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
全面创新：建设现代化世界强国的根本逻辑 *
成 龙
摘 要：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大而不强”。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全面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创新的逻辑底蕴可概括为“四个根本”：改变世界、创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诉求；因时因势、变化革新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根本成因；综合创新、系统创新是近代西方大国相继崛起的根本经验；推进国家创新、全面创新是解决当下中国发展难题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 全面创新；根本诉求；根本成因；根本经验；根本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之后，“创新”一词在其讲话中出现超过千次，内容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当前，推进全面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笔者从全面创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并将其内含的逻辑底蕴概括为“四个根本”。
一、全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诉求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创新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乏对创新的深刻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就创新问题作出论述，揭示了创新的实质。在他看来，创新是人类主体性的体现。人们有目的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与动物相区别，这样的实践活动就是创新。人类正是在改造自然界，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实践出发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概括为“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再次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②。同时他指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并不是从来如此的，而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改造和创新的结果，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实际上把创新作为一个阶级能否取得和保持对社会支配地位的前提。他指出，资产阶级因其“非常革命的作用”而登上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一刻不停地进行创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③他认为，资产阶级正在丧失这种创新能力，它的生产关系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新型生产力的代表，就在于他具有比资产阶级更强的创新能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考察资本主义从简单的劳动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认为机器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④。马克思看到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认为由于机器的发明，劳动生产力不再仅仅决定于工人的手工技巧，而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⑤。马克思还认为，革命性的机器的发明是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⑥，“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⑦。同时，他还从磨的历史演变说明工具的创新与社会形态变革的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⑧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会主动采取新的技术，更新管理方式，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的特殊实践，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的理想变为现实。列宁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换句话说：人们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⑨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沿着晚年马克思的思路进行深入的探索，先后提出了一系列试验性方案，深刻体现了他的全面创新思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提出把“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模式。1918年春天，他又要求办“国家资本主义”。1919年3月，鉴于内外交困的战争环境，列宁一度中断“迂回曲折”的道路探索，试图走“直接过渡”的道路。1920年列宁亲自领导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1921年春天，列宁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试图走“直接过渡”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求重新回到1918年春天设想的迂回道路上来，并“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他认为只要把合作社的事情办好，就是站稳了社会主义的脚根。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⑩。他强调一切都应该由实践来说明。“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晚年的改革设想，本质上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内的“全盘创新”构想。政治上，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改组工农检查院，吸收工农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国家机构，把国家监督与工农监督结合起来，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经济上，要求办合作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文化上，要求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主义”，提高公民识字率，提高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地位，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列宁写下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人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就是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
这一论述典型地反映了列宁融汇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通过综合创新，构建新型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创新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号召青年紧跟时代潮流，冲决过去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特立独行，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冲破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独特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又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一再强调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和教条，独立自主地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
