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现代化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解决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模式以及它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而兴起的一种理论研究活动。
这里讲的“发展”概念，是指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概念比“社会变迁”概念要狭窄。在这一点上，我赞成胡格韦尔特的说法：“狭义地理解发展，则发展与‘进化’是同义词。”“‘发展’一词把变迁和增长连在一起，此外它还意味着二者之间有逻辑上的联系。”（注：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就是在如此理解“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
一、发展模式的界定及其特征
发展模式的界定与发展的双重含义相关。
发展有双重含义。发展既指人类社会随时间的推移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的变迁，又指向某种既定目标的有意识的行动。因此，从时间向量上说，发展概念既可以是对历史变迁的描述，又可以是对未来历史前景的设计和预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发展乃是人类有目的的行动。正如胡格韦尔特指出的：“……社会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成了一切发展模式的目标。因此作为行动的发展主要是主张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各国领导、决策人、基层代理人以及外国顾问同时也都认识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包括经济的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也都需要改变。因而，‘作为行动的发展’又意味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人为工程学。”（注：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从“发展”的双重含义出发，“发展模式”既可以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化所遵循的方式的抽象和概括，又可以是对人类社会从现实状态向未来状态进化所应遵循方式的设计和规划。换言之，发展模式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较低级状态向较高级状态转化时所遵循的方式，即它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及终极结果。
如此界定的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是历史性与未来性的统一。这不仅指它既可以是历史的描述，又可以是未来的理想蓝图，而且指作为发展模式，它是将历史的经验应用于未来的理想，在创造社会的未来时，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二，它是可变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一种近似的概括，是对主要社会历史因素的抽象，由此，它只能近似地描述过去或未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未来，不可能完全不差地与模式相一致。归属于同一模式的不同的真实历史主体（国家、民族、地区等），其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必然与模式有差异，它们彼此间也有差异。但是，对属于同一发展模式的历史主体来说，其发展模式不是无定形的、随意变动的，其基本要素、程序、原则是稳定的，基本一致的。
第三，它是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统一。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不只是历史上的渐进行为，它常常包含着质的飞跃。它描述历史上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统一，其中充满矛盾、冲突、曲折。它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历史运动中保持的一种相对稳定性。
第四，它是具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是由许多具体的因素、过程、方面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它既包含丰富的具体的因素、过程、方面，又是由这些具体东西有规则地构成的一个整体模式。
二、三种现代化发展模式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主要出现过三种模式：原发式，后发式，新发式。
1、原发式。原发式主要指以英国、美国、 法国为代表的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称其为“原发式”，是因为它们是最初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前在的样板可资借鉴。整个社会的发展，一切都凭社会自然的演进，人们并不知道历史发展的未来结局。
由这种“原发”的特点出发，这种模式具有一系列特征。
第一，从发展动力看，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的内部，由社会自身需要引起的社会内在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以英国为例。生产领域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是由于飞梭的发明引起棉纱供不应求，而飞梭的发明是由于人们对高质量的织物的不断扩大的需要。蒸汽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各种新机器对强大动力的需要。教育上的双轨制，是为了满足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对少量尖端科技人才和大量有一定文化可以掌握机器生产的劳动力的需要。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原则，是为了防止再出现克伦威尔独裁的现象。一些思想、理论界的新观念的出现，也是为了满足新的社会现实、新的社会存在的需要。
第二，从发展的特征看，由于这种模式是时间漫长的社会自然成长过程，所以整个社会发展表现出缓慢、渐进、稳步、和谐的特征。西方学者布莱克指出：“在率先建设现代化的那些社会中，由于现代性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因而转变过程徐徐展开，延续了几个世纪。”（注：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把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现代化领导的强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社会整合。他以英国为例，认为传统领导嬗变为现代化领导发生在1649—1832年，经济和政治转变是在1832—1945年，直到20世纪国家的政治体制才完全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社会整合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事情。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和特点，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具有渐进的自发性、稳定性和协调性。任何一个社会领域的演化都经过了一段足够漫长的持续阶段。例如，城市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不像现代新发式国家中城市的急剧膨胀。伦敦人口从100 万增加到800万，用了130年的时间，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只用了30年（1940—1970年）。
第三，从发展程序看，原发式大体经历了思想启蒙、政治变革、经济飞跃发展等阶段。
思想准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引起生产领域的变革、新的市民阶级的产生，适应代表新生产力的市民阶级的需要，出现了最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最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为整个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做准备的文艺复兴运动。当时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成为向封建、宗教势力猛烈冲击的时代大潮。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伟大的进步变革，为西方文化确立了科学、民主、人文主义的特征。17—19世纪上半期，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适应夺取政权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掀起更广泛更深入的理性启蒙运动。理性成为裁判一切的最高法官，人权成为人性的本质要求，人成为目的本身，上帝不仅被无神论者证明为子虚乌有，并且被揭示为人的造物。自由、平等、博爱成为理性人道主义的战斗口号。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成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特征。夺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日益暴露出新剥削阶级的真实面目。夺权前以整个人类代表身份做出的种种美好的许诺，到头来都成了一纸谎言。
应该指出，由于思想启蒙的彻底性，才促使西欧国家的社会结构文明、物质文明得以稳步、健康、迅速地发展。
