几无正面描写，安史之乱也只当作故事情节急转直下的外因轻描淡写。此外，《古镜记》、《柳氏传》、《昆仑奴》、《霍小玉传》、《虬髯客传》等也都较好处理了其间关系，可见唐人对小说规范已有较深刻理解。唐人小说不再出于政治伦理需要记述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忠臣义士的嘉言懿行，不再将人作为政治机器中的筹码，而是看作有着七情六欲、鲜活生动的人，全方位展示纷繁复杂的人世生活，同时借以抒写个人的牢愁憾恨和理想诉求。
唐人小说是始具现代意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功用上也难免表现出复杂性。部分作品篇末由作者本人或代言人直接跃上前台，明确指出本事惩劝意义，如《任氏传》、《长恨歌传》、《莺莺传》等。然而由于作者对艺术真实的不自觉坚持，小说主体部分叙事话语中对篇末抨击对象往往也赋予叹羡同情，形成多重话语及“复调”现象，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篇末论赞的说教意味。所以综观全文，“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我们可以断言，唐人小说篇末论赞与其说是主体故事惩劝意义的生发，毋宁说是对史传传统实现内在超越时痕迹的遗留。通过论赞嗟叹对作品所传之人、所记之事给予伦理意义评判，形式上将与史传疏离的关系再次拉近。这种蜕嬗之际的标记相对于奇美动人的主体故事而言，已不能引起读者多大兴趣。倾尽心血叙写动人本事，篇末又缀以“蛇足”，在现代读者眼中，唐人小说乃至中国古典小说结语大多不尽人意，实在也是命定之局。诚然，文学是解构与重建现存意识形态、将道德规范内化为想象力游戏的审美活动，唐人小说家在窘迫尴尬之余终究完成中国古典叙事文体的创造性转换，其功实不可没。
二、方法论：从实录简要到幻设铺陈
史职原初位尊地要，以天官身份代替神祇对人类行使史的审判，并为未来提供经验。他们多有一种替天行道的宗教精神，以“社会的良心”自居〔11〕。为做到“书法无隐”，齐太史、南史氏不惜以身相殉（《左传·宣公二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备受推崇（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刘勰倡言史撰应“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几也认为史家“宁为玉兰摧折，不作瓦砾长存”（《史通·直书》），“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史通·叙事》）。可以说，实录直笔、简要雅洁构成史传传统的重要内容。〔12〕与之相对，唐人小说幻设为文，注重细节铺陈。观念形态的事物比现实存在的变迁更为艰难缓慢，唐人往往称赞优秀小说的“史笔”、“史才”，宋明之际的人则推崇唐人小说“摛词布景，翻空造微”（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洵有神遇而不自知”（洪迈《唐人说荟·凡例》），“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6）。宋人赵德麟《侯鲭录》推赏元稹《莺莺传》说：“乃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可见，宋明人关注唐人小说的幻设为文与真切情境的创造，而不论是否为现实生活的如实记录。联系接受批评理论，我们亦可断言，唐人小说幻设铺陈的表现方法，只有在小说观念发展数百年后，才能获得广泛认同。幻设铺陈即想象虚构、工笔描写，想象是人脑利用原有表象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通过想象，作家创造出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世界。
怪力乱神、子虚乌有是史传禁区，却正是小说家们驰骋才情的领地，《补江总白猿传》记梁将欧阳纥南征，随军美妻为白猿所窃，欧阳纥历经万般磨难，终在众多妇女帮助下杀死白猿，救出身怀六甲的妻子，生子即唐初大书家欧阳询。据孟棨《本事诗》、刘餗《隋唐嘉话》及“两唐书”本传，欧阳询相貌寝陋，极似猕猴。我国古代又早有猿猴窃妇故事，出于某种动机捏合联想，构成小说基本情节。然而如不借助丰富想象虚构和细笔刻划，那充其量不过是前代故事的简单翻演。《补江总白猿传》起始即用当地土人劝告设置悬念，欧阳纥严密设防，妻子仍未能幸免。白猿神通经此渲染，确已令人惊叹！欧阳纥寻妻月余而毫无结果，山穷水尽之际绣履的出现引导了故事进一步推展，其中绣履“虽浸雨濡，犹可辨识”的补白，于细微处再显作者思路的绵密周全。接下描写白猿生活环境，青山绿水，峭岩翠竹，红綵绿芙，嘉树名花，欢声笑语……史传乃至志怪小说绝不会用如此闲笔铺陈的。欧阳纥杀死白猿，救出妻子及众妇女，故事似可结束，但作者又不惮其繁，补述白猿生活习性。将白猿的人性与猿性穿插在一起，进一步凸现了人性一面：着素服，好读书，喜饮酒，善舞剑，又很健谈，预知不幸后，“怆然自失”、“因顾诸女，泛澜者久”，临终又“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白猿的行止与古代中国乃至西方的悲剧英雄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前人多言此文谤讥讽刺意义，在未找到更确凿有力的证据前，我们却更愿视之为谐谑调笑之作。标志唐人小说极盛期到来的《任氏传》述狐精任氏与落魄青年郑六邂逅同居，并帮其致富出仕，后在随郑六赴任途中被猎犬所毙。任氏一改前代狐精色美而邪恶的形象，除怕犬、能感知千里外事，完全将她塑造成一个聪慧、善良、美丽又有点娇憨的少女。小说成功运用细节、肖像、对话描写，“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其他如《柳氏传》、《离魂记》等也都特色各具，备受推崇。