他认为苏联结束新经济政策太早，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他讲了一段充满辩证色彩的话，包含着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新论述。“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道：“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是毛泽东根据新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代表之作。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实现途径、价值取向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开启了从思想观念到体制机制、交往方式的全方位、多层面创新的历史征程。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他鼓励广大干部群众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勇气，敢于冒风险，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世纪之交，江泽民把“创新”提升到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他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
他强调要抓住那些对我国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抓紧攻关，自主创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优化创新环境，扩大科技开放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突出创新。他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他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因此，“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他提出要推进各方面的创新。2014年8月，他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2015年10月，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他就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宣传工作创新、文艺工作创新、人才创新等问题均作了深刻论述。习近平谈得最多的是科技创新，如2014年他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2018年5月，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党的十九大报告根据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把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升华到新的高度，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技创新的理论。此外，习近平强调要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注重创新，发挥主体能动作用。他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各方面的创新。”
二、全面创新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根本成因
20世纪，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综合创新型国家。1913年3月，威尔逊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开源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主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现代化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开放的政策，源源不断的外国移民，多元文化的大融合，使美国文明迅速崛起，不但与欧洲文明并驾齐驱，共同引领大西洋时代，而且进一步迎来太平洋时代的曙光。20世纪3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危机和前所未有的大萧条，美国又率先推出“罗斯福新政”，宣布实行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改革策略，进一步调整和重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与美国国家创新、工业创新一起成长的是美国大学教育创新。在美国大学中，彪炳于世的世界名校至少在10所以上，并有九校组成的“常青滕”之说。在美国国家创新、科技创新、工业创新、大学教育创新的进程中，起思想引擎作用的则是实用主义的哲学创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皮尔士、詹姆斯等人创立的实用主义首先在哈佛大学兴起。20世纪中期，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蒯因带头把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实用主义哲学方法与精神相结合，创立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20世纪后期，又是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开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阶段、新形态。正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哲学创新，为美国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工业创新、国家创新以及其他各类创新提供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二是法治化水平不高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然而，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比，法治现代化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比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还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如何完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科学性，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建立人民满意的阳光政府，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面对的重大难题之二。
1.9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s)表示，多样本比较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对比则用LSD法，若方差不齐则使用Dunnett’s T3检验。P<0.05则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古老的中华文明还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哲学、史学、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艺术而言，中华艺术流派众多，成就巨大，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古老的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秦篆、汉篆，再到汉以后行草艺术的发展，构成中国独特的艺术门类。中国绘画艺术强调人品画品的统一，并且注重将笔墨情趣与诗、书、印有机融为一体，讲究意境、散点透视，以形写意，形神兼备，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样式。雕塑方面除享誉世界的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等石窟，以及陵墓、建筑雕塑艺术，还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国戏剧艺术，由南宋戏文、金元杂剧、明清传奇、近代北方小戏直到现代新戏曲，不断繁衍，创造了在世界戏剧中自成体系的舞台艺术，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戏剧，但后两种早已寿终正寝，只有中国戏剧一枝独秀，至今生命之树常青。音乐舞蹈艺术方面，从最蒙昧的上古时代开始，历经多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具中国独特形态和神韵的东方舞蹈艺术。中国民乐、汉唐乐舞，曾迷倒无数外国友人。中国的杂技艺术也别具一格，早在两三千年前的殷商、周秦时代，或者更早的夏禹时期，杂技艺术就已经萌芽了。在两汉时代，杂技艺术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并且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其中有些技艺即使是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这在世界杂技史上也是罕见的。就文学而言，漫长的历史上曾经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作家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多姿多彩的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文学潮流和文学理论，内容极其丰富。像《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各领风骚300年。仅唐诗一项，总数约在5万首左右，有名可数的作者即达2300多人。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其作品比晚于他3个世纪的英国戏剧之父莎士比亚，几乎多出一倍。中国古代史学之发达，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史家之杰出，理论之精善，系统之完备，纪事之完整连贯，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李约瑟也曾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比大多数国家都要丰富。”
