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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曾预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五十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敲响了资本主义的第一声丧钟。又过了三十年左右，资本主义的丧钟在东欧、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敲响了。然而，凡是资本主义丧钟敲响的地方，原来资本主义都不够发展，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在持续增长，并且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似乎看不出衰亡的样子。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是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为什么生产社会化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本文拟就此谈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众多国家和民族向更高社会形态迈进的过程中，经济比较发达，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和民族，其社会形态的演进往往带有滞后的特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独有的现象。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该制度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往往首先发生变革，率先进入先进的社会形态。例如：中国没有形成象古罗马那样典型的奴隶制度，但中国却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欧洲的封建制度没有象中国封建制度那样完善，但欧洲比中国早三、四个世纪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俄国资本主义要比英国、法国落后得多，但俄国却先于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历史现象的多次重复出现，我们认为仅用“偶然的巧合”来描述恐怕是不够的，其中肯定蕴含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总是反映为一定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先进的革命的阶级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则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社会的变革。这种不同阶级之间的较量及其结果，自然影响着社会形态更替的快慢和早晚。在同一社会形态中，经济比较发达，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和民族，一方乃凭借其制度的完善，统治阶级统治经验的丰富，为自身制度锻造了一个坚固的“外壳”，使先进力量难以实现革命突破；另一方面，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雄厚，也为统治阶级缓和国内矛盾或镇压革命力量提供了物质保证，从而使旧的社会制度得以长期保存。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自身制度稳固方面，除了具有上述两方面的优势之外，它们还可以凭借政治和经济的优势地位，通过对外扩张，向落后国家转移自身的危机和矛盾，来减轻国内社会问题的压力。由此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滞后并非偶然。
其次，本世纪上半叶，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突破虽然都发生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但究其根本原因，仍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以其由此而引发的其他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向外转移危机和矛盾的必然结果。
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看，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跨越，到20世纪这一转变过程最后完成，资本主义跨入了帝国主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扩张，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是我们考察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历史前提。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落后国家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商品倾销市场、资本投资场所和原料供应基地，而且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和矛盾的最大承受者和受害者。20世纪初和20年代末，由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空前激化，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大爆发，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骚乱。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之，以至于启动战争机器，两次把人类推入极为痛苦的深渊。就落后国家而言，它们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低层，饱受了战争之苦，受尽了殖民之压，于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应运而生，作为充满危机和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者出现在世界上。因此，我们说，落后国家出现社会主义虽然不是这些国家自身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危机迸发的产物，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却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空前危机的结果。
最后，二战结束至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有所缓解、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将永世长存。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除了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物质条件之外，还需要有成熟的革命形势。所谓成熟的革命形势，按列宁的说法，必须有这样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形成了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得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第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第三，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从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无疑是具备的，但成熟的革命形势应该说是不存在的。
战后，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为了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总结以往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的自我调整，实现了由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转变。通过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与调节，以及诸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改良措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缓和了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当代资本主义各主要国家基本上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增长的状态。应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还能够统治下去，工人阶级也能够生活下去。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统治手腕变得较为温和、巧妙，以及改良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普遍淡化，易于满足于现状，意识不到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当前以至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在发达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尚无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的上述分析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停滞或逆转。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会不会代替资本主义，这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暂时缓解了其基本矛盾的程度，但却无法根除这一矛盾，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私人垄断资本的所有制性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2〕同时，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据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地位，使生产的社会化，管理的社会化以及资本所有的社会化形式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可能的最高最全面的程度，从而为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准备了最完备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在社会化生产力的推动下，垄断资产阶级身不由己地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最充分的社会经济条件。
另外，我们理解形成革命形势所必备的条件时，不应套用固定的模式。比如，对于“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的理解，不同的时代“贫困和灾难”的含义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3〕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由历史和道德的因素所决定的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的范围不断扩大。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只要工人的实际工资的提高赶不上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人群众就会贫困。同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因为它穷，更主要的是来自它对自己被压迫被剥削地位以及自己贫困根源的明确认识。只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历史使命，并能在实践中有效地揭露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法，消除改良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相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成熟会来得更早一些。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194 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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