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政府权力与民营经济路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经济论文,路径论文,进程论文,差异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区域民营经济演进路径出现分岔，不同地区形成了多样化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力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而有些地区仍然处在计划和市场体制的矛盾交织当中，民营经济发展缓慢。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一制多式”现象背后隐藏着较深的制度因素。在市场化进程中，特定禀赋条件下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和市场化水平相对地位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演进，使得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制度租金水平和降低速率，这决定了该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
一、市场化进程、地方政府行为与民营经济演进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初始禀赋构成一个地区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并会对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初始禀赋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各类主体间目标取向和行为选择的不同，这构成了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进的基础。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演进，导致了不同的区域制度租金水平及其降低速率，这决定了特定区域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禀赋、制度租金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图一所示。
图一 禀赋、制度租金与民营经济发展
特定的禀赋条件决定了制度演进的可能方式，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演进则决定了制度演进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区域市场化水平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Jin Hehui and Qian Yingyi,1998)[1]。同时，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受到很强的意识形态约束，也即制度因素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具有关键的影响。在此，为了分析的方便，在保证不遗失关键变量的前提下，将禀赋差异的影响归纳为三种制度变量：国有经济影响力(国有经济、金融比重等)、地方政府权力(拥有的集体固定资产、自主性等)和区域市场化水平(组织创业精神、市场化意识等)，从这三个纬度来具体分析制度因素如何影响资本投入及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有关的研究文献表明，我国的制度转型是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控制下进行的，因此，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Huang,1998)。建国初期我国获得的经济发展成绩就极大地依赖于中央政府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和配置。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体制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正如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表现出的市场短缺、经济效率低下等现象，因此减少行政干预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经济的影响力越大，中央政府越有动力去动员资本投入到国有经济部门中，从而不利于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同时，国有经济影响力越大，其资源外溢性越强，越可能为发展初期的民营经济提供很多技术、市场和商业信贷等方面的资源，从而会促进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总体上讲，在改革初期，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强；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民营化发展，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正面影响变强。
在契约不完备和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改革初期的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Oi,1992)[2]，它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取国有金融支持(Che and Qian,1998)[3]，为民营企业提供产权保护(Chang and Wang,1994)。因而，在国有经济影响力较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在财政分权的激励下，地方政府较高的权力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Otsuka,1996)[4]，但当市场化获得一定发展、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之后，地方政府权力的降低将会极大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尽管地方政府拥有企业也存在类似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等问题，但在财政分权的条件下，虽然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有联系并能对国有金融机构施加影响，但并不能控制它们，因此面临更强的预算约束，从而能比国有经济运行更有效率(Qian and Weingast,1996; Che and Qian,1998)。这样就可以看出，当国有经济影响力很大、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地方政府权力越大，则越有利于获取多渠道资本用于民营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影响力较小、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地方政府的权力越大，则其低效弊端使得其越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市场化水平是民营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王立平，龙志和(2004)[5] 发现我国的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强显著”关系。周业安、赵坚毅(2004)认为市场化进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带来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民间创业精神、市场化取向越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间资本积累并投入民营经济的发展(Jin Hehui and Qian Yingyi,1998)。市场化程度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同时，市场化程度与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之间也具有互动的关系，其相对地位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对政府权力及其目标取向产生影响，而政府权力的变化也会对市场化进程产生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市场化水平三个因素中，市场化程度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根本，而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方政府权力则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加速或减缓的作用。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权力大小的不同组合，使得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制度租金水平，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权力越大，则当地制度租金水平越高。制度租金的差异使得各类组织面临不同的行为选择和博弈策略，不同主体间的博弈使各地出现了降低制度租金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会对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类组织间的动态博弈、民营经济发展及其对制度租金的利用方式会对特定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产生影响，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出现显著差异，而市场化进程又会使制度租金发生变化，这又会对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之初，一旦国家放松对民营经济的限制，一些潜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如浙江)，民营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限制政策却并未使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由此可见市场化的关键作用。
