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议论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论论文,社会文化论文,人际论文,心理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个体总是离不开群体。个体通过群体进入社会和构成社会。个体在群体中互相交往，既有行为上的协调和互动，又有言论上的交谈和评价。我们把人际间非正式场合中带有评价性的言谈叫人际议论。它与舆论不同的是舆论代表着主流意见并且是公开表达的，而议论则不一定，但议论也可发展为舆论。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群体指向性特点所造成的华人生活的人际依从性，使得人际议论成为了华人社会生活中对人的心理行为发生着深刻影响的社会心理现象和因素。分析这一现象，对于解除落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加在人们心头上的重负，轻松地走向现代社会生活是有益的。
一
人际议论从其本质上说，是依靠口头交流传播而发生作用的。口头交流的方式使人际议论必然带有如下特点：
1.随意性
人际议论往往以闲聊的形式出现。它不受时空的限制，或者是茶余饭后，或者是路边闲扯。这种无拘无束使它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当人遇到陌生的新情境时，就会产生某种复杂的确定性，它将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高度激活。这种激活状态就被称为探求欲或好奇心。好奇心将驱使某种希望解除不确定性的探索行为。探索行为所获得的信息成为确定下一步行为以适应新的环境的依据。但以后随着人类的进步并越来越强有力地驾驭环境时，人际议论中交换信息的直接目的已不再单纯局限于适应环境了，更多地它本身已成为一种满足人们原始的好奇心的最经济的消遣性活动了。在这一活动中，人际议论的议题没有明确的指向，但往往追求特异性、刺激性。议论的对象往往是不在场的，于是议论者对于被议论者来说是“匿名”的或处于“匿名”状态，因而他对自己所言的真实性以及造成的对被议论者的可能影响的责任意识极低。这种不负责任也不想负责任的态度使得人们对人和事的议论缺乏深思熟虑，往往是脱口而出。人们在正式场合很少当面说三道四，而在非正式场合则背后评头品足。但当被议论者听到议论而找议论者澄清或计较时，议论者往往不承认所言。这正反映了人们既想随意发表意见又不想对所说负责，既对某人有意见，又不想公开得罪人的心态。
2.强烈的情感性
人际议论的另一启动原因是满足情感上的需要。人际议论既是信息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通过对共同关心的事情的诉说，可取得情感的共鸣，或获得情感的安慰。另外，人际议论还具有情感渲泄的功能。情感渲泄是人们遇到挫折而情感处于怨愤、气恼、忧伤等消极状态时的防卫性反应，它可使人们失衡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平衡。人际议论中的情感渲泄基本上处于可控的范围，它使人们紧张受挫的情绪得以缓解，从而防止消极情感过分的渲泄所导致的攻击性行为或消极情感的积聚压抑所引起的心理障碍。但人际议论中强烈的情感渲泄往往导致理性成分的减弱，从而导致对人对事分析的片面性或偏见。
3.交叉性
人际议论中信息的传递方向并不是一直往前延伸的线状，而是往复交叉的网状。由于前面所述的好奇心，人们往往留意各种口头传闻，从而成为热心的听众；反过来，又由于听众的热心往往使得传闻者成为众人围绕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可以满足人们的自尊和虚荣。于是，人们都热心交替地充当这两种角色。这两种角色都是作为议论主体出现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存在于与他人交往的活动中，就不可避免地一方面在观察和议论他人，另一方面又成为他人观察和议论的对象，于是又必然充当着被议论者或议论客体的角色。这一角色的充当是人们所不愿意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人们在人际议论中的这三种角色编织了人际议论的复杂的网，当某人在议论他人的时候，自己也在为他人所议论。“谁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正是这一现象的总结。
4.失真性
人际议论的内容往往不会停留于固定的时空，它还会多次在人们之间传递。由于传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着信息的丢失和添加，以及信息传递者揉进的个人情感成分，使得信息内容在不同的时空中发生变化，造成信息失真。信息的失真程度是与信息传递的节点的多少成正比的。传递的圈子越大、人越多，节点就越多，失真也就越大。也许原来带有褒性的或中性的议论经过一番传递后变成了贬性的。也往往信息转了一大圈回到当事人耳中，成为了“无中生有”、“恶意攻击”的东西。
以上特性使得人际议论往往成为了是非之源。
二
过于热衷于议论他人，是华人生活圈中人际议论的特色之一。在议论他人中，许多往往是议论他人的绯闻。不管是无事时的闲聊取乐还是带有明显目的中伤攻击，都对人际关系起着分离性的负面作用。这种喜欢议论他人的陋习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
原因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群体取向的特色。许多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特色，东方文化则以集体主义为特色。这一文化取向使群体本位成为华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它在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赵群性：干活时愿意几个人一起有商有量，消闲时喜欢几个人聚在一块热热闹闹。这就为人际议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群体本位在人格上表现出强烈的依存性。人格上的依存性使得个人把自己视为群众的一分子，把他人的思想、情感、态度作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参照点。也就是说，个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往往要从与群体、他人的相互关系来考虑，即考虑有没有达到群体或他人的要求。这要求体现了群体的规范。于是华人社会中个体的行为便具有强烈的求同性。这种求同性使得人们乐于议论那些行为出众者、标新立异者。事实上，受到人们议论的正是那些非从众者。另外，由于这种强烈地求同性，使得人们不尊重差异性、个别性。于是个体被淹没于群体之中，个人的思想、感情、行为得不到尊重。这就造成了个人隐私权的淡薄，个人的一切往往被随便置于众人之嘴作为消遣议论的话题。这种对个人隐私权的不尊重直到如今仍远未被国人意识到是不道德的事。