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彻底性的一个方面，还应该提到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确立的新教理论，同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潮一样，渗透着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因此，韦伯才竭力证明新教伦理对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作用。
政治变革。新型社会结构的各种因素，是在旧社会结构中产生的。这些新因素逐渐趋于成熟，并构成潜在形式的新型社会结构。潜在的新型社会结构成为显形的新型社会结构一般都经过政治上的巨大变革。1640—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资产阶级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的宪法，提供了民主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评价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指出：“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这个要求，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要求。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新的社会结构，使潜在的新型结构成为现实的东西。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的完善，形成了现在西方这样的社会结构文明。它的主要特征是，民选制、代议制、法制、权力相互制约，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及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等等。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充任向议员负责的部长组成的政府，更是我们特有的，……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且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经济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是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30—40年代最终完成。19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进程。工业革命使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以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动力革命，使发电机、电动机、输电设备、电灯、电报、电话、无线电通讯等一系列电器设备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随着物理学革命开始的原子能的成功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实际应用，造成了以电子化、自动化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新的科技革命使整个世界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使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大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程度的完善。原发式国家凭借高度发展的科技水平，获得强大的综合国力。
2、后发式。 后发式指以日本为代表的后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其所以被称为“后发式”，是因为它们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原发式国家作样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未来结局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对现代化过程中将出现的问题，有原发式国家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正是这一“后发”的根本特点，决定了这一模式的一系列特征。
第一，从发展动力看，其动力根源在于社会外部，由于外在环境的逼迫和挑战，使社会的领导层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社会向原发式国家学习，向现代化目标前进，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调控整个社会的国家政治权力。例如，使日本现代化的两个重要阶段即明治维新时期和盟军占领时期，改革都是由外在的动力推动的。明治维新之前，近代日本面临的形势与中国相似：在外强武力威胁面前，国家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正是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势下，日本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即明治维新运动。它成为日本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权力至高无上的天皇成为改革的直接推动者。1868年3 月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五条誓文”和“政体书”，标志明治维新的开始：政治上，提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取消社会等级制，废蕃置县，模仿三权分立；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允许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鼓励贸易统一汇兑，统一币制，取消关卡，建立统一大市场；文化上，普及教育，广开学堂，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明治维新初期的改革，使日本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30多年的对外掠夺和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日本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日本真正实现现代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年盟军司令部指定的五项改革措施（即：给妇女选举权，给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实行自由教育，废除专制政府，经济民主化），以及农村中彻底的土地改革，使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根据五项改革的指示，修改宪法，结束专制政治，废除贵族爵位，贵族院改为参议院，废除枢密院，颁布新宪法。依据新宪法，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地方实行自治，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由此可见，日本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与原发式国家的内源式动力不同，乃是在外力推动下的改革过程。
第二，从发展特征看，后发式国家由于有原发式国家做榜样，可以实行跨越战略，所以现代化发展表现出快速、突进的特征。正如布莱克指出的：“在后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这种挑战（即现代性的挑战——引者注）越发来自于外部，因而转变来得更迅速、更突然。”（注：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日本在实行政治改革以后，从1955年起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70年代中期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这期间，学习原发式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1970年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换回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使日本在15年内赶上了科技最发达的美国的水平，节约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十分之九的研究资金，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
第三，从发展程序看，后发式国家首先是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改革局部的社会政治结构，推动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到起飞阶段后，才比较彻底地完成整个社会政治结构改革，从而促进经济的更大发展。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处于一种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存在的转变是剧烈的、突进的，所以在精神文明领域便造成传统观念与新观念并存和相互冲突的现象。传统观念中的消极东西相对滞留，不肯自动退出舞台；传统观念中的积极东西，也来不及寻找新的社会存在的载体，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新的社会存在要求的新观念，常常是由原发式社会传播进来的，一时难于在变动的社会存在中扎下根，而随着社会转型由原发式社会传进来的消极精神垃圾，则可能乘机泛滥起来。由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依照原发式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传统社会，所以，它在文明的三个领域都明显地带着原发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征。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巨变，是在外力人为推动下短期内实现的，而非社会自发地长期协调演进的结果，所以虽然在物质文明领域日本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但在社会结构文明领域，却表现出相对滞后、欠稳定、欠协调的特点。尤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非现代化的东西。即使一些新观念，例如竞争，日本人的理解也与美国或西方不同。西方强调个人竞争，日本强调团队竞争。日本政界高层人物接连不断的贪污受贿案，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武士道精神难以消除，家庭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盛行，等等，就是三种文明不协调的明证。
