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经济社会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首都北京是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全国56个民族都有人在这里生活、工作和学习。据2000年人口普查，全市少数民族人口有59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4.27%。少数民族在北京居住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人口较多的回族和满族各有自己的以街道、乡村为单位的相对聚居地区。目前，城区有13个少数民族聚居街道，郊区有5个民族乡（喇嘛沟门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长营回族乡、于家务回族乡、檀营满族蒙古族乡）和111个民族村。建国后，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少数民族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北京市少数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回顾建国以来北京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全面推进首都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解放前，北京市少数民族的经济十分落后。城区居民大多依靠肩挑背负、出卖苦力和从事小商小贩谋生，家庭经济生活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郊区农民大多无地或少地，普遍受地主剥削，生活极其贫困，民族村里光棍多，叫花子多。
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少数民族和全国少数民族一样，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郊区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虽然有过挫折，但总的来说，少数民族农民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城区的少数民族成年人普遍有了固定的工作。70年代末，宣武区牛街回族居民中，各种国营企业的职工超过了就业总人数的90%。
改革开放前，全市少数民族居民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未能摆脱贫困。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民族工作在“为中央服务，为首都少数民族服务，为支援边疆服务，为来京少数民族服务”的方针指引下，成绩显著，北京的民族经济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大大提高。70年代末，北京民族乡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00至200元，1994年达到了2398元，比上年增长19.2%。这是增长最快的一年，居全国少数民族乡村人均年收入的前列。1996年，全市有28个民族村人均劳动所得达到3164元以上，占民族村总数的25%，其中人均劳动所得5000至1万元的有8个村，占民族村总数的7%。早在1993年，京郊的枣林庄、窦店、新街、西红门九队、沙河镇南一村5个民族村年产值超亿元，跻身京郊经济先进村行列。如今这些先进民族村的农民已经脱贫致富，民族村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雏形”。90年代以来，民族乡村的适度规模经营程度和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绝大多数平原民族乡村已基本达到了农业机械化作业。当前，民族乡村在发展高效农业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走农、工、贸一体化道路，农业总收入不断提高。
在城区，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建国初期对宣武区牛街634户的调查，有498户生活贫困，占总户数的78.5%。而今已经脱离贫困，据1994年底抽样调查，牛街居民家庭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和摄像机的拥有率已分别达90.1%、88%、78.4%、22.6%和3.8%。牛街经济的发展与全国和北京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动力，牛街街道所属70多家分散经营的企业、店铺组织起来，成立了城南民族实业公司，发展规模经济。从此，牛街的经济和居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与牛街回族居民一样，全市城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提高。近几年，拥有计算机、汽车、高档住宅的少数民族家庭逐年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党的民族政策和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具体帮助下取得的。
其一，市政府给予全市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从“七五”计划开始，市民委将5个民族乡纳入全市37个贫困乡序列，享受市政府制定的免征乡镇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同时，对民族乡村供应的电、木材、钢村、汽车、石油等物资使用平价优惠政策。1996年，市委、市政府确定对全市31个人均收入低于1500元的民族村采取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力争在20世纪末全市民族乡村经济基本达到小康水平。2000年，市政府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贯彻落实《北京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为主线，进一步推动民族经济工作的开展，并下拨150万元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基金，用于扶持民族乡村经济的发展。
其二，市、区、县各有关部门为发展民族乡村经济办实事，并帮助民族乡村疏通经济发展资金渠道。如大兴县五套班子的22个领导成员，把本县11个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民族村，分别作为联系点。1995年，他们带领全县33个局、公司的负责人深入民族村召开40余次现场办公会，解决资金100多万元，办实事15件。
其三，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指引下，一方面开展“手拉手”活动，使本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乡村与民族乡村结成对子。如朝阳区将台乡、大屯乡分别与怀柔县喇嘛沟门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结对，在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开展科农合作，使科研单位与民族村建立合作关系。如房山区的窦店村、新街村、大兴县西红门九队等民族村与有关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实施科技兴农，收到良好效果。如新街村水泥厂使用了先进技术，水泥年产量达到50万吨，成为全国水泥第一村。
其四，通过内引外联，兴办三资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大兴县西红门九队与香港兆真贸易公司共投资100万美元，兴建北京星光影视设置集团，生产影视照明设备，产品畅销全国各地，1995年实现销售额1.5亿元，被农业部评为最大经营规模的乡镇企业之一；宣武区牛街宝艺斋工艺品厂与马来西亚、伊拉克共同投资100万美元，建立了宝艺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其产品畅销国内外。
其五，鼓励兴办满足少数民族生活需要的经济实体。朝阳区长营回族乡与台湾、香港客商共投资1200万美元建起了长营清真食品集团，生产清真专用面粉、方便面、休闲食品和肉食品。丰富了首都清真市场，也带动了全乡经济发展。1996年，由市财政投入326万元对“月盛斋”老字号进行一期技改工程，保持了“月盛斋”清真名牌产品的传统特色，并使经济效益有较大幅度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饮食、副食网点遍布京城，2000年已达到988家，其中个体、私营网点发展迅猛，已达675家，占网点总数的68.3%。回、满、蒙、壮、维、藏、朝、傣等各民族风味餐馆都已在京城安家落户，少数民族的饮食和食品供应得到了充分保证。
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少数民族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解放前，北京市少数民族在社会上受歧视，政治上无权，文化教育落后。如辛亥革命以后，在所谓“排满”社会风气下，大多数满族群众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他们外出谋生，害怕暴露满族身分，常常自称是汉族；牛街几百户回民，社会地位低下，几乎无人在政府机关中任职，大多数成年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全市民族中、小学校廖廖无几，大多数学龄儿童不能上学，成人大多是文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推翻了民族压迫制度，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平等、团结，少数民族在社会上不再受歧视。建国之初，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发展文化教育。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化训练班、政治训练班及干部训练班，各区、县都举办了少数民族识字班。把原国立成达师范、私立西北中学和燕山中学3所回民学校组建成回民学院，国家还根据学生的情况分别提供助学金和衣被补助费。原蒙藏学校（后改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也扩大了招生范围。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为北京及全国的少数民族青年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到1953年，北京市回民小学已发展到28所，入学儿童8200余人，占回族适龄儿童的90%；回族中学生达到2200多人，比1949年增加近4倍。从建国到60年代初期，是北京市少数民族教育蓬勃发展时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市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6%。然而在“十年动乱”中，民族教育是个重灾区，民族中、小学校被停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少数民族教育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如1979年，撤消了第135中学，恢复了回民中学校名。通过了拨乱反正，各区、县相继分期分批恢复和新命名了一批民族小学。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市教育部门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措施，逐步加大了资金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1996年，市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加强领导，政策倾斜，突出特色，提高质量，促进健康发展”的民族教育工作思路，决定将民族小学教育基金由原来的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将民族小学校舍改造等专项款每年增至50万元。“九五”期间，市政府在民族教育上投资近亿元，对30余所基础薄弱的学校进行了改造。目前，全市已经有民族中学10所、民族小学43所、民族幼儿园34所，14个区、县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和乡村，都成立了民族小学和民族幼儿园。从办学条件看，全市民族中、小学已全部达到《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中规定的基本标准，而且涌现出一批颇具特色的民族学校，建成了民族风格的群体教学楼。目前，全市的民族教育已经形成学前教育、学龄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等有机结合的网络体系。
