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产的日益分散化，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同时，信息和通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在再生产中日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世界各地的生产活动通过生产网络联结成一体，从而实现全球化的协作分工生产。伴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国家以及地区之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对于全球化生产的研究，主流学术界主要有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三种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起源于波特用以界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价值链”的概念。[1]（P33～46）格里菲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并按主导企业的驱动机制将全球商品链划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和“买方驱动型商品链”。[2]随着分工生产日益深化，“全球商品链”的概念越来越难以解释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新变化。格里菲等在2005年提出以“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以取代“全球商品链”的概念。他们根据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将全球价值链划分为五种治理模式，依次对应企业间不同的协调水平和权力的不对称程度。[3]吉本等借用惯例理论，以质量标准和惯例的传递机制为核心，构建一个“标准化”的治理理论。[4]在此基础上，庞特等将联结理论和惯例理论整合在一起，并融入宏观要素，构建了一个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模块化”理论框架。[5]卡普林斯基对价值链中企业主体的升级行为进行了分类，[6]他将企业升级的动因归于经济租，企业通过建立某种形式的进入壁垒来保持其租金。[7]（P71～98）吉本等认为主导企业所构筑的进入壁垒能够以质量标准等形式传递到价值链中的其他供应商。[4] 国内学者也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研究。例如，秦升和张辉分别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历程。[8][9]邱斌等人运用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衡量了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检验了相关的影响因素。[10]唐海燕等研究了参与产业内国际分工对于价值链提升的推动作用。[11]另一些学者，如黄烨菁以产业国际化和金融开放为分析对象，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问题。[12]谢来辉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了新兴经济体的环境升级问题。[13]陶锋等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代工过程中的技术外溢现象。[14] 国内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对于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生产活动具有借鉴意义。但迄今为止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忽略了劳工和阶级问题，将价值链节点中的劳动过程看作是“黑箱”；二是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权和国家的概念被逐渐淡化。此外，全球价值链理论仅仅描述了包括主导企业和供应商在内的价值链参与主体间的一种线性的关系网络，而对于当下复杂的生产网络解释力不足。因此，需要在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层次，以定义复杂的多水平、多维度、多层次网络结构下的经济活动。[15] 基于此，国外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别从世界体系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对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分工和协作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世界体系理论是如何在分析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揭示全球商品链中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第二部分从资本循环的角度来考察全球价值链中的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的生产内部各个环节的变化；最后我们在对这三种分析视角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全球生产网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一、世界体系视角下的全球商品链分析 沃勒斯坦指出历史资本主义存在着社会过程逐渐商品化的趋势，这包括生产、分配和交换等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商品化。进一步，他提出了“商品链”的概念，将社会再生产的各个商品化过程联结成一体，从而将商品化过程扩展到新的层次。[16]（P3）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将“商品链”定义为“与最终商品相关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组成的网络。”[17]他们通过研究1590～1790年欧洲造船业和面粉行业商品链的发展演进，分析了1800年以前世界体系下的国际商品链，[18]说明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的以及在其占有者之间是如何分配的，阐明了“不平等交换”体系是如何在实践中运行的。 