我国古代的教育，也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孟子·滕文公上》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我国汉代的太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高等学府。另外，从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的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曾被外国教育家认为是当时选拔人才的最好制度，将其誉为中国贡献给世界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中国人还发明了许多娱乐和体育项目，像围棋、象棋、七巧板、蹴鞠、武术等等，都是中华文明全面创新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也特别重视制度的变革创新。春秋时期，各国争相改革，齐国管仲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新税制，郑国子产实行“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的三项改革，鲁国的“初税亩”制度和楚国的“书土田”和“量入修赋”制度，实际承认了公田的私有化。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率先实施“平籴法”，楚国吴起整顿吏治，齐威王“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郑国申不害以“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取代了以往的世卿世禄制，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全面变法。汉初废除秦时的严刑酷法，轻徭薄赋，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文景之治”。三国时期，曹操在北方颁布“屯田令”，废除察举制，颁发“唯才是举令”；诸葛亮在蜀国兴修水利，广辟人才资源，广泛收揽“才策功干”之士；孙权在吴国扩大海外交往，举贤任能“忘短贵长”，达到了人尽其才的效果。两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政治上实行“班禄”制，调整结构，华夷无别；经济上实行“均田制”“三长制”“新租调制”；文化上摒弃鲜卑旧习，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变籍贯、定族姓。隋唐时期，隋文帝杨坚创三省六部制，轻徭薄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修订《开皇律》，以科举制选拔人才。宋代，王安石变法，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先后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以及“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明代张居正向皇帝上疏，推行“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大改革。
受地区环境影响，建筑材料的费用、人工费用和机械燃料费用等也有较大的波动，这些费用价格受当地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受时间、空间和市场因素影响，工程造价管理应当切实考虑这些条件因素。
三、全面创新是近代西方大国相继崛起的根本经验
一是发展方式滞后问题。虽然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长期以来主要依赖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由于生产方式滞后，我国成为资源消耗大国。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粗放型发展方式也造成环境污染。由于不加节制地排放污染物，以致空气、植被、河流、土壤等被严重污染，威胁人们的生存环境。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数据显示，全球IC芯片的1/3供给中国。但令人尴尬的是，中国自己生产的芯片却不足3成，集成电路产值甚至不足全球的7%，占有的市场份额不到10%，中国信息产业和制造业所需芯片的90%以上从国外进口。
这种形势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转给外国专利持有者。如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我们面对的重大难题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秉持创新精神，大胆变革、锐意进取，使得中华文明灿若星河，长盛不衰。正是绵绵不绝的各方面创新，确保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然而，17世纪中叶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在创新方面特别是科技创新上明显落伍了。习近平指出，近代以前，我国科技创新和发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到近代却急转直下，成为世界后列，“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
。他强调：“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古代大帝国最终走向衰败和解体，除了政治、军事、地缘上的原因外，创新不足和技术停滞也是重要原因。鸦片战争我们被动挨打，也是这个原因。对历史规律，我们要认真研究和镜鉴。”
鉴古知今，历史的教训需要牢牢汲取。
西方近代创新萌芽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公元1000年前后，自治城市在欧洲逐渐兴起，这是欧洲国家制度创新的开始。到11—12世纪，自治城市进一步发展，地中海沿岸形成了星罗棋布式的自治城市群、城市国家群，其中最为显著的有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自治城市、城市国家的兴起，根本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意大利走向近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几乎与城市革命一起兴起的是农业革命、人口革命、商业革命，而罗马法的复兴则为自治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国家法律制度的规范支撑、制度保证。城市的发展产生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由此推动中世纪大学应运而生，而其发源地首先集中在地中海周边、意大利半岛的沿海城市群。其中，波隆那大学是创办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它以罗马法、教会法、城市法、商业法为课程主干系统，培养出如但丁、马可尼、哥白尼等一大批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创新的杰出人才。
17—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转变把英国推上创新发展的顶峰。从1640年英国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率先打破绝对主义的封建专制、君主专制，找到一条君主立宪制的改良道路，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18世纪上半叶，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消灭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为工业革命获得必要的原料及其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作了历史铺垫。从1763年开始，瓦特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运用近代力学与布莱克在热学方面的发现，发明了蒸汽机。之后，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到纺织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由此完成了近代工业化的产业革命。小小的英伦三岛，其人口仅占世界的2%，而其生产的工业品，一度占全世界工业生产的40%—50%，号称“世界工厂”。与国家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一起成长的是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创新发展。牛津大学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图书馆系统，在英国哲学家培根倡导下，理工科实验室普遍建立。剑桥大学则通过不断努力，逐步形成了推动大学科学研究、理论创新、科学教育的长效机制，其中包括天文台、实验室制度，大学科学研究制，等等，使科学创新蔚然成风，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牛顿的数学、力学和光学，哈雷的天文学，波义耳的化学，哈维的血液循环说，显示出英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而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则体现了英国在哲学方面的创新发展。
“竹韵，我们一向合作得这么好，你毫无预兆地提出辞工，这对我来说是不是太突然了?我不是想强留你为本公司服务，只希望你说出辞职的原因，是否与我有关，我好在这方面改进。我可以掏心置腹说一句，我看重你的能力，也敬佩你的人品，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永久地合作下去!”
