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思想和上海的全方位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战略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给各大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一系列复杂的难题，其中之一是经济因素在国际战略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当某些大国领导人刚刚意识到应把经济竞争力置于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时，中国早在10年前就已经把对外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持久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个总目标上来了。当一些国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不得不求助于保护主义的符咒时，中国却在竞争中打开了大门，并且牢牢地占据了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15年时间，从而改革了世界市场的力量平衡，并且对21世纪世界大国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段历史证明了，中国在战略上领先于其他主要大国的奥秘正是在于它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而这个战略思想的核心恰恰是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即对外开放战略。
一、邓小平选择全方位开放的战略起点
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认真思考过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封锁即禁运可能产生的长期严重后果。但是当时各种历史条件不可能允许他提出一套开放战略。然而，30年的封闭状态造成中国的经济停滞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却是邓小平在考虑中国未来发展战略时痛下决心实行开放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最重要的概念时，特别强调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命题之下，邓小平明确反对两种闭关自守，即对外和对内“关门搞建设”的作法，提出了“两个开放”的总方针。在两个开放中，对外开放更加重要。“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而且是“不可缺少的补充。”①从“开放的世界”到“开放的中国”，再到“开放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邓小平国际经济战略思想的逻辑起点。
如同邓小平本人所指出的，他提出经济开放政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总体实力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政治目标。”②邓小平在这里再三强调“政治角度”，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把中国发展战略同整个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它需要从国际上取得资金和技术。在封闭的状态下，我们无法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信息，就不可能达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多次强调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新的起点，“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肯定不可能”。只有实现了“翻两番”、“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确立起来，才能给中国人民“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③这就是开放战略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从这个角度上展开，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主要支撑点。邓小平在构思中国发展战略时提出了实现战略目标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④而前一个国际环境条件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对内开放则是后一个环境的必要条件。同时，邓小平又把改革与开放结合为一体，“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⑤显然，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清醒地估计到开放战略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和风险，而排除这些风险的唯一出路就是实行全面改革。在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困难，同样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去克服。只有在旧体制内注入新的基因，才能使之脱胎换骨，一个新体制才有可能诞生。而这种新的基因只能来自全方位开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⑥如果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开放就是这场革命持续不断的推进器。
邓小平提出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验，他对这场实践充满着坚定的信念。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论证过的“以世界交往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未能得到实践的证明，而封闭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却被奉为正统。这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的重要原因。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世界市场上为社会主义争取发展的环境、条件和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运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各种规则和管理方式，吸收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同资本主义大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联系，并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所有这些在邓小平国际经济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大胆尝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中国社会主义走出困境的必经之路。邓小平对此早已胸有成竹，运筹帷幄。他说，“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大试验。”⑧经过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试验，全人类将看到一种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⑨
二、邓小平推进全方位开放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时，充分考虑了在每个阶段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即所谓“审时度势”。他在谈到实行开放战略时，首先强调的是“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⑩所谓“形势逼人”包括了三个层次的涵义：一是由于建国后我们在战略上的失误，现代化建设被耽搁了二十年时间，从而使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了。二是当代科技革命的突破使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能否跟上世界市场竞争的步伐取决于我们能够获得多少最新的科学技术。三是我们周边国家的经济起飞对我们构成的市场压力和政治压力。如果中国不能迎头赶上，在下一个世纪我们就将失去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11)换言之，当代国际环境急速不断的变化是我们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的主要外部条件。
邓小平判断中国可以实行全面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12)在冷战格局尚未终结的80年代，邓小平就已经作出了“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在总体上“可以避免世界大战”。(13)中国有可能争取“七十年的和平时间”即到2050年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邓小平在强调争取70年和平时间的同时，更强调对外经济开放“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很清楚地可以看到，邓小平把争取70年和平同坚持开放70年并列，作为其国际战略的两个侧面。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这本身就是促进和平发展的主要手段，证明了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一旦中国经过全方位开放同世界市场实现了一体化，则中国的和平与安全就有了更加坚实的保证。因此，邓小平预言：“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14)“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15)
