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只能是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农民问题将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化的综合性问题：它既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现实问题，又是现代化经济建设中非常重要且难度最大的问题，而且也是提高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关键问题。一句话，农民问题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问题。
【关键词】农民问题 中国现代化 社会主义制度 经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素质
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首先实现农村现代化。因而，农民问题也就成为关系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本文仅就农民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做一探讨。
一
自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开始了向现代化进程的迈进。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现代化的过程显示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由于现代化的运作方式和物质载体有所不同，因而带有一定的政治属性”〔1〕。 社会主义道路是近现代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必然选择。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只能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即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前提。诚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
在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现实问题。首先，农民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级分化。”〔3〕“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 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4 〕我国社会主义的这两项根本原则能否坚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问题。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而农村集体所有制则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过去那种高度集中而僵化的经济体制，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普遍得到实惠，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改革并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否定农业集体所有制，也不是要重新回到农业改造前几千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传统的个体经济状态中去，而是对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完善和发展。把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形式引入集体经济，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一方面可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坚持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5 〕农村改革始终必须在坚持和壮大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任何有悖于这一原则的言行都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其结果势必会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坚持和发展。而就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来看，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有所拉大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如果得不到有力的抑制和很好解决的话，那么，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可能并不是没有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逐步缩小农民、农村与工人、城市的差距，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其次，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一重大问题。一方面，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时期，加强工农联盟的关键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引导和帮助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实现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农民问题关系着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钢铁长城——人民军队——的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而人民军队则是维护它的有力工具。农民大国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主体来源是农民阶级。毛泽东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6〕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同样如此。所以， 离开了农民，就谈不上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没有农民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军队建设，更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第三，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农民大国。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吃饭问题尤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舍此而搞资本主义，势必形成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吃饭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7〕也就是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十数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如果中国人民尤其是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不好，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二
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是现代化的主要表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按照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这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民问题的解决。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第二步这一关键时期。确保在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和在下个世纪初开始第三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而且是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粮食生产和解决吃饭问题的任务在下个世界将更加艰巨。新时期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据统计，改革前的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0477万吨，1993年增长为45644万吨〔8〕，1994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产量稍有减产，为44450万吨〔9〕，而1995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达46500万吨〔10〕。就是说，目前我国年人均占有粮食为400公斤左右， 接近和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长期以来困扰人民基本生活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在吃饭问题上不容乐观。除了有6500多万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11〕迄今不得温饱外，有两个方面的现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一是与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和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相比，农业生产发展滞后问题更加突出和严重。由于我国农村改革目前主要还处在以分散经营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比较落后的生产形式，从根本上说难以适应农业向集约化发展的现代化趋势，加之农业生产基础本来就薄弱，缺乏后劲，尤其是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限制的特征明显及耕地达到了承载的极限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粮食产量的增长。二是当今中国再一次处在建国以来人口生育的高峰期。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净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虽然“八五”期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1995年的10.55‰，“九五”期间要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10.83‰〔12〕， 但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的势头短期内难以改观。据专家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突破12亿达到13亿左右，而到2050年将增至16亿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在当今人口的基础上，还要接纳新增人口4亿左右。若按目前人均年占有粮食400公斤计算， 到本世纪末我国粮食总产量要提高到52000万吨左右，到下个世纪中叶必须达到64000万吨左右。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半个多世纪，我国粮食产量的年增长率要保持在 0.7%左右，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况且尚未计算自然灾害、耕地减少等制约粮食增产的因素在内。一方面是急需增产粮食的形势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乱占耕地、环境污染和沙漠化等人为和自然原因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土地的征用，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在以每年300—600万亩的速度递减，有些年份还要高于此。倘若耕地锐减和人口剧增的势头不能有效地遏制，那么，人多地少地矛盾会进一步恶化，吃饭问题会成为困扰和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不利因素。因此，任何时候对吃饭问题都不能松懈，始终都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中国必须立足国内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除了党和政府的兴农护农政策和坚持、完善“米袋子”与“莱篮子”制度外，主要途径与措施有：一要加快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业经济体制，采取切实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满足和维护农民的利益，进一步调动亿万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二要大力宣传和坚决贯彻执行土地法规，制止乱占和破坏耕地面积的行为，依法保护耕地，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现有耕地，同时要面向全国国土，充分挖掘潜力，开垦宜农荒地，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质量，切实解决耕地不足问题；三要坚决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而这三条，无论哪一条其重点和关键都在农村，都必须认真、切实地解决农民问题。