16—17世纪，崛起的荷兰取代了意大利的地位。支撑荷兰崛起的，是多方面相互交叉影响的创新因素。政治上，尼德兰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首次建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了国家制度的重大创新；经济上，采用风力锯木机、巨型起重机等一系列先进机械发明了制造平底货船的技术，实现了交通革命的重大创新。1580年以后乃至1660年前后，荷兰形成了当时欧洲最发达的运河系统、内河运输网络。不仅如此，荷兰还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近海运输系统，发展了大西洋的远洋航行，实现了交通运输系统的重大创新。古代中世纪的商贸活动，多半都是近距离的，最多发展到近海为主，17世纪的荷兰，不仅使短距离商贸活动，中距离波罗的海近海贸易网更加发达，而且开通了大西洋国际商道，同时开创了日常用品大宗贸易的新格局，从根本上超越了古代中世纪远程贸易以少量奢侈品、香料为主的传统商业格局。荷兰还掀起金融革命，创立股份制公司、股票交易、银行信用体系，实现了国家利用近代金融系统作为中介干预市民社会的重大创新。为适应上述各种创新的需要，荷兰还创办了自己的新型大学，最为著名的当数1575年创立的莱顿大学。
18、19世纪之交，原本明显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德国，奋起成为创新型国家。1792年和1806年两次普法战争的失败，迫使德意志民族痛定思痛，锐意改革。1807年十月议会，规定了占有和使用土地的自由，废除了农奴制度，解除一切农庄农民人身依附关系；1808年各市镇按城市条例实行自治；1811年允许工商自由；1812年颁布法令，解放犹太人；1809年设立了国防部，创建了总参谋部，1914年引入普遍兵役制，实行了军事近代化变革。
在国家制度创新的进程中，施泰因、哈登贝格等政治家认识到，没有根本性的教育创新，尤其是大学教育创新，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就不可能深入持久，取得彻底成功。1808年，洪堡被任命为新建的普鲁士教育部部长，他所创办的柏林大学，贯穿了一个全新的新人文主义的办学理念，实现了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人文主义，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启蒙人文主义的综合创新，使柏林大学在19世纪科学创新中，起到举足轻重甚至首屈一指的带头作用。
在人类文明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脉相承、延续至今的文明。18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文明一路遥遥领先，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创新、不断创新的民族。
综上所述，欧美西方国家抓住了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迎头赶上，先后迅速崛起，成为主宰世界的强国，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同时以科技创新带动其他方面的创新，巩固了世界领先地位。
四、全面创新是解决当今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创新，中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然而，创新永无止境。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集中对特定议题进行专题询问并非第一次。历数两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七场专题询问可以看出，问钱、问粮、问房、问医、问教育，无一不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本次专题询问农田水利建设，既是对农田水利建设工作的监督，也体现了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工作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凸显。
西方国家在进入近代以后，其创新发展的速度骤然加快，各方面的创新成果喷涌而出，荷兰、英国、德国、美国凭借自己的创新优势，相继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现代化世界强国。
中国的科技创新长期走在世界前列。据统计，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中国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考古新发现表明，我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不胜枚举。数学方面，中国人发明了负数、十进制、二进制，最早懂得分数、小数的使用，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7位数。天文学方面，中国古人创造的浑天仪、候风地动仪、水运仪等天文观测仪器，可谓精妙绝伦，对天文观测的准确性、持续性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甘石星经》是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太初历》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法，元代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将一年精确到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冶金技术方面，早在商周时期，中国人就造出了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春秋晚期的生铁冶炼技术，比西方早约一两千年。瓷器制作方面，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中国原始社会时期就已能够制作出各种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的古陶大家族中，有红陶、黑陶、白陶等，每一种器物都古朴美观。商周时期，我国已经能够烧制出原始的瓷器。唐代用黄、绿、白三色釉彩涂胎，炼制出著名的“唐三彩”。宋代的青花瓷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一次烧成。明代青花瓷最为有名，质地很精美，畅销海外。到了清代，制瓷技术又有了突破，出现了闻名中外的素三彩、五彩、珐琅和粉彩。造船方面，早在南北朝时，已有车船的记载。唐代李皋制造的车船用人力踏动快速前进。宋代打造的车船，安装木叶轮，人力踏动，其行如飞，是近代轮船的鼻祖。尤其是开始用指南针导航，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纪元。医学方面，中华医学其理论体系之完整、医疗技术之高超、典籍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简·豪斯顿在他的著作《教育可能的人类》中写道，如果我们的教学中让“孩子们跳舞，品尝，触摸，听闻，观看和感觉信息，他们几乎能学一切东西”。要想提高学生对口语交际课的兴趣，就要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把学生的感官都调动起来，从而产生表达的欲望。教师在进行口语交际教学时，可以通过分析学情、教学目标来
三是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尽管我们党始终强调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重利用轻还原、重效率轻公平、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等倾向，使得一些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失衡。首先，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一方面，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制造业、光伏等产业产能普遍过剩；另一方面，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其次，城乡发展失衡。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工业化和高积累的需要，工农业产品长期实行价格“剪刀差”，城乡发展差距开始显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城乡发展差距又进一步拉大。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十分注重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0下降到2018年的0.474，但仍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之上。最后，区域发展失衡。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战略，但多年的努力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发展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上海人均GDP为13.5万元，相当于甘肃3.1万元的四倍多。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是我们面对的重大难题之三。