沃勒斯坦根据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空间上分为三种类型：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其中，中心地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居于主导位置，组成中心地区的主要是由经济发达、生产力先进和资本积累水平高的国家构成。边缘地区则与中心地区相反，主要由经济落后、生产效率低和资本积累水平低的国家构成。半边缘地区介于中心和边缘之间，兼具二者的特征，作为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带，避免了二者之间的直接冲突。[19]（P463）沃勒斯坦认为，一个地区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必须依次经历三个阶段：“处于外部地区、被融入和最后被边缘化。”融入是指把某个地区吸纳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边缘化指的是资本主义在这已融入的国家或地区的深化发展，具体表现为其在微观结构上的持续性演变。[20]（P182～183） 世界体系理论将商品链看作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积累的具体方式。商品链中的各个节点分别代表了整个社会劳动过程中的特定环节，原料采购、产品制造、物流运输、市场营销都属于商品链中的不同阶段，从总体上反映了资本在空间上的分工行为。虽然商品链内部各个节点之间具有不同的地理位置、劳动组织形式以及利润率水平，但中心地区的资本使不同的生产和再生产单元以多样化的形式实现了有效的整合，提高了整个商品链的积累水平，使得剩余价值的流动更加集中。[21]商品链实现了剩余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和分配。商品链的劳动分工和等级化特征通过“融入”和“边缘化”过程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参与全球商品链生产，越来越多的来自边缘地区的供应商有机会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体系。“融入”使更多的资本参与到全球的资本积累过程中来，这些各异的资本通过内部协调关系的重组，实现全球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另一方面，“边缘化”过程使得某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远离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限制和固化在整个商品链的低端。这种边缘化过程随着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的形成而得以实现，不平等交换通过国际贸易使得剩余价值由边缘地区转移到中心地区。建立在这种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具有向心性的经济网络。剩余价值从网络的四周向网络的中心集中，在中心地区进行资本积累，中心地区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的支配权力进一步得到强化。[16]（P13～14）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商品链中的等级化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极化的中心和边缘地区。 沃勒斯坦之后，商品链逐渐成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要理论方法，不断出现在研究全球分工格局文献中。格里菲正是在沃勒斯坦的“商品链”的基础上发展出“全球商品链”的概念，成为现今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源头。但是，以格里菲为代表的一批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学者放弃了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在不同空间维度上的分析，而仅仅将“商品链”定义为企业通过参与全球分工而具有的一种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潜在路径，即经济主体能够通过潜在的动态学习曲线实现升级的过程。[22]将研究的中心问题由“商品链如何在系统层面上产生全球的不平等”转变为“商品链是如何在企业层次上促进经济发展的”。 然而，另外一批学者继续沿着沃勒斯坦的理论路径，对“商品链”理论进行了发展。就世界体系下国家与商品链关系问题，夸克指出中心国家可以通过构建一定的制度环境来使其排他性利益能够具象化为正式合理的贸易和生产网络的治理，以达到塑造商品链的目的。而中心国家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应对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地位相对较高主体的威胁和挑战。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夸克提出了“行业支配权”（sectoral hegemony）的概念，强调国家如何通过与其他主体进行联合，以寻求维持其所设置的制度环境的合法性，从而保证其在关键行业的特权地位。基于此，夸克以全球棉花商品链为例，分析了这一过程。美国通过补贴本国棉农以及联合包括巴西在内的其他棉花出口国，控制着国际棉花市场的行业支配权，并通过棉花商品链的治理以及棉花质量标准和认定程序的制定，进一步巩固了其特权地位。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进口国，中国正不断挑战美国对于棉花行业的支配权。[23]对于行业支配权的争夺涉及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与主流的商品链理论将重点放在主导企业控制、协调和驱动商品链的研究视角不同，夸克的分析聚焦于在宏观制度环境下的商品链治理，强调构筑世界体系的全球积累过程和地缘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为研究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中心转移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一些学者还从经验上分析了全球商品链中增加值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例如，马胡咖利用贸易数据推算出各国在特定商品链中的相对地位，并评估了对于全球生产网络参与者的三个竞争性假设：协作、剥削和利润差异，然后将“生产者驱动”的汽车行业和“买方驱动”的服装行业的参与国的回报与小时工资率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发现，以工资率衡量的劳动报酬在不同参与国之间有显著差异，但只在“买方驱动”的服装行业中出现了绝对的工资率下降现象。