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时，只有两个班（语文系藏语班和军政干部训练班），100多名学生。1993年11月30日，经国家教委批准，该校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目前，学校设有10个学院，24个系、部等教学单位，有覆盖10个学科的48个本科专业，2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9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两个博士后流动站，国家级重点学科两个，国家文科基地两个；全校有各民族在校学生8000余名。中央民族大学已成为以文科专业为主体，以民族学科为特色，兼有理科、艺术学科和管理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1998年，通过"211"工程验收，进入了国家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行列。2001年，朱镕基总理视察该校，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指示：要把中央民族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这一奋斗目标，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50多年来，北京市民族教育的巨大飞跃，是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而取得的。1992年，市教委和市民委联合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的教育纳入全市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中。1995年，市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专门审议了《关于北京市民族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意见和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998年，市教育、民族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中小学、幼儿园工作的意见》；同年11月5日，北京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对发展民族教育作了一系列规定，使民族教育事业有了法律保证。
1999年6月14日，北京市中小学远程教学网络怀柔县喇嘛沟门网站开通了，相距市区166公里远的满族中学的学生，坐在自己的教室里，就可以听北京四中的老师上课。它是北京市第一远程教学网络，标志着本市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对于提高边远地区民族教学的质量、消除地区间教学水平的差异，将发挥巨大作用。北京市教育信息网络服务中心的目标是：到2003年全市所有中小学校都可以上北京教育信息网，所有的教室都接入远程教育网络。显然，全市民族学校的教学信息网络化，将大大提高民族教育水平。
民族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领域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古籍的整理和出版。80年代以来，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部门已整理完成民族古籍十多种，其中大部分已经正式出版，包括《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和《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等国家重点规划项目的图书。进入90年代后，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如1994年本市组织了40多位少数民族书画家参加了首届“中华民族书画艺术大展”；1995年举办了北京市民族学校师生书画作品展览；2000年举办了“新世纪之春”书法、美术、摄影、工艺大赛，31个少数民族举办了联欢活动，等等。多年来，占地1.1万平方米的北京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为举办各种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作出了贡献；中华民族园的开放及其举办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游园活动，增加了中外游人首先是北京市民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了解。
随着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也茁壮成长。城区13个民族工作重点街道已全部备齐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这在建国前是不可想象的。截止到2000年底，全市共有少数民族干部3.6万人，占全市干部总数的4.23%，其中，中共党员14695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40.82%；女干部17172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63.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23688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65.8%。在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分别占总数的7%和10%，均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这些情况，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北京，对外是我国民族关系的窗口，对内是维系56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的心脏。因此，维护全市各民族的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团结与否是衡量民族关系好坏的重要标志，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正因为如此，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特别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并注重加强民族团结教育。1984年，市教委和市民委联合编写出版了《民族常识》读本，并要求不仅是民族学校、而且在普通学校也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1997年，市政府下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几点意见》，要求全市各中小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教育渗透到中小学“两史一情”及相关学科的教育内容之中；同时，市政府要求文法类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把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列入法制课教学计划。以上政策及措施在全市各区、县各级学校得到了贯彻。如西城区首先建立了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在中小学生中开展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西城区关厢小学还被命名为“民族团结小学”。2000年，市政府确定中华民族园为中小学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开展民族团结的实践场所。
在加强民族教育的同时，社会上也开展了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如回族聚居的宣武区牛街、满族聚居的海淀区火器营、朝阳区长营回族乡西贯回族村等都与当地军警共建民族团结活动，成为民族团结街道、民族团结乡村的先进典型。《首都市民文明公约》将“民族和睦”列入首要内容之一，并使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1996年，全市各有关部门召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经验交流会和表彰会26次，共有300多个单位、200多名个人受到了表彰。近年来，在民族杂居的地方，“民族团结先进院”、“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民族团结先进青年”不断涌现。现在的北京，56个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胜利闭幕，极大地鼓舞了全市各族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实现各民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基础，并为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保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在全市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世纪的北京，将以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展示在世界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