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学在近代的复兴及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近代论文,时期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B224
一、墨学的复兴
（一）乾嘉时期的“墨子”考证热使墨家学说再次得以传世，为墨学在近代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打破了儒学一统的禁锢，使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探索非儒学知识理论成为可能；17世纪西学东渐刺激了中国知识界，更使他们能从传统儒学范围以外去寻找新的知识领域。而墨学以外部事物为求知对象的外向型思维及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吸引了他们，随着清中叶乾嘉之世到光绪年间考据学、诸子学研究的兴盛，一时间收集整理残存下来的《墨子》古籍，多方分类考证、注释，墨学成为学界热点。
清中叶思想家汪中开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之源，他编成《墨子表微》一书，大胆地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见解，认为墨子是积极救世的仁人才士，告诫“后之从政者”不要借仁义而诬蔑墨子与墨学[1]， 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学的流弊，为墨子正名，为墨学的复兴造了最初的舆论。从此，墨学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重新认识。这一时期著名的宣传整理墨学古籍的学者有：卢文弨、毕沅、王念孙、孙星衍、张惠言、王引之、俞樾、孙诒让。其中又以毕沅、孙诒让的研究成果影响最大。毕沅是第一个为《墨子》全书系统作注的人，于1873年成《墨子注》一书，肯定了墨学的成就。而孙诒让在这一时期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精神把墨学研究推上了高潮，他综合各家校注《墨子》之说与成果，以十年功夫撰成墨学研究名著《墨子间诂》一书，“集诸说之大成……凡诸家之说，是皆从之，非皆正之，阙略者补之……”。清代古文大家俞樾称赞这本书说：“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2]， 所以一般认为此书是《墨子》注较好的读本，再无人超过。值得一提的是孙诒让在研究墨学同时，深为墨家精神所感动，极力推崇与宣传墨家精神：“探精道术，操行艰苦”，“勇于振世救弊”，“九流江海，斯为巨派”，指出墨学因“不合于儒术”而被“排诘”非难千年之久[3]， 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以墨家精神为己任，大力兴办教育与实业，维新图强，不畏艰辛，“其行也大类墨氏”[4]。 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总之，从清末附会声光电化来解墨学到《墨子间诂》，直到“墨者杜老”（杜守素），近代许多重要学者都有关于墨子的论述，墨子也一再被誉为“世界平等博爱主义第一大家”[5]、 “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劳动阶级的哲学代表”等。仅这一时期就已刊行了20多种墨学类研究书籍，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墨学研究高潮，使墨子学说得以在二千年后再传于世。而这些学者的研究与宣传，不仅为后世墨学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献资料基础，也为墨学的复兴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二）明清以来兴起的广泛的市民运动为墨学复兴准备了一定的阶级基础 明中叶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的萌生，长期以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再也不能保持一统天下的状况，靠出卖劳动力和经商谋生的破产农民，成为中国市民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此时已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存在，但封建势力时刻阻碍着工商业的自由发展，他们又无法摆脱与封建关系的联系，显得比较软弱。到清代以后，市民阶层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更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潜流。当他们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中感到个体力量不足以与封建势力相抗时，便逐渐形成了一些帮会、会党，如清代南京织工为加强斗争力量“各立会名，拜盟结党，私设公所，竟有数十起之多”[6]。 可见明清的这种广泛的平民运动已使城市游民无产者与帮会组织形成了一种革命的新兴力量，为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政治斗争的同时，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具有革命性、人民性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而古老的墨学正是他们所要选择的。因为：首先，墨学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与墨家本来就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其次，“兼相爱，交相利”使墨家讲求“赖力仗义”的人生价值观，墨家的道德理想正是在小生产劳动者实用的平等愿望和交换关系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其“视人之身若其身”，“强者不劫弱”等价值信条与中国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帮会组织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同生死，共患难”，“讲义气，重然诺”，“劫富济贫”一类的人生信条大同小异。第三，虽然时代不同，但反对“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7]的革命性，追求一种“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8]的具有平等互助色彩的理想社会， 既是墨家的理想也是他们的理想。第四，二者在组织形式上极为类似。明清以来城市人民的斗争组织会党、会社最早均由若干地方帮派团体融汇而成，江湖色彩极浓，如乾隆中期的较大的会党天地会（也称三合会、三点会、会内通称洪门），其成员主要是水陆交通沿线的贩夫走卒和浪迹江湖的破产的农民，他们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和信仰，其组织一般有较严的帮规，入会者即为兄弟，多崇尚侠义与武艺，潜在于平民之中，从某点上说简直就是墨家团体在近代的翻版。因此，我们认为以中国小市民阶层为主的小生产者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社会组织方面都与墨家有较深的渊源，随着知识界的宣传，最先接纳墨学价值观并溶入自身的必定是这个阶层，所以是它使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有了生长点与被接纳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小生产者是墨学复兴的阶级基础，而广泛的市民运动则为墨学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宣传鼓动使墨家革命精神与小资产阶级相契合，促使墨学最终复兴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丧权失地，满清帝国再也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居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文化也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一开始接触便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儒家的礼治文化已不能满足要求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人们的需要了，他们又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文化取而代之，毕竟他们根植于传统之中，不可能脱离传统，在这种空前的文化危机面前，必须创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去适应之。于是便有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但这毕竟是拿着孔圣人做招牌，不能令人们彻底信服与接受。