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的有意误读”——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一大论文,典故论文,美学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8）03－0010－05
在唐代乃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李贺堪称一个十分别致的人物。他是个命运悲惨的小人物，但同时他又是个满怀痛苦激情的大诗人。他的诗，不仅风格冷艳、意象奇诡，而且在章法、用韵、用典等方面也十分奇特。单就用典方面而言，李贺常常撇开典故的原有意义，在具体诗歌情境中对典故进行“有意误读”，赋予它另外一种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这样，典故的原义与语境义之间便构成对话与冲突，诗意由此变得十分复杂。李贺诗中典故的“有意误读”很多，如《苦昼短》中的“任公子骑白驴”典故、《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三》中的“千金买骨”典故、《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魏明帝青龙九年”典故、《南园十三首·其十二》中的“虞卿”典故，等等。这些“有意误读”的典故，决不只是为了在诗风上的争奇斗险，而是更多地与他的悲剧的命运、深切的痛苦、狂热的理想、尴尬的身份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通过对这些典故意义生成的特殊方式的具体解读，我们可以窥见李贺隐秘的文心。
一、“任公子骑白驴”
“任公子骑白驴”出自李贺的名篇《苦昼短》：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1](p.221)
诗中共三次发问。第一问：“神君何在，太一安有？”第二问：“何为服黄金，吞白玉？”第三问：“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
这三次发问由一个总题引起：“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李贺面临一个问题：天道有常，流化无情。世间万物，在时光流化面前，显得那样无奈和渺小，因此他发问道：“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回答是：“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日出处有神木，日落处有神龙衔烛。
对此，李贺有一个愤激的想象：“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天不怕，地不怕，将神龙肉体消灭，斩草除根，一了百了。这是一种最坚决、最强烈、最愤激的主体抗争姿态，虽然，这是一种莽汉式的抗争。
这正是对第二问的回答：“何为服黄金，吞白玉？”用不着再服金吞玉，炼丹修道了，再也用不着学着神仙的样子，在造化面前辛苦挣扎了。看来，这个想象的解决是最简单有效的了。
前两次发问，都得到了回答。那么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决不是的。不可能、也不应该让问题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因为那不是李贺。愤激的抗争或辛苦的挣扎，他对这两种态度全都不满意，全都怀着深度的怀疑。
这种深度怀疑通过第三问得到全面表达：“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这是典故的“有意误读”。“任公子骑白驴”涉及两个典故：
1.“任公子”。见《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2](p.925)
任公子典故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任国公子做了个大鱼钩，系上粗绳，用50头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钓竿投向东海，终于有大鱼食吞鱼饵，白浪如山，声震鬼神。任公子把大鱼剖开制成鱼干，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人都得饱食。——这是一种气吞万物的大境界。而那些目光短浅的浅薄之士，见到任公子之举后吃惊地奔走相告。他们也举着钓竿丝绳，奔跑在山沟小渠旁，守候小鱼上钩。——这是执于小节的小境界。
2.“白驴”：神仙常骑乘之，著名的“骑白驴”者有张果（即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另外还有一个汉灵帝：
张果尝乘一白驴，一日行百里，夜则叠之置箱中，乃纸耳。[3](p.7)
张果常乘一白驴，休则叠之如纸，贮箱中，以水噀之，复成驴矣。[4](p.25)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唐有张氲，亦号洪崖先生。……十六年，洪州大疫。氲至施药，病者立愈。……跨白驴，从者负六角扇、垂云笠、铁如意，往来市间，人莫知其岁耳。[5](p.36)
洪崖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姓张名蕴，字藏真。……每述金丹华池之事，易形炼丹之术，人莫究其微妙焉。……白驴曰雪精，日行千里。[6](p.7)
