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年代论文,经验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50年代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无别的经验可以遵循和借鉴，只有学习苏联。毛泽东认真地吸取了苏联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光辉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以苏为鉴”思想未能坚持下去，重新陷入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模式之中。
苏联20世纪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对战后出现的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它们纷纷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范例，建立起一整套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
中国革命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取得胜利的，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并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既在许多方面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因。详尽考察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找到其认识演变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当今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揭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源。
一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苏共二十大召开，这一历史时期全面了解、学习苏联恢复经济与建设经验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
（一）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帮助，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的一项战略思考。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对如何了解、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问题有所考虑。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好准备。当时中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自己本身又缺乏经验，向苏联学习并争取苏联援助，是唯一可行的道路。1949年1 月，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度米高扬来中国，听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未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毛泽东在谈到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时，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思想。他说：“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1〕如何采取正确的政策呢？ 他指出：“我们正在研究苏联所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和二次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为的是参考和借鉴其中成功的、对我们有益的经验”〔2〕。在毛泽东看来，学习苏联， 不但要学习苏联恢复经济工作的经验而且也要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3〕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经验，并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1949 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访问，带回部分苏联专家。不久，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指出：“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4〕“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 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中国与苏联的友谊，在中国人民经济建设上讲，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条件”〔5〕。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恢复经济与建设经验还不甚了解，急需了解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好准备。
（二）既以全面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为主，又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是从新中国成立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前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经验认识的基本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 月出访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谊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学习苏联经验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苏联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因而这一阶段中共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带有二重性的特点：即在宏观方向上与苏联保持一致性，在微观决策上保持中国特色。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
1953—1957年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即考虑了中国国情，又以苏联经验为基本依据。1953年9月15日， 毛泽东在致苏联政府的电报中指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6〕。受苏联“13年建成社会主义”速度的影响，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初设想是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并且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的“一五”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一方面确实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在一些方面脱离了中国的国情。
通过实现总路线建立起来的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也明显带有苏联经验的痕迹。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就其形式、方法、步骤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的特色，但就其改造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说又与苏联是相同的，即改造后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国民经济中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并以实现全民所有制为最终目标；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向于分配领域中的配给制的平均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在战后迅速恢复经济意义较为明显，但随着经济秩序的稳定，它所固有的僵化、缺乏活力的弊端就会逐渐地暴露出来，阻碍生产力发展。
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也建立了一套政治体制，其特点是权力过分集中，这不仅表现为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且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总之，这一阶段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本国的国情，但从总体上来看是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改变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等方面都明显打上了苏联经验的烙印，具有一定盲目照搬的倾向。
二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所带来的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不能照搬苏联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从此，毛泽东对苏联经验开始进行反思， 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在所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大胆提出改革。在所有制上，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表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办地下工厂、私营工厂、投资公司，20年至100 年不变。这就突破了苏联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固定模式。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毛泽东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他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8〕“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9〕简政放权也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精神。 更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仅认识到苏联经验的弊端，而且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10〕
（二）批评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观点，提出用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发展。苏联发展国有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这主要是出于应付战争的考虑，这一方针对于增强国防力量，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是必要的。但由于过高估计了发展重工业的意义，导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这成为长时间困扰苏联经济生活的主要问题。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到苏联经验的影响，对轻工业和农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因而在1956年前后进行了大量调查，论述了如何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观点，他指出：“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11〕“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还具体阐述了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他认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少些和慢些，至少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2〕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道路的具体途径，使整个国民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三）反对重积累、轻消费观点，提出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兼顾。鉴于苏联在这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指出：“我们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从苏联情况看，无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还是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农业集体化时期，一方面对农民采取强制剥夺政策，用行政手段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另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间接收取农民的“贡赋”。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其实质是没有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的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13〕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改善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四）反对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提倡发展商品经济和尊重价值法则。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设想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因而在一段时间内一度采取了消灭商品经济的措施，提前进入产品经济社会。实践证明，这种过早消灭商品经济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后来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存在和发展。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的问题苏联并没有真正解决。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斯大林注意到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两种所有制是商品经济的根源，并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此做了充分论述。但斯大林仍把商品仅仅限于消费资料，把生产资料排除商品生产之外。受苏联建设经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很大的产品经济成份，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刮平均风和共产风，否认商品经济的倾向十分严重。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对商品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 号召党员干部读两本书，一是斯大林所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继1956年对苏联经验进行反思后，再次要求全党从理论上对苏联经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反思。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见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14〕。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进行重新研究，一方面，他肯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经济的观点，“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15〕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他说：“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16〕
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反思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但对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结和有益的探索。
首先，突破僵化凝固的政治氛围，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毛泽东的威望日益提高，在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出来。这一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结合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并伴有制度因素，他的错误，主要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7〕。因而提出了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8〕
鉴于以上认识，毛泽东主张，应该造就一种轻松活泼的政治气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利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为此，毛泽东提出应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不能搞“一党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践证明，毛泽东上述思想与决策，奠定了我国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其次，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文化科学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旧有的文化事业急需要改造调整，新的文化事业急需发展，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精神文明的需要。当时在改造旧知识分子和教育体制，确立新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的发展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倾向，把政治因素强加到文化科学艺术领域，提倡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而又以苏联的研究成果和观念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这种极端教条主义的认识和做法对于文化科学艺术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针对文化科学艺术领域里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不能在艺术和学术方面迷信苏联，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在毛泽东倡导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确立为我党发展文化科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突破了苏联“权威”的局限，使广大科学文艺工作者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了多种艺术形式和科学门类，促进了文化科学艺术事业的繁荣。
三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经验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开始了以苏联经验为借鉴的新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中止了这种探索，对苏联经验重新肯定，再度陷入苏联建设模式之中，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极大困难。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经验认识出现反复，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离开了我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原则作了教条化的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欧洲的实际情况，对未来社会主义特征作了某些原则预测。他们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和有计划的产品经济，整个社会生产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和生产，消灭商品和货币。但历史发展的实际，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无产阶级革命没有首先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取得了胜利。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列宁在世时看到这一反差，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来缩短这一差距。斯大林受马恩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影响较深，急于限制和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限制市场调节范围和强化国家行政机构计划管理，终于在30年代中期建立了一种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和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把它当作先进经验向各社会主义国家推广。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暴露出的问题，下决心“以苏为戒”，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希望建立纯而有纯，公而又公的社会主义社会，忽视了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这就自觉不自觉地趋向重新肯定苏联建设经验，重新陷入苏联经验的模式中。
（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针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主要是扩大地方权限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但50年代后期，毛泽东热衷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物资匮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被迫取消已经下放了的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力，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其结果越统越死，越管越死，使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失去了活力。
（三）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乘机掀起了反共反苏大合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产生了极大震动。对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错误，各国党开始了认真的反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迫切要求突破苏联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此，毛泽东是表示赞同的。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把各社会主义国家批判斯大林、进行改革尝试同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特别是波兹南和匈牙利事件发生，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心。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21〕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大胆地进行改革，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挫折。毛泽东这种担心和忧虑使他不得不旗帜显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导致重新陷入苏联经验的模式中。
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及其反复给了我们党深刻的启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结合新的实践，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走出了对苏联建设经验认识的误区，勇敢地冲破了苏联经验模式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注释：
〔1〕〔2〕〔3〕〔18〕 《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36、36、36、44页。
〔4〕〔5〕 《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80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
〔7〕〔8〕〔9〕〔10〕〔11〕〔12〕〔1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21、729、729、730、722、722、727—728页。
〔14〕〔15〕〔16〕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第23册，第264、566、572页。
〔17〕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19〕〔21〕〔21〕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456、321、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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