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沛琦[1]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三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闵乐[2]2016年在《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理论、发展现代企业和现代产权制度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深化。通过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能够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文在研究时采用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律特点,寻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并从国际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在提出研究问题并论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后,对国内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文献进行了整理、评论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梳理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以管资本为主的新国有资产管理理论,构建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型并设置了国有资产管理指标体系。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职能、国有资产规模数量和国有资本行业布局等角度分析和评述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提出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国有资产管理指标体系为依据,在资本收益、资本安全、资本布局和资本运作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国有资产管理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并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为案例在微观层面上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情况进行了的研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国有产权与资产收益的关系,同时发现了资本成本是影响资产收益的重要因素,利用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对国有产权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利用174个国家和地区1990-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计量分析模型,检验了国有产权、资本成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新加坡、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和经验,从制度建设、国有资本优势和国有资本布局三个角度讨论外国经验对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提出推进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和建议。首先提出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需要遵循的原则,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的目标并提出着重放大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国民装备、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四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建议根据国有资本的特点来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并注意克服国有资本的弱势,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国有资本的动态运营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协调发展构想。
肖帅[3]2016年在《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新时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实现由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地方政府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加快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陆续出现了诸如广东模式、上海模式等地方试点经验。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然而,由于缺乏深度理论研究的指导,实践中对于如何更好地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各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制约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对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展开分析。遵循“范畴界定——理论总结——历史变迁——实践探索——国外借鉴——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建国以来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迁和改革历程,归纳各个阶段模式与特征；在上述历史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出发点,探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比较分析当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地方实践模式,剖析其难点和不足；借鉴国外混合所有制发展的经验,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导向下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齐鲁光[4]2015年在《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制衡机制下的股利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水平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在股份制作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社会背景下,国有控股公司制定合理的现金股利政策既有利于保护国有资本收益权,又可以有效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提升投资者信心,推动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然自我国资本市场成立至今,上市公司只重融资,把资本市场当做"提款机",而忽视对投资人的回报,表现为分配现金股利较少甚至是不支付股利,国有控股公司不分配及少分配现象同样严重。因此,从不同视角剖析占国民经济支配地位国有企业低现金股利政策的成因并探寻提高现金股利分配的相应措施,对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和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利用企业这一组织形式配置资源可以节约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企业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及实现某种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并维护资本家占有和收益的产权关系是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优化国有资源配置、合理界定并保护国有产权以及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水平是实现全民利益的关键。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及大股东控制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滋生出经理人和控股股东的两类代理问题。第一类代理关系下,现金股利被赋予解决代理冲突工具的神圣职责。中国企业因股权高度集中及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不健全而被热捧为研究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对象。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大股东利用资金侵占及关联方交易进行的利益输送受到严格限制,高派现被众多学者视作当前大股东侵占的工具,然此理论解释与我国包括国有控股在内的上市公司时下盛行的低现金股利甚至不支付股利政策相背离。管理权力理论研究已初步验证支持高管基于私利和集权条件容易增加机会主义行为,包括增加自身薪酬、提高在职消费水平和过度投资,理论分析也认为集权高管为实现寻租目的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股利政策。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混合代理问题、高管的党政委派制度以及监督和惩戒机制的不完善致使高管拥有至上权力,股利政策受到集权高管决策的影响在所难免。基于以上逻辑,我们将管理权力理论纳入国有企业股利政策的研究框架,并探究各种制衡因素在抑制高管权力和提升国有资本收益水平中的作用机理。在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论文结合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形成的背景和管理权力理论的研究成果构造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变量,合理测度反映中国国有企业实际的高管权力,并利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权力与国有企业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权力越大,国有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小;高管权力越大,国有企业支付的现金股利也越少。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机制和新闻媒体在制衡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增加现金股利支付中的治理作用明显,而当前我国的市场条件及国有企业的特定制度背景不支持机构投资者和外部审计对高管权力的制衡作用,不能提升高管权力作用下的现金股利支付。