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意义论文,声音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0)-01-0102-07
七十年代，妇女研究在西方蔚然成风。此时，访谈作为一种研究的形式，很快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至今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的定义、具体行动、策略和实践的内容，意见仍不一致，但起码在一些方面达成共识。女性主义承认，社会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表现，而这种不平等是由历史、社会、地位等因素造成的。妇女长期被社会忽视，处于弱势地位，要向男权文化挑战就必须改善妇女的地位，重现妇女的声音、视角，承认妇女在历史上一贯的能动作用，从而革新观念，争取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权力。
这种力图通过对现存社会性别观念的挑战，来争取社会平等的女性主义宗旨，首先反映在女性主义学者和工作者对访谈目的的认识上。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口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即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的自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本着这种精神，女性主义者认为，在访谈中应批判传统访谈要求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同时还应打破过去以访谈者和研究者为主体的传统访谈法。她们认为研究者和工作者应带着感情去倾听妇女的叙述，要善于从她们所处的特定语境中去认识她们的视角，理解她们的心声。在访谈和研究中，应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
如何以访谈对象为主体，达到重审传统观念的目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对妇女访谈不仅要像一般访谈那样，了解客观上发生了什么，而且要了解她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感受。她们认为，后者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社会对这些妇女的看法和感受从未认可，而且因为男权文化的价值观，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妇女，不少妇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按社会规则行事；然而，在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文化影响下，她们会常为此而感到内疚，不安。其结果是，即使最激进的女性在进行口述时，也免不了在“我”和“非我”、“真我”和“假我”之间犹豫不决、徘徊不定。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样犹豫、徘徊，以及妇女们对男权文化种种形式的挑战、反抗，最能帮助我们认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男女观念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种种因素。
一个女性主义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是，在访谈和研究中，如何与访谈对象建立真正平等互动的关系。对这方面，最关注的莫过于搞发展工作和研究弱势群体的学者和工作者。他们的研究和工作对象多为处于贫困中的社会边缘群体。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研究者和工作者多来自与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不同的社会范围，极易出现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如何克服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是每一个做这方面研究和工作的女性主义者所必须考虑的。
近年来，为克服上述问题，一个具体做法是培养本社会群体的研究者和工作者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和工作。这种做法有不少好处，但仍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原因众多，正如苗族学者张晓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对本社会群体的了解有助于研究和工作，但也往往削弱了对存在问题的敏感度。第二个原因是，人的社会存在是多元的、多方位的，除了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的差异外，还有年龄、文化教育、信仰、个人意识、观念等等的不同。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不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以个人代表群体是有极大局限性的。第三个原因是，即使研究者和工作者的背景完全可以反映所研究之群体的特点，经过培养和训练后，她们的视野也会发生变化。这种视野的变化会增强认识问题的敏感度，但也会加深主流文化对她们的影响，从而拉开她们与研究或工作对象的距离，使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局内人的优势。