唐人小说也乐于运用梦幻。梦是现实生活的折光反映，“掼得梦幻无拘管”，梦境的无意识性、虚幻性、超时空性与作家驰骋想象的创作需求相一致。《庄子·载物》中庄周梦中化蝶，人蝶莫辨；《论语·述而》中孔子因不能复梦见周公而哀叹；《列子》三记一贪酷富翁尹氏，让仆役整日劳作不得休息，迫害最厉害的老仆却面无忧色，老仆说：“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昼为仆虏，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原来他白日身为贱隶，夜则梦为国王。梦如脱缰奔马，不必受那么多拘牵，足以重构班班有序的世界，抒解久抑于心的情怀。“春秋、子、史，言梦者多”（白行简《三梦记》），这些都为唐人小说提供了素材和经验。《南柯太守传》、《枕中记》、《樱桃青衣》都记在梦中历尽一生故事，采用真幻交织、虚实相间手法，奇而不失其真，幻而不离其实。就《南柯太守传》论，蚁国依人间国度设计，淳于棼尚主、守大郡、中谗被逐以及许多生活场景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三梦记》、《续玄怪录·薛伟》、《纪闻·牛应贞》、《秦梦记》等都记梦中生活片断，而以“吴兴才人”沈亚之的《秦梦记》最为奇诡。沈亚之梦中入秦，才干超群，娶穆公孀女弄玉，幸福地生活在翠微宫。后弄玉无疾而终，亚之作挽歌、墓志铭、题诗伤悼，极尽哀情。箫史弄玉吹箫引凤，得道仙去传说为世盛传，作者硬将世人艳羡的神仙眷属分开，又强点鸳鸯，敷衍出一段生死恋情。可见，唐人不仅能赋予轶事传说以生动丰满的血肉，且能对原有素材进行翻新改造，实行拿来主义，这是作家主体能动性高涨的表现。稍后以“元无有”题名的小说大约是对前代子虚乌有类虚拟话题的发展，与史传实录传统相去更远。神怪梦幻题材占去唐人小说大半，它们讲的本就是虚诞无稽之事，虚构想象及使之逼真化的描写铺陈就成为基本手法。唐人小说就这样以“事之所无，理之必有”（《红楼梦》甲戍本第2回脂砚斋眉批）的艺术真实， 取代史传“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的征实传统。
以当代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往往人物可考或本事实有，也曾引动不少学者索隐，却依然难改小说家言的本质。事实上，唐人小说与史传的区别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开创了写现实生活中爱情故事风气”〔13〕的《柳氏传》，男主人公韩翊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生平约略可考。孟棨《本事诗》曾收柳氏事，因而胡应麟说：“章台柳事或有之，唐人诗中证也”（《少室山房笔丛》卷41）。不过，靠近史实并非史撰专利，现代不是也有所谓纪实小说吗？《柳氏传》除收录韩、柳二人大量唱和诗外，还注重刻划细节和情境，如对二人劫后重逢的叙写。创设诗意抒情境界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却与史传家法相左。《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扑朔迷离，特别是《莺莺传》，宋人王铚、赵德麟，今人陈寅恪、孙望等均认为是元稹本人夫子自道，亦有一定道理。但是，元稹本传中无此情节，即便有也不会这样表现。《莺莺传》收录大段秾艳婉媚诗歌，精雕细刻使情节“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成为后世敷衍最多的名篇。《长恨歌传》大体采用“信以传奇，疑以传疑”手法，叙事较客观，文笔也质朴。叙写玄宗、杨妃刻骨铭心的思念是小说主体，杨妃在仙山回忆昔日与玄宗密誓一节尤为感人，突破帝王宠妃局限，成为对人类最永恒真挚情感的礼赞。离开幻设铺陈，作品是难臻此境的。《谢小娥传》、《吴保安》、《冯燕传》纪实性更强，前两则还分别收入《新唐书》“列女传”、“忠义传”。将《谢小娥传》、《吴保安》与《新唐书》叙写对照考察，可以看出，史传以善为目的，奖善惩恶，用春秋笔法包举一生，彰显传主嘉言懿行、不朽功业；唐人小说以美为主旨，愉悦性情、削高补低，创设呼之欲出的“第二自然”。对同一素材，唐人小说相较于史传不仅篇幅延长，叙述性语言减少，描述演示性语言增多，更重要的是由此引起的深层变化。叙述性语言平易质实，便于表现事件线性发展；描述演示性语言形象生动，刻划细腻，注重扑捉瞬间情状，便于表现点的深入，达到栩栩如生的叙事效果。唐人小说的史传化特征，至多只增加了作品历史真实感。
三、品格论：从儒雅庄重到飘逸风流
