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前景论文,第三条论文,现状及论文,道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批政要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愈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第三条道路”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些说明。
一、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不是90年代才提出的思想主张或实践道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意义的第三条道路：
第一种意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以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为特征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主张，从一开始就具有要求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和对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加以否认为鲜明特点的“中间道路”色彩。早在本世纪20年代，第二国际著名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鲁·希法亭就提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认为在吸取社会主义组织性、计划性优点和运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议会民主的过程中，可以走出一条既改变资本主义、又非十月革命模式的发展道路。（[苏]尼基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批判》第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英国工党创始人、改良主义政治家麦克唐纳则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为“社会共同体内只有两大经济阶级的说法是非真实的”，因而在阶级与阶级的斗争之间，可以找到一种“进化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郑忆石：《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第36—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二战后，随着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第三条道路”的旗帜更为鲜明地举了起来。50年代社会党国际宣传和追求的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80年代以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者以“瑞典模式”的“成功”，作为对“第三条道路”的“实践验证”等，都是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进行的。总之民主社会主义者是把“第三条道路”视为在资本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共产主义”道路之间的第三种选择，其要害都是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的社会革命，并以社会改良取而代之。
第二种意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围绕发展问题提出的、以“中间道路”为特征的“第三条道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选择问题时，提出了在两大社会制度之间，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中间发展道路”的思想。这一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出现的“民众主义”思潮。20年代中期，秘鲁阿普拉党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提出了拉丁美洲既不搞自由资本主义、也不搞共产主义，而要搞“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在拉美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40年代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则把“第三条道路”概括为“第三立场学说”，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已过时了的制度”。在此之后，这种以“中间色彩”和“民族色彩”为特点的“第三条道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有了较大的发展。如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1964年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提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山坡和社会主义的山坡所形成的这个山谷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等等。
第三种意义，是前苏东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以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为特点的“第三条道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和观点，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经济学家奥塔·希克。50年代后期，布鲁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加以区分的认识，认为通过分权可以在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之间找到某种结合点。到了60年代末，奥塔·希克将布鲁斯的观点进一步作了发挥，他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导致分配和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对抗矛盾以及经济危机，计划经济则没有解决这些矛盾以及经济危机，计划经济则没有解决这些矛盾而且还使之发生了异化，因而，必须在市场和计划之间选择一种使二者得到互相结合的道路，为此，他提出通过宏观分配计划，实现宏观上进行计划调控，微观上以市场作指导，探索市场与计划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二、“第三条道路”在90年代的发展
“第三条道路”在经历数十年的发展、演变之后，进入本世纪90年代，无论在思想主张上，还是在政策举措上，都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使得它在较长时间不大为人们关注之后，又颇有异军突起、重新唤起人们极大关注的态势。一般地说，人们目前把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看作是90年代重新兴盛的“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