3、新发式。 新发式指目前正在向现代化目标前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
由于既有原发式国家的现代化做样子，又有后发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所以新发式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新发式就时间向量而言，当然也是后发的，所以它也具有“后发”优势。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它的发展又有一些不同于“后发式”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发展道路、现代化措施的选择，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后发式国家，例如日本，在选择现代化道路、避免沦为殖民地时，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即采用原发式国家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当时，问题就是如此尖锐地摆在那里，或者是整个民族沦为资本主义的奴隶，或者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选择了后者。现在，由于20世纪近百年来的变化，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国家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一、二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强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为第三世界国家自由选择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其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进一步加深，当今的世界，已经不可能有哪个国家——无论其力量有多强大——可以割断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能保证自己民族的正常生存。这种经济格局为每一个国家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国情出发，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遇、条件，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性。最后，由于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原则得到空前的普及和认同，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资产阶级国际政治原则越来越行不通。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尊重，愈来愈成为国家、民族之间交往的公认准则，这就为第三世界国家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实际出发，建设既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提供了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国情，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例如，巴西曾经采取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路子，从1960年到198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三倍，年均增长率为10%。但后来便由于债台高筑、对国际市场依赖太强而陷入困境。近年来，智利经济发展很快，他们采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使智利经济在70年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80年代末达到10%，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2000美元。1990—1993年增长速度为6.3%，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但至今还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有效成型模式。可以说，“新发式”是正在形成中的发展模式，民族性和多样性正是它的基本特性。
三、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及面临的任务
我国属于新发式国家。我们选择的模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政治上，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最终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由于我国现代化的原动力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新的国际环境提出的严峻挑战，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国家权力。因此，我们现代化的程序必然是：国家权力系统确立现代化的目标及与其相应的观念变革；在新的现代化观念的指导下，做必要的社会结构的改革，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和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中，抓好相应的社会结构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由于国家权力是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所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它在人民群众中的感召力、威望如何，将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因此，党必须搞好自身的建设，加强和完善自己的领导能力，改善对国家权力的领导方式，使之更科学更合理更法制化，以增强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的调控能力。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强调学习，学习一切对中国现代化有用的东西，强调政治，清除腐败，要求各级领导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勤政廉政，使我国现代化事业始终有强大的动力源泉。在近代史上，起初中国和日本面临同样的国际形势，结果明治维新成功，戊戌变法失败，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种不同历史结局的关键在于推动现代化的动力强弱不同。今天，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的教训决不能重演。
我们现代化的任务不是二重的，而是三重的，即我们必须从物质文明、社会结构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领域加强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国社会的富裕、民主、文明。
首先是物质文明建设。所谓物质文明，涉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物质文明表征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水平及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它包括为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所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及其物质成果。物质文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富裕则是现代化社会在物质文明方面的特征。西方有的学者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45%以上，作为现代化社会的标准之一。造成现代化社会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力要素配置结构合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我们在社会物质文明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一段差距。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物质文明建设。首先必须使生产力要素尽快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此必须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从而提高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的素质；加强科研投入，推广科研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从而提高生产力中物的因素的素质。其次，调整各生产力要素的结构，使之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充分发挥生产力要素自身及其结构的功能，把整个生产效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其次是社会结构文明建设。所谓社会结构文明，涉及组成社会的诸因素的结构状况及运行机制。它包括国家行政组织系统及非国家机构的其他社会组织系统的建构原则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国家、执政党的关系；个人、群体、阶级、社团、政党之间的关系及其实现机制；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及运行规则，等等。社会是否公平、稳定、民主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能保证社会的公平、稳定、民主、有序和自主权。