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社会剧烈动荡变革的时代，维新图强日益迫切地摆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面前，他们在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看到了墨学的价值，感到墨学重理性，讲科学，谈逻辑，尤其是墨家的“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宁，不强必危”[9]的生存观、“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10]的革命性、“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官无常贵，民无终贱”[11]的平等性，集中反映了他们要求维新自强的愿望，并惊喜地发现，平等、博爱思想并不是舶来品，墨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而且墨家的“法夏”思想理论竟与他们所倡导的“大同”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墨学用原始文化中博爱、互利、平等精神，在春秋大变革时代，批判了私有社会礼治文化所造成的人的自我异化，否定了传统礼治文化的“尊尊亲亲”，而墨学大量有恒常价值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更是绝无仅有，如果复活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与西学相贯通，足以启发千年蒙昧，解放众人思想，是反对封建文化、进行维新变法的有力思想武器，于是，他们在乾嘉学派整理注释《墨子》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与改造它，希图把墨学中的优秀伦理道德与科学精神揉入他们的理论之中，以启示人们去拯救风雨飘摇的封建帝国。在这一方面，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早年便爱好、服膺墨学，连自己的号也取墨者任侠之义，自号“任公”。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深感老师“托古改制”的不足，大力宣传与倡导墨学与墨家精神，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后汇刻为《墨学微》一书，在此书《序论》中他说：“（中国）今欲救之，厥唯墨学”。他还在文中举例说：“假使今日中国有墨子，则中国可救。”“墨学救国”的口号固然有失偏颇，但此时的墨学已成了一种反对封建文化和传统儒学之流弊、在中国儒家文化外建立一种根植本民族文化的新文化的一种迫切需要。梁启超在介绍《墨经》中的数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大量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充分阐发了墨学的科学精神，认为“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他评论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以至于“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接着他大声疾呼：“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12]1921年梁氏刊行了《墨子学案》，次年又刊行了《墨经校释》。由于梁启超在国内的重要影响，使他成为20世纪初的杰出的墨学复兴鼓动家，“其著述甚多，而文辞畅达，使新学小生，能知所谓墨学者，则新会梁启超也”[13]。他关于墨学的宣传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他之后的20世纪初，研究墨学者日渐增多，谈论墨学成为学术时尚，数十种新的墨学专著纷纷面世，如陈柱的《墨学十论》、方授楚的《墨学源流》、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等。连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先生也曾悉心钻研墨学，一度引用西方逻辑学及心理学解《墨经》，这些在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的时代无疑具有革命性与进步性，更为重要的是“当（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集中全力于政治斗争与武装起义，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反而由改良派特别是梁启超所自觉地承担起来……”[14]。由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宣传与鼓动，使包括墨学的革命精神与价值观在内的近代民主革命精神，得以为广大在辛亥革命初期参加武装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会党人物）自觉与不自觉地所接受，并把其中一些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内化于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方式之中，实现了墨学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契合，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传统的摧毁旧文化的革命理论与精神支柱，而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斗争相契合的标志是使墨家理想人格模式再现于他们之中的仁人志士身上，迸发出了崇高的道德人格美，笔者认为这才是墨学在近代复兴的内涵与标志，即这种复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墨学复兴，也不是近代的平等博爱主义，它只是墨学中的科学理论与科学精神以及墨家优秀伦理道德所代表墨家精神被节取利用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之中，成为对新兴小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有巨大感召力的一种精神需要。正如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所说的那样：“夫自乾嘉以迄今日，关于墨学之著作，多矣……，此可谓墨学之声影……，惟清季以来，至于今日，彼抱一信仰，努力实行‘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此有名无名为革命牺牲之志士，斯真墨子精神复活哉！斯真墨子精神复活哉！”
二、墨学复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作用
（一）孙中山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优秀伦理思想，其中更富含了墨家价值观的精华，所有这些均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改良派促使“墨学”最终复兴后，低估了封建顽固势力，处处碰壁，走向反动的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取而代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勇敢地担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等固然占有重要部分，但其中也包含许多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独见而创获者。”[15]那么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主要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其中富含了墨家的某些优秀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其一整套革命思想中虽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为要义，但他认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所以穷本极源，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图恢复。”[16]这种固有的旧道德当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孙中山以历史主义与进化史观来诠释这些固有的旧道德，并加以去粗存精的扬弃，把它总结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德目，把“忠”理解为“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而墨家的“先万民之身，然后其身”[17]的自我牺牲精神与这种诠释应该是一致的，都具有人民性；对仁爱则以“博爱”释之，他认为：“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博爱’是一样的”，肯定了博爱近似于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18]；对于“信义”与“和平”，他认为“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19]。