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伞山，结茅以居。须盐米薪菜之属，即书寸纸，系钱缗，遣驴负至市区。人知为邹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纵驴归。……邹末年北走通泉县灵鹫山龛中，其徒追及之，但见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驴者，狮子也。[7](p.15)
后汉灵帝于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以为之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8](p.33)
这些骑白驴的先生们大多有些煞有介事的小家子气。张果应该是最“神”的一个了，能玩纸驴子变活驴子的把戏；张洪崖显得“专业”一些，精通“金丹华池之事，易形炼丹之术”；邹和尚来头不小，是文殊菩萨变的；驴子也不简单，狮子变的，它负责下山买东西，同时传播“作人要诚信”的道理。汉灵帝最没出息，他骑白驴纯粹是为了玩，也难怪，他不是神仙。
任公子，《庄子》事也；骑白驴（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道教、佛教事也。显然，“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是“谁是任公子，海中钓大鱼”和“谁是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云中骑白驴”两个问句的合并，这两个疑问表达了李贺的双重怀疑。怀疑之一：“谁是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云中骑白驴？”——这一问，问的是后世那些求仙修道者（包括秦皇汉武）。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飞升而去，后人枉自学他们“服黄金，吞白玉”，不过徒劳而已。怀疑之二：“谁是任公子，海中钓大鱼？”——这一问，问的不是别人，正是“云中骑白驴”的张果老们。这些成仙飞升的修道“成功人士”，和任公子比起来，也不过是小儿科，小境界。他们充其量比“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的“辁才讽说之徒”略强一些而已。
李贺令任公子骑白驴，把两事合并成一事，强行拼接出一个荒诞意象，驴身而马面。任公子的大境界因为骑白驴的张果们的闯入而变得有些荒诞和虚妄；而张果们骑的白驴由于换了主人，也变得不伦不类。这样，“任公子”和“白驴”便互为解构因素，互相削弱、互相虚化、互相淡化，钓大鱼的任公子少了气吞万物的大气，骑白驴的张果们少了炼丹使气的仙气，神圣耀眼的光环暗淡了。结果是，“骑白驴的任公子”走下神坛，由神圣的使者变成了滑稽可爱的“圣诞老人”。只可惜这位“圣诞老人”往人们袜子里放的不是甜美的糖果，而是一响而散的爆竹。爆竹炸响后，所有美丽辉煌的梦幻像微尘一样迸散，只剩下一缕彻底怀疑的思绪。
这第三问对前面的第一问、第二问及其回答也构成了彻底的解构。“任公子骑白驴”这个荒诞意象再度刷新了“神君何在？太一安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张果等众神仙在任公子的冲击之下已经失去了神秘和神性的光环，众神所归的“神君”、“太一”的合法性也就出现了危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同样，第三问也对第二问构成了彻底的解构。第二次发问以及回答分别显示了对待时光流化的两种对立态度：一种是“斩龙足，嚼龙肉”的大胆抗争，一种是“服黄金，吞白玉”的辛苦经营。这两种态度在第三次诘问面前轰然崩塌了。“服黄金，吞白玉”已经被李贺用一个“何为”否定掉了，但这还不算完，李贺对它进行了穷追猛打。任公子典故显示了两种境界：一种是任公子“大钩巨缁”、“扬波东海”的大境界，一种是“辁才讽说之徒”“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的小境界。不难看出，这两种境界和对待时光流化的两种态度是对应的。而且，骑白驴飞升的神仙们尚且如此，后人的“服黄金，吞白玉”也就更难得什么善果了。
扩大一步说，求仙修道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它同时还具有一个观念体系。粗略来看，求仙修道呈现为一种三级体系：神君、太一——道士（包括飞升成仙的道士）——俗人（包括秦皇、汉武）。“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这个荒诞意象，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它的怀疑能量辐射到整个诗篇，整个求仙修道观念体系因之崩解。首先是对神君、太一的怀疑，其次是对“骑白驴”的道士神仙们的怀疑，最后是对俗人求仙修道的怀疑：“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那么，“斩龙足，嚼龙肉”式的愤激抗争的态度应属大境界，李贺是不是肯定了这种境界呢？也不是。任公子没有去钓大鱼，而是骑上了白驴。钓大鱼出身的任公子刚刚要作出一付“伟大”姿态，白驴却没有配合，一声空幻的驴鸣，把他刚刚上演的“崇高”瞬间变成了“滑稽”。“斩龙足，嚼龙肉”式的豪壮也因之散作微尘。