这些结果表明了商品链中增加值的分配呈现出因行业而异的多样性变化，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收入分化机制。[24]克莱兰研究了商品链中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他以苹果公司的电子产品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苹果公司通过在诸多生产领域构筑一定的垄断程度来获取剩余价值中最大的一部分，而苹果公司相对于其他供应商的垄断特权正是这一利润的来源。克莱兰进一步区分了“明价值”（bright value）和“暗价值”（dark value），估算了苹果公司iPad产品在各个生产环节中的“暗价值”，包括由于外包而导致的劳动工资的未付和少付以及生产过程中因环境负外部性所带来的额外成本，[25]这一部分“暗价值”就是核心国家企业所获得的转移剩余价值的来源。索尔斯等学者提出了“扩展的商品链”的概念，以运输业和石油业为例，分析了商品链中劳工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以运输行业为例，不仅本身作为一个商品链，同时也是其他商品链的关键性连接环节。这种相互关联也增加了其脆弱性，因为该行业中极少数工人的流动就会影响数量巨大的货物的流动，从而会波及众多的商品链。[26]这样就为劳动者及其他社会主体影响商品链提供了一个杠杆。 二、资本循环理论与全球价值链分析 马克思建立了资本循环的理论框架。他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我扩张的循环运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的总流通过程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分别是资本在循环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这些形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并存且相互转化的，体现了一种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的对立统一。在单个循环中，资本在循环过程中分别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出现。资本循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而通过流通过程实现剩余价值。[27]（P31～134）
这一资本循环的分析框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发展和运用。索尔科进一步将地理空间上的资本循环具象为借贷关系下社会空间的价值流动进行研究。[29]他认为在借贷关系中价值在借贷双方之间流动，而贷方又是以利息为目的。这种资本主义下的借贷关系可以看作是简单形式的价值流动，贷方的每一笔利息收入都是从借方身上榨取的额外价值，表现了其剥削性。更进一步，这种借贷关系循环可以扩展到广义的层次，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也存在某种意义的借贷关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以货币的形式获得工资，而价值却从工人流向资本家。资本家作为贷方从作为借方的工人身上取得了作为利息的剩余价值。伴随着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引入，使不同社会和地理空间上的经济主体能够联系在一起。包括家庭、企业和国家都融入到这种剥削性的借贷循环之中，从而加剧了社会空间维度上的不平等。索尔科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化现象理解为一个社会空间上的借贷循环链条，并对欧洲金融化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金融资本循环如何以借贷关系的形式在时空上塑造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
纽瑟姆以零售业为例，探讨了资本循环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30]纽瑟姆指出货物的产出和配送是零售业价值链的核心职能，并运用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对其进行了分析，强调了物流企业与零售超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他通过对于两个第三方的货物配送企业的案例分析，来说明零售价值链中的企业之间关系本质上是由主导的零售商所塑造和控制的。具体而言，主导零售商通过关键绩效指标监控物流供应商的运营环节来管理它们之间的复杂的合同关系。这种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生产网络的联结及价值在各个主体之间的流动。主导零售商能通过与第三方企业的合同关系俘获价值。物流供应商和零售商分别作为价值链的参与者，共同构成整个零售行业的价值链循环过程。其中，主导企业通过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些特定环节的关系的塑造，能够影响其他供应商，并通过它们完成价值的实现。 普里查德等通过雀巢公司在东南亚生产网络的案例分析提出，企业在空间上的经济行为可以理解为资本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多样性流动。[31]他们借鉴了古德曼关于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积累过程的划分：（1）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经济一体化主要依靠货币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推动。常规贸易和金融关系是主导国际互动的主要形式。伴随着国家之间贸易的空前繁荣，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而金融市场与实体生产之间的分隔也逐渐增大；（2）多国化（multinationalisation），经济一体化主要依赖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驱动。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其国外分支机构对于在当地的销售具有相对的自主权。