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军[1]2004年在《唐湜诗歌创作论》文中研究表明2003年9月《唐湜诗卷》(上、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诗人自走上诗坛以来绝大部分诗作，体现了诗人较为全面的创作风貌。从《唐湜诗卷》入手，去研究探讨唐浞诗歌创作的思想意蕴、艺术风格、表现手段、美学特征、以及他与九叶派诗人创作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论文分为五部分，首先论述唐浞与九叶派的关系。从他们共同走上诗坛，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创作特征，到他们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共同的创作实绩，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出诗坛后依然成绩斐然，都证明唐浞与九叶派堪称诗歌圣树常绿的叶子。 其次，探讨唐浞诗的思想意蕴：现实社会的苦索与理想人生的遐思。唐湜的诗关注现实人生?反映社会风貌，书写时代生活，表达了对理想人生的憧憬。美好的彼岸世界，灿烂的人生理想构成了他诗中昂扬向上的奋进主题。唐湜亦有挖掘心灵的诗作，体现着诗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更有对艺术的纯美境界的想象、神往，表达了诗人崇高的艺术理想，诗人似乎置身于艺术的王国里，在纯美之境中沉醉。 唐湜诗的艺术风格被概括地比喻为“一条深沉的河与一片轻扬的叶”，即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含蓄、深沉、凝重，又轻盈、洒脱、飘逸。 唐湜诗在表现手段上既受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影响，追求韵律美、词彩美，又受西方古典十四行诗的影响，注重诗节美、意境美，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些技巧，诸如“戏剧化”的手段。 唐湜诗的美学特征融合着中西诗歌美学精神，呈现出个性化的鲜明倾向。 唐湜同九叶派的其他诗人一起，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诗坛富有创新意识、成就卓着的诗人群，一个开拓者之群。
梁梦菊[2]2015年在《从“倩巧”走向“圆美”》文中研究说明辛笛站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西方诗歌传统等两大传统的交汇点上,且善于博采众长,吸收了两大传统的艺术营养,并融会贯通、化为己用。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从低吟个人内心情感到注重个人抒情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不断追求着将古典与现代结合、情与理交融,努力寻找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平衡点。在追求诗歌的统一平衡、圆融和谐的“圆美”道路上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辛笛的诗路历程告诉我们：一个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浸染的诗人,如何以身体中流淌着的传统文学血脉去吸收、融会、消化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西方诗歌传统等诗歌传统的艺术养分,以及一个性格敏感、温柔、内省、忧郁的“婉约”诗人在“现实”的压力和社会危机环境中是如何反思转型,从“柔美蕴藉”走向“沉郁坚实”,并努力保持“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和一定的审美距离。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对辛笛七十年的新诗创作做总体、系统的研究。以辛笛五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为依据,力求把握其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以及梳爬出诗人在每个阶段的诗歌中的不同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探讨其从“倩巧”走向“圆美”的变化发展的轨迹和转变的原因,并借此把握辛笛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核。除绪论和结语之外,论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论述辛笛早期在“倩巧”的诗国里浅吟低唱的诗歌创作特色。辛笛身处繁华都市却渴望着做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山中人”,在审美和情趣等各方面都与他身处的现代都市环境格格不入,做了一个“寂寞”的行者。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浅吟低唱,就情感范围及题材内容来说,辛笛早期诗歌的“规格”较为狭小。同时,这位由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土壤孕育而生的诗人深受古典诗词的影响,早期的诗作明显受到“柔美蕴藉”婉约词风的浸染,具有浓郁的古典风味,营造出了清秀明婉的意境,呈现出“倩巧”的审美形态,风格清婉纤丽。第二章分析辛笛留学海外之后,在现代主义和西方诗艺的影响和熏陶之下诗歌创作的发展变化。1936年,辛笛走出国门,远赴英伦,求学于爱丁堡大学,在临别之际写下了“告别宣言”——《垂死的城》。诗人在告别北平的同时,也宣告与过去的生活及建立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诗学相别,表达了攀登艺术新阶梯的决心。在海外求学期间,他大胆的吸收了西方诗歌艺术的精华并融会贯通,新诗创作日趋成熟,显示出了艺术上的丰富性。不仅题材范围拓宽,情感内容更丰富,还进行了多方面的诗艺探索,将古典情怀与现代意识、民族风味与异域情调的共同呈现,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观。第叁章论述辛笛留学归国之后在社会现实的磨砺之下,开始反思自己的诗歌创作,并领悟到“必须把人民的忧患融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写诗才有意义”。他奋然跃入时代的“激流”,诗歌的题材内容从低吟个人内心情感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不断寻找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平衡点,诗风也从“倩巧”婉约走向了“沉郁坚实”。第四章分析辛笛诗歌统一平衡、圆融和谐的“圆美”特征。辛笛善于博采众长,吸收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诗歌、中国新诗等叁大诗歌传统的艺术营养。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致力于将古典与现代结合、情与理交融,追求现实与艺术的平衡之美。在追求诗歌的统一平衡、圆融和谐的“圆美”道路上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实践。