在我国各地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上三方面因素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可用图二粗略地表示其相互关系(为了方便，在此将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方政府权力全部归结为政府权力，从而可以用二维平面图明确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影响其相互关系的实质)。从图二中也可看出，个体私营经济对应的高市场化水平、低政府权力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此时，政府主要发挥市场协调者的作用，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不过多地干预经济。对一个地区来说，发展民营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市场化水平。对于市场化程度低、民营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作用就至关重要，它可以通过发展国有和集体等形式的经济，主动培育市场发展，带动民间投资创业，从而经由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的演变路径，实现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图二 政府权力、市场化水平与民营经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政府要根据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适时调整自身的角色，实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动态调整。当市场化获得一定发展、民营经济相当活跃之后，政府要适时从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退出，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过多直接参与，而侧重为民营经济发展塑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用这一框架可以清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演变。我国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实现的所谓“增长衔接”，本身就是制度租金降低的结果。改革初期，政府权力大、市场化程度低，制度租金水平很高，国有经济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权力变化不大，制度租金水平有所下降但降低程度不大。此时，国有经济开始低迷不振；而在财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有了发展经济的动力；于是集体经济依赖其特殊的“模糊产权”，能够获取一定的制度租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不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集体经济产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停滞趋势，暴露了“模糊产权”的局限性和过渡性，因为此时市场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国有经济影响力下降较多，制度租金水平降低较多，集体经济的弊端日益显露，此时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就不利于民营经济包括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个私经济优势明显，于是个私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并弥补了相应的增长缺口。伴随制度租金的降低，我国经济正是经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私经济的演变路径，民营经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二、市场化、政府权力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
下面通过对我国各省区数据的实证检验，来具体分析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上述理论框架。
(一)数据与实证模型
数据与实证模型：此处采用的数据为1999～2001年的跨省数据①。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限于数据原因，未包括海南和重庆。数据来源于2000～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等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对于个别无法获得的数据，根据其他指标作了相应的调整。
在计量分析中，采用下述模型来研究各种制度变量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
根据第三部分的分析，构造相关变量，各变量具体含义如表1。
在以上这些具体变量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数据，可以分别得到衡量各地国有经济影响力m1、地方政府权力m2和市场化水平m3的总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赋予各变量一定的权重，就可以估测出该地区的制度租金水平，即根据制度租金与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方政府权力成正比，与市场化水平成反比的关系，估算出当地制度租金水平rt。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变量衡量的只是一个相对水平，表示各个地区或不同年份该变量的相对水平。
为控制一些非制度性初始因素的影响，引入初始禀赋控制变量：乡村人均耕地Pr，用各地耕地总数/乡村人口表示②。用1999～2000年度虚拟变量(Pv1999、Pw2000)来消除一些随时间而变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通货膨胀等)带来的效应。因为一些年度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已部分被诸如国有经济贷款规模等变量控制，此处的虚拟变量主要表示全国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其他可能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同时，一些变量(如未采用大包干比例等)并不随时间变化，因而可以部分消除地区间固有的一些差异，在此未在模型中引入全部地区虚拟变量，而是按地理环境和其他特征将29个省份分成6个区域③。
(三)回归结果分析
分别用民营经济综合产值对数、个私总产值对数和乡镇企业产值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制度租金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2(见下页)中的模型Ⅰ、Ⅱ、Ⅲ。
注：1.[***]、[**]、[*]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显著性水平；2.样本数为87；3.各模型的DW值、F统计量均通过相应检验，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各个模型中，制度租金系数都显著为负；乡村人均耕地系数为正，但只在个私总产值中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制度租金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制度租金越高，民营经济发展越缓慢。区位和宏观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沿海和率先改革开放的地区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分别用民营经济综合产值对数、个私总产值对数和乡镇企业产值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用各指标合成的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和市场化程度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Ⅳ、Ⅴ、Ⅵ。可以看出，在各模型中，国有经济影响力系数均显著为正，地方政府权力系数均显著为负，市场化程度系数均显著为正，乡村人均耕地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民营化发展，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或互补性)，而地方政府权力则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会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地区虚拟变量r2系数显著为负可看出，改革开放的不均衡政策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下面用六个计量模型来进一步分析禀赋和制度因素对民营经济产值的影响：在模型Ⅰ、Ⅱ和Ⅲ中，被解释变量均为民营经济综合产值对数，模型Ⅰ中的解释变量为全部禀赋和制度变量，以及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模型Ⅱ中的解释变量为制度因素和地区、时间虚拟变量；模型Ⅲ中的解释变量仅为制度因素和时间虚拟变量，不包括地区虚拟变量和初始禀赋因素。在模型Ⅳ、Ⅴ和Ⅵ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乡镇集体企业产值比、个私总产值对数和乡镇企业产值对数，解释变量均为全部禀赋和制度变量，以及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见下页)。
注：1.[***]、[**]、[*]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显著性水平；2.样本数为87；3.各模型的DW值、F统计量均通过相应检验，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问题。
国有经济影响力中的人均金融机构贷款系数在模型Ⅰ和Ⅵ中显著为正；在模型Ⅳ中为正，在模型Ⅴ中为负，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人均国有工业产值系数在模型Ⅰ和Ⅳ中显著为负，在模型Ⅴ中为正、Ⅵ中为负，但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复杂，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互补性不显著。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一方面会占用较多的资源，同时，拥有较高国有经济比重的地区，其体制相对比较僵化，民间创业积极性会受到压抑，因而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短缺时期，国有经济也可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部分重要的外部资源(如人才、技术、市场合作等，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从而会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模型Ⅰ的地方政府权力因素中，未采用大包干比例系数显著为负；在模型Ⅴ和Ⅵ中，其系数也显著为负；在模型Ⅳ中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未采用大包干比例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势和能力，在特定时期，政府的高权势有利于民营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权力越大，则越不利于民营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发展。
人均初始社队工业产值系数在模型Ⅰ、Ⅳ中均显著为正；而在模型Ⅴ中其系数为负，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Ⅵ中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人均初始社队工业产值反映了初始集体经济积累状况，这种初始状态对民营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却不利于个私经济的发展。这可能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本身并不利于个私经济发展，但近期的民营化改革使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被民营化了，从而巨大的集体经济存量为个私经济发展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地方财政支出比系数在模型Ⅰ、Ⅴ和Ⅵ中均显著为负；而在模型Ⅳ中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表明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越多，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集体经济发展，但非常不利于个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其对民营经济的总效应仍为负。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国有经济影响力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地方政府适当的参与经济活动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国有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地方政府再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就会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