1992年，在美国进行的总统竞选中，克林顿选择了“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作为竞选主题，面对当时美国国内群众普遍关注的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以及一系列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他采用一种灵活、实用的中间派立场，取代民主党人长期坚持的僵化信条，明确提出，在他所采用的政策主张中，将“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同时，他号召人们放弃对政治与社会主张上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传统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划分方式，采用超越左右论争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克林顿在竞选中打出的中间派立场这面大旗，是其后来赢得大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标志着90年代“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开始提出。同样在1992年，托尼·布莱尔出任英国工党领袖，开始逐步以“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影响工党。1994年，布莱尔的精神导师、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表明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工党开始整体性地在理论上向“第三条道路”转变。几乎与此同时，布莱尔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表示在他的领导下，工党要超越左右之争，以新的发展思路整治国家的愿望。1997年，布莱尔竞选胜利，出任英国首相，工党结束了30余年的在野生涯重新执政，而布莱尔政府成立后打出的口号，就是“第三条道路”。1998年，布莱尔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融于一书，正式出现了名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除了克林顿与布莱尔之外，意大利前总理罗慕诺·普罗迪、瑞典首相佩尔森、丹麦首相拉斯姆森、葡萄牙首相胡特雷斯、法国总理若斯潘、德国总理施罗德等西方政要，也在大体相近的时间内，或者对“第三条道路”作了类似的阐述，或者表明了自己对“第三条道路”的支持，“第三条道路”由此在国际社会上扩大了其影响。
那么，90年代在西方社会造成广泛影响的“第三条道路”，究竟包括哪些主张呢？
首先，在思想方法上，“第三条道路”主张以超越传统左右之争为突破口的创新思维，来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这里的创新，无论是克林顿表白的“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还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都无非是要将自己的主张同西方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加以区别，在二者之间寻求折衷。所以，“第三条道路”在表明自己的思想主张时，总是十分注意突出这样几个观点：（1 ）寻求不同政治倾向的选民所具有的共同价值。例如布莱尔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时，就曾在演说中提出，要“把人民凝聚在一起，重建一个符合国家要求的核心的共同目标”，实际上就是力图其政治主张建立在各种选民支持的基础之上。（2 ）避免突出传统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而更多地以求同存异的思维，在左、右思维之间发现中介。（3）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要求提出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防止狭隘片面。就此而言，传统意义上或者倡导国家干预、福利主义的左翼思想，或者要求个人本位、推崇市场作用的右翼主张，都被“第三条道路”认为是偏激的做法，他们认为，实际的办法是使两种主张有效结合起来。
其次，在政治基础上，“第三条道路”要求形成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社会集团的新政治中心。在“第三条道路”看来，传统政治都是以阶级政治和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其政治基础都是较为固定的几种政治力量，这种状况已经与现实政治生活中阶级界限的日益模糊化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破除左右两极对立的政治观点，团结和吸引以中间力量为核心的各种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要实现政党政治的改革，使政党的政治主张走出党的政策传统上只为某些政治力量服务的阴影，转而注意对多数选民关心、支持的问题的关注。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国工党等政党开始逐步主要由受工会组织的影响，改为在政策上更多考虑各方面意见，并试图使各种意见相互折衷。
第三，在社会政策上，“第三条道路”注重对社会进行整体性改革。为了表现出对传统右翼与左翼的超越，“第三条道路”放弃了在社会政策上单纯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的做法，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社会加以整体改革的思路。经济上，它强调建立新的混合经济。按照吉登斯的说法，与过去西方国家混合经济的区别在于，新的混合经济不是努力去实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要实行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的平衡，使国家的必要干预职能和市场、社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是看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后果。政治上，它倡导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提出既反对自由主义否认国家作用的认识，也反对传统左翼过多对国家干预的依赖，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结合，使政府成为治理型政府，即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只牵头，但不包办，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力，国家则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之间关系。文化上，它要求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培养社会性的共同意识，支持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生活。在以上改革思路的引导下，“第三条道路”在具体的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改革，如对劳资关系的处理，它更多地注意协调双方关系，提倡双方妥协，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对引起西方国家普遍头疼的社会福利问题，它放弃了过去或者削减、或者扩大的做法，主张改革福利政策，但不是为削减而削减，而是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达到“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力”，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第四，在国际关系上，“第三条道路”突出对国际社会的全球化治理。“第三条道路”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认为国际关系也不是针对某一或某几个国家的问题，而是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因此，它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发展，提出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制定国际范围内普遍遵守的规则，协调国家关系和相互行为，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实现国际合作。
三、第三条道路的实质、问题及发展前景
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种类型的“第三条道路”比较，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上，都不乏一些新的内容。