在空间上，产生了企业为获得原材料而进行全球布局，国家为了获得创新租金而采取出口替代的策略，以及企业内部的采购行为等现象；（3）跨国化（transnationalisation），这涉及逐渐增加的国际间企业内部分工。其在组织和治理结构上，采用核心控制和垂直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对于大规模的生产，都采取了标准化的生产策略；（4）全球化（globalisation），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产业区之间的交易和协作主导的。古德曼将其定义为新的全球化现象作为要素所共同构成的整体进程。[32]这种划分虽然有别于资本循环，但在其区分了资本积累循环中的货币、商品和投资资本的流动之后，进一步分析企业经营的空间策略时，就可以运用资本循环理论来分析。普里查德等将古德曼的分类与资本循环下的生产、实现和再生产结合起来，分析了雀巢公司在东南亚的空间经营策略。在生产的地理布局上，适用于“多国化”的描述：雀巢公司通过一系列的企业间交易实现生产的安排，其产品在加工过程中考虑到区域内各国对于跨国贸易的限制。在价值实现的地理布局上，也适用于“多国化”的描述，雀巢公司的生产收益来源于地区内代理商的销售收入或与其他区域的子公司之间的企业内交易。在再生产的地理布局上，适用于“跨国化”的描述，雀巢公司通过企业内交易将利润和专利费用转移到持有商标和知识产权的母公司。通过以上分析，他们阐明了对于企业复杂的空间化经营策略，只有在资本循环下的价值生产、实现和再生产过程下才能得以理解。 三、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动过程 全球价值链理论在劳工问题上的不足，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例如，亨德森等人指出在全球商品链的分析中，几乎没有提及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33]同样，史密斯等人也指出在大部分的价值链研究文献中，工人仅仅被当做资本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被动受害者”。[34]这一缺陷使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对于跨国生产网络中劳动过程缺乏充分的解释力。针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这一缺陷，一部分学者尝试从价值链发展的角度对劳工问题进行了考察。例如，巴里恩托斯、格里菲等人对主导企业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企业的经济升级与工人的社会升级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35]他们对早期价值链研究所认为的价值链升级将自动使劳动者获益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摩洛哥服装行业的案例研究，他们发现企业的经济升级并不必然带来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坎伯斯等人尝试理论化全球生产网络下劳工组织及其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36]同样，雷尼等人主张采用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方法来替代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商品链主要是分析价值的创造、俘获和强化过程，那么劳动作为价值的最终来源，就必须成为解释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问题之一。[37] 弗莱克等人认为服务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也适用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他们通过对三个具体服务行业的案例分析，强调了服务业劳动过程的三个特点：服务模块化和知识解码、组织灵活性与雇佣灵活性、合作与竞争。[38]（1）标准化、模块化和知识解码是企业离岸外包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企业通过识别和分离那些生产分散、低技术水平的劳动环节，并将这些环节外包给其子公司或是外部供应商。因为劳动过程的模块化，使高效的生产外包及劳动力再配置具有可能性。例如，在客户服务行业中，企业将商业职能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并且分包给位于全球的电话中心。这些电话中心作为供应商又能够通过规范的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对劳动力进行有效的组织。同时，通过数据库下的知识解码和软件系统的应用，不仅可以实现工作信息的存储和恢复，又能够对工人劳动的细节进行监控。工作流程的模块化水平越高，企业越容易通过雇员的工作成果对劳动进行监控，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的控制。（2）组织和雇佣的灵活性是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劳动过程的重要特征。外包对企业而言，一方面，将特定劳动环节外部化能够减少企业在劳资问题上所面临的阻力，使企业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精简化的内部高效管理。另一方面，价值链本身所具有的风险和危机的转移机制，能够将企业在经营上的不确定性转移给劳动成本低或是缺乏劳动保障的地区，从而保证自身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的代价就是价值链底端工人所面临的恶劣劳动环境和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全球包裹速递行业为例，大型主导企业几乎不雇佣劳动者从事包裹的配送工作，而是通过合约的形式与众多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合作。通过价值链，主导企业将风险、成本和灵活性要求转移给外包商，外包商最终将其转移给位于价值链底端的个体经营配送司机。这些司机不仅要在工作条件上面临劳动数量和质量上越来越严苛的要求，还要面对劳动过程中不断强化的技术性监控。（3）价值链中的企业之间除了相互的分工协作外，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单个企业寻求其在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必然会与处在价值链中的其他位置的企业产生竞争。