在确定了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后，邓小平把9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16)90年代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不仅在于这个阶段中国处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而且在于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处于冷战后新旧格局交替的时期。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剧变，某些西方大国利用1989年政治风波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并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中国全方位开放战略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邓小平清醒地指出：“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17)同时，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策略原则，在反对霸权、坚持主权的前提下，运用冷静、灵活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中一系列新出现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又一次表现出全局在胸的战略观和善于驾驭矛盾的策略观。例如，他提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打破制裁；利用西方经济衰退的机会增强我国的市场竞争力；利用前苏东国家动乱不定经济停滞的时机加速我们的发展，等等。特别是邓小平提出“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要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18)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开放开发上海浦东，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从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从而打开了全方位开放的新局面。
在判断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条件时，邓小平着重考察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中国将在亚太市场上的地位。邓小平看到“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是亚太地区。但是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所谓“亚太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19)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如果中国经济衰退、政治动乱、难民成灾，亚太地区将首当其冲地处于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中。“这就会是世界性灾难”。(20)相反，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给亚太地区带来发展的强大动力，形成东亚经济增长的“双火车头”模式（即日本带动、中国推动的模式）。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两重局面。东亚地区内部经济关系越紧密，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发展余地就越大。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21)扩大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减少对北美市场的依赖，这不仅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而且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战略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经济不断上升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压力，邓小平对此十分关注。由于中国人口负荷太重，“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仅仅保持百分之几的发展速度，同东亚、东南亚国家相比就是经济滑坡。“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22)就此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不仅取决于国家的承受能力，而且不能不以亚太地区的发展水平作为参照系。中国若以比周边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实际上就成为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对于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刺激。这种发展速度将使中国成为吸引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强大磁场，从而在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
邓小平考察对外开放的空间条件时同样采用了“东西南北”全方位观察，由此确定其国际经济战略的开放对象。如同邓小平在制定国际安全战略时改变“一边倒”、“一条线”的做法一样，他在确定开放战略时强调“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所有国家”和“各种类型的国家”意味着对外经济开放必然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充分利用各国的优势资源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如果对外开放只朝着一部分社会制度相近或较为友好的国家开放，实际上是将我们自己禁锢在经济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集团内，从长远来看就丧失了追赶最新科技的条件。同样，如果只向少数发达国家开放，就使自己失去市场回旋余地，最终可能被西方大国所控制。因此，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三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23)尽管这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的，至今仍然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三个基本方面，只是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发展了。例如，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重点已经转移到吸引全球跨国公司来中国落户，从而使中国的市场开放成为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原苏东国家虽然处于转型期的停滞状态中，但其经济技术潜力仍然提供了中国发展的某些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中近几年产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重要来源。同时，我国的资金和技术输出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总之，向所有国家开放是邓小平国际经济战略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中国对外开放的面越宽，则开放的程度必然越深；而且中国能够取得资金和技术的来源越多，则中国的国际环境就越得到改善；中国同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持久稳定的经济联系，则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越大，政治上、安全上的立足基础也就更加稳固。
三、实行开放战略必须遵循世界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
邓小平在制定各项政策时都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违背了规律就要受处罚。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是一件全新的事物，更需要遵循世界市场的发展规律。而这种规律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没有开放的实践，就没有对于世界经济的规律性认识。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思想就是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别是反映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客观规律。其要点大致如下：