霍曼芳[3]2014年在《诗与思的美妙平衡》文中提出作为汉语诗坛“世纪常青树”的“九叶”诗人郑敏，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初涉文坛从事诗歌创作，到今天仍在思考着中国新诗的命运，是汉语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本文以郑敏的诗歌创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首先探讨其诗歌主题的发展演变，进而从意象、意境、结构和语言方面论述郑敏诗歌的创作技艺，并指出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创作中诗与思始终并行不悖地展开，相互生成并达到平衡之美，这种平衡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第一章从郑敏诗歌的主题入手，分阶段研究其诗歌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生命、苦难、死亡和寂寞是前期诗歌突出的主题，后期诗歌主题中不变的是生命意识，又增加了对“不在之在”的探索。此章旨在把握诗人创作脉络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诗歌内容同诗人创作思想之间的关系。第二章着眼于对郑敏诗歌创作技艺的探讨。其中自然意象和主体性意象共同构筑了郑敏诗歌的艺术园地，又为深远意境的营造奠定了基础，意境方面打通了和中国传统诗歌的联系；结构方面，诗人卓有建树，本文以两种典型的结构形式：展开式结构和高层结构为突破点，以探究其诗思的内在秩序和脉络；另外，独特的艺术悟性使诗人能够巧妙地完成语言的诗之转换，深厚的哲学基底又形成了其诗深邃的内涵，达到了深邃性（陌生化、玄思性、张力感）和可感性（雕塑感、绘画美、音乐性）的平衡。第叁章主要就郑敏诗歌所实现的诗与思的平衡来谈，一方面这种平衡是诗歌自身的平衡，表现在艺术与现实的平衡、澄明与含混的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另一方面，在现实语境中，这种平衡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弊端具有纠偏的作用，也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宋丹丹[4]2017年在《“归来派”诗歌创作论》文中提出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衍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归来派”诗歌作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独特的文学现象,无论从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更加希望从历史的语境中去重新审视“归来派”诗歌创作所具有的更为深层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有必要在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前提下采用文本细读、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归来派”诗歌创作的具体内容做进一步较为系统的探讨,以阐释其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艺术价值、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从而为我们更公正、客观地理解这一文学现象以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提供借鉴。论文着重对“归来派”诗歌创作在艺术手法的塑造、审美理想的表达以及社会价值判断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诗歌创作主体所处的时代环境、自身经历以及诗歌创作的特点等,来展现“归来派”诗歌的独特之处,从而反映出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以及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思想意蕴部分,着重说明“归来派”诗歌不仅仅是对当时的历史的艺术再现,其蕴含的巨大的精神魅力对后世乃至今天都有着可供参考和借鉴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归来派”诗歌创作的探讨和分析,我们可以避免狭隘的、片面的解读,有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好的为诗歌在今天的发展建言献策。
崔勇[5]1999年在《边缘:唐湜诗歌状态的一种诠释》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九叶”诗人之一的唐先生一生的创作深具“边缘”性质。“边缘”性质既表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也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其诗歌的“幻美”主题和“日夜边际”的印迹都非常明显。而作为一个现代派气息浓重的“九叶诗派”的诗人，其诗歌的创作也深具个性特征，在九叶之中也是非常边缘化的。