原因之二是文化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华人情感宣泄渠道的单一性。议论他人具有情感宣泄的功能，但它并不是宣泄情感的唯一渠道。如果把它作为情感宣泄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渠道，那就必然造成对它的过分热衷。情感宣泄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在一场激烈的体育运动中狂奔流汗；在观看紧张的球赛中与众人一起高呼大喊；在流行音乐会上随着歌手的喊叫而激动；在的士高舞会上伴着强烈的音乐节奏狂跳乱扭。这些富于情感性的活动都为工作挫折和生活压力所带来的紧张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路。但由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在西方社会极为普遍的文化活动，在十几年前我们还是很陌生（体育运动对于我们来说，锻炼身体的功能并不陌生，但作为情感宣泄的渠道则非常陌生）。尽管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上述文化娱乐活动开始为人们所熟悉，但现阶段它还只能是部分经济状况宽松者光顾的活动。情感宣泄的另一正常途径是心理咨询。在经济发达国家，个人在情感上产生问题往往会通过寻求心理咨询使消极情感得到疏解。但是在我国，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认识还不是很了解，又加上中华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人的封闭心态，以及我国心理科学发展的相对落后，故心理咨询服务还不是很普及。上述情况造成了人们把人际议论作为了情感宣泄的主要甚至唯一的途径。
如果说以上两个原因是文化历史方面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现代社会发展方面的。现代社会的特色之一是强烈的竞争性。竞争必然使人们经常处于失败和挫折的体验之中。现代社会中人们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差异。社会资源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如荣誉、职务、职称等。但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个人的需要则是无限扩展的。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便总是造成人们在资源分配方面存在着有无、多少和无后的差异。这时失益者总是把自己与得益者置于社会比较之中：“凭什么他得到我得不到！”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曾以其公平理论刻画了这一比较：个人所得报酬和个人付出劳动之比率，与他人所得报酬和他人付出劳动之比率是否相当。如果自己的比率小于他人的比率，便产生不公平感。这比率的不等有时候是由于实际上的不公正造成，有时候则是个人对他人贡献估计过低、报尝估计过高所造成。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不公平感，都会引起个人的怨愤。这一情感也往往通过对其主观上所认为的“肇事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攻击而得到宣泄。另外，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众多发展和选择的机会，使人们易于形成理想化的自我意向：“我应该是……”、“我应该得到……”。但它的实现率也当然的低。在“我不如别人”、“我得不到……”的现状的强烈反差下，个人便易于产生情感上的激荡。其结果或者是走向回避，形成退缩行为；或者是产生对强者的妒意，形成攻击行为。后者也往往推助了人际议论中的非健康性和离心性。
三
在华人社会中，人际议论之所以对个人心理行为发生重要的影响，固然是由于人们热衷于议论他人，但更重要的主观原因是人们过于敏感和在乎他人的议论。对他人的议论置之度外、泰然一笑、不屑一顾，则任何议论都无法发生作用。但大多数人做不到。于是便有了种种烦恼、怨恨、忧虑。
对他人议论过于敏感、在乎，是华人普遍的一个心理特点。这一方面是由于上面所论述过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群体指向性造成的个人以他人的评价、意见作为自己行为的参照点。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华人社会中人际议论的强烈道德指向性。
对人和事的评价可以是褒或贬，也可以是中性的客观描述。前者便是带有道德指向性或道德价值判断性的议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以伦理为中心，强调道德取向。孔子讲“仁者爱人”，主张以伦理道德引导人民，从而称为“仁学”；孟子又补充了“义”，指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道也”；荀子则强调良好的社会风气。可见，中华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圣贤文化，中国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德行的圣贤人格教育。梁漱溟先生在“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一文中指出：“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我国古代的启蒙课本“三字经”主要的就是关于道德方面的说教。
