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档案资源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历史档案论文,试论论文,资源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档案作为一种宝贵的信息资源，①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不同载体的官私档案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包括现藏于海外的中国历史档案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其分布特点，不仅有助于探索历史档案的埋藏规律，还有助于摸清档案在历史上的保管机构、可能再出土档案的地区、出土后档案如何保管等诸多问题，为档案管理提供利用打下基础。
整体分布概况
目前我国历史档案的空间分布，整体格局是国内与国外均有，国内多于国外；就大陆和台湾而言，大陆多于台湾。保存在国外和台湾的部分，主要是20世纪前期出土的历史档案，3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土的档案，基本上都保存在国内，这种格局主要是历史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以比较典型的简牍档案为例，20世纪前期，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纷纷进入我国境内“考察”，他们在新疆、甘肃等地发掘出了大量珍贵的简牍档案，并运回到他们的国家：斯坦因在尼雅、敦煌、酒泉等地挖走了两千多枚简牍档案，都运回了英国；斯文·赫定在楼兰挖出了数百枚简牍运回了瑞典，大谷光瑞和橘瑞超把一批简牍运回日本，科兹洛夫也把2枚西夏简牍拿回了俄国。
1927年由中瑞合作的“西北考察团”进入我国西北考察发掘，1930年在居延发掘出土了近11000枚汉简。由于政治和抗日战争的原因，这批汉简先后辗转到上海、香港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最终于1965年11月由台湾接收，现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1927年起，中国知识界开始参与进行的简帛发掘和整理研究活动，之后更进一步发展为中国人独立进行的一系列发掘和整理研究简帛的活动。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文物保护和出土更加受到重视，发掘工作更加有序，简牍出土地点遍布全国各地。
其他档案中，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纸张档案的分布情况也类似简牍档案。盟书档案、缣帛档案、铁券档案、碑刻档案，基本上都保存在国内，只有极少数流散于国外。其中的原因，或是这些档案出土非常有限，只有零星的出土或遗存，比如缣帛档案和载书档案，或是这些档案的载体比较笨重，不便于携带，比如铁券档案和碑刻档案。目前这种历史档案分布的分散式格局造成了分布与保管地点的不对应，对于广大学者对档案的研究和利用非常不利。
国内分布格局
(一)总体格局具有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性
大致来讲，历史档案的分布，有四个地区的分布比较集中，即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疆与河西走廊和华北地区，其他地区分布较少，东北、东南、台湾地区几乎没有历史档案的出土。也就是说，内地的出土较多，而边疆的出土很少。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与文化发展程度相关。档案的出土地区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为前提条件。首先是文字的成熟，没有文字的文物也能反映一定的历史，但是不准确、不清晰，不属于档案。以金文档案为例，青铜器是研究商周历史、尤其是商周礼制的重要实物资料。商周时期有铭文的铜器，绝大部分在中原地区，少量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中原地区当时已经是奴隶社会，文字已经成熟，文化相当发达，而其他地区基本上还处于氏族文化时期。所以，虽然在东北、西北、东南沿海、台湾地区等边疆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但是没有文字。此后，我国文化的中心虽然经历了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南移的趋势，但内地文化比边疆发达这种格局基本上保持下来。
其次，与一定的地理条件相关。一些相对封闭的地区，档案的遗存比较多，比如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徽州文书等。巴县档案是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最为珍贵的清代地方政权档案，其保存之完整、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在全国首屈一指。还有四川南部县的档案，是南部县衙门行政管理活动的全方位记录，特别是该县衙门档案是按形成时的原始形态分类保存，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档案完整，极具原始性、系统性，②保存状况如此完好，在全国是罕见的。还有1981年第6期《文物》发表的四川新都县马家公社九联墩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及器物上的文字玺印，其保存特好，光洁如新，实不多见。这些档案的出土或遗存，应该与巴山蜀水的地理环境造就的封闭性文化圈有一定关系。徽州文书档案的情况也类似。由于古徽州群山环抱的地理环境和战乱不多等客观原因，加之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使得大量的徽州文书档案得以完好保存，为今天研究徽州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