杨璇[6]2008年在《论郑敏“语言—生命”诗学观》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郑敏关于诗歌理论的论述和诗歌创作为依据,揭示了郑敏诗学理论的内在核心,——“语言——生命”诗学观,分析了这一诗学观的理论建构、西方理论来源,并使用叶维廉“历史整体性”的观点来观照其对中国新诗理论的延续和发展,进而评析了这一诗学观在其诗歌中的体现,以图对郑敏的诗学观和创作有一个全面的、历史的认识和理解。第一部分着重探讨郑敏“语言——生命”诗学观的叁个理论维度。根据郑敏的论着和论文,可以从叁个维度解读这一诗学观,一是本体论维度,即她提出的“诗和生命相互转换”说,二是创作论维度,即“无意识的探险”的诗歌创作途径,叁是新诗诗语论,即她在发掘汉语的诗性魅力方面的论述和观点。第二部分分析这一诗学观的理论来源和历史成因。新诗从上世纪创立至今,一直走在中西融合的探索道路上,郑敏是一位从40年代走到今天的学者型诗人,像许多她的前辈和同辈诗人一样,她一直在求得中西文化和文学的融通。“语言转折”时代的西方现代心理学理论、现代语言学理论、解构主义理论在郑敏的一系列论文中频频出现,事实上构成其“语言——生命”诗学观的理论起点。同时,这一诗学观与中国新诗相关诗学理论进行历史的对照,表明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的历史联系。第叁部分评析这一诗学观影响下,其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生命”感。郑敏认为诗是生命的转换,“生命是人的神经思维肌肤对生活的强烈的感受”,因此沿着“神经”—“思维”—“肌肤”的感受路径,将郑敏的创作分为叁部分加以研究。“神经”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振波,抑或是“天外的召唤”,抑或是来自无意识的“深渊”,由于后者在第一章中已经论述过,这里,笔者将论述前者。“思维”赋予人类理性思考的能力,20世纪人类的最大感触就是“寂寞”,郑敏诗作对此有突出的体现。而“肌肤”对自然的感受在郑敏的诗歌中同样成为一种对生命的歌吟。
徐建纲[7]2009年在《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发起人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为中国新诗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诗歌创作又对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左翼诗人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
杨敏[8]2013年在《冬天里的灵魂独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位站在中国新诗探索前端的现代诗人，穆旦在四十年代就早有声名。提起作为诗人的穆旦，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他早年时期的代表作，并以此评价穆旦，给他打上“现代派”、“非中国化”、“晦涩”等烙印。关于穆旦的诗歌创作研究，学界大多聚焦在其现代时期的诗歌创作，诗人四十年代创作的诗歌已经得到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五十年到六十年代“沉寂期”的几首为数不多的诗歌也有论述，而诗人进入七十年代的整体创作却少有关注。目前，学界对穆旦晚年诗作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智慧之歌》《春》《冬》等几首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上。而像《诗》《理想》《问》《爱情》《自己》等诗人生前由于政治原因而未能发表的诗作却少有论及。其实，从五十年代含冤被批而沉寂，到七十年代爆发的晚期创作高峰，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已经有了一些明显不同于早期创作的新特点，值得我们去关注。经过时间的洗涤，穆旦的创作褪去了早年的激情澎湃略带浮躁，体现出一种炉火纯青的积淀美，整体上表现出回归的倾向。围绕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这一研究视角，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分类梳理了穆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新时期“穆旦热”的背景下，对穆旦晚年（即1976年1月诗人骑自行车摔伤事件之后到1977年2月26日卒）的诗歌创作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点，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缘起。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除了包括诗人逝世后才得以发表并脍炙人口的如《冬》《智慧之歌》《友谊》等诗作，还包括诗人家属提供的那些幸存下来的未见发表的遗作，如《问》《爱情》《神的变形》《秋（断章）》等几篇诗作。第一章，晚年写作的历史背景。本章包括两节。第一节，“晚年”的一种界定。第二节，外部环境与内在心态。本章通过分析诗人晚年的诗作和书信，力图还原诗人晚期创作的心态和环境背景。第二章，痛苦灌溉的智慧之歌——晚年写作的主题倾向。本章分为叁节。第一节，《春》：温情与破碎。包含叁个部分：一、爱情——“寒冷的智慧”；二、友谊——“关闭”的温情；叁、亲情及其他——孤独的个体。第二节，《夏》：狂暴的时代。包含两个部分：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控诉；二、对绝对权力的审视洞察。第叁节，《秋》与《冬》：矛盾与平衡。包括两个部分：一、短暂的平衡；二、永恒的矛盾。本章主要是对穆旦晚年诗作主题的梳理归纳。第叁章，诗艺的延续与回归。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舒缓流畅的语言艺术。包括叁个部分：一、音乐美；二、建筑美；叁、凝练美。第二节，寒冷自然的意象艺术。本章探讨的是穆旦晚年创作的艺术回归。最后，结语部分对前文的论述做出进一步的概述和总结，并在前人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穆旦的当下价值。论文的撰写上，主要采用文本细读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在了解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确定研究课题，在文本分析考证的基础上，力求做出相对中肯、合理的判断。
向林[9]2013年在《论唐湜诗歌批评语言的“轻”与“重”》文中提出唐湜是中国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兼诗评家,综观其诗歌批评实绩,他的诗歌批评语言几乎经常是矛盾的风格,唐湜非常擅于利用诗歌批评语言的"轻"与"重"来表现其深厚而丰富的诗歌批评情感。本文尝试从"轻"与"重"的角度窥探唐湜的诗评语言特征。