社会结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加以固定的。因此，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过渡，必须对社会的传统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我国当前社会结构文明建设，有三个问题必须着重指出：一是社会结构文明建设，必须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二是在社会结构文明建设中，除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不可改变外，在社会结构的具体改革和建构中，人类社会以往在这方面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西方社会结构文明中的一些有益的东西，都可以借鉴。例如，权力的相互制衡、相互约束原则，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为手段的舆论监督原则，权力系统的首尾闭合原则，司法独立原则，等等，都应该借鉴。借鉴当然不是照搬。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社会实际时，必须使之适合中国国情，同时适合现代化社会的一般要求。三是社会结构文明建设的推进，必须把握准时机。一般说来，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起飞之前，社会结构文明建设首先应该调整那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局部的不合理结构。这时，从总体上讲，必须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任何结构性的改革都必须保持在不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的限度内。否则，整个社会政局的动荡必然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断送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当社会整体上达到经济起飞的水平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人民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加上此前局部社会结构改革成果的积累，为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推行总体的社会结构改革提供了条件，这时，全面加强社会结构文明建设的时代就到来了。一种新的更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反过来会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社会便进入新一轮的进步。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我们还处于经济起飞前的阶段，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社会结构改革的条件，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实施局部的社会结构改革。
最后是精神文明建设。所谓精神文明，涉及一定社会的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领域，其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体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与文明的前两个领域相比，精神文明建设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第一，精神文明的成果主要是民族的、地域的。不同民族的区分，主要在于其精神文明的不同。一个（或一些）民族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个（或一些）民族，就在于它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就是精神文明的独特性特征。第二，精神文明建设涉及整个民族，从上层领域人物到普通黎民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概莫能外，仅仅改变一部分人的观念是无济于事的。此外，精神文明建设范围非常之广，传播渠道多种多样，从一个民族的思想理论知识层面到民风民俗，从科学教育的殿堂到普通茅屋里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都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广泛性特征。第三，精神文明具有深厚顽固的传统特征。一个民族几千年、几百年形成的传统，使新的精神文明的建设遇到极大的阻力。人们头脑中长期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决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第四，精神文明领域判断标准难以统一。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系统，很难认为孰优孰劣。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都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决非已经现代化了的民族的一切都是先进的，后发的民族都必须学习。相反，每一个生活于世界上的民族，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步改变本民族传统中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东西，吸收其他民族合理的进步的东西，造成本民族的新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决定了当前我们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快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新价值观念系统的建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它是人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行为模式的前提条件。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已被变革着的社会现实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正随着新的社会存在的出现而产生和形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极需相应的价值观念的指导。因此必须抓紧相关的理论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并使之贯彻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中。必须彻底批判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多年来形成至今仍有影响的极“左”的价值观念，总结20年来的改革实践经验，继承传统中有现实意义的价值观念，吸收国外价值观念中积极合理的因素，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新价值观念体系。第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软件硬件一起抓。所谓软件是指各项相关的政策、方针必须适应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需要，符合实际，方向明确，针对性强，可以操作。所谓硬件是指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可靠的物质保证，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将精神文明领域的一切部门统统推到市场经济大潮中，令其自食其力，自负盈亏，既不符合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通行的国际经验。高雅的严肃艺术、有价值的学术作品，应由国家或相应的社会团体资助的。第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社会物质文明、社会结构文明的有力支持。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靠宣传、教育的引导；另一方面，必须有制度、法规上的强制和规范。必须建设富裕的社会物质文明和合理的社会结构文明，从而造成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以便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合理健康的思想观念。在造成合理的社会存在上，共产党人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党人应该成为符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新价值观念的活生生的体现者，成为人民群众效法的榜样和楷模。党风正，政风正，民风才能正，社会风气才能好。这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
总之，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承的一个整体，必须统一安排，协调发展。这既是原发式、后发式国家现代化的可靠经验，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屹立于现代化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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