再次，与出土的偶然性相关。比如简牍档案的出土，根据学者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发现居延汉简相当一部分属于西北边塞的文书档案，说明汉代的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文书档案的保存制度，③既然边塞地区如此，那么，汉代内地的广大地区更应有大量的档案遗存，此后，在长江流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档案，如尹湾汉简、张家山汉简等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地区，如黄河流域汉简的出土还比较零星，从理论上讲是不应该的，比如说可能是埋藏的地点没有找对。对此，李零先生认为：“早期不出简，还有一种可能是，埋藏的地点没有找对。因为这类东西，年代较早的发现，主要是档案。档案是官方的东西，是深藏秘扃不肯轻易示人的东西，只有碰上亡国灭种的大难，才会有人抱着逃跑，或者把它藏起来，不一定会拿去随葬……所以，古代竹简，如果墓葬不出，我们只好到遗址中去找；如果遗址不出，我们只好绝望”。④有人认为，湘西里耶一号古井是官府的档案馆，并称其为“中华第一档案馆”，⑤就是说恰好发现了一个古代的档案馆，所以得到了如此完整的档案，当然这样的几率不是很高。
(二)不同时期的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与上述四个分布集中的地区一一对应，即先秦的档案除了战国时期的楚简外，基本上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档案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隋唐宋元的档案集中在新疆与河西走廊地区，明清档案集中在华北地区。主要相关因素有：
第一，当时中国的疆域界限。以甲骨档案为例，建国以后殷墟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就首开纪录，在小屯村以外的四盘磨村发现了刻字甲骨。此后，不仅在大司空村等地发现了甲骨文，而且在远离安阳的郑州、洛阳也出土了甲骨文。对此的解释应该是，甲骨文是商代较为经常使用的一种文字，不止在殷墟，也不止在殷王室，而且外地的商贵族也可能在使用甲骨文。西周甲骨的出土主要是在陕西岐山凤雏遗址(周公庙遗址)，但也不限于此处。在陕西扶风齐家、强家、西安丰镐地区，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镇江营，河北邢台南小汪等九处都发现了有字的西周甲骨文，这些地区均属于西周遗址。由此可知，当时疆域的界限与档案的出土地区是对应的。因此，如果我们在商王朝方国遗址和西周遗址发掘，将来会有更多的殷商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出土，如果找错了方向，当然就找不到。
第二，当时中国政府的控制力。疆域到达的地方，设置相应的行政机构，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才有文书档案的形成。居延在汉代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处，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汉时期在弱水黑河两岸建城池、筑长城、修塞障，戍边屯田，留下了以军事内容为主体的档案，也留下了汉朝控制居延地区的铁证。西藏的历史档案也是如此。现存的西藏历史档案，最早的是13世纪的元代，以后历朝均有，主要内容有历朝中央政府给达赖、班禅、驻藏大臣的封文、诏书等等，这些档案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从元代起对西藏的长期主权控制。除了直接的控制，还有间接的控制。由于元代统治的疆域辽阔，除了皇帝亲自统治的地区外，还有一部分地区是由皇室的亲王以建立汗国的形式治理的(主要是西域)，因此，今天的欧亚地区，仍保存有少量的元代档案，分布在原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第三，文化重心所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档案，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档案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一致的。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起，大量战国时期楚简的发现就是明证。汉代的政治中心虽然在北方，但是文化则继承了楚文化的衣钵，以南方文化为主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先秦时期的文化重心陕西、河南只有零星的汉简出土，无论档案的数量和内容都远不及商周时期的出土，而战国楚简和汉简的出土，大都集中在湖南、湖北，有惊人的一致性。只是汉代的疆域在楚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长江下游，所以，汉简出土的另一个重要地区是江苏。西晋灭亡以后，由于五胡十六国之乱，晋王室被迫南迁，建立了东晋王朝，移镇建业即今天的江苏南京。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先进的中原文化实际上就转移到了江南，广大的中原地区为少数民族所控制。汉简、魏晋简的出土除了居延地区外，最集中的是湖南、湖北、江苏和江西四个省份，这里正是南朝文化的核心区域。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少量的十六国时期的档案，则集中在西北地区，是北朝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心。