首先，“第三条道路”顺应西方社会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特定需要，适时地提出一系列相应的主张。90年代以来，伴随冷战结束、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结束，以及科技发展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推进，西方社会逐渐把对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解决的希望，转移到具有新意、超越传统政治、经济政策的创新思维和实践上来，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向，更加强了这一点。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第三条道路”推出超越左右之争、立足求同存异的一系列主张，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其次，“第三条道路”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完成的任务上，选择了新的侧重点。与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不同，90年代出现的“第三条道路”，并不一般地标榜自己是共产主义“极权”模式与资本主义“不公正”制度之间的“中间选择”，也主要不是就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或前苏东地区的改革而言的，它以超越西方社会内部左右两派分野为坐标，以解决当代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为重点，以摆脱党派、阶级之争为旗帜，试图给人们留下某种关心每一个人现实利益，为每一个人安全生活着想的总印象。
最后，“第三条道路”在具体的社会政策和措施上，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思路。例如，关于协调国内居民与外来移民相互关系的主张，对西方国家左翼、右翼传统解决社会问题对策上的兼容并蓄，特别是以“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为原则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造等，在具体的思路上，确实是为历史上“第三条道路”所莫能及的。
尽管90年代风起的“第三条道路”，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第三条道路”有着诸多不同，但从基本点上看，其价值观、方法论和基本的政治立场，与第二国际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站在90年代“第三条道路”最前列的诸如布莱尔、若斯潘、施罗德等，本人及其所在的党，事实上也正是聚集于民主社会主义大旗之下的），对其基本思想观点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这样几方面的根本一致性：（1 ）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无论超越左右之争也好，还是以非阶级性的“人民”面貌出现，“第三条道路”对现实问题认识与解决的核心，是通过调和、兼容不同思想观点与主张，达到某种折衷。（ 2）价值观上的实用主义。90年代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全部主张和观点，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选民群体，实现执政的目的。因而，它本身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具有的基本判断，可以是随意的、即时的，只要能保证执政，其余都可以兼容。（3 ）社会实践上的改良主义。这就是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前提下，“第三条道路”通过统治手段、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调整，试图使资本主义这架机器无限度地运行下去。这一点，如果说历史上民主社会主义还打着一面“社会主义”的旗号的话，今天的“第三条道路”，则完全扯下了这面旗帜。因此，认识当今西方社会的“第三条道路”，必须深刻把握其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与主张这一实质所在。
此外，“第三条道路”在90年代迅速风靡西方社会的同时，包括西方国家许多有识之士在内的社会各界，也看到了它内在的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
①思想上明显的折衷色彩，既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性，也使它的基本主张存在模糊不清的突出倾向。“第三条道路”是以“创新”的思维问世的，但在事实上，这一主张从思想到政策，真正创新的内容很少，大多数是对以往西方社会传统左翼与右翼主张的加工、拼凑和整合，人们很容易从中或者看出新自由主义的痕迹，或者感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
②政策主张在具体操作运用上的复杂性，使“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的推进充满了风险。“第三条道路”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固然不乏鼓舞人心、吸引选民的内容，但是还应看到，这些政策主张的实际运用，是与相应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缺乏这些条件的支持，其政策实施就难以到位，实践效果也就成了问题。例如，它关于政治改革中要求人民和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政府不再包办社会事务，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协调好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它关于改造福利国家的前提，是建立权利与责任共享机制；它关于摆脱阶级特征超越左右界限的基础，是传统左翼与右翼对于“超越”的认同；它关于国内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共处，也要求多数国内居民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等竞争中对外来移民的包容等。所有这些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具备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第三条道路”面临的难题。
③“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党内遇到的激烈论争，使其发展前景也很难预料。“第三条道路”从提出之日起，就在包括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组织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党内争论，这种争论既有攻击其放弃了党的传统思想者，也有指责其不够激进者，“第三条道路”在党内实际上处于一种左右夹击的缝隙之中。在英国工党内部，一部分人指责布莱尔在党内实行个人专制，一部分人怀疑其政策能否收到实效，一部分人要求布莱尔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具体纲领来证明“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包括1997年布莱尔竞选班子中重要成员的一些人，如被称作实现了工党现代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西蒙·巴克利和尼尔·劳森也加入了批评布莱尔的行列，要求恢复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党内的激烈斗争，显然已构成“第三条道路”得以推行的最大隐患。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对“第三条道路”今后的发展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就其基本发展来讲，一方面，它作为顺应西方社会发展要求，力图以新的思维对现实社会加以改良和变革的主张，对西方国家毕竟带来了某种震动和刺激，因而在这些国家保持一定的影响，甚至一定范围内还会扩大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只要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它也会像其鼻祖民主社会主义一样，虽然几经兴盛，虽然也有过鼓动人心、影响选民的时候，但其发展前景，同样也是会困难重重、难如其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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