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不少理论研究认为，在访谈中最不容易摆正位置的是那些在落后地区搞发展工作和研究边缘群体的女性主义者，但是近年来，也正是这部分学者和工作者在这方面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实践的深入，认识的提高，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口号也就从“对妇女进行研究”(research on women)转为“与妇女一起研究”(research with women)和“为妇女而研究”(research for women)。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要真正做到与妇女一起研究，为妇女而研究，就要学会倾听不同背景下妇女的声音，从她们所处的环境出发思考和分析问题。特别是那些贫困的或发展条件差的地区的妇女，她们的声音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被他人有选择地，甚至全部替代。因而，重现妇女的视角，倾听来自她们的声音，是研究者和工作者向传统观念挑战，并且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必要手段。这样做，不仅是搞好女性主义研究和工作的关键，也是研究者和工作者不断重新认识自己，肃清传统观点影响的最佳途径。我本人的研究实践也使我深深认识到这一点。
自1989年以来，我的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是美国纽约华裔制衣女工的历史。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除了当地华人报刊及美国人口普查留下一些资料可供了解社区的概况外，对于社区中妇女的生活以及她们对外界的反应，几乎毫无资料可循。所庆幸的是，美国华人制衣业在纽约市的兴起，始于二次大战后，不少女工尚在人世，访谈也就成了填补这方面史料的唯一途径。近十年来，我访问了近百人次，整理了六十多份访谈个案，对访谈的意义、方法及其复杂内涵有了一点认识，现与大家分享，不当之处，祈盼大家批评指正。
一、倾听“妇女的声音”的重要意义
我是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的，最关心的自然是口述和访谈对史学研究的意义。因为我的课题涉及面较广，这里仅就我研究华裔家庭的变迁遇到的几个事例，谈谈以下两方面的体会：
1.填补史料，重审观念。1989年我开始思考博士论文的内容。当时，纽约华裔研究的专著不多。在屈指可数的几部著作里，华裔家庭的稳定性常被大加赞颂，而以家庭和睦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家庭稳定的主要原因。
我的研究对以上观点提出了质疑。美国华裔劳工家庭的历史变迁，为我认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及其复杂性的形成提供了新鲜生动的资料。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阶级界限分明，而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劳工家庭，则处于经济结构的最底层。有史以来，他们多从事强劳力、低收入的工作。在纽约社区内，尤其在本世纪上半叶制衣业兴起以前，开洗衣店和发馆成了许多华裔劳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要经营好此类小本生意，必须靠家庭每一成员的努力；不仅夫妻要携手合作，子女也要加入家庭的劳动大军。这种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经济的依赖关系，对改变原有家庭关系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一方面，经济的互相依赖关系，有可能弱化原来强势的一方，为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对那些以前在原住地毫无这方面经验的新移民来说，则可能引发强势的一方对弱势一方更强烈的控制欲，从而激化了原有家庭中已呈现的紧张关系。前者在我的一般访谈中不乏例子；后者则在我前期的访谈中反映不出。
在对史料的研究过程中，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数据显示，70年代以前，纽约华人社区妇女的自杀率，高于全市妇女的自杀率，而且多采取难以营救的方式。令我深思的是，为什么绝大多数自杀者为已婚妇女？虽然自杀的绝对数字不大，但在华人妇女总数中所占比例却趋于偏大。毫无疑问，美国自杀率的统计，不能完全反映华人社区的状况。但是，如果婚姻真如许多著作所描述的那么稳定，为什么还会出现已婚妇女自杀率偏高的现象？带着这个问题，我继续做深入的调查。
随着我与女工关系的加深，在与她们的不断交往中得悉，和美国其他少数族裔家庭一样，华裔女工家庭中也不乏家庭纠纷，家庭暴力。移民后环境的改变，特别是60年代以后以男性为主的洗衣业的衰落，以女性为主的制衣业的兴旺，给男性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一些男移民无法完成传统社会性别观念赋予他们赡养家庭的职责。经济、文化的压力加剧了他们要扮演传统角色的焦虑。这种焦虑，加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无奈，往往导致他们向家庭弱势的一方施暴。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就此成了受害者。在这些家庭里，丈夫对妻子躯体的侵犯，不仅包括肉体的殴打，而且包括性暴力。然而，令外界人费解的是，深受其害的妻子们多不向外界求援，因为现有防暴中心的数据，反映不出华裔劳工家庭的这些问题。
如何解释这些受害妇女的心态？最简单的莫过于文化决定论，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使她们难以对外人启口。我的深入访谈揭示，文化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给她们提供向外界求援的条件。在70年代，大量新移民迁入以前，纽约华人社区调解各种纠纷的权力机构主要是以男权为支柱的会馆、行会和宗堂。出现家庭纠纷，即使妇女向他们投诉，也难以得到支持。而且，1982年以前，社区内没有任何妇女防暴中心，要求援，必须去找社区外的组织，而这些组织没有任何成员懂汉语。受害的华妇，由于缺乏对外界的了解，加上语言的障碍，只好忍气吞声，任其自流。忍无可忍时，也只好痛下决心，了却一生。