而非核心企业间为了提升价值链地位的竞争会使这些企业逐渐开始从事越来越复杂的劳动环节，从而使核心的主导企业中工作岗位面临被替代的威胁。这种竞争不仅通过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来实现，也会通过成本的削减和灵活性的增加来实现。这会进一步使劳动者的处境恶化。所以，价值链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会转化为主导企业内部劳动者与外包企业中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正式工人与临时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工作不稳定性，一方面会迫使劳动者隶属于所属企业，使其自愿服从于企业的管理控制，另一方面，使属于不同分工位置、不同供应商的劳动者之间相互分离，达到了阻碍工人相互联合的目的。 一些学者针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劳动过程中的管理控制现象进行了研究。福耶斯坦提到，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劳动分工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劳动过程标准化和模块化的特点，并导致企业对工人的管理控制和工人劳动自主性降低的问题。[39]他通过对德国IT产业离岸外包的案例分析发现，在该产业中各企业劳动组织和控制的演变并不具有一致性，在不同的组织形式下，工人在劳动中的自主性也存在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一方面来源于企业不同的国际化模式，另一方面来源于外包目标国的特定制度背景。帕夫利茨基同样对国际外包生产的劳动过程中的本土化因素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电子产品行业工程设计的劳动过程的研究，强调劳动市场等本土因素对于分析全球和本土层次的国际化问题所应起到的重要作用。[40] 华莱士等从生产空间化的角度去理解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劳动过程。他们提出了空间化的积累结构（SSA of spatialization）的概念，即以劳动过程的空间重建和技术控制体系为前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41]在这种积累的社会结构中，主导企业为了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一方面，通过对劳动的“分割”（segmentation），将生产分工通过全球生产网络进行空间化的配置。这种生产的空间再部署，使得主导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和替换价值链的供应商，对劳动者形成就业威胁。通过这些途径，主导企业能够实现对于工人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conquer）战略，从而能够分散工人的抵抗，并将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分散在地理空间的各个维度。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企业能够通过网络来组织和指挥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工人进行生产活动。通过劳动过程的空间化，企业能够实现自身的灵活积累。与弗莱克等人所提出的组织和雇佣的灵活性相似，这种空间上的灵活性可以转变为企业的劳动灵活性，即在工资制定、劳动数量和劳动强度、工作任务上的灵活性。在灵活积累的体系下，企业能够适应大规模定制化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以维持较高的利润，同时又能将经营的风险转移到工人身上。空间化的引入使得工人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愈加的不平等，从而使劳动在空间层次上隶属于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网络。同时，华莱士和布拉迪还强调了技术性控制（technocratic control）在劳动过程空间化中的地位。（1）网络通信技术和劳动分工的空间化在表面上使企业的生产活动分散化，但企业对于生产网络的潜在控制得到进一步的集中和增强。例如，电脑化的工作流程使企业能够监控整个生产系统的运行及产品的质量水平。（2）技术性控制造成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即一部分掌握专业知识的工人成为技术性控制系统的核心，另一部分工人则成为边缘性的临时工。这种信息化条件下的技术性控制进一步促进全球生产网络下灵活积累体系的形成。 四、迈向一个全球生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在演变过程之中，这种演变主要表现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国外学者正是从世界体系、资本循环和劳动过程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对当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分析。世界体系理论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换关系出发，建立一个以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为基础的商品链分析框架，阐明了全球商品链以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实现了剩余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和分配。其优点在于揭示了主导企业与供应商背后的中心与边缘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商品链对于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塑造。同时也强调了国家在塑造商品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将主导企业对于商品链的控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角度。但世界体系理论着眼于国家间的交换关系，忽视了对于国家内部的生产环节和生产关系的分析。