可见孙中山在肯定它们的同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兵力胁迫”与侵略，由此得出，“八德”条目中的“仁爱、信义、和平”三条实质上与墨家的“兼爱、贵义、非攻”更为接近，当然这不可能完全是墨子的原意，但它至少注意到了墨子“兼爱”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爱，是包括广大人民在内的爱，是合乎博爱精神的。另外，墨学强调“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20]，这种“法夏”思想试图以原始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再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并由此抽象出两个对立的文化概念“兼”与“别”，“兼”即为“天下为公”，“别”是“以天下为家”，要实现“天下为公”，须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21]的平等博爱革命精神，这固然是小生产者的一种理想，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中无疑吸取了墨家“天下为公”思想中的精华，其尖锐的反封建思想正是反对“家”天下的满清君主的“别”。这样，墨家的“天下为公”思想与其自由平等博爱一起成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会宣言说：“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22]这便是“天下为公”的境界观，是孙中山“天下为公”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含义。
由上可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呼吁革命的思想论战中，在宣扬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余，大力吸收了优秀传统道德，尤其是充分吸收了墨学的优秀价值观及其革命性，把它揉入自己的革命思想之中，加以近代化的诠释，从而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墨家精神中的优秀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不牵强的，至少它是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
（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身上的那种“墨家精神”不时再现于革命初期的武装斗争中，为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由于受到阶级的局限，认为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要求，且已形成会党团体，易于发动，只要导之以革命思想，他们一定会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并在革命初期也真正把他们做为革命的依靠力量，他们充分利用会党组织中的“墨者行为方式与精神力量”并加以革命的引导。如孙中山先生以“洪门”这个会党组织为例说道：“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感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最终传以民主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23]他还说：“要恢复民族精神……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与宗族团体……，共同奋斗。”[24]所以，孙中山不仅与会党人士郑士良交游甚密，甚至亲自加入洪门，成为“洪棍”（元帅），以达其宣传发动会党组织的目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鼓动下，已有一定革命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会党组织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纲领，认为三民主义与中华民国的理想与他们的价值观是大同小异的，所以他们决心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在1906年参加了革命党人发动的湘赣边起义的江湖会党洪江会的入会誓词就直接把“中华民国”加了进去，其誓词是这么说的：“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25]
这样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会党组织最终成为革命前期的主要力量，在战斗中浴血奋战，英勇奋战，极富牺牲精神，可谓“赴火蹈刃，死不旋踵”[26]。这其中固然有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带动之功，但也不乏内化于小资产阶级身上的那种“墨者精神”。这种精神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尤为突出，如墨家的无畏献身信条：“杀己利天下”（行刺暗杀行为）也一度成了一些革命志士的一种手段，虽然行刺暗杀不可取，但其革命精神十分可贵。据统计，辛亥革命前10余年的武装起义基本上均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依靠会党组织发动的，“由于会党参加武装起义和会党成员的勇敢精神，增强了革命派斗争的决心与信心”[27]。笔者认为这种“勇敢精神”应该就是存在于小资产阶级身上的那种“墨者精神”所释放出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它与革命派所鼓吹的“偕为革命之人，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不必甚深言之，但使之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28]的革命精神何其相似！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墨家的革命精神”武装了会党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极大地启迪民众、对武昌起义的胜利以及对推翻封建专制主义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其功绩不可没，其节义垂千秋。
注释：
[1]汪中：《述学·墨子序》，2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2][3]俞樾：《墨子序》，见《诸子评议》，326页，北京， 中华书局，1957。
[4]章太炎：《原墨》，见《章太炎选集》，28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民报》创刊号，3页，1957年～1958年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 6] 余培德：《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 5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7][8][9][10][11][17][21]王焕镳：《墨子校注》，219、 70 、205、217、45、123、116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12]梁启超：《墨子学案》，1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
[13]方授楚：《墨学源流》，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15页，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15][16][23]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231、232、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19][24]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庄子·天下》，见《二十二子》，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2]孙中山：《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2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1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6]《淮南子·泰族训》，见《二十二子》，1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7]陈旭麓：《中国近代史》，29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28]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5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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