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只剩下两种东西：自然的永恒流化，人的绝对怀疑。人在不断的挫败面前，可能会产生两种怀疑：怀疑自己，或怀疑命运。李贺没有怀疑自己，他一直自负于自己卓异的诗才和“诸王孙”的出身。但他卓异的诗才并没有使他科举及第，而是由于荒谬的“家讳”被排斥于科场外；后来（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他在韩愈引荐下才作了一个无聊的小官奉礼郎，两年后病归昌谷饱受饥寒；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他在无情命运面前做了最后一次挣扎：到潞州投军，但次年又是无功而返。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不停地挣扎，但是，除了早年通过河南府试，他几乎从来没有顺利过；除了新婚之喜，他几乎从来没有快乐过。他怀疑命运，他愤怒、悲哀于命运对他的不公，现实世界对他的无情捉弄。激情之余，他能为自己的人生状态提供的最终解释是：命运的无常与人生的空幻。
二、“虞卿”
“虞卿”也是被“有意误读”的典故。在历史上，虞卿是“发愤著书”的典范，但李贺在《南园十三首·其十二》中却让他裁制了一件道袍：
松溪黑水新龙卵，桂洞生硝旧马牙。
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匹染朝霞。[1](p.92)
这首诗作于李贺乡居昌谷时。前两句充满了道教神异色彩。松溪桂洞，黑水龙卵，自是清幽之处，而且有一种神异氛围。王琦注：“松溪桂洞即其所居之地，龙亦卵生，凡水深而色沉黑者，必有龙潜焉。松溪之中或者传有龙居之，故云。又山涧中所产蜥蜴，土人往往称之曰龙。龙卵或是蜥蜴之卵，亦未可知。”[1](p.92) 生硝马牙，则是十足的修炼药饵。但是第三句中“虞卿”的出现，使这种道教神异氛围变得不安起来。
此诗中的“虞卿”典故见于《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跻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9](p.1859)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9](p.1862)
虞卿被司马迁视为身具纵横捭阖之才、失意则“发愤著书”的典范，在后世典籍中也总是以这种面貌出现的。他与道教或道士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李贺在此诗中却让他披上了艳如朝霞的大红道袍：“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匹染朝霞”。这是为什么呢？
王琦对此二句的理解是：“《史记》称虞卿，游说之士也。……与长吉生平无一相似，无庸取以自比，且与全首文意亦了不相干，何以忽入此古人姓名？意者昌谷中人有潜光隐曜，道服而幽居者，与长吉往来交好，其人虞姓，故以虞卿比之。如称贾至为贾生，孟浩然为孟夫子，唐人诗中类多有之。”[1](p.92) 王琦之说粗看似有理，但细考具体诗篇，却不尽然。“贾生”在《全唐诗》中共出现66次，明指贾至或类似其他贾姓实名者只有二首，即独孤及《送陈兼应辟兼寄高适、贾至》“贾生去洛阳，焜耀琳琅姿”[10](p.622)，以及刘长卿《送贾三北游》“贾生未达犹窘迫，身驰匹马邯郸陌”[10](p.358)，其余诸诗中的“贾生”皆指贾谊。“孟夫子”出现5次，都明确与孟浩然或孟郊有关，即李白《赠孟浩然》、元结《送孟校书往南海》、刘叉《答孟东野》、《与孟东野》、韩愈《远游联句》。这些诗句中“孟夫子”或“贾生”的指代，都在诗题或正文中有明显交代或暗示。然而，李贺此诗中的“虞卿”，不论是在这首诗中，还是在全集其他各篇中都没有任何暗示。所以，推断此诗中的“虞卿”指代昌谷中一位道服幽居之人，固然有此可能性，但是很牵强。而且以“贾生”喻贾至和以“虞卿”喻“昌谷中道服幽居之人”的差别是很大的。贾至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乙亥科状元及第，著名诗人，一生仕宦，历任中书舍人、尚书左丞、京兆尹、右散骑常侍等官职，与汉代贾谊自有可比之处；但“虞卿”与“昌谷中道服幽居之人”几乎毫无可比之处。由此可以推断，李贺此诗中的“虞卿”指的就是《史记》中所记述的那个“发愤著书”的“虞卿”。
王琦的目的很明确：他发现了“谁遣虞卿裁道帔”一句中的意义裂隙，但他总想努力弭平这种裂隙。弭平是一种遮蔽。我们的态度和他恰恰相反：我们决不试图弭平这种裂隙，而是要彰显这种裂隙，更要沿着这种裂隙深究下去，因为这个裂隙正是李贺文心的幽微之处。那么，李贺让“发愤著书”的虞卿来裁制道帔，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其用心处何在？确确实实是不相及的，确确实实是一种强行的嫁接，这正是李贺此诗的隐秘所在。这是李贺心目中两种隐居生存方式的强行嫁接：一种是隐居著书名世，一种是修道养生。这两种生存方式在李贺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著书名世是李贺最不愿接受的一种退路，他在《南园十三首·其六》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对“寻章摘句老雕虫”[1](p.88) 式生活的厌倦，到第十首中，则明确地说：“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1](p.90) 所以，在这首诗中，他才会让以发愤著书名于后世的虞卿去裁制一件道帔。“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匹染朝霞”，这是一很滑稽的画面。游说得志、官拜上卿、失意后发愤著书的虞卿，一生为显身扬名辛苦经营的虞卿，现在却以一匹朝霞色的轻绡，裁了一件道袍，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极不和谐。而且这两种不和谐因素并列一处，每个方面都成为对方的一种解构因素。虞卿一生为显身扬名而操劳，他那火热而沉重的激情，在“轻绡一匹染朝霞”的道袍之下变得轻飘飘起来，在松溪桂洞、生硝马牙、黑水龙卵的阴气熏染之下也变得冷清了起来；同时，松溪桂洞、生硝马牙、黑水龙卵、轻绡道帔的“仙气”由于“虞卿”这个冒失鬼的闯入也变得不纯了，虚静超脱的“仙气”中掺进了世俗躁动的杂质。
