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经济收敛性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经济论文,收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1]。同时，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重要代表，在区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重要[2,3]。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应用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4]。郎平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5]。宏观方面，互联网创造了全新的产品产生了宏观经济效应，并通过网络化触角使经济更具有规模效应和扩张效应。微观经济方面，互联网所带来巨大的贡献无疑是电子商务的迅速兴起。刘卫东认为互联网的普及正在引起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根本性改变，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他强调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影响的两个主要要素，即对市场的快速反应与配送的快捷性[6]。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反映在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部门，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知识的扩散、应用和创新。反映在全球层次互联网是全球生产网络扩展的催化剂；反映在地方层次互联网是地方产业集群演化的驱动[7]。 但是，中国各省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并且互联网发展也十分不平衡[8,9]，数字鸿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差距，可能加剧中国社会空间的分离与破碎化。互联网经济能够拉动消费、促进生产，同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技术实力的不同以及各国政府重视程度的不同，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互联网发展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衡，这将影响亚洲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运行[10]。互联网一方面加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融合，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差距[11]。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格局中，东西矛盾和南北差异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经济优先，发展至上”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后，南北差异的问题日趋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的依附现象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减弱，但实质却不断增强，而国际互联网的产生和运行，“数字鸿沟”将会引发严重的马太效应，使这一事实更为显然[12]。Noh和Yoo采取1995-2002年60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普及率对贫富差距大的国家有负面的影响，数字鸿沟阻碍经济发展[13]。这一结论与Zhang的研究结果十分吻合[14]。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还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等的问题，这一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现实。中央政府和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经济水平差异过大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互联网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能否让落后地区乘坐信息列车追赶发达地区，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将逐步削弱，而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将逐步强化，其发展机会将逐渐增多。特别是很多人认为新的技术往往为后发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15-17]。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均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信息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以期加速欠发达地区的新技术扩散和推广[18,19]。然而，有些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也没有像人们当初所料想的那样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在扩大原有的差距[20,21]。这种“数字鸿沟”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各方关注，因为在信息时代，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2,23]。 数字鸿沟在许多国家也被广泛讨论，还成为南北对话的重要议题。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看，数字鸿沟这一信息传播和获取的不均衡现象有可能会和长期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结合在一起，甚至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加大社会不公，这就有悖于全面深化改革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由此可见，数字鸿沟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信息时代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事实上，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区域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必要掌握区域差异的时空变化规律，才能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促进中国互联网和谐稳定的发展。另外，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收敛假说认为，如果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则意味着区域经济的差距会在市场条件下趋于弥合。随着互联网在区域经济发展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数字鸿沟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究竟互联网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这一问题值得研究。基于此，本文采用泰尔指数的方法对互联网的区域差异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建立收敛模型，考察互联网对经济收敛性的影响。 二、中国互联网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选取互联网普及率这一指标来衡量新技术在当地的扩散程度。互联网普及率是诸多学者进行互联网发展研究的常用指标，即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其反映的是互联网在社会人群中应用的广泛程度。从1997年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每6个月对互联网发展情况做一次统计。考虑到数据的获取及可比性，本研究的区域为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港澳台地区除外)，考察时期为2000-2013年。各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数据均来自CNNIC的统计报告(CNNIC，2001-2014)。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泰尔指数是依照信息熵理论提出的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等系数，该系数可以分解为互相独立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T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为泰尔系数；n为研究样本数；