第二，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农业历来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从农村改革入手而拉开序幕，正是基于这一点。纵观1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粮食生产来看，1978年粮食总产量为30477万吨，改革以来粮食生产逐年稳中有增，1995 年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6500万吨；从农业生产总产值来看，1978年为1397 亿元，1993年增至10994亿元〔13〕。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不但繁荣了农村经济，成为扩大农村就业渠道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而且其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 不仅使亿万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村生产力明显发展，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职工群众的物质生活，特别是为城市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从全局来看，我国的经济是一种资源制约型特别是农业资源制约型的经济。农村改革的进展程度和农村能够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实际上制约着城市改革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11〕。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工业体制改革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然而，目前我国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加快农村改革刻不容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无疑为农村改革的起步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但在新形势下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困难和挑战。综其要者有：经营规模过小，土地过于分散，难以适应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农民积累能力差，扩大再生产难以为继；生产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程度低，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农业科技推广困难，科学种田不能落到实处，科技与兴农难以统一起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遇到的上述困难说到底是当前农村改革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以推动工业发展和城市改革，就必须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入手。主要是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尤其要把影响全局的基础设施搞上去。此外，应把农村改革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搞大农业，用大农业的观点和思路办农业，加大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力度，坚持以粮为主，农林牧副渔诸业并举，切忌单纯的粮食生产倾向；二是提倡农业的高产、优质和高效，在优化农产品上下大功夫，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三是在农产品深加工上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使农业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从而获得最大的增值效应，即节本增产；四是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包括第三产业），“以工补农”、“以工带农”、“以工建农”，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尤其应该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步伐；五是从宏观上对农业生产进行调控，引导和帮助农民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以适应市场的供需要求；六是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引导、帮助农民科学种田，使科技与兴农有机地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走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城市改革和工业经济发展的步伐，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第三，农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农民则是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强大动力。这不仅是由于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且因为农业是工业生产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民既是工业劳动者的主要后备力量，也是工业品消费市场的主体。早在半个世纪前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英明地预见了农民在未来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15〕。建国后我国工业化的实践尤其是开放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一预言的正确性。1987年，以农副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达2877亿元，占全国轻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2.9倍。1994年， 以农业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全年轻工业完成增加值7668亿元，比上年增长19.6%，产值占全年工业增加值的41.7%〔16〕。而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开始成为工业品消费市场的主体。如在城镇滞销不畅的黑白电视机、缝纫机、手表和收录机等工业品，却在广大农村甚为走俏就是有力的例证（见下表）。至于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则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后备劳动力大军（当然也带来了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总之，无论是工业生产的原料市场，还是其劳动力市场及工业品市场，无一不主要取决于、依赖于广大的农村和农民。
平均每百户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17〕
名称1985年1993年
自行车 80.6辆133.9辆
手表136.3只
170.6只
缝纫机 43.2架 62.3架
收录机
4.3部 24.1部
电视机 11.7部 69.6部
三
高度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是较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主要表征，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和科学技术。首先，应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提高国民素质。中国第一大阶级是农民阶级，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所以文化教育事业的重点在农村和农民身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广大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我国文盲和半文盲的绝对人口总数大约为1.8亿，占世界文盲人口总数的1/4。而1.8亿文盲和半文盲绝大多数在农村，属于农民。随着1995年全国人口达到12亿，据估计，我国文盲和半文盲的人口总数在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量基础上会有所增加。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致使我国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和发达国家相比则相差更远。日本早在50年代仅农业劳动者的文化水平程度已达11.7年，而我国在90年代，全国人均文化程度才为5.5年〔18〕， 还不及小学毕业，至于农民的实际文化程度还要低于5.5年。 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人口文化素质的低下几乎也是世界之首：农民位居全国人口之首，而文盲半文盲也居全国之首。这种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我们深感提高全民族特别是农民文化素质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然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广大农村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成千上万的新的文盲和半文盲，使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这项本来就异常艰巨的任务更加任重道远。由于经济落后、观念落后和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等原因，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失学，少无所学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有碍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必将严重影响未来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从而滞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在农村尤为艰巨。其次，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就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言，仍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尚未充分体现出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含量还比较低，在农业领域尤为明显和突出。大多数农村和农民仍在从事着强度大而效率低的体力劳动，科技兴农则处于起始阶段。这样，不仅广大农民艰苦的劳动方式、劳动强度和生产条件难以改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和发展。因而，科教兴国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广大农村和科教兴农上。
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信念、文明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等也是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内容和显现。中国曾经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的国家，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致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封建残余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农村往往是现代文明的后进地区，封建思想和落后意识在农民身上难以消除。这不仅是因为农业生产是古老而传统的经济部门，而且农村基本上是分散的，农业劳动可以单家独户进行。而中国自然经济的历史很长，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上仍然处于分散经营为特征的状态，这就在客观上更使农村易于保存旧的传统，农民之间的交往和社会联系相对较少，农村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活动较为困难，教育也相对落后于城市，落后、愚昧的思想意识和传统的改变及接受文明观念、向现代文明靠拢的步伐比城市更慢、更难。近些年，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观念在农村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而且日见突出并向城市渗透，这足以说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任务之艰巨。因此，除了在广大农村进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关键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农民树立科学、进取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及正确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提倡先进、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逐渐接受现代文明观念。消除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引导农民向现代文明靠拢，一定要从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办法和措施上必须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不同情况和现实结合起来，即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在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指导下，实施“村落文化建设”工程，即以农村的基层——村落——为着眼点和出发点，实行“以村落为依托，以处于同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的人群（即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下的人群）为对象，以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准绳，进而形成的典章制度、约束机制、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审美理想的文化模式”〔19〕。这一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现代文化模式的推广，必将对建设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不可估量的影响。总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重视营造农村现代文明的氛围，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农村现代文明的步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识的提高和发展。
综上所述，农民问题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它将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并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中国农民问题解决之日，便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时。＊
注释：
〔1〕《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探析》， 《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2〕〔3〕〔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138、111、138页。
〔6〕〔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8、10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邓小平重要谈话》第3页。
〔8〕〔13〕《光明日报》1994年9月21日。
〔9〕〔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10〕〔11〕〔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第13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 改革出版社1988年版。
〔17〕《光明日报》1994年9月27日。
〔18〕《人口：包袱与财富》，《瞭望》周刊1991年第13期。
〔19〕《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村落新文化》，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8期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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