滑稽的背后是李贺深深的苦涩。他不会去发愤著书，也不会去山居修道。著作与修道，他只不过是想想罢了，这两件事情在他的心中，根本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神圣。也难怪，人们常说的是“归隐”或“退隐”，青年李贺还没有“出去”，还没有半点功业可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1](p.87) 的激情梦想还在召唤着他，何言“归”，何言“退”呢？所以他在昌谷也呆不长，不久（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他就离开昌谷，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投奔去了。
三、“骏骨送襄王”
提起马，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韩愈的《马说》。《马说》揭示了一个由“千里马—伯乐—饲马者”所构成的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骏马”是渴望为主人效力的“人才”；“饲马者”作为马的主人，掌控着对骏马是否任用、如何任用的权力；“伯乐”则是作为“饲马者”的智囊，他有发现骏马的智慧，拥有对饲马者的“建议权”，但骏马的“待遇”是否“落实”，那不是他的事情，饲马者完全可以不理伯乐的意见。事实也正是如此，伯乐的“建议权”常常是被架空了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1](p.20) 实际上，不仅骏马难遇伯乐，伯乐更难遇明主——有眼光、有魄力的“饲马者”更是少之又少。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位伯乐，一位“堆金买骏骨”的少年。
宝玦谁家子，长闻侠骨香。堆金买骏骨，将送楚襄王。（《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三》）[1](p.105)
这个身佩宝块的少年周身弥漫着一种英雄豪气。“侠骨香”一词体现出人们对豪侠之士任侠使气、蔑视法度、重义轻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极度赞赏。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其二：“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12](p.5) 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10](p.385) 这样一位少侠却做了一件让人十分费解的事情：“堆金买骏骨，将送楚襄王”。
关于“骏骨”，历来有两种解释。
一是认为“骏骨”即是《战国策·燕策》中著名的“千金买骨”典故。燕昭王即位之初，想要招贤报仇，向郭隈问计。郭隈建议燕昭王，效法传说中以500金购买千里马尸骨的古代君王，厚待他郭隈来招揽贤士。燕昭王听从了他的建议，“为隈筑宫而师之”，果然不久以后，“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战国策·燕策》）[13](pp.15－16)
“千金买骏骨”典故在唐诗中也是反复出现的。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骤耳空腾骧。”[10](p.400) 杜甫《昔游》：“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10](p.534) 诗中总是用昔日燕王“千金买骏骨”的魄力来反衬今世人主对贤才的漠视。李贺诗中的“骏骨”有如此意义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是认为“骏骨”指的是“骨相奇骏之马”。在唐诗中，“骏骨”作此解者也不乏其例，如李世民《临洛水》“春搜驰骏骨，总辔俯长河”[10](p.22)、《咏饮马》“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10](p.24)、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骏骨黄金买，英髦绛帐延”[10](p.1006)，还有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九“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1](p.102)。
楚襄王即楚顷襄王，楚怀王之子。顷襄王既不好骏马，又不好贤才。他有两件事最著名，但都不太光彩：一是他好女色。宋玉《神女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14](p.8)。二是他放逐屈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9](p.1935)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9](p.1936) 不论是骏马，还是骏马之骨，这个少年堆金买来送给好色恶才的顷襄王做什么？