为i省的人口占研究区总人口的比重；
为i省互联网用户占研究区互联网用户的比重。泰尔系数越大表示省际差异越大；反之，泰尔系数越小表示在空间上越均衡。泰尔指数具有可分解特征：
此外，区间贡献率是指三大地区的区间差异占总体差异的百分比，而区内贡献率则是区域内部差异占总体差异的百分比。 表1报告了中国互联网使用的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及二次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中国互联网使用的区域差异总体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其中2000-2003年全国差异迅速下降，这一时期东部互联网普及差异缩小尤为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则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在个别省份迅速扩散，在东部地区表现为追赶，缩小与北京、上海之间的差距；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异军突起，扩大了区域内部的差异。2004-2006年，全国网民差距持续缩小，但速度明显减弱，三大地区与全国的变化趋势十分相似。2007-2013年，全国及各地区的差异均呈现出先缩小后逐渐趋于平稳的状态①。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东部少数经济发达省份优先普及，而中西部地区普及微乎其微，导致这一时期内地区间拉开巨大差距。随着互联网广泛普及，全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逐渐缩小。
中国三大地区间的差异值得深入分析。通过泰尔指数的分解发现，互联网发展初期地区的内部差异才是差距产生的主要来源，但近十年来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逐渐赶超区内差异，并显现出越来越突出的趋势。2000年三大地区的内部差异贡献率为60.62％，而区间差异仅占39.38％；2013年内部差异贡献率下降到35.59％，区间差异以64.41％的贡献率成为中国互联网差异的主要来源。 各地区的内部差异分别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普及的内部差异的主要是由东部地区的差异引起的。2000-2001年，东部的差异贡献率都在70％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北京、上海的优势显著，与其他省市拉开差距。2000年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20.44％，而同年海南互联网普及率不足0.01％，二者相差23.12倍。随后的十年中，东部省市互联网迅速普及，2013年北京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3.57％，是东部最低省份山东的1.65倍。尽管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的极差显著缩小，但仍然是全国互联网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其次，中部地区互联网差异波动比较剧烈。2002-2006年间，中部地区区内贡献率骤然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山西超过湖北成为中部互联网最普及的省份。此期间中部地区的互联网用户大幅度增加，尤其是山西省的增速明显大于其他中部省份，导致内部差异稍有扩大，贡献率仍一度超过30％。但随后湖北也加快的互联网普及速度，二者差距缩小，中部发展水平相对平均，差异贡献率又减少到20％左右。 最后，西部地区的差异贡献率逐渐增大。初期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相对较低，但由于各省间发展程度良莠不齐，重庆与陕西作为西部互联网最发达的地区，二者差异也十分微小，因此内部差异不大。2004-2006年，陕西省的逐渐赶超重庆，成为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省份，同时使西部内部的差异贡献率扩大到20％以上。2007-2013年，新疆的互联网迅猛发展，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远远超过西部其他省份呈现一枝独秀的状态，并把差异贡献率提升到26.04％的最高点。 近年来，尽管一些落后地区的技术基础设施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在数量的鸿沟延续的同时，质量的鸿沟进一步加剧。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深化和扩散同时发生。技术深化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虽然这些地区互联网用户增加率降低，但是网络功能、上网速度、社会对技术的应用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已进入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技术的低端部分开始向落后扩散。尽管发展落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绝对数量有所上升，但其整体水平还处于信息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数字鸿沟的表现已经从“数量”和“接入”的不平等，转向信息技术“质”的不平等，其中包括设施的功能升级(宽带技术、第二代互联网、云计算等)以及用户的经验和能力的变化。 三、数字鸿沟对经济收敛性的影响 (一)技术发展对经济收敛性的影响 技术能力差距带给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使其具有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的发挥取决于技术引进、技术溢出和模仿与吸收能力，同时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能力。由于地区间技术发展能力的不同，贫富地区间可能存在三种发展路径： 1.制衡效应。按照Abramovitz[24]的说法，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越大，生产率提高的潜力越大。落后地区吸收发达地区技术扩散的能力，也就是Abramovitz所谓的社会能力或者是陈秀山和王舒勃[25]所指的后发优势的实现条件。当落后地区的技术增长率大于发达地区时，落后地区和领先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会逐渐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的差距始终存在，差距既没有扩大与没有缩小，或者在长期中有所波动但总体表现出差距维持不变，形成了制衡效应。 2.收敛效应。当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时，落后地区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在不断地下降。长中期技术差距会停留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但落后地区的技术增长率无法超越发达地区，仍然存在技术上的绝对差距。