资本循环理论从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出发，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同循环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聚焦于资本循环和价值流动对生产、交换和分配各节点之间相互关系的塑造，并以此来理解价值链中的企业行为；有助于我们分析现实经济中的危机是如何通过价值链在全球经济中得以传播和扩散的。其缺陷在于主要着眼于资本循环过程中企业之间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而对于企业网络中的权力关系，却没有足够的分析。劳动过程理论以从价值链中的劳动和生产过程为出发点，考察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分工关系，将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由单个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之间的协作分工过程之中，对于理解主导企业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有效整合及控制价值链中的劳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劳动过程主要关注于生产环节，忽视了商业资本在整个生产循环中的作用。 分析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全球生产网络，我们必须将这三种理论综合起来。首先将世界体系理论与劳动过程理论综合起来，对建立在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体系下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动分工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引入资本循环分析，考察企业之间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1）首先，在世界体系框架下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动过程。在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空间结构中，资本密集型的生产阶段集中在核心进行，而劳动力密集的生产阶段集中在半边缘或边缘进行。随着分工的日益深化，核心越来越集中于软件生产，而边缘则要承担越来越多的硬件生产转移，而边缘的硬件生产依赖于核心的软件。[42]（P230-231）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具有弹性专业化的特点，即建立在对劳动市场分割基础上的功能弹性和数量弹性。[43]单个企业为了应对市场需求的迅速变化，从雇佣结构上将工人划分为核心和边缘，以实现产品品种变化的弹性。核心劳动力受到更加专业化的培训，具有高度的就业保障，能够适应多样的专业化分工，这部分劳动力作为功能弹性的来源，以实现产品的多样化。而边缘劳动力则相反，缺乏就业保障，劳动条件差，通常以临时工的形式出现，承担大量的简单劳动。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这部分劳动力的数量，即实现数量弹性以削减成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劳动组织形式也具有空间化的特征，即核心和边缘的劳动力分散在各个空间维度上。从空间上将劳动力分割为不同的部分，使他们不仅在组织、报酬和流动性上具有差别，更在空间上存在距离。核心地区为了维持其对价值链生产过程的控制，需要在空间上维持和扩大这种劳动差异，不断减少核心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加边缘劳动力的数量，最终形成劳动力的“边缘化”，这样核心与边缘的概念就由地理位置和工业类型转向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42]（P236）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资本循环出发，将全球生产网络分为“生产者驱动的网络”和“买方驱动的网络”，就可以深入分析生产网络中企业之间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1）在“生产者驱动的网络”中，作为生产商的主导企业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他们控制了整个循环过程中的生产环节。这种支配权来源于其在最终产品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作为生产商的主导企业以其对关键技术专利的垄断及规模数量上的优势，控制着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而将非关键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等流通过程以外包和分包等形式交由其他循环过程中的企业来完成。对于网络中的其他从属企业而言，为了实现各自循环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必须依附于主导企业。从而，在整个生产网络中，主导企业能够运用其支配权对其他供应商的生产组织产生影响，甚至能够根据其需要替换那些对最终产品价值实现不具有关键影响的外包供应商。这种形式的生产网络在诸如汽车、半导体等资本及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尤为明显。例如，日本和美国的汽车公司将生产活动组织成多层次、包含数千家独立公司的生产系统。[44]（2）在“买方驱动的网络”中，作为零售商的主导企业控制了资本循环的流通环节，从而对最终产品的剩余价值实现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控制力来源于其在品牌营销和市场经营上的渠道垄断。资本循环中其他供应商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需要通过最终产品的销售来实现。这就使得零售商主导企业能够影响和控制供应商的生产活动，进而控制整个资本循环过程。现实中，这种“买方驱动的网络”集中于贸易主导的劳动力密集的消费品产业中，诸如服饰、生活用品、消费电子等行业。例如，耐克、锐步等运动鞋生产公司自身不从事具体的生产活动，而是采用“无工厂生产”，通过复杂的外包网络，将来自全球的专业生产供应商整合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并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完善的组合起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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