朱自清先生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与“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与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14〕中国传统的雅俗说及近年广为海内学人引用的芮斐德氏“大传统”“小传统”理论诚为考察文化现象的利器，却都无形中忽视了同一层面的文化个性。朱先生的观点在分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雅（大传统）文化上显出了很大优越性，这种分法稍加变通同样也适用于史传与唐人小说，史传资鉴劝诫，彰善瘅恶，既属“著书者之笔”，也就偏于儒雅；唐人小说愉悦性情，征异话奇，既为“才子之笔”，也就偏于风流。风流一词内涵丰富，朱先生的理解源于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认为风流是一种人格美，世人称赏的魏晋风流特质有四，其中玄心指超越感（无我），妙赏指对美的深切感受，深情指对宇宙人生的关切（无我而有情）乃至最终忘情。〔15〕风流作为人间至美的投射，充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艺术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直接面对着上帝”的产物，高蹈激扬、超拔飘逸的诗情文心构成唐人小说风流样态的主调，具体表现为：偏嗜缠绵悱恻的情爱描写，激赏豪侠义士的人格风范，对神怪登仙津津乐道。
集中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始于唐人，正如郭箴一先生指出的：“在唐以前，中国向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人传奇。就是唐人所作传奇，也要算这一类最为优秀。”〔16〕唐人情爱小说洋洋大观，千奇百怪，就恋爱女性而言，仙鬼狐妖、贵妃宠姬、倡伎优伶等都粉墨登台。单篇小说的代表作大多表现情爱，小说集中影响最著的《传奇》，据考近人周楞伽辑注本所收31篇中，描写情爱者也有20余篇。对情爱题材的偏嗜成为唐人小说（乃至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一大特点，甚至淹没其他题材，成为唐人小说的代称。宋人洪迈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绝。洵有神遇面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凡例》）清人章学诚云：“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文史通义》卷5）洪、章二人趣舍尽殊， 用情爱题材指代唐人小说却如出一辙。唐代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对男女之事的通脱开放也可谓空前绝后，英明如太宗、玄宗尚有触违礼法之事，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们日常行止就可以想见。新兴进士阶层“枥多名马，家有妓乐”，浮薄放浪闻于天下，他们“以诗人冶游的风度来摹写史传文章，于是产生了唐人传奇”，并备受人们喜爱。
塑造声口各异的美女形象是唐人情爱小说一大特色，荥阳生初遇“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李娃，“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李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荥阳生再访，李娃“整装易服而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亲热地与其“叙寒燠”，李娃的大胆主动符合其名妓身份。（见《李娃传》）崔莺莺被母亲强令见张生时“常服睟容，垂鬓接黛，双脸销红”，“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莺莺的慵倦被动自合于她大家闺秀身份。（见《莺莺传》）唐人小说还注意刻划男女相悦相恋的曲折过程和复杂心理。《莺莺传》中，原来“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张生，见到莺莺才一改“未尝近女色”的习性，“几不自持”，试探于红娘。张生赠诗表情，果得佳音，逾墙践约，却遭莺莺申斥。几夜后红娘扶莺莺降临，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直到莺莺天明离去，仍自疑“岂其梦邪？”小说从张生视角叙写，在曲折的情节推移中真切展示张生性格。莺莺受礼教束缚更甚，心态更为复杂，但同样充满对爱的渴望。当“性温茂，美风容”的张生表白倾慕时，情不能已。可当张生真的来到面前，恪守礼法与接纳张生的冲突达到顶点，礼教观念瞬间又占了上风。不过她数落张生，看似义正辞严，实则不堪一击，数夕之后，终于夜奔张生。正是莺莺时而犹豫、时而果决的矛盾行止使作品摆脱概念化和低级趣味，真实表现了八九世纪中国青年男女奇美动人的情爱历程。《霍小玉传》是典型的痴情女与负心汉故事，作家处理时却能避免程式化、简单化。李益是个薄幸之人，却并非对小玉毫无感情。