(1)在实行对外开放时，要对世界市场格局的力量对比，尤其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作出客观、清醒的估计。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24)就是说，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基本上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我们要取得这些资源和要素，只能按照世界市场既定的规则和秩序去发展双边或多边的经济联系。而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总体上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利，我们在同他们做生意时不能不做些妥协。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坦然地认为，“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25)这个方针的基点就是对我国国力的客观估计。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我们的国家既是大国又是小国；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进行改革开放。根据这点基本估计，在今后半个世纪中我们的开放战略仍然是以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经济要素为主，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取决于我们对于国际经济要素的吸纳能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象我们这样的穷国，没有开放政策就无法进行国际市场竞争。简言之，我们的开放战略是一种“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
(2)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最大优势是拥有一个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不断发展并开放国内市场就能赢得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主动权。邓小平是将这个问题放在全球南北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邓小平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灾难性的影响，而且对发达国家的长远发展亦极为不利。邓小平一再提醒西方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们，“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26)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将直接影响整个世界市场容量的扩大。如果我们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可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可达到3500亿至4000亿美元，中国就有较强的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吸收外国商品和资金的能力就可以成倍成长。因此，邓小平一再要求西方领导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而市场开放是互相的，“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27)尤其是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双方扩大经济联系的空间充分，对西方经济结构调整相当有利。因此，中国实行开放战略，获益的不是中国单方面，西方“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28)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尤其强调“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尚未充分开发，“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29)邓小平称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好的基础”。事实证明，正是凭借着这个基础，中美关系走出了濒临崩溃的低谷。这也证明了中国市场的开发开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3)把握西方经济周期和市场供求关系对我国开放战略所产生的双重影响，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外部条件。邓小平在捕捉中国开放战略的机遇时，特别注意世界市场的周期变化，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变化作为我国竞争力增长的外部条件。邓小平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判断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发达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市场不足问题，“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30)资本和商品总是要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西方市场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西方经济周期变化和结构调整时期，中国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市场机遇。例如当西方国家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转折时期，邓小平就强调要抓住这个时机扩大同西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当日元升值、日本对外投资势头增强时，邓小平就提醒日本方面，中国现在缺乏资金，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将来有利。当国际资本市场出现大规模游资时，邓小平就果断地提出要以“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只要具有经济效益就不会产生危险。他还专门研究了一些后进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实现跳跃式发展的经验，指出一是勇于借外债，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三是借外债要用于生产。(31)在邓小平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1979年到1993年间已吸收外资累计协议资金达2200亿美元，实际投资6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就是要在世界市场上出现某种经济要素相对过剩，而我国对此需求紧迫的时候，大胆地放手吸纳这类要素，这就有可能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明显增强我国国力。
(4)中国实行开放战略的根本前提是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思想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快地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而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体现为中国商品的竞争力。邓小平指出：“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如前所述，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市场上，中国商品要打进去并站住脚，只有依靠高质量的、适销对路的产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高于同时期GDP增长率和世界贸易总额的增长率，并且进入了世界10大贸易国的行列。中国出口能力的增强直接关系到中国吸引外资和进口国外商品的总量增长，关系到外汇储备的稳定和人民币信誉的提高，关系到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外债偿付能力，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和国际依存度。一句话，最终关系到中国开放战略和发展战略的成败。因此，邓小平十分强调这个问题的战略重要性。他指出：“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32)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还体现在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走集团化、跨国化的道路，从而提高中国产品出口的规模效益。邓小平多次提到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与国际上大跨国公司抗衡的实力，并且有利于对市场信息作出反应；尤其是在中国的某些幼稚工业部门如汽车工业，更应当形成大型企业集团。在企业集团国际化的基础上，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才有可能从一般商品贸易发展为层次较高的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从而全面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和合作。