第四，政治中心所在。现存明清档案的分布集中于北京地区，绝大部分是皇家与中央政府的档案，而地方政权档案分布很少，比较完整的只有山东巡抚衙门、黑龙江将军衙门、四川巴县档案等极少数。由于档案行政管理的工具性质，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带来档案分布的集中。秦始皇确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在不断加强，体现在档案工作中，一是皇家和中央政府档案数量的增加，二是其保管规格的升级。独立的帝王档案库——“龙图阁”是在宋代出现的，自此，帝王档案的保管更加升格。据史书记载，两宋皇帝共建立的专门档案库达11座之多。⑥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明代皇家档案库皇史宬与中央档案库文渊阁库楼、后湖黄册库等在建筑规格上相距甚远，前者为宏伟的宫殿式建筑，保护技术先进，后者与皇史宬相比则简陋得多。清代中央最重要的档案库——内阁大库的命运比明代更为悲惨。这座砖木结构的库房，由于缺乏管理，年久失修，档案损毁严重，1921年臭名远扬的“八千麻袋事件”，与统治者对王朝档案的忽视不无关系。中央档案库尚且如此，地方档案库的保管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激增的数量和最高的保管规格，保证了明清时期皇家和中央档案存留至今。
不同载体档案的分布
(一)简牍档案
1.简牍档案分布的概况
简牍档案的出土发现并非近现代所独有，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就有简牍档案的出土。但这些出土的档案实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释文及考证亦很少流传，今天已经无法知道原貌了，仅仅能从史籍中略知一二。近代以来，我国持续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档案，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少量出土发现简牍的12个省份，分别为北京、河北、陕西、青海、山东、江苏、安徽、广西、广东、四川，最多的200余枚，最少的1枚。二类是大量出土发现简牍的6个省份，分别为湖南、湖北、河南、内蒙古、甘肃和新疆。湖南是目前我国出土简牍最多的省份，共出土简牍约180，000枚。甘肃及内蒙额济纳河流域同处我国西北部，地域相接。甘肃先后出土各个历史时期的简牍38600余枚，数量仅次于湖南；汉代居延遗址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先后发掘出土了简牍近30000枚；新疆、河南、湖北分别出土简牍数千枚；综上所述，截至目前，我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中，有18个省份出土有简牍档案，大约出土简牍档案25万枚。
2.简牍档案分布的特点
(1)分布不均衡。总体上，边疆地区较少，而内地较多。西北地区只有新疆出土了1700多枚，东北、西南和东南基本上没有简牍档案出土，分布较为集中的是湖南、湖北、江苏和甘肃等省份，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战国时期简牍的分布。战国时期的简牍和秦简基本出土于湖南、湖北地域，有少数分布于这两个省的附近(如甘肃)，也就是说大部分先秦以及秦代简牍出土于当时的楚国，这与历史文化背景有密切的联系。自夏商周以来，华夏文化就逐步发展为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逐渐兴盛，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因此楚国就形成并保存了大量的简牍档案。秦统一六国后，实行文化专制，焚毁了大量的档案和书籍，因此，中原地区的历史档案保存到现在的自然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是汉代以降简牍档案的分布。目前，汉代以降简牍档案的分布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与当时文化重心的南移直接相关(见以上论述)，而东北、西南和东南基本上没有简牍档案出土。但是，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如西南的云南的情况。迄今虽然还没有近代云南出土发现简牍的记载，但各种文献里却有关于云南竹木简牍的记载，例如，在华林的《西南彝族历史档案》(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傣族历史档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中都有民族简牍的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也曾使用并留存了简牍。
(2)分布与保管的不对应。由于以下原因，出土后的简牍档案的保管地方并未和出土地点一一对应：首先是前文已述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其次是文物特点。由于简牍档案的特殊性，出土以后需要立即进行保护，并且以后还要加强保管。鉴于这种情况，我国现代出土的简牍档案大多保管在博文部门，有相当一部分是运到省城集中保管的，只有极少部分在出土地点就地保管。比如，临沂市1989年在兰山区建起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甘肃简牍的绝大部分，除旧居延简与《流沙坠简》收录的简牍外，现都保存在甘肃，绝大部分保存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少部分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以及敦煌、嘉峪关、酒泉、张掖和武威等地的博物馆。还有购买的因素，也导致简牍的出土与保管地点不一致。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历年购买简牍259枚，包括战国简、西汉《日书》简、遣册等，上海博物馆也于1994年斥资从香港购买了一批写有先秦古籍的战国楚简。所以，虽然上海和香港没有发现简牍档案，但是现在却藏有简牍档案。⑦
(二)其他档案