本文的基础性创新在于:国有企业混合代理关系及高管双重侵占概念的提出和机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代理理论;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所有权人虚置和特定背景的高管权力成因分析、测度及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深化了基于股权分散公司研究形成的管理权力理论;将管理权力理论纳入我国国有企业股利政策研究框架也丰富了股利理论的研究视角,股利政策高管权力说与已有的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存在诸多差距,因此,本研究对推动股利理论的发展也做了尝试;另外,本文还从多个方面更为全面地分析和验证了高管权力的制衡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和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升国有资本收益水平、保护公有产权需从合理配置高管权力入手,这也符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我们应进一步激发外部市场和新闻媒体的治理作用,引导和培育机构投资者和外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将能代表国有资本收益水平的现金股利政策纳入国有企业高管的考评机制也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水平。另外,建立起股利政策的长期考核和监督制度更是保护国有产权、提升国有资本收益能力的重要措施。与管理权力理论相悖的现代管家理论及现实经济生活中"一心为公"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以及中央反腐力度的增强为高管权力影响国有企业股利政策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王泉[5]2007年在《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优化资源配置之外,还具有优化产业结构的独特功能。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将物质形态上不可分割、运动又受时空限制的实物资产进行分割,从而使资产得以轻易流动并使产权更为明晰,有效的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素的分化组合与所有制、部门壁垒间的矛盾。此外,在资本市场上还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促进资产的合理流动,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将大量的闲置资源引入产业政策导向的产业中去,由此促进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的两个方面的优化。由此可见,资本市场是调整产业结构、贯彻产业政策的最佳场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序列中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化阶段,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很重。一方面要实现资产存量尤其是国有企业存量的优化配置,要鼓励强强联合,鼓励优势企业低成本扩张,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夕阳产业还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全行业亏损的传统产业又挤压、浪费着大量的资源。在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对资本的依赖性空前增强,而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又难以在短期内顺利完成;资产存量的重组不仅难以得到银行资金的足够支持,更难以得到重组所需的运作方式及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也只能依靠资本市场解决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现有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有赖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含量的提高,代表技术进步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更是在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取代传统产业过程中成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坚力量,也成为许多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重中之重。在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格局下,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和银行经营的原则要求决定了这类企业的资金需求难以通过银行贷款得到满足。资本市场是具有风险与收益的对称机制,市场上不乏风险偏好者,这类企业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空间。因此,要促进我国的持续发展,就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以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分析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第一,对资本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分析。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市场要素之一。资本市场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最高效率的部门和领域配置,因而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器。资本市场具有以下主要功能:资本积累和资本集聚、产权界定、资源配置、风险配置与风险定价、促进技术创新、金融结构创新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其他社会功能。第二,在回顾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演变的一般趋势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资本市场与产业成长的互动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资本市场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机制;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通过企业重组方式,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实现机制;推动核心企业的成长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战略产业成长和主导产业的形成,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资本市场为衰退产业的调整提供了较好的退出机制。第三,通过研究分析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障碍(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制度约束、市场约束),指出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上,一定要坚持市场化取向,以所有制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将资本市场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器。第四,在对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投向及资本市场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立足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基于资本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分析认为应该加大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大力发展西部资本市场,提高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
倪明明[6]201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进行资本配置,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形成了差异化的金融结构通过资本配置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很有必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那么,从长期的视角考察,考虑到金融体系下金融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两大方面,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如有影响,其具体机制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可能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我国金融制度属于典型的外生性金融制度,金融结构调整长期受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影响,从金融制度安排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可以得到哪些研究结果?此外,我国区域之间金融结构类型和产业结构形式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关系在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优化三层内涵之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具体机制和模型构建。其次,厘清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规律和发展路径、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再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金融结构综合指数和金融制度综合指数,并将这两种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从全国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关于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调整提升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基于1991-2013年全国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其中,在代表金融结构不同构成的两大因子中,间接融资结构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直接融资结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我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同样也对产业结构高效化产生促进作用,其中,间接融资结构和直接融资结构都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的作用,但是直接融资结构的作用显然是要小于间接融资结构。