(5)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全面参与世界新技术革命，是实现中国跳跃式发展的根本途径，邓小平在制定其国际经济战略时，始终把引进国际上的先进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上。国际先进生产力不仅仅是新技术革命的科技成果，而且包括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科学调控管理手段。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33)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经济和科技的重要性更是超过其他任何因素。能否取得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已成为中国开放战略是否成功的关键。取得国际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直接从国外引进，这种引进一般是与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合资经营等方式相结合的。邓小平在谈到外贸工作时特别提出要注意技术转让问题。一般地说，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是根据其结构调整需要而进行的产业转移，大多是成熟技术而不是先进技术。即使如此，邓小平也认为这种技术合作可以“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34)换言之，只有使中国的部门技术更新与国际上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同步化，才能以较低的资本、较快的速度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亚洲“四小”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的过程就是这样。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仅仅依靠别国的技术转移很难真正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由此而需要另一条途径即直接参与新科技革命。邓小平坚定地支持中国科学家不失时机地与国际学术界合作进行前沿研究，“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35)邓小平认为，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的的发展，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否则差距将越来越大。他一再告诫，“不要失掉时机”。只有在起步阶段就进入前沿研究，才有可能实现跳跃式的发展。而实现高科技领域的突破，必须拥有大批新一代“钱学森”式的科学家。在管理科学领域，邓小平同样主张大胆引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方式。例如，邓小平提出，应当请一些外国专家参与中国的重点项目建设。这其中包括论证、咨询、管理和评估鉴定等等。他还提出，在金融等宏观经济领域，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足，可以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无论是宏观或微观，都需要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规则。总之，在科学、技术和管理等领域引进国际人才即智力引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直接的技术引进更加重要。
四、上海的全方位开放在邓小平国际经济战略思想中具有重要位置
进入9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给上海的加速发展和全方位开放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历史性机遇。而邓小平国际经济战略的最新发展恰恰为上海跃上新的台阶提供了理论武器。
首先，邓小平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从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就一直考虑将对外开放的地区从深圳等四个特区逐步向全国推进。在80年代中叶，邓小平作出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策，指出这些城市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在这两个阶段上，上海未能成为对外开放格局的重心，或者说上海还没有做好全方位开放的准备。进入90年代，邓小平决心搞几个大的动作来打开中国对外的新局面，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发开放浦东。这个决策的问世，表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改革开放的重心开始从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邓小平曾经认为，在开放初期“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是一大失误，否则全国改革开放局面就会大不一样。(36)邓小平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开放初期，广东、福建等地区具有与港澳、台湾和海外华人的天然联系，在吸引外资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当时上海受到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行全方位开放。这种客观局限性和主观条件的准备不足，需要在全国范围的条件成熟时才能得以改变。在整个沿海地区同世界市场发生广泛联系，内地进入世界市场的动机相当强烈，中国本身的市场机制开始形成的90年代，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市场枢纽。作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联结点，上海具有其他省市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思想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即在对国内市场辐射力最强的上海实行最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长江流域实行沿海与内地的同步发展，由此形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弓箭模式”。在这个战略构想的激励下，邓小平充满信心地预言：“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们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其次，邓小平根据亚太地区经济崛起的客观形势，要求浦东开发抓住机遇，促使上海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为全国经济跃上新台阶作出贡献。早在建立海南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时，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机会难得，不宜拖延”。“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37)在决定开放浦东以后，邓小平仍然强调：“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上海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38)邓小平的这些指示具有很深远的战略意义。因为亚太地区周边国家增长很快，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特区和浦东必须具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赢得在亚太市场上的制高点，才能同周边地区在竞争国际资金、技术等资源时领先一步。另一方面，浦东在长江流域的“龙头”地位，要求它在全国经济增长中保持领先地位。事实上，浦东开发四年中，新区的GDP增长翻了两番，占整个上海同期经济增量的1/3。在此带动下，上海两年连续增长15%，江苏、浙江的增长速度都在20%左右，整个长江沿岸各省1993年的增长速度都达到或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这些足以证明，邓小平提出“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战略措施，最终是推动全国经济跃上新台阶的强大杠杆。它对于增强中国的整体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邓小平要求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把中国经济推向国际化阶段的战略措施。邓小平的国际经济战略思想有一个向纵深发展的过程，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大陆建成若干个国际金融中心。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设想了在某些具有特殊条件的沿海地区实行自由港政策，允许国际资金自由流动。到80年代中叶，邓小平已经提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大一些”，并把这项改革作为吸引国际资本投放中国的重要条件。80年代末，邓小平已经设计了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构想，这个战略构想是与到2050年的发展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进入90年代后，邓小平在推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的同时，提出了在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邓小平在长期深思熟虑以后开始把建造内地“香港”的构想付诸实施了，并且将这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赋予上海。