两年同居，他“指誓日月”，数次“且愧且感，不觉流涕”，另有所娶后，“生自以为辜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遗漏言”，可见并非良知丧尽，全无心肝。小玉亡故，“生为之衣缟素，旦夕哭泣甚哀”，依唐丧制，只有亲缘极近者才衣缟素，李益此举也不是矫情作戏。《霍小玉传》就这样不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笔法，冷峻深刻地表现李益的可憎可悲可怜。唐人情爱小说将视线主要投向士林华选与风尘娇娃身上，“语带烟花，气含脂粉”（高儒《百川书志》卷6），“著文章之美， 传要妙之情”（《任氏传》），真实展示他们缠绵悱恻、凄美动人的情事，同时塑造了一大批善良坚贞、聪慧果决而又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形象。
唐人豪侠小说也引人注目。侠士“时扞当世之网”，总多少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处于对立位置。侠士并非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不具备某种阶级成份。而主要在于一种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游侠列传》）在充满压迫与不平的现实中，侠士身上除却了怯懦和无可奈何，闪烁着人类英雄（超人）的耀眼光辉，抒解了弱者（凡人）心头郁结，寄寓了他们的理想与渴望，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侠客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跌宕的激情，以及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确实令文弱书生心驰神往。”〔17〕唐豪侠小说涉及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安邦定国等诸多内容，突出豪侠人格的坚韧恢弘与卓荦不群、武功的出神入化、功业的惊世骇俗，表达了作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企羡（且与宋人形成鲜明对比）。唐豪侠小说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初期侠士往往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强调古道热肠，而非匹夫之勇。许虞侯、黄衫豪士以打抱不平为特色；谢小娥矢志复仇，历尽艰辛，以坚韧刚强见长；郭元振拯人于水火，不计利钝得失，显出卓荦不群的胆识；柳毅虽一介书生，亦有侠肠义胆，排难解纷毫不犹豫，功成事立又拒不受赏，面对凶悍鲁莽的钱塘君，“肃然而作，欻然而笑”，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李德裕《豪侠论》），随着以武行侠观念的形成，唐豪侠小说不仅渲染行侠效果，且注重侠士武功，打斗场面也异彩纷呈，各种技击、道术与药物在实践中得到应用，豪侠形象也由初期充当故事背景渐移至舞台中心。昆仑奴频繁出入戒备森严的显贵后宅，救出红绡后显贵命甲士围捕，“昆仑奴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去向”，烘托出昆仑奴动作敏捷，武艺高超。（《传奇·昆仑奴》）。聂隐娘“能飞，使剌鹰隼无不中”，白日剌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并可化为蠛蠓，潜入人肠中，表现了神出鬼没的非凡身手（《传奇·聂隐娘》）。古押衙设计用药物从宫掖救出无双，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为免于事泄又抽刀自刎（《无双传》）。前人评述结局“事大奇而不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1），“不中情理”〔18〕，我们却认为以死酬知己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从《史记·魏公子列传》中侯生一类人身上就能找到影子。唐后期豪侠小说伦理意义更少，更注重对侠士武技奇行的正面描写。侠士年龄、性别、职业、身份十分宽泛，技艺也变得千奇百怪。《虬髯客传》是个特例，其中“风尘三侠”并无超凡武功，而表现出对时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明智抉择，从胆识气魄和人格理想上都远远超出一般豪侠。