这一文化取向，形成了华人在对人对事作分析评价时总是带有道德价值判断性的特点。这些判断有褒性的、贬性的。人们依照比较公认的社会准则去评议人和事：从动机上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从手段上是光明正大的还是卑鄙的；从结果上是有利于他人和社会还是不利于他人和社会。这种议论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道德制约机制。但是由于人际议论的随意性、情感性和失真性，使得这种议论往往从事理上失之偏颇，从情感上操之过激，成为引发是非之源。本来是中性的或褒性的事情，也可以从动机的归因上使之变为贬性的。例如，某人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得到同事和领导的肯定。但也会有人议论其动机是为了向上爬。这种归因完全受议论人对他人的情感态度所左右。事实上，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看问题有时抱有的情感态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有不同。
文化的道德取向使得一个人的品德面貌成为了影响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诋毁一个人莫过于指斥其道德败坏、行为不端。这就不可避免地又造成了华人特别重视他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的特点。于是人们要经常竖起耳朵了解他人对自己的议论以估量自己的处境，或者是据此调整个人的行为朝向迎合众人的方面；或者是对议论者作针锋相对的反击，以降低议论的负面影响，维护个人的自尊。不管是何种反应，都表明了议论本身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人的情感生活。
四
不负责任的、过于随意的人际议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造成了当事人内心的伤害。如果这种伤害所诱发的怨恨情绪在交叉复杂的议论网中往复运动，会造成更多人的内心伤害，进而蔓延成称之为“内耗”的社会心理病。其病症就是人们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情感体验减少，蓬勃向上的活力减弱；人们心灵间的障碍增多，人际冲突增多，群体的内聚力降低。最终，它会延缓人们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
因此，人们在建设现代社会生活中有必要逐渐摆脱或克服他从过去走来时带有的人际议论中的负面心态和陋习。
人际议论中所宣泄的许多消极情感来源于人们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首先要营造一种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的豁达积极健康的现代心态。这种心态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完全抛弃，它实质上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提炼。例如“知足”、“宽容”。
“知足”曾经被看作是与“竞争”、“进取”等现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成分，这太绝对了。如果“知足”的是个人所得，是社会、他人的“给”，那是一种美德。对个人所得不知足者往往抓住自己所失与他人所得比，便总是有“被亏待”的感觉，于是便总是有怨气、有牢骚。知足者较之他们则活得坦然、轻松。“知足”实现的机制是从多角度进行社会比较，跳出以自己所失比别人所得的框框，而以自己现在之所得比自己过去之所失，以自己另一方面之大所得比他人眼下方面之小所得，以自己将来可能的更大所得比他人现在之小所得。“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这样一种胸怀。“宽容”就是能容忍他人之短处，不斤斤计较他人对自己的不是，有听取他人责难、抱怨的肚量。对他人，善于发现他人不完善中所含有的美而加以赞赏；对自己，善于从他人的议论中发现不足而加以改进。宽容使人们从彼此猜疑、提防的狭隘小天地解放出来，进入平和、洒脱的新境界。
其次，要在人格塑造中摒弃过分的依存性，增添更多的独立性。对他人的过分依存，使得个人行为以满足个别人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为了迎合别人不负责任的意旨而压抑、扭曲个人的健康本性，这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人格的独立并不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置他人、社会利益于不顾，而是在符合社会发展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发挥、发展个人的独特性，主动性，创造性。在这方面，社会要营造一种保护同中之异，寻求异中之同的文化心理氛围。
此外，要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衡量生活质量高低的关键要素是人的精神生活，它包括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品味、生活情趣、情感追求等。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创造新的生活的条件，是追求健康高雅还是迎合低庸粗俗则取决于人们自身的选择。我们应提倡以丰富高雅的活动充实生活内容，而不是以张家长李家短的说三道四来满足小市民的趣味；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以心灵的沟通寻求情感安慰，而不是以议论他人长短获得情感宣泄；在议论他人时更多的是寄予关怀、理解和期望，而不是冷漠、猜疑、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