四是周边国际环境问题。改革开放使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为全球发展创造了机遇。2019年4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亚太区专场发布会，预计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但我国的发展也引起一些国家和一些人士的担心和焦虑，他们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和固有的思维方式出发，四处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阻止和遏制中国发展。据凤凰资讯网的消息，2017年，我国产品共遭遇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75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5起、反补贴13起、保障措施7起，涉案金额总计11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2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一些域外国家无理卷入南海诸岛礁主权争端、东海大陆架归属及油气田开发划界分歧、部分边境领土划归谈判等问题，无理干涉中国主权。我国在金融、能源、海外资产、援外劳工、海外市场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和遇到的挑战愈发凸显。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如何化解国际矛盾，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之四。
清代乾隆年代[12]，江河商运发展，博罗老城、惠东梁化、惠阳的淡水、多祝又逐渐成为惠州区域主要的商业圩镇，陆续发展兴盛。宋、清惠州两次人口的暴增[13]，导致当地民间信仰祭祀场所对应惠州人口的聚居点而增加，罗浮山道教也两次借机复兴。同时，惠州地貌的特征使得台地、丘陵、平原阶地沿东江相间分布，造就治水民间信仰随人口聚居沿东江分布。
要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根本的出路仍在于创新特别是全面创新。其一，只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赶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步伐，推动经济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其二，只有全面推动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创新，才能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使国家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使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畅通无阻，使各方面的人才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权力运行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三，只有全面推进创新，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才能实现从“倾斜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变，充分体现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释放群众首创精神。其四，只有全面推进创新，才能凝聚民族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综合能力和国际地位，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创作出更多高质量、高品位的文艺作品。其五，只有全面推进创新，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效批驳“中国威胁论”，推进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首先从战略全局化的角度出发，统筹协调政府多部门与社会各界力量，形成全域化的社会管理合作机制体制；其次依法治理旅游纠纷，解决旅游监管交叉与缺位并存的尴尬处境，创建旅游综合执法队伍，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最后围绕“屈贾之乡”、“山水洲城”的人文底蕴、弘扬“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全面体现“现代湖湘文化融合之都、山水田园休闲胜地、中部临空会展名城”的整体形象。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527、34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⑥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6—68页。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页。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2页。⑨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238页。⑩《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6页。《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1页。《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0页。《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170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8—259页。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447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98页。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4—115页。[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53页。王永平：《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阴山学刊》2002年第6期。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页。王东：《中国创新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4页。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5页。张田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隐患》，《光明日报》2018年4月20日。
All -round Innovation :the Basic Logic of Building a Modern World Power
Cheng Long
Abstract :After 70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world, but it is still "big but weak" in some respects. In order to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world power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must put all-round innovation at the cor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logical connotation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ur fundamentals": changing and innovating the world is the fundamental demand of Marxism; adaptiveness and inno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systematic innov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n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promoting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China.
Key words :all-round innovation; fundamental demand; fundamental causes; fundamental experience; fundamental path
收稿日期： 2019-03-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体系研究”(16ZZD018)。
作者简介： 成龙，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杭州 310028)。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9)05-0001-08
责任编辑：浩 淼 文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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