目前所知的甲骨档案，出土地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河南安阳的殷墟。殷墟甲骨档案共有三次重大发现。除了1936年发现的H127坑、1973年发现的小屯南地甲骨外，1991年，还发现了一个著名的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其他还有郑州、洛阳等地区。另一个是陕西岐山凤雏遗址(周公庙遗址)。这里出土的西周甲骨，不仅档案数量较多，而且内容丰富。此外，陕西扶风、北京昌平、河北邢台地区等也发现了甲骨文。其收藏情况是：国内各机构收藏总数有95880片，私人收藏有1731片，台湾收藏有30204片，香港有85片，共计127900片，也有一部分在建国前流散到国外。据不完全统计，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9片，美国1882片，德国、瑞典、前苏联、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韩国也有少量的收藏。其中日本的数量最多，有12443片，主要是1941-1942年侵略中国时掠走的。⑧中国国内甲骨档案的收藏占整个甲骨档案收藏的82％。
青铜器早在秦、汉、隋、唐时期先后就有所出土，至宋代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金石学。清代末年，青铜器又一次大量出土，出现了一个金石学研究的高潮。建国后陆续出土的铭文铜器有1100件。至今存世的铭文铜器约有5000件以上，由于其制造成本高，留存至今的并不多见。金文档案的出土，以陕西的关中地区最为集中，其次是河南的安阳、洛阳、北京等地。金文档案的收藏以我国为主，也有一些收藏在国外，主要分布在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重要博物馆中，日本大约占国外收藏的近50％，详细分布情况尚未见统计数据。
纸张档案的出土分布集中于西北的新疆和居延地区，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和黑城文书。敦煌文书中的一少部分保存在国内的北京、浙江、甘肃等地，大部分流散于国外，是国外收藏最多的历史档案，主要集中在英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地。吐鲁番文书的大部分保存在新疆，其国外收藏部分，主要集中在日本国图书馆、博物馆等各个机构。黑城文书集中保存在俄国和英国。明清时期的档案，目前保存在国内的是明清大内档案，主要集中在北京、辽宁等地，在国外的分布主要有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数量不多。
盟书档案的出土分布，目前仅有山西省的侯马盟书与河南省的温县盟书。缣帛档案的出土分布，一个是甘肃的敦煌，一个是湖南的长沙。铁券档案的现藏，集中在北京和青海两地。碑刻档案的分布十分广泛，遍及全国各地。
从以上可知，简牍档案、碑刻档案和纸张档案是出土分布最为广泛的三种载体的档案，甲骨档案和金文档案出土分布较为广泛，其他载体档案的分布则很有限。就收藏分布而言，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和纸张档案是分布较为广泛的档案，其他的集中于国内。
不同类型档案的分布
(一)官方档案
官方档案指的是以官文书为主的档案，这是我国历史档案的主体。比如1908年敦煌出土的汉简900多枚中，大部分为东汉至晋代边塞往来的官文书；1930年在居延出土的汉简14000余枚都属于官文书；元代存世档案中的黑城出土档案3000余件中，最多的也是官文书；现存的明清档案几乎全部是官文书。⑨官文书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是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完善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分布上，应该与历代的中央政府政治中心和疆域内各地区的行政中心相对应。
先秦出土的商周档案，无论是甲骨档案，还是金文档案，都分布在当时的政治中心以及周边地区，如殷商档案集中分布的安阳殷墟，是商代的国都；西周档案集中分布的陕西镐京，也是西周的国都。秦朝统一中国后，在行政上确立了郡县制，除了中央政府，郡、县成为地方两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县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因此，郡府和县治所在地，应该是地方官文书形成和保存的地点。在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湘西里耶简牍，发现了大量记有“迁陵”字样的文书。考古发现，里耶战国古城，有完整的城墙、护城河轮廓，应该就是秦代的迁陵县城。因此，文书应该是迁陵县衙的文书及副本。尹湾汉简出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其中的几种簿籍，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批郡级行政文书，这里应该是东海郡郡府所在地。长沙走马楼一带，为古代长沙郡府所在地，这里出土的吴简，主要就是长沙郡与临湘侯国的地方文书。
居延汉简的出土分布，也很能说明问题。从简文中我们知道，汉代张掖郡所属的居延地区设有两个“军分区”：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驻地称城，设都尉府。都尉府内有都尉丞、侯、千人等僚属。都尉直接的下级机构称候官，候官的下级称部，部的下级为燧。燧是最基层的望防御组织，近似于今日的哨卡。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统计，甲渠候官、肩水金关、肩水候官和肩水都尉府遗址，是居延汉简出土最集中的几个地点，占汉简总数的90％左右。⑩20世纪70-80年代居延汉简的新收获，也在原居延汉简出土地。对此，有学者认为：“候官是最基层的正规的文书档案保存机构，烽燧及部收到候官以下的文书，最后都要缴回候官立卷归档，所以在部与烽燧一级很少存留文书档案，而候官以上的官署则成为收藏大量文书档案的地方。”(11)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文书档案的大宗出土，多集中在中央政府和郡、县的府治(政)或都尉府、候官(军)一级，与上述分析吻合。
