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科学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建树。对于它的科学内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都作过多次精辟论述，并且写入了宪法和党章，在近期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更加深刻的阐发，使其进一步升华。这本来已经形成全党全国共识，成为我们观察问题、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成为理论界的主导思想。然而，却有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片面的诠释，利用其复杂性的特点（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使得情形更加复杂），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化”的代名词，特别甚嚣尘上的是有人用歪曲历史的手法，企图把中国引入“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歧途。① 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对若干流行的观点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切忌超越历史阶段，不能混淆阶段特征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② 几代中央领导一直强调，我们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但应当看到，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还有一定的影响，有的同志往往看不惯现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层次性、经济多样化、利益多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认为违反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种观点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即实事求是，忘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我们必须弄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东方同家经济水平的差别。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单纯追求生产关系的高级化，就会使社会主义变形，像仅存在了不到10年的柬埔寨红色政权就是典型的“军营式的社会主义”；我国有的地方在1958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如经济贫困的范县和徐水县都搞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验），其结果是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最终遭到失败。苏联的教训之一也在于长期超越阶段，结果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作为共产主义者，存在尽早实现理想境界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规律并不饶恕人们的主观错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仍然欠发达的国家，切不可忘记了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意义。
与此相联，也有人认为我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也是不准确的。第一，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设想仍然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恰恰是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发展的基础差距太大；第二，“过渡时期”的设想其时间较短，小则几年，多则一、二十年，很容易出现急于过渡的冲动；第三，从质上说那个过渡时期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重大差异：今日我国已经有了强大的国有经济并占主导地位，集体经济也有广泛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业已奠定；而过渡时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相当弱小。所以，我们只能借鉴“过渡时期”的某些尚适合于当今情况的因素（包括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但不能称之为过渡时期。如果降为“过渡时期”，那就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带来社会性质的不确定性，向哪里“过渡”就很难把握了。
二、扫除“资本主义补课论”，明确社会主义的规定性
同上述观点相反，有一种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认为现在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理由是既然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缺少资本主义经济，那就应当补上这一课。质言之，中国应明确自己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不必“羞羞答答”，可称之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许多误解，认为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观点，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曲解，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基本属性。按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只要符合那些基本要求就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是阶段不同而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与社会主义发达阶段不同，但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只要公有经济占主体地位，旨在实现共同富裕，那它就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允许发展一些资本主义成分，在一定时期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但它不占主体地位，不起主导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共同富裕的宗旨。相反，它必须为这个宗旨作出贡献。
有人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中国也应当重新走这条路。这也是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讲的是一般规律，事实上在每个国家都常常有许多特殊的例外。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经过了短短的民主革命，较快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第二国际的许多代表人物（如考茨基、苏汉诺夫等）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回答说：“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是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③ 中国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更好地发展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其中也包括有条件利用资本主义和其他非公有经济，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有人说，发展资本主义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这也不妥当。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引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与当时的民主革命相适应，真正实行是在各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涵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回顾历史，虽然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短了一些，但也不可能太长，不然就容易与资本主义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混淆，同样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大发展和民生的大改善。
三、肃清“融合论”的影响，坚持基本制度不动摇
混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点还有同外国资本主义制度片面类比的种种说法。比较流行的是“社资融合论”，把邓小平批评的不讲生产力标准而习惯于把国内一些具体做法笼统地划分姓“社”姓“资”的论述片面地搬到社会制度的区别上来，把两个领域混淆起来，认为中国与外国在制度上也不要区分姓“社”姓“资”，说两种制度正在“融合”，甚至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社会制度更好，主张中国要完全仿效西方（全盘西化）。其论据往往是拿西方的某些长处与中国的某些短处相比，有的是夸大了的，结论就是都要走美欧之路。
诚然，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同志都讲过“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管理和技术，但从来没有讲过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改造社会的方案，而且强调要剔除、摒弃那些腐朽的东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学习西方的教训有过精辟的总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④ 历史作了结论，单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不可能适应中国的情况，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
就制度而言，要区分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管理制度，我们要择其优者为我国服务，但必须实现本土化，不可盲目地完全照搬。二是根本制度，这里没有融合的问题。尽管我们在坚持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发展了一些非公有经济并且吸收了外资，但决不能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公共设施，我国还达不到它们目前的程度，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在正在改变。但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上看，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别，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四、警惕“殊途同归论”，决不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国内有的学者鼓吹“殊途同归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虽然改革方式不同，但归宿是一样的，即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甚至认为它比中国的路子还好。
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与当年苏东剧变（和平演变）后的私有化不只是改革方法不同，而首先是根本方向不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它们要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里有三条界限：