人均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均为正，但只在模型Ⅰ和Ⅴ中具有统计显著性。集体固定资产投资越多，越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与上面的人均初始社队工业产值指标类似，由于近期的民营化改革，集体经济中的一步分被民营化了，从而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内涵了个私经济的巨大发展。
在衡量市场化水平的变量中，初始市场化水平系数在模型Ⅰ、Ⅴ和Ⅵ中均为正，但在模型Ⅰ中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Ⅳ中为负，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初始市场化水平对民营经济特别是个私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集体经济的影响则不清晰。同时，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较高的初始市场化水平能否引致较快的市场化进程，是民营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产品市场化系数在模型Ⅰ和Ⅴ中显著为正；在Ⅳ中显著为负；在Ⅵ中为负，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市场化水平对民营经济特别是个私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非常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对国有经济和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使得个私经济发展拥有更好的物质基础和体制环境。城市化水平系数在模型Ⅰ、Ⅳ和Ⅵ中均显著为正，在模型Ⅴ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民营经济特别是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个私经济在广大农村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受城市化的影响不甚显著。乡村人均耕地系数在模型Ⅰ、Ⅳ和Ⅵ中均为负，但只在Ⅵ中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模型Ⅴ中的系数为正，同样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初始自然条件并未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只是模糊地表明，初始的自然条件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较好的自然条件容易使人们形成安逸的个性，从而创业精神就较差；但另一方面，较好的自然条件也会使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两者会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需视具体条件而定。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禀赋特别是制度禀赋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初始禀赋决定了民营经济起步时可能的发展方式，构成了一个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起点，它决定民营经济能否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特定制度租金水平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决定了民营经济的具体演进路径，“历史起点+动态演进路径”的不同组合，使各地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制度租金降低速率决定民营经济发展速度。
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地方政府权力和市场化水平三个制度因素中，市场化水平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根本，而特定时期国有经济影响力和地方政府权力则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权力大小的相对地位的不同，使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制度租金水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导致了降低制度租金的制度变迁，但在各地制度租金的降低速率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出多样化模式。在政府权力较小(提供公共制度)、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制度租金降低速率大，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将是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温州模式的发展逻辑；在政府权力较大(参与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制度租金降低速率较大，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将是集体经济，这是苏南模式的发展逻辑；在政府权力大、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制度租金水平高且降低缓慢，经济主体将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缓慢，这是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状态；在政府权力小、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制度租金降低速率较小，此时经济处于低工业化阶段，这是民营经济落后地区的状态。这对理解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模式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为解决我国地区间民营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指明了方向。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应根据自身禀赋特征和制度租金水平，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
第一，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权力小、制度租金低、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的制度和市场环境；积极引导伴随民营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机制。如在浙江的温州等地，伴随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已颇具规模，此时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不是鼓励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贷款，而是疏通内生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民间融资渠道；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规范发展民营金融。
第二，在市场化程度低、地方政府权力大、制度租金高、民营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的作用就非常关键。此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引进外资或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培育市场化水平和民间创业意识，塑造各种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待当地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民营经济获得一定发展时，再适时退出经济舞台，侧重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如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此时，发展民营经济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积极发展包括集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多渠道帮助民营企业获取金融支持；鼓励民间创业，积极培育并推动当地经济市场化进程。
注释：
①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而1999年之前的个体私营经济详细数据无法获得，同时1999年之后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1999年及以后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2001年国家开始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为保持数据连贯可比性，本文选取1999～2001年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②各地耕地总数数据为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成果的公报”，耕地面积数据为1996年10月31日时点数。
③在29个省份中，按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状况将其分为北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河北、河南)、南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另外，单独将6个沿海省份(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作为一个地区，因为它们在对外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而且，将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作为一个地区，因为它们地理面积较小，并且乡村规模较小。据此一共有5个地区虚拟变量，分别用r1、r2-r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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