虽然劳工家庭不能代表社区的全貌，家庭暴力也不仅在劳工家庭中才存在，但是，上述调查的结果使我看到了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种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我也进一步看清了男权文化的强大及其对学术思想的浸透。虽然是史料激发了我对现实复杂性的思考，但我的认识则是通过深入访谈得来的。
深入访谈不仅使我加深了对男权文化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重审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的种种偏差。我是从1984年开始在美国学习妇女史的，当时女性主义领域中，对家庭的论述，要数海地·哈门(HeidiHartman)的观点影响最大。从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她认为家庭是社会性别的发源地，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加上社会只承认家庭以外生产的价值，造成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对比华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这个多层次、多民族的国家里的境遇，不难看出，哈门理论的基点——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具有明显的种族和阶级倾向。她的理论虽然能给人以一定启示，但反映不出社会的复杂性。而经济决定论也解释不了形成社会性别的种种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
2.重读史料，重写历史。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仅想就1997年夏天在广东省侨办的大力支持下，我在广东侨乡访谈的一点体会。促使我到侨乡调研的原因是，美国现存的史料和著作反映不出二次大战前妇女在纽约华人家庭变化中的主体地位。除了缺乏侨乡原始资料外，绝大部分史料和专著集中在对男移民的研究上。这种研究的偏差，与现实不无关系。美国从1882年到1943年实行了排华政策，为了防止华裔劳工扎根在美国的土地上，美国政府严禁华工携带家属来美。其结果是，遍布美国各地的早期华人社区，人口多以男性为主，这种现象在纽约尤其显著。美国出版的有关著作自然也多以男性为主。近年来，美国学者对华工的研究有力地揭示了移民法中明显的阶级性——因为法律规定华人社区的上层阶级是不受排华法的限制的。这些研究所揭示的事实，对一向以坚持民主原则自誉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告诉我们，有80%以上的已婚华工在二次大战前是独居的。我的问题是：如果权当这一数据是可靠的，那么这些独居已婚华工的妻子又在哪里？滞留在国内的妻子们的生活如何？她们的存在岂能被学者如此轻易地一笔勾销！如果把这些妇女重新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来研究，其结果又会怎样？
带着这些问题，我访问了侨乡，查阅了四邑侨乡的传统史料，也对侨属、侨眷进行了访谈，收获很大。应该说，当地关于侨乡的史料记载是很丰富的，除了地方志外，当地出版的杂志刊物就不下一百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字记载反映不出妇女的状况。对妇女的报道，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大有误导之嫌。除了在对“匪情”（当时侨乡治安十分不稳定）和家乡变化的报道中提及外，对妇女的报道则多是所谓“不守妇道”的妇人“偷情”、“乱伦”、不敬公婆因而严受惩罪的报道。这些史料所反映的“史实”与我访谈所获大相径庭。
我在四邑侨乡访谈的对象，以八九十岁的高龄妇女为主，大多数是早年美国侨民留在家乡的配偶，其中也有四五十岁的移民的子女。这些人没有受过社会性别的教育，也从未听说过什么女性主义。但是，在谈到家庭生活时，他们不约而同的一个话题是妇女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台山86岁高龄的吴佩璇婆婆回忆自己在丈夫出走后，如何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新汇县古井镇年近78岁的关祯泽回忆自己如何从小随母亲披星戴月下地干活儿；同县沙堆镇众人回忆年近90、于1992年去世的湛概婶婶如何自18岁与公鸡拜堂后就待候公婆妯娌及其子女的一辈子，至死也没见过丈夫一面。虽然，这许许多多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和具体事例不同，但却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揭示了妇女在美国移民家庭里的重要作用。用本人也是移民子弟的中山大学佘定邦教授和暨南大学黄松赞教授的话来说，那就是，如果说外省市的妇女顶“半边天”，那么，侨乡妇女顶的是“整个天”。
侨乡妇女的这种贡献，得到了社区的认可吗？没有。作为当地权力机构的宗族组织，只认男不认女。男人在外面又没有儿子或继子的家庭，是无权在祭祖仪式后和族人一起分享供品的，而分享供品则是社会认可的一种标志。尽管移民家庭中的妇女顶起了整个天，她们的一言一行却受到族长、公婆的严密监视，稍有“违道”，就遭处置。轻者公开示众，重者被关进铁笼，浸入水中致死——当地俗称“浸猪笼”。虽然我在访谈期间，并没有发现一起实际发生的“浸猪笼”的案子，然这种传言在妇女心理上所造成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访谈时谈话的内容不免有种种夸张、渲染之处，而且妇女互相之间也有差异。但是，众人的谈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早期华人廉价劳动力的交易，是通过剥削妇女在再生产方面无偿的劳动来实现的。如果说，美国的排华法有其鲜明的阶级性，那么它对加剧华人劳工家庭中社会性别关系的紧张，则是跨国界的。这种跨国界的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美国移民法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今后研究人口外迁后对本土文化的影响，也会有所启示。这种启示，对于人口流动频繁并且日趋全球化的今天，意义尤为深远。