可以发现,在加入金融制度安排变量条件下,金融制度安排增强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2)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过程中存在区域差异。在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水平测算的基础上,利用省域面板数据,选择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区域差异基本保持一致,东部地区虽然以金融中介融资为主,但是金融市场也取得一定程度发展,所以两种融资结构调整都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且以间接融资结构发挥作用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甚明显,唯有间接融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3)我国金融制度安排沿着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变迁,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结构的长期形成和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金融结构内部是不平衡的。金融自由化的诸多改革集中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导向,而对金融市场始终坚持审慎态度,推动力明显不足。(4)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为主导,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也是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为主,金融市场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注重对金融市场的培养和完善,形成适应各类融资主体和产业需求的金融体系。本文的创新点有：(1)既有文献在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时鲜有考虑影响金融结构的重要变量——金融制度安排,尤其是我国外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变迁,金融结构调整进而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从政府制度安排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构建了“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统一分析框架,对这三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作以详细分析,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这种分析现实中也契合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2)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本文对产业结构优化从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加入了高效化这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衡量标准,分别探讨金融结构调整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细化。此外,本文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和区域的两个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分析结果更为精确和全面,结论更具解释性,深化了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认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前人研究中对金融结构考量的指标选择比较零散,只反映了金融结构的某一方面特征,本文选择多个指标,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指标。对金融制度进行衡量时,结合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使用金融自由化作以替代,选择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指数构建,以期能更为全面的反映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长期变迁。将所构建的金融结构指数和金融制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它们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作用,使得实证结果更具代表性。
李旭超[7]2017年在《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文中研究指明TFP是解读中国经济的重要视角。TFP不仅取决于科研推动的技术创新,还取决于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率。2015年,中国R&D占GDP比重快速增长至2.05%,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却为-34.6%,这表明了资源错配的严重性。立足现实问题,研究中国资源错配的特征、来源、影响及机制,是重要且紧迫的。造成资源错配的因素多而复杂。现有文献的研究框架或者"局部分析",只研究特定的因素的影响,或者"整体分析",只研究所有潜在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无法比较特定因素相对于其它因素的重要性,也就不能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本研究构建可以融合"局部分析"和"整体分析"的统一的理论框架,研究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效应"、"规模效应"和"动态效应",并根据不同因素从多维度将资源错配进行分解,从而在整体的资源错配中分离出某一特定因素的影响或者多种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而,从产权结构扭曲、企业退出机制扭曲、税收负担扭曲、规模扭曲和空间配置扭曲等多个现实问题切入,对理论进行应用和实证检验。主要的结论有:产权结构扭曲,体现为因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在配置资源时"歧视"对待,造成扭曲和错配。本研究将TFP损失分解为国有部门组内资本错配、非国有部门组内资本错配和两部门的组间资本错配三部分,从多角度分析所有制因素的影响,并比较不同再配置路径的效果。主要结论有:(1)尽管国有企业的微观TFP向非国有企业收敛,但其组内配置效率较差,企业生产率不能充分发挥。(2)虽然非国有部门配置效率比国有部门高,但其配置效率改善速度落后于其经济比重提升的速度,非国有部门组内资本错配成为制造业效率损失的最主要来源,市场的配置功能亟待提高。(3)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推动非国有部门组内再配置,能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其次是国有部门的组内再配置。在非国有部门配置体系不佳的情况下,盲目推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并不能有效缓解效率损失问题。僵尸企业丧失盈利能力,只能依靠政府支持或外部融资才能维持存活,代表了企业退出机制的失灵和扭曲。本研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基本特征,并实证检验僵尸企业影响加总TFP动态演化的机制。实证结果显示,2008-2009年相比,2011-2013年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资产占比和负债占比都显著提高,且负债占比增长更快,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处理僵尸企业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僵尸企业资产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省份#行业层面的加总TFP增长率降低0.162个百分点。进一步地,将加总TFP增长分解为纯技术进步、资源再配置、企业进入和退出四个效应之和。僵尸企业对纯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都有显著的负作用,对企业进入效应的作用为正,对企业退出效应的作用不显著。税收负担扭曲是僵尸企业造成资源错配的另一机制。僵尸企业一方面不具盈利性,纳税能力低,减少税源,另一方面其生存需要依赖财政补贴或外部融资支持,加剧财政紧张,导致具有纳税能力的正常企业面临更高的实际税负。实证结果发现,僵尸企业显著提高了正常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并且财政赤字越高的省份,僵尸企业占比对正常企业实际所税税率的影响也越大。税负向高效率企业的转移,而财政资源通过补贴流向僵尸企业,造成企业层面的资源错配。僵尸企业占比越少的行业,其正常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受其它行业僵尸企业占比的影响越大,造成行业层面的资源错配。规模扭曲指企业规模和企业规模分布偏离最优态。本研究从资源错配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偏离了由生产率分布决定的最优。规模扭曲系数与生产率负相关,高效率的企业被"约束"而无法长大,低效率的企业被"补贴"而不合理膨胀,这提高了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使得大企业和小企业数量不足,而中间规模企业过多;资源错配破坏了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对应关系,造成先进生产力利用不足,而落后产能过度扩张,同时削弱了相关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空间配置扭曲,体现为资源在空间(区域)层面的配置体系不符合效率原则。本研究在统一的核算框架下将资源错配分解为区域间错配和区域内错配,并探讨影响区域配置效率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源错配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错配,区域之间的配置相对区域内的配置更有效率。金融市场的发育、国有企业改革能显著促进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改善,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分割显著提高资源错配程度,而劳动力流动性、FDI和进出口对区域内资源配置改善的作用不显著。