(二)民间档案
现存民间档案的类型，以谱牒和契约两类居多。谱牒档案是以表谱的形式记录家族世系繁衍的一种特殊档案，主要功能是维护门第血统，确保权力和财产的继承。谱牒档案在分布上的特点是十分广泛，这种现象与我国长期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特征有直接的关系。严密的血缘宗法制度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并且影响深远，直至封建社会末期。反映在档案分布上，就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谱牒档案遍布全国各地。谱牒档案在西周时已经有了周王室和贵族的世系记载，以此作为维护贵族世袭权利的文字凭证，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曾加以利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上门阀制度的确立，谱牒档案也开始兴盛。以后历朝历代，无论皇室还是民间，撰修家谱都兴盛不衰，到明清时期更加普及。
当然，各地的分布情况还是有些差别。我们发现，传统宗法观念特别深入的地区，谱牒档案的分布更加密集，数量更多。以古徽州为例，古徽州的谱牒文献极其丰富，其总数当在1500种左右，且元、明、清时期的谱牒保存数量也超过其他地区。(12)这一地区的谱牒文献数量如此之巨，笔者以为与这里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宗法文化特别根深蒂固有紧密的联系。徽州自南宋以来，素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美称，是孔孟儒学正宗传承的典型地区，所以，宗族组织结构在徽州保持得十分完整。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这里以姓氏为基础划地聚居，一村一姓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世代相沿。比如古歙篁墩为程氏世居，棠樾为鲍氏世居，唐模为许氏世居，江村为江氏世居，谭渡位黄氏世居等等，(13)由此形成极为丰富的谱牒档案就不足为奇了。从时间上讲，古徽州谱牒档案正是从自宋代以后开始加速积累，直至今天的庞大数量，这就足以证明，宗法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契约属于规约类档案，是历代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各种制度和规定，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或缺，所以分布很广泛，这是第一个特点。规约的种类很多，有神约、民约、地约、公约等等。(14)以民约和地约为代表的契约是民间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契约包括土地买卖、典押、租佃、雇工；工商业的执照、合同和账簿，人口的买卖、典押、赎身契纸；官府征调赋税、徭役的单据；登记田土房地产业的税契等等。其次，随着宋代以后我国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比如晋商在明清鼎盛时期，无论阵容还是财力都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现存的晋商文书是历史档案中，除官方文书之外，与徽商文书齐名的民间文书档案，而晋商文书以各种票号账簿为最多。包括流水账、老账、现金账和浮记账。另外还有各分号来往账、收借账、借贷账、衣资账、员工支使账等，均属于契约档案。徽商在明清时期也很兴盛，所以徽州文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商业契约。自贡地区自古产盐，盐业比较发达，所以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主要为盐业契约档案。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契约档案的分布多于经济落后地区，这是其分布的第二个特点。
注释：
①本文所指历史档案，主要是近代之前的历史档案。
②详见王晓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载《历史档案》2007年第1期。
③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6-232页。
④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
⑤彭继德：《里耶古城一号井：中华第一档案馆》，《档案时空》2005年第2期。
⑥详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七》。
⑦参见张会超《简牍档案的出土分布及其特点探析》，载《档案学通讯》2007年第4期。
⑧《全国商史学术讨论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⑨数据来源：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有关章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⑩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2、7-9页。
(11)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5-227页。
(12)朱万曙：《徽学与当代学术》，载《学术界》2005年第1期。
(13)详见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
(14)详见《周礼·秋官·司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