以上的认识是从现存文字记载的传统史料中不可能获得的。访谈不仅使我加深了对具体问题的认识，而且对史料的非客观性也有了切实体会。确实，要重写历史，不仅要从社会性别观念出发填补史料，而且要对现有的史料做批判性的审视。
二、试谈女性主义访谈法
就过程而言，女性主义访谈与一般访谈没有多大区别，同样由三个过程组成：准备，访谈并收集资料，分析访谈所获。所不同的是，如何在这三个过程中贯穿女性主义访谈的宗旨，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的平等互动关系，真正做到“和妇女一起研究”、“为妇女而研究”。
女性主义学者和工作者认为，要建立与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首先必须对访谈形式中潜在的不平等关系有所认识，她们认为，即便在访谈对象的社会地位、辈分比访谈者高的情况下，传统访谈的形式是给予访谈者绝对的权力的。因为，无论是对项目的设计、提问的内容与方式、素材的取舍与分析，还是最后的结论，访谈者都掌握着最后的决定权。要实现女性主义访谈的宗旨，必须对这些潜在的不平等关系做有意识的挑战，将建立平等互动的意图付诸于访谈的实践。
为了建立与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者二十多年来做了不少尝试。比如，在准备过程中，她们认为不但要做好充分的调研，较具体的项目设计，以及对访谈对象的了解，而且要向访谈对象讲清项目的意义和目的，将来访谈内容的使用，访谈者本人的背景、访谈内容使用上可能对访谈对象造成的影响等。然后，由访谈对象自己作出是否愿意被访谈的决定。在访谈过程中，她们认为虽然提问要有准备，但问题不要定得太死，涉及面不要太窄，要给访谈对象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当访谈对象所谈的内容与原设计相左时，不要轻易打断对方思路，因为很可能这些内容正是访谈者原本没有估计到，而又是了解不同阶层妇女内心世界的关键。她们还认为，对访谈者语言的使用，访谈过程中情感的流露，或是犹豫不决，或是趾高气扬，这一切都要予以充分注意。这是因为，即使同样的语句，相似的“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也未必有同样的含义，更何况遇到不熟悉的语言或表现。她们强调，遇到有疑问的现象时，一定要认真向访谈对象请教，寻根问底，直到搞清为止。因为这也是了解对方所谈内容向对方学习的好机会。同时，她们也认为在分析素材做结论前，一定要和访谈对象反复交换意见，力争达到双方的共识。
如何做到成果共享？这是一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不可否认，和其他访谈一样，访谈后，女性主义访谈者可以就此出成果，或是写总结报告，或是著书立说，这一切都会有助于访谈者本人的职称评定、提升等等。然而，对访谈对象来说，受益何在？除了一点金钱上的报酬以补偿时间的付出，或对其完成任务的认可外，恐怕就谈不上其他了。为了使项目同样受益于访谈对象，除了使其体现在作品的意义上外，女性主义者还做了许多具体的尝试。比如，在与访谈对象接触的过程中，尽可能为其及其所在社区提供可能的服务；项目完成后，成果在访谈对象所在社区中推广。有的访谈者还和访谈对象平分成果的经济报酬和同注为作品的合作者等。
上述这种做法，目前仍处在尝试阶段，效果不一，每个人反响也不同。我本人对上述各种方法都实施过，我的体会是，访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方法。虽然上述种种尝试都很有意义，具体做法还是依国情、语境、访谈对象的特点而定，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必强求一致。但是，应该认识到访谈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访谈者对环境、访谈对象的敏感度，而要取得这种敏感度，还有待不断的实践。
三、“声音”的复杂内涵
以上所述多为访谈者方面的问题。近年来，随着采录口述的不断推广，学者和工作者对其运用上的复杂性也加深了认识。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这种复杂性既存在于访谈者与访谈对象的互动关系上，也反映在对访谈内容的分析和评论上。要做好对访谈内容的分析，必须对“声音”的复杂内函有所认识。形成这种种复杂内涵的原因很多，这里我仅想就以下几方面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1.社会身份的多元化、多层面以及不稳定性。正如以上已略为提到的，妇女和其他社会组成一样，她们的社会身份是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而且社会身份的各方面、各层次是互相关联、相对而言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语境中，社会身份呈现不同的层面。以一位苗族民俗学者为例，相对汉族，她是少数民族；相对其他少数民族，她是苗族；相对劳工阶层，她是知识分子；相对其他专业的学者，她是民俗学家；相对男学者，她是女学者；在大汉族主义的人群里，她受歧视；但在强调民族大团结的官方话语中，她又是受照顾的团结对象，如此等等。这里想说明的问题是，由于社会身份的这些特点，每个发声的个体，在发声时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很难代表任何被认为她可以代表的群体。要了解任何整体意识，恐怕要做更多个体的访谈。
2.“声音”的主观性。如上所述，妇女不是生活在历史的真空里。虽然访谈能使我们看到妇女对传统观念的种种抗争，但也不能忽视传统观念对她们不同程度的影响，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忽视传统观念或主流意识在妇女中内在化的可能，而对访谈内容不加分析地使用，也就很难达到女性主义访谈的目的。
访谈内容的主观性还表现在访谈对象的个性以及接受访谈的目的上，因为无论对现状的评述或对过去的回忆，口述的内容都是一种对现实的“再表现”(representation)。它受着种种主观因素的制约。即使访谈对象在谈自己对某事的看法和感受时，强调什么或不强调什么，甚至避而不谈什么，都与访谈对象希望通过访谈达到什么目的有关。无论是想通过访谈影响访谈者对某事、某人的褒贬，还是试图肯定或否定他人或本人在某过程或事件中的作用，这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口述的具体内容。