（1）主体与非主体的界限。我们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经济（主要是私人资本），而私有化则抛弃了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地位，让私人资本成为主体。例如，俄罗斯私有化后很快分化出七个私人财团，控制相当大的一批资产，并且有他们的政党在争夺国家政权。我国发展非公有经济，不能任其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必须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且要在人民政权和公有经济主导下为共同富裕作出一定的贡献。这里的界限在于哪种成分占据主体地位和起主导作用，不坚持这一条也存在基本经济制度变质的危险。还有人认为，公有制起主导作用就可以了，不必再讲主体地位。实际上这是退到解放初期的国有经济的仅为“领导”地位去，让非公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其结果必然损坏先进生产力、削弱国家综合国力，逐步改变基本经济制度。
（2）社会主义市场化（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化的界限。不能只讲市场化而丢弃基本经济制度。它们搞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3）引进、利用外资与外资经济主导地位的界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扩大开放、大量引进外资是为社会主义所用，而不能让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占主体地位，按邓小平的说法，只能做一种补充。这也涉及哪种成分为主体的问题。如果让外资占主导地位，那就会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东欧和拉美有些国家就是如此。
为了区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俄罗斯东欧等一些“转型国家”的不同，可以列出下表。
五、廓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
有一种思潮特别值得警惕，即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又称“民主社会主义”）偷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其要害在于经济上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用“福利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实质上是想把中国蜕变为带有“保护色”（或灰色）的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用再分配实现一定限度的“公平”取代按劳分配制度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全面地看，我国要吸取一切国家的优点和经验，其中包括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许多成功的做法，瑞典是一个典型。应当说，它们的再分配政策和福利制度有一定的长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失业保障和养老问题解决得较好（尤其是瑞典），社会秩序比较稳定。这方面的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不过，它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我国国情有重大差异，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社会民主党反对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主张改良和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公平正义”与我们倡导的“公平正义”观有本质不同。这里我们就基本经济制度对瑞典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1）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即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为主体、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为主导。例如2006年《福布斯》全球财富榜中瑞典的英格瓦、坎普拉德家族排名第四，拥有财富333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GDP的1／6，有世界上最大的滚珠轴承公司（哥德堡公司）和占世界第9位的汽车公司等，其初次分配是以按资分配为主体，而不是按劳分配，贫富差别相当大，同时高福利也助长了一部分人的懒惰之风。
（2）它主要靠税收解决福利费用，其税收占GDP的60％左右（包括社会保障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19％（未实行社会保障税，口径有所不同）。由于企业税很重，它的企业竞争力在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低。1950年到1998年的48年中，GDP年增2.6％，人均GDP年均增长2.2％⑤。新中国58年GDP的年均增幅为8％（近28年为9.6％），人均增幅7％。瑞典在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曾经超过美国，但90年代受到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打击，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外国专家评论，一些“福利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失业率增长等“过程性危机”。我国不可能承受这类迁延性的慢性病折磨，也必须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3）瑞典有其特殊性，国家小人口少（面积相当于中国的0.41％，人口相当于中国的0.69％），长期为中立国家，不受国际威胁，无需付出庞大的国防开支，又有以往长期的发展积累（包括取得国外的超额利润），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大国无法比拟的。
中国过去是一个被众多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现在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处在资本主义强国的包围中。在当代资本主义势力仍占优势的世界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决不允许中国成为它们的竞争劲敌和世界“福利”样板。如果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就势必出现两极分化，人民就会陷入更加贫苦的境地，而国家更无力支付众多人口的庞大福利开支。还应看到，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经费有一部分是从掠夺和剥削世界人民的超额利润中分配出来的，用以培植一批工人贵族并诱惑工人群众。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去侵略别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和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中国近代史和苏东剧变后的事实证明，在现今既定的国际格局下，走“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同样会变成西方的附属国，必定陷入历史的灾难，到头来只能满足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连真正的民族独立都不能保持。昔日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从这种思潮的泛滥开始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乃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纲领的主调。我们必须清除这种鱼目混珠的错误思潮，认真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绝对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
六、澄清“制度无谓论”，树立鲜明的“制度”意识
在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上，还有一种糊涂的观念，认为不要过分强调社会制度和主义，只要能富起来，什么制度都无所谓。这种淡化社会制度的糊涂认识在很多人中特别是青年中相当流行，很容易当“资本主义优越论”的俘虏，这也是信仰危机的一种表现。
首先要弄清的是离开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富起来？邓小平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⑥ 这是对国际环境分析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不准你富起来，因为你富的话就会挤它的市场。现在中国刚刚强大起来，从美国到日本，就一个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意在害怕和阻止中国富强。有人往往举出日本、韩国的例子，说中国走它们的路子可以富。他们不知道美国扶持日本、韩国的意图恰恰在于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假如当年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也不会扶持它们。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看，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连民族独立也是困难的，更不要说发展了。而坚持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钳制，独立自主，加快发展，这样才真正能够富起来。
再从国内看，近60年的历史，特别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表明，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活力，就不可能又好又快地发展。况且如果仅仅利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只能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贫困（如印度少数巨富的财富占GDP的12％，而有40％的贫困人口），形成尖锐的两极分化和对立，破坏社会和谐，社会矛盾就会制约生产力，最终还是不能顺利发展，或者出现畸形的经济结构，各种经济关系失调，隐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乃至经济大起大落（阿根廷、尼日利亚、菲律宾都发生了这种历史曲折）。所以，模糊社会制度意识，社会主义被边缘化，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用历史唯物论观察，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优化是一个互动过程，从来没有离开一定生产关系而能够使生产力孤立发展的。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只有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而科学发展观正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了又好又快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淡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必定乘虚而入，助长私有化思潮泛滥和西化的侵蚀，带来的恶果就是上它们的圈套，丢掉主体意识和自己的优势。现在不是很多人经常拿资本主义的尺子来衡量我们的国家吗？
注释：
①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⑤ 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推算。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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