发达与不发达的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假如落后地区能够实现技术升级与创新，发挥互联网的动力作用，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就有可能实现和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收敛。 3.马太效应。当发达地区的技术增长率大于落后地区，且落后地区吸收扩散能力不足时，这时即便存在技术扩散，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也会越来越大。数字鸿沟会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由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初始水平不同，加上互联网水平和科学技术环境呈现相似的分布格局，在两个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可能导致经济的两极化。同时，由于内生性经济增长和报酬递增效应的存在，发达地区在发展初期具有先发优势，又通过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机制保持和扩大这种优势。落后地区则囿于经济和技术缺陷，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被锁定在信息与经济的贫困之中。二者分别形成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收敛模型构建 将中国假定为一个封闭经济体，利用Barro[26]的收敛性分析模型：
式中i表示31省(市、区)，t和T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两个时点，本章的研究期为2000-2013年，T-t为研究年限，
分别为初期和末期的人均GDP，
为稳定状态的人均产出增长率，
为稳定状态每个有效工人的产出水平，
为每个有效工人的产出系数，
为误差项。β是收敛系数，即
接近
的速度。实际产出速度向稳定状态接近的速度越快，β值越高，经济就收敛性就越高。如果β值小于0，则表示地区经济增长趋于发散。由于最长研究期为14年，因此可以假定
和
保持不变，得出一般估算公式：
B是常数，
是误差值，由公式(5)计算得出的β值仅与期初人均GDP有关，称为绝对收敛。 根据Sala-i-Martin[27]构建的条件β收敛模型：
即在绝对收敛模型中引入控制变量
，这里指的是i地区初期的互联网变量。假设在引入变量后能够保持稳态，β值显著为正，就认为这个控制变量加剧了经济的收敛；相反，如果β值显著为负，认为互联网对经济产生扩散效应。 计算省际差异缩小一半所花费的时间，即收敛的半生命周期，其公式为： π=-ln(2)/ln(1+β) (7)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遵循S型创新扩散曲线。按照采纳创新的时间，Rogers[28]将采纳者分为五类。2000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2.5％，进入早期接受者；2007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6％，跨入早期大众普及阶段。由累积扩散程度可以看出在早期接受者扩散2000-2007年和早期大众扩散2007-2013年这两个阶段，互联网普及速率明显不同，因而对经济差异的作用可能也有差别。因此，我们分别考察了2000-2007和2007-2013两个时期，互联网对经济收敛分别有怎样的作用，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三)结果 2000-2013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收敛的趋势，模型(1)中收敛系数β为0.022，意味着落后地区以每年约2.2％的速度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29,30]。在引入互联网变量以后，结果有了较大的变化。收敛系数β下降到0.019，即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中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收敛速度减慢，收敛半生命周期由27年增加到33年。 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差距。从硬件方面来说，欠发达地区的网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发达地区，包括个人购买信息终端的经济能力也普遍偏低。城市地区互联网接入已经呈现低龄化趋势，而欠发达地区互联网接入的主要来源仍是青年。从软件方面来说，在互联网络联系形成之初，发达地区就已经控制了网络空间的功能和范围，落后地区并没有被视作信息技术贸易的重要市场，自然而然地在发达地区形成密切的网络联系，进行信息、技术、贸易等交流。 当落后地区开始进入这个网络时，只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一是市场环境的劣势。随着市场机制在科技研发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开始增强，互联网相关的资源也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流向发达地区，结果一方面会导致落后的地区由于科技资源的减少而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经济发达，因而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互联网中，互联网进步又会促进其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中西部地区由于受自身经济规模的约束，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优先将资金投至城市建设方面，在科技资源投入上要少得多，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因此受到限制。二是自身技术能力的局限。虽然省际经济差距正在逐渐弥合，但各省普及水平和知识吸收能力等初始条件不同，对各自经济的促进程度也不同，导致经济的两极化。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具备了互联网的先行优势，在信息化浪潮中率先得到发展，已经成为信息技术的主要领导者与创新者。落后地区则无法突破技术的瓶颈，主要依靠吸收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依然被锁定在信息与经济的贫困之中，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性。 互联网技术扩散的同时，与产业的融合更加紧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力度越来越大。2015年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对经济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即时联系与高效管理，也不仅是电子商务的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引擎，而是将知识、数据、计算应用到生产中，推进知识创新和产业演进。互联网+意味着对互联网的应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而且相应的产业和服务环境也有较高要求，这也就意味着欠发达地区面临新的挑战。互联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马太效应，扩大了经济的收敛性。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淘宝村、淘宝镇的兴起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分阶段的收敛模型结果表明：互联网在早期接收者间传播时，对区域经济的差异无明显影响；在早期大众普及后，消除了区域经济的收敛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速在不同时段呈现不同特征。模型(2)的拟合结果并不好，β值也十分不显著，说明2000-2007年，经济增长率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发现反向相关关系，在此期间也不存在经济收敛现象。而模型(3)显示在2007-2013年，β值达到0.036，并通过显著性检验。2007-2013年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以3.6％的速度向发达地区靠近。 