3.访谈者和访谈对象的关系。做过访谈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要访谈对象开口并不难。访谈对象出于种种原因，会同意接受访谈，比如在国外常为经济报酬，在国内则有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或私人关系；但是访谈内容及效果则因人而异。原因众多，其中访谈者与访谈对象的关系是主要原因之一。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是访谈者和访谈对象的另一种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女性主义者更多考虑的是访谈者所具有的权力，而忽视了被访谈者的潜在权力（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表现？有待商磋）。事实是，即使访谈者事先向访谈对象交代清楚访谈的目的和意义，使得访谈对象接受了访谈，但这并不等于双方的关系已稳定了。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观察对方的表现时，对方其实也在观察访谈者。经过一番“听其言，观其行”后，访谈对象会对访谈者的诚意、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决定所述内容的深度和取舍。如果访谈者经不起这种审视，即使访谈对象可能按访谈者意图，或领导的旨意而滔滔不绝，这种访谈也是失败的。
4.访谈的方式和环境。各种访谈的方式和环境都有其利弊。在根据需要作出决定时，必须把各种可能的不利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单个访谈可以深入些，但难以避免由记忆或其他因素造成的种种失误；群体访谈有助于相互提醒更正，从而减少误差，但时间有限，相互的设防，或者其他种种单个访谈不可能出现的顾虑，往往影响到访谈的深入。通过组织的访谈，可能有助于访谈的推进，但会给访谈的性质加上一些不必要的色彩。
地点的选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访谈是在访谈对象的家里进行，还是在办公室里进行；是在餐厅进行，还是在其他社交场所进行；是在陪同访谈对象回家的路上进行，还是在帮助她完成一项工作时进行；是在正式场合下进行，还是在非正式场合下进行？形式和环境不同，访谈的结果也难以一样。
四、问题的思考
多年的实践、虽使我对访谈这一重要的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仍存在不少的困惑。
1.“关系”与时间的矛盾。以上已提及，访谈可能达到的深度与访谈者和访谈对象的相互信任有直接关系，但这种信任是不可能在访谈时的一两个小时内培养起来的。十年来，我与几位女工之间相互信任的建立来自于和她们的共同生活——我曾在两位女工家生活了六年，在工厂和她们一起劳动，工余参加她们的各种娱乐，为工会举办的工人夜校提供免费英语教学，参加工人的罢工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对于大多数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的项目，恐怕就很难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培养双方的感情。那么，又怎样能与访谈对象建立起必要的相互信任呢？对此，我目前的认识是，对于在短时期必须完成的项目，恐怕除了向访谈对象讲清项目的意义和目的，并在访谈期间身体力行地让对方了解自己外，访谈者也只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访谈的深入与否，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已。这种态度可能显得悲观，还有待读者的指教。
2.如何了解访谈中的女性主义？我在本文第二部分已谈到女性主义访谈的种种尝试。这些尝试很有意义，但对它们的具体实施，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比如，在分析访谈内容时，如何做到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处理双方的意见分歧？女性主义访谈者对此看法不一致。有人认为既然要尊重对方，平等相待，就应以对方意见为准。其他人则认为这不是真正平等互动的关系。传统或主流观念很可能也被访谈对象内在化了，因此应以访谈者的分析为准。然而，一部分学者又另有设问：如果分歧是访谈者自身所受固有观念影响的结果，难道还应以访谈者为准吗？以谁为准？以什么观点来判断谁是谁非？大家意见不一。有人于是建议，遇到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时，干脆把有关的内容去掉。然而，这样处理往往导致分析和总结的最终夭折。又如，有些女性主义学者对访谈者与访谈对象的相互信任关系也提出质疑。正如她们所提出的，能取得访谈对象信任的访谈者，往往能取得比一般访谈更多的资料，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对访谈对象造成更大的伤害。
以上实践和争议，对思考如何在访谈中体现女性主义精神，很有促进作用。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我本人也在访谈的实践中不时遇到。但是，我在国内和美国两地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国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对象不一样、议题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我始终感到，上述的种种尝试和争议，在行动上未免过分流于形式，而在思想上则有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如何根据不同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出一条能真正将女性主义精神付诸于实践的路子。这是我目前思考的问题，也希望和国内读者一起讨论，一起摸索，共同前进。
收稿日期：1999-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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