江泽林[8]2015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专题讲座心得体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编者按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在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近年来，我省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已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结构，一批具有竞争实力的大企
祝秋萍[9]2017年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巨大进步。党的十八大要求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巩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将它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国有企业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从改革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一、企业制度改革预备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二是创新了国有企业制度,确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三是以改革国资监管体制、加快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深化企业制度改革阶段;四是以巩固已有成就为基础,继续全面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绩不容小觑。然而,在国资管理、股份制改造以及混合所有制发展这三大主要方面还存在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制度还存在缺陷,因此,改革应从企业制度本身出发。通过多年渐进式的改革探索可看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国有企业改制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前提是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则是我国将此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根本决定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秉承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宗旨,推进改革,同时更要为了巩固公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懈努力。
韩晓洁[10]2017年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绩效研究》文中提出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企民企的进一步融合,激发经济活力。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再次指出“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将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作为新常态下继续国企改革,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渐进性,从改革开放前我国计划经济指令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逐渐过渡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我国国有企业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动力。本文在归纳总结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进展之后,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包括历史变迁及其效率状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当前进一步深化混改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参考了西方相关经济理论,针对本文分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若干建议。具体的: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本文的研究路径做了框架性介绍,列明文章章节结构及基本内容安排,同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重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进展与评论”。将国内外理论界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整理,包括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绩效研究三部分文献综述。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框架研究作了梳理,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归纳。在实证部分的研究综述中,对国内和国外学者对不同变量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第三章,“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对我国建国后混合所有制改革做了回顾,就我国国有企业现状进行了规范性分析,肯定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明确国有企业绩效仍有大幅提升空间。本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国有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绩效进行了分析。首先,使用万得数据库(WIND)2004-2013年10年间剔除ST公司外所有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绩效做了分析。然后,本文聚焦商业银行业。使用万得数据库(WIND)2005-2015年11年间23家上市混合所有制商业银行数据,基于随机前沿方法,对混合所有制商业银行绩效做了分析。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基于,就我国国有企业现状做出准确的描述,为进一步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实证支持。第四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分析”。基于上文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现状的分析,本章就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了归纳,主要包括政府干预下的产权问题突出,代理成本高昂;国有企业形成行业垄断,产权交易市场不成熟;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流于形式,公司治理乏力;政策解读观点不一,法律保障仍未健全。第五章“国外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效果与借鉴”。针对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通过与其他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寻求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从我国现存问题出发,有针对性选择了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波兰等五国进行比较研究,主要从英国的分阶段推行、美国的分行业推行、日本完善市场交易平台和监督机制、波兰通过“国有投资基金”解决政府所有权代理、新加坡法律保障完善政策稳定等角度寻求对我国的借鉴。经过比较研究,就我国本轮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中的创新点进行解读,强调本轮混改的核心和重点。第六章“指导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本章分别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股权结构理论等五个方向,对指导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并对各理论对于我国不同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起过的指导作用进行阐述。第七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建议”。基于上文的分析,就本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文给出四个方向的政策建议,分别是厘清改革方向和目标,调整企业股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切实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2].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闵乐. 辽宁大学. 2016
[3]. 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D]. 肖帅.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4]. 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制衡机制下的股利政策研究[D]. 齐鲁光.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5]. 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D]. 王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7
[6]. 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倪明明. 西北大学. 2015
[7]. 市场扭曲、资源错配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D]. 李旭超. 浙江大学. 2017
[8]. 国有企业改革专题讲座心得体会[N]. 江泽林. 陕西日报. 2015
[9]. 现代企业制度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研究[D]. 祝秋萍. 浙江理工大学. 2017
[10].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绩效研究[D]. 韩晓洁. 深圳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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