孙佳[10]2013年在《京派审美批评与知识分子身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京派知识分子身份的生成有着独特的现代性场域，现代意识的产生使知识分子阶层独立出来，而30年代北平的政治经济环境为京派知识分子提供了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京派知识分子在“象牙塔”内构筑着文学的自由梦想，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的知识分子交往空间。京派知识分子是不折不扣的文化贵族，其精神特质在于自给自足。在价值体系上，他们信奉道德人文主义的人性论，并提倡“无所为而为”的人生观。在社会角色上，尽管他们身在“象牙塔”之内，但却始终没有摒弃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他们是书斋隐士，他们提出，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在学术理想方面，自由成为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他们甘愿成为站在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在交往原则上，和而不同成为他们之间的共识，既有同声酬唱，又有自我坚守。在审美理想方面，京派知识分子提出应当将艺术与人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倡导“生活趣味化”与“人生艺术化”，特别是“人生的艺术化”原则，几乎成为指引京派知识分子精神方向的一个坐标。京派批评是一种“审美批评”。京派审美批评的特质从本质上讲是由京派知识分子文化贵族和知识精英的身份所决定的。在京派批评的审美机制中，他们秉承的是超然自持的审美者的立场，其核心意义在于将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之外的纯文学活动。在批评过程中，京派批评家始终保持着一份文化贵族的自尊和对批评的真诚，在这种基本态度的观照下，京派批评家尝试运用印象主义批评的方法，将自我植根于批评对象之中，追求一种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精神同构”。在批评文本的艺术性上，京派批评追求的是一种诗意唯美的文学表达方式，在批评文本中彰显自我风格，重视创造在批评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京派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范式的最显着特征。京派知识分子特殊的文化身份最终形成了京派批评的独特样态，但民族救亡的社会语境注定了京派批评的文化命运，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则是由于京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和批评理念超越了时代能够承载的文化水准，从而形成一种时代的“错位”。京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贵族的身份显然与硝烟弥漫的年代极不协调，他们向往成为“地道的文人派”，鄙视功利主义的“白相文学者”，却又不得不在“象牙塔”与“十字街”之间徘徊不前，在艺术上他们欣赏“日神精神”与“崇高之美”，却又在“求生”与“求胜”之间举棋不定，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京派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文化身份与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京派这种文化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的审美主张仍然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从40年代的“九叶诗派”一直到当代文学，这一流脉从未隔断。京派批评及其知识分子精神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深入分析了文学批评在当代发展中所呈现的理论缺席、失语化等危机之后，我们希望能从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京派知识分子身上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审美性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应当成为指引文学批评找到彼岸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性中的审美层面具有文化救赎的功能，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论证审美批评是一种既能反观自身又能指引他者的批评模式，因此，在当下的现代人文语境中，重建一种新的审美体系也许能够成为使当代批评走出困境的一剂良药。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及文学本身边缘化的局势也对当今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应当培养自身的主体意识、角色意识、反思意识，而这些方面的精神质素或许我们能在京派知识分子身上寻得共鸣，得到启示。
参考文献：
[1]. 唐湜诗歌创作论[D]. 李文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4
[2]. 从“倩巧”走向“圆美”[D]. 梁梦菊.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3]. 诗与思的美妙平衡[D]. 霍曼芳.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4]. “归来派”诗歌创作论[D]. 宋丹丹. 中国矿业大学. 2017
[5]. 边缘:唐湜诗歌状态的一种诠释[J]. 崔勇.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6]. 论郑敏“语言—生命”诗学观[D]. 杨璇. 扬州大学. 2008
[7]. 庞德对中国新诗的影响[J]. 徐建纲.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 冬天里的灵魂独语[D]. 杨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9]. 论唐湜诗歌批评语言的“轻”与“重”[J]. 向林. 大众文艺. 2013
[10]. 京派审美批评与知识分子身份研究[D]. 孙佳. 辽宁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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