2000-2007年间，中国经济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扩散和收敛，即处于相对制衡的状态，落后地区没有追赶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也没有扩大超越落后地区的步伐。而模型(5)也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国互联网发展比较晚，1994年才接入国际互联网，2000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49％，2007年上升到16.77％。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互联网本身还未形成通畅的网络，互联网独特的高速、高效特征还不能得到体现。另外，互联网本身也不完善，不管是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例如，网上购物和网上销售是互联网作为商务平台工具的重要体现，2007年中国网络购物交易金额为542亿，购物人数规模仅为4640万。 北京、上海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的增长极，并且在2007年之前，主要表现出虹吸效应。在此期间，陆续出现福建、辽宁、山西、新疆等省份互联网迅速追赶的现象，即在不同地带间均出现增长副中心，使互联网促进作用没有完全集中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此时的互联网发展格局尚不能形成经济形势的扩散。但个别省份互联网迅猛发展也没有改变中西部地区互联网落后的现状，因而也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收敛。总之，2000-2007年中国互联网对经济收敛性无明显影响。 2007-2013年间，在实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后，中国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收敛，互联网也表现出同样显著的收敛。然而，互联网的条件β收敛的结果不显著。这是因为互联网在发达地区的作用大于落后地区，与经济自身的收敛作用产生相反的作用力，中国经济的收敛作用变得不明显，回复到制衡的状态。 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已经走下高科技的神坛，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取得广泛的应用。截至2013年12月，全国使用计算机办公的企业比例为93.1％，使用互联网办公的企业比例为83.2％。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02亿，是2007年的6.51倍，增长率为31.68％，使用率从22.1％提升至48.9％。如今，品牌企业和平台商城(B2C)构成了网络购物市场的绝对主体，在传统商品交易市场无形化、网络化过程中，市场份额迅速增大，并为物流业扩展了发展空间。2013年网络购物市场继续快速向前发展，交易金额达到1.85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40.9％，网络零售市场交易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9％。网络购物中实体商品交易如火如荼，服务类型的商品也推陈出新，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充分表现网络购物用户的增长、交易频次的增加以及交易金额的显著提升。因此，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朗。发达地区应用互联网的水平高于落后地区，重新构建经济发展差距，原本的经济收敛性被破坏。 四、结论与讨论 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对中国31省市区从2000年到2013年期间的互联网普及率进行了详细考察。通过泰尔指数对三大地带的差异进行二次分解，发现互联网发展初期地区的内部差异才是差距产生的主要来源，但近十年来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逐渐赶超组内差异，并显现出越来越突出的趋势。三大地带内部差异分别体现出以下特征：互联网普及的内部差异主要是由东部地区的差异引起的；中部地区互联网普及波动较大，但对整体影响不大；西部地区的差异贡献率逐渐增大，逐渐成为影响全国差异的主体。 将互联网作为经济收敛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2000-2013年整个样本时段来看，经济增长率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收敛现象，β值仅为0.022；但在以互联网为控制变量的条件收敛模型中，β值下降到0.019，互联网扩大了区域经济收敛性。2000-2007年间，中国区域经济保持制衡状态，区域差异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与此同时互联网未广泛普及，互联网对区域经济收敛性也无明显影响。2007-2013年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期人均产出水平显著收敛，β值达到0.040，按照这样的收敛速度将在17年之后将差异水平缩小50％；但条件收敛模型则证明在互联网影响下中国经济收敛不显著，互联网对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落后地区，原本的经济收敛性被消除，呈现出制衡效应。总体上来，互联网无形中扩大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信息技术贫困是21世纪的新型贫困。经济贫困与技术贫困的叠加可能导致马太效应。数字鸿沟同时还是社会的鸿沟，可能造成社会的新分裂，并导致未来的差距。当基本的技术逐渐普及之后，后两者的能力或许将变得更为关键。因此，如果更新的技术和应用被不断地创新出来，仍然延续原有的扩散路径，那么数字鸿沟将无法消除甚至加剧。若不能尽快改善获取信息技术的条件，信息技术落后国家必将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继续落后，国家间信息化差异的扩大也势必给全球化社会的治理带来巨大障碍。 因此，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对于互联网技术普及率低的集聚区，鉴于其处于信息化水平较为滞后的孤岛位置，且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要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关键是积极培育一些像西安、重庆、成都等有条件成为新的创新极的大城市，增强其辐射强度，带动广大的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第二，需要加大对信息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而言，信息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项目，在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应该予以多方支持。第三，政府在制订互联网发展政策时，还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互联网普及水平和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合理发展。发达地区及其企业要主动改变援助方式，在降低知识产权壁垒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最后，向欠发达地区提供低端设备和基本服务，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参与度，让信息技术变成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需加快提高信息意识，充分发挥新技术带来的后发优势，寻求新的区域发展路径，最终缩小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 注释： ①2007年，CNNIC对网民的统计口径作了调整。根据CNNIC(2007)统计报告的说明，网民的定义由原先的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6周岁以上中国公民，改为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但两个统计口径之间的数据已非常接近(差距在3％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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