邓小平深刻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在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关系到改革开放全局的成败。上海曾经是远东金融中心，其区位条件和人才条件是这个中心形成的基础，而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实现这个中心的关键。人民币要成为可兑换货币，其难度可谓牵一发动全身，这是需要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才能适应的巨大变化。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和实行国际通行的贸易体制，二者结合体现了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化的高层次阶段。显然，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实现全面接轨的过程。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小平认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39)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上海已经发育起一个较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其中包括短期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和黄金市场。上海金融市场的外延不断扩大，其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内涵不断深化，自由度提高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为国际金融资本大规模进入上海准备了条件。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实现，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雏型将出现在东亚。
其四，邓小平要求上海率先建成符合国际通行惯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拥有强大的竞争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采用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从广义上看，不仅仅是产品的质量标准，而且包括国际通行的规则、惯例和体制。在中国沿海地区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完善对外经济法规和改善投资环境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具体步骤。改善投资环境，从软件系统来说，主要是采用国际惯例和国际管理体制。在浦东开发开放以后，邓小平更明确地要求上海率先按照国际惯例同世界市场接轨。他指出，只要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40)全面采用国际惯例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首要条件。在中国即将恢复其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形势下，全面实施国际惯例就显得更加紧迫。同全国各地相比，上海应当提前“入关”，即在中国尚未正式恢复GATT席位时，上海就应尽可能地按照入关后的规则进行各种市场行为。从硬件上来说，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应当是国际标准的，从根本上改变上海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落后状况。邓小平曾充分肯定上海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认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上得更快。(41)实际上，这些应当成为上海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因为在国内市场上，上海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虽然存在，但在国际市场上，这些优势并不一定存在，甚至可能变为劣势。而且在入关以后，国内市场竞争与国际市场竞争基本上溶为一体，原有的比较优势就更加难以显示出来。如果按照建成国际金融、贸易、经济中心的战略目标来要求，上海所具有的优势条件更是远远不够，因为亚太地区正在上升的若干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如汉城、曼谷、雅加达、悉尼等都拥有各自的明显优势，更况且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优势地位已相当稳固。因此，上海所必须拥有的竞争力应当是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相比较的优势条件，应当是在21世纪世界市场上领先的竞争力。
其五，上海应当在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指引下，成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联结点，成为沿海和内地同步发展的“龙头”。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曾要求各个经济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42)这些要求同样是对上海提出的任务。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比80年代更加广泛而深刻，上海作为这个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基地，所承担的任务比80年代初的经济特区更加复杂而艰巨。上海已不再是建成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简单外向型经济，而是要从“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43)即从一般的商品出口发展为较高层次的技术出口和资金、技术、劳务输出三位一体的国际工程承包以及把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的跨国企业经营。上海也不再是以吸引一般外资投入来扩大再生产的外延，而是吸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国际市场占有率高的“朝阳产业”国际资本投资，并且从一般的工业投资转向重点为吸收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外资投资，以及把争取世界上排名前100位的跨国大公司来上海落户作为上海走向全球化经济的途径。上海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投资热点。这就要求上海进一步打破在对外开放中小手小脚的传统作法，敢于把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手引入国内市场，敢于以较高成本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而放弃较为容易获得的传统产业转移，敢于把上海作为国际市场规则的最大试验场，在上海建立起同世界市场不断接轨的“柔性体制”。同时，上海作为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连结的经济枢纽，要成为把国际生产要素向中国内地进行梯度推进的桥梁。如同邓小平所要求的，“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44)上海将以其商品、资金、信息、人才、技术等各种要素投放内地，建立起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合资企业”，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上海在吸纳、消化国际生产要素的同时，向内地输出适合当地发展的生产要素，甚至向中国周边地区输出同类型的要素，这将为上海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准备充分的外部环境。这就是邓小平“两个开放”战略在上海所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也证明了邓小平寄希望于上海的深刻含义。如他所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45)这张王牌正是用在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最为关键的时间和地点，又一次说明了邓小平国际经济战略思想与其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改革开放没有止境，思想解放也没有止境，但是二者的基本方向都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就是邓小平国际经济战略所确定的迈向世界市场的道路和步骤。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条道路是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77、89、210、256、113、274、133、328、269、274、270、249、103、79、267、347、298、358、361、160、369、99、213、313、79、119、80、332-333、106、193、160、127、32、183、376、407-408、366、366-367、366、376、51-52、159、277-278、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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