又是“典故的有意误读”。“买骏骨当送燕昭，反而送楚者，所谓北首而南辕也，用意深妙。”[1](p.512) 清代阙名《李长吉诗集》：“寓尽明珠暗投之苦。却送楚襄王，趣极。”[15](p.112) 多数注家均持此解。但细想来，这个“长闻侠骨香”的少年，有任侠使气、重义轻生、纵横六合的豪情，不大可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愚忠腐儒。所以，与其说他是“明珠投暗”，还不如说他是故意送错了人。正因为顷襄王好女色、近小人，少侠才偏要送骏骨给他，以此来刺激他一下，让他反躬自省，广招贤才，重振国威。这个少年所要表达的不仅有无奈，更有他的愤怒。虽然侠肝义胆可鉴，但他的一份苦心却是白费了。那么诗人李贺借这个有意误读的典故所要表达的，便不仅是无奈与愤怒，更是深刻的失望与虚无了。李贺以骏马自况，然而，在《马诗二十三首》中，骏马们没有几个好下场的，有的“蒺藜衔”（其二）、有的“骨查牙”（其六）、有的“无人用”（其八）、有的“折西风”（其九）、有的“溘风尘”（其十一），而庸马、劣马们则是“银鞯刺麒麟”（其十一）、“白铁锉青禾”（其十七），待遇好得很。骏马无依，明主安在？李贺借这个典故的有意误读，充当了一回无可奈何、又有点气急败坏的伯乐，堆金买来骏骨，往楚襄王面前一站：“你看着办吧！”
四、“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
李贺是一个诗人，他带着他的诗来到这个世界。诗，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诗人，是他最切实的身份。当然，他还有一个“诸王孙”的身份。他有一个遥远的祖上作过“郑王”，于是，这个“郑王记忆”支撑了他全部的“诸王孙”想象。而且这两个身份在李贺心目中的地位不是等同的。他非常在乎这个“诸王孙”身份，在他的身份想象中，他是陇西那个荣耀的“诸王孙”，而不是家住昌谷的这个窝窝囊囊的书客。“诸王孙”是他的一个“心结”，是他心中最强有力的召唤。他的“蛇作龙”的梦想、“噪礼乐”的大志，都是这个“心结”的辐射。他以“诸王孙”的“想象身份”，“想象地”加入帝王的伟业。《金铜仙人辞汉歌》序文中明言自己以“诸王孙”身份为魏明帝写作咏歌：
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1](p.94)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序文中，李贺把“魏明帝迁徙金铜仙人”这个典故进行了“有意误读”，虚构了一个“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的事件发生时间［事实上，魏明帝青龙五年·（公元233年）即改元“景初”］。注家对此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对于这个“有意误读”的案例进行孤立的“史事钩沉”未必是有效的，更应该注意的是诗人在他自己本文中透露出来的微妙信息：首先最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虚构了“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的事件发生时间，又特别明言自己的“诸王孙”身份；其次，要明确一个重要原则：他“误读”了什么，同时就是在提醒着什么；他掩盖着什么，同时就是在彰显着什么。单就典故误读而言，李贺并非有意将全部“真事隐去”，只是更动了时间，是一种“有意误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首先是让人注意时间问题。注意时间的什么呢？诗歌首联即明确交代：“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时间的无情流化。这正是他的“时间焦虑”；其次，淡化事件真实，意在强化情感真实。联系诗歌正文可以看出，对此典故，李贺最想说的是仙人被迁时的“潸然泪下”，全在一个“情”字。这是解读的第一步。
下一步，我们把“魏明帝迁徙金铜仙人”这个典故的“有限误读”与同一段文字中“诸王孙”身份的明示作互文性解读。既然明言自己的“诸王孙”身份，同时诗的表达重在一个“情”字，那么，本诗的隐含旨意一定不是对帝王的“讽刺”或“揭露”（虽然这种断语非常符合中国的意识形态解读习惯）。典故的“有限误读”表明，他承认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同时又表明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想象性参与”。这样，“诸王孙”身份的明示也就非常重要了：他以“诸王孙”身份对“魏明帝迁徙金铜仙人”事件进行了“想象性参与”——对方是帝王，“我李贺”是“诸王孙”，俨然一副“自家人管自家事”的姿态。所以，这个典故的“有意误读”，与其说是对帝王的揭露与讽刺，还不如说是他“诸王孙”身份的有意宣示和“诸王孙”行为的“想象性实施”。
李贺抑制不住这种冲动。他的《公莫舞歌》把“刺豹淋血盛银罂”[1](p.138) 之类恐怖的血光剑影场面尽情渲染一番之后，作为观众的诗人李贺借樊哙之口讲了一通“大道理”：
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龙子。芒砀云端抱天回，咸阳王气清如水。
铁枢铁楗重束关，大旗五丈撞双环。汉王今日须秦印，绝膑刳肠臣不论。[1](p.138)
钱钟书以此诗为证，说明李贺诗专在修辞设色上用力，缺乏世道人心之感[16](p.47)。李贺所牵肠挂肚的当然不是世道人心，而是他的“诸王孙”身份。这通“大道理”正是他以“诸王孙”身份对刘邦这个“天授”帝王的倾情维护。
在用典上，很少有哪位诗人像李贺这样大胆。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典故的有意误读，他在诗句中有意构造一种语义裂隙。这道隐隐约约的裂隙，像一个神秘的黑洞，它招引着人们去探寻，去领悟隐藏在裂隙深处的隐秘文思。这无疑是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
［收稿日期］2008－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