在中国文化中，神怪登仙主题都代表人们对怪异现象的解释及对超现实世界的向往。唐人神怪登仙小说数量极多，虽直承六朝志怪，却寓含更深刻的人生哲理与情志欲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神仙艳遇作品，如《游仙窟》、 《湘中怨解》、《玄怪录·崔书生》、 《传奇·崔炜》等，其中书生受到逾分的尊重与赏识，财色兼得，甚至最后得道成仙、永享天年。梦境的描述也与神怪仙遇异曲同工，《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中，淳于棼与卢生顷刻达到人生理想的极致，生命历程被安顿于简短的时间长度中，生如闪电之耀亮，逝如彗星之迅忽。他们婚姻美满，官职清要、快意生前、显荣身后，人生如此，复有何求？而一旦大梦醒觉，感到的只有幻灭的悲哀，进而达到人生的解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生之倏忽。”唐人神怪登仙小说与其时昌炽的释道二教关系密切，他们设想人与万物互通，如张逢化虎、薛伟化鱼、徐佐卿化鹤等，而《玄怪录·元无有》中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也可化人吟诗唱和；《玄怪录·岑顺》中，殉葬器物亦能化人布阵行军。无需任何外在条件，而只是“意足而起”，“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人即可化为异类，器用之物也可藉生命与人形而活动。这是快意自适的人生观，顺着生命的本然，便可拥有一切。唐人神怪登仙小说于喧闹纷扰的尘世之外，另辟新境，试图为易动不安的心灵寻求安顿之处，尽管往往最终无奈地回归到现实人生。
萌芽、成长于崇史重史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籍特别是其大宗——史传丰富滋养，也受到史传家法的严重束缚。冲决史传家法、建立崭新文体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唐人小说身上，无论是社会功用上从资鉴劝诫到愉悦性情、表现方法上从实录简要到幻设铺陈，还是文体品格上从儒雅庄重到飘逸风流，唐人小说都顺利实现了对史传传统的内在超越，终成“一代之奇”、“特绝之作”，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昭示了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到来。
注释：
〔1〕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钱穆、余英时、 汤一介诸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个性特征是“内在超越”。笔者认为“内在超越”概念也可适切总括中国古典小说的蜕嬗衍变。关于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问题，董乃斌、程毅中、石昌渝诸先生多有鸿论，这也成为本文“追忆”的逻辑起点。
〔2〕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页。
〔3〕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与文学》， 《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页。
〔4〕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页。
〔5〕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 第4页。
〔6〕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新史学》， 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42页。
〔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第68页。
〔8〕张亮采：《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中国风俗史》，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9〕浦江清：《浦江清文录·论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85页。
〔10〕浦江清：《浦江清文录·论小说》，第186页。
〔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至于具体操作上的“诗心”、“文心”因素，也即柯林伍德的“建构性想象”（constructive imagination），却与小说的想象虚构有本质不同。
〔13〕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14〕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15〕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论风流》，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页。
〔16〕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37 页。
〔1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18〕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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