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训练理论与三大球（上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篇论文,大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04)04-0001-04
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同志特别重视三大球。党和国家的一、二、三代领导人也都亲自关怀过足球。三大球比其它任何项目，都更加受到领导的重视、人民的关怀，受到客观条件的支持。可是，除了女排取得一定的辉煌，女足、女篮偶曾突入世界前三名外，男子三大球始终被排除在世界一流之外。而且，几十年来，领导特别重视，组织上、资金上特别投入的男子足球，连世界二流地位也不沾边。井非中国球员不优秀，而是没有受到很好的训练。
运动员是在人群中训练出来的。是人种问题吗？同属黄种的韩国和日本男子足球，却在向世界一流跃迁了！不是人种问题，问题就出在训练工作上了！中国足球很不成熟；而随便举一个例子，如500万人口丹麦的足球，在国际赛场的表现就已经很成熟了。差别就在于训练路子。
50多年过去了，训练工作的经验、教训已经非常充分，完全可以做出明白的判断。让本不应该的损失，糊涂地继续下去，这就太过分了。
体育行政一贯坚持“二元训练理论”，而这个理论是错误的。这就是失误的总根源。而且，体育行政领导直接干预训练理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国际体坛的行政领导尽管有人赞赏“二元训练理论”，但并不干预训练实践。他们把充分的自主权交给教练员）。就像种植什么、怎样种植的权利，应当交给农民一样；按照中央“政企分开”的方针，训练业务的自主权，应当交给教练员。同时，对于体育科研和有关人员，应该给予对训练理论进行创造性研究并促其传播的充分的权利和便利。
若能按党和政府的方针理顺关系.可以预料，被压制了四十年的“一元训练理论”[1]必将得到发扬，相应的其他创造性发展也必将不断涌现。从而，经过一系列艰苦的、但却是有效的努力之后，中国的三大球，必将能进入世界一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 “体能”在球艺之外，还是在球艺之中？
“体能”是球艺的基础，高强度的三大球尤其依赖于“体能”基础；“体能”存在于球艺之外，运动员必须首先苦练“体能”，在“体能”上达标。这就是“二元训练理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几十年来中国体育行政坚持不懈地、大力推行的训练方针政策。
正是这种观念和做法，导致了中国男子三大球的低水平徘徊。三者互比：贯彻得不那么严格的男子排球，相对水平最高；贯彻得最为坚决的男子足球，相对水平最低。
不妨把足球训练与举重训练对比一下：若说由于“高强度”，“体能”对于“三大球”极为重要；那么，“举重”呢？若非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
国际举坛原来是美国和前苏联的天下。当时的举重训练，也曾以“体能”为基础，认为“体能”存在于举重技艺之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保加利亚实行举重训练改革，删除一切非直接属于举重体系的“体能训练手段”。这就实际上默认了“体能”存在于举重技艺之中，潜在地趋向于“一元训练理论”。保加利亚从而夺得国际举坛的魁首地位。中国举重界于七十年代中期，学回了保加利亚的训练改革，从而也进入了世界一般先进水平。江苏体科所运动训练研究室，在严政研究员主持下，公开坚持“一元训练理论”，与江苏举重队建立“科研——训练联合体”，创造性地开发出“一多、二高、三快”训练法，短短几年间就取得突破，于九十年代中，使年轻的崔文华成为我国第一个大体重级别的举重世界冠军，并超抓举世界纪录。[2]（足球与举重对比见“表1”）
表1 中国男子足球与男子举重发展对比示意表
（注：本表之“投入人力”与“投入财力”两项，均系估猜之“示意”约数，请勿引用。）
2 运动能力是人整体的功能
人体是已知世界最精密的复杂适应系统。其特点在于，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环境的灵活性极高。
人体成百万亿个细胞，分别组成相互支持和相互调控着的各种系统、器官和组织，不停地消耗能量、进行新陈代谢、以焕发生机。既规模巨大、又精密一体、生气勃勃。它们都从同一个受精卵细胞演变而来，有层次地依靠各种或强或弱的原子间、分子间、组织间的“相互作用力”维系着。从普遍存在于各细胞内部的新陈代谢到每天成亿细胞的死亡和新生，可以看到新陈代谢规模的巨大，及其深入细微的精密性。环境对于人体的作用，通过新陈代谢，从各环节一直影响到细胞核内作为“实体符号编码系统”的由百万核苷酸组成的DNA链，从而影响人的整体。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对环境发生着作用。
正确的训练行为，就是作为环境对于人体的、一种新的有条件的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它使体内亿万环节的、原先的“相互作用力”的“对称状况”，在“涨落”的振动中出现某种“破缺”，导入新的发展趋势，使人体由原先的一种稳定态、调整发展向另一种新的稳定态，从而实现运动能力的提高。
就像诺曼底登陆部队的组成、不同于斯大林格勒大战部队的组成一样，人体的结构是高度地可调的；就像一支强大的军队不容许混进一个外人一样，人体又是高度地统一的。运动能力，作为人体对于环境的一种工作能力，它是人整体的功能，而决非寓居于人体的任何独立物质的功能。因此，所谓的“力量素质”、“耐力素质”……等等（从“二元训练理论”的描述来看，它们是寓居于人体而游离于新陈代谢的、独立的“功能物质”），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飞剑”一样，只能在臆测中存在，而在真实的人体中是不存在的。
2004年6月，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了日本大相扑的朝青龙，也看到了洛杉矶湖人篮球队的奥尼尔。各自的运动能力都很突出，又决不可相互替代。各自的运动能力，是在各自先天条件的基础上，在各自的后天训练史中练就的；都是一种活生生的整体存在，而绝非什么“力量素质”、“耐力素质”……等等“功能物质”的拼装组合。世界顶级的“篮球飞人”乔丹，在决心从事的棒球运动中却不具备过得去的水平，“高超”的“力量素质”、“速度素质”……等等到哪里去了？事实生动地表明了：这些所谓的“力量素质”……等等，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运动能力是人体的整体性功能。
运动能力通过对于具体项目的适应性，而整体地存在。这完全不同于所描述的“力量素质”……等等作为“功能物质”，对于任何项目的可通用性。我亲眼看见，三十来岁的举重运动健将与六十多岁的白案师傅进行“扭棍子”游戏，前者输给了后者。这清楚地表明了，不存在对任何项目可以使用的“力量素质”，只存在具体项目的运动能力。具体项目的运动能力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若转移到别的项目使用，由于榫卯不合，是会大跌身价的。李逵是水浒传中特别威猛的英雄，但对燕青摔交，被一摔一个跟头；跟张顺下水，不能不大吃苦头；几百年前的施耐庵，就已深知这个道理了。
3 运动能力和“熵”
“熵”是“热力学”名词，我们可予借用。“熵”指混乱程度。一个系统，混乱程度提高，称为“熵值增加”。“负熵”则是它的对立面，“负熵增加”就是“熵值减少”，指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的降低和有序程度的提高。
我曾经请教一位培养了刨青年世界纪录运动员的举重教练员，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他说：“使不该发展的肌肉不发展。”这使我大为惊奇。举重教练员所关注的，竟不光是如何发展肌肉，而且是如何不发展肌肉。
训练的目标是提高运动能力，这就是面对这个项目，争取“熵值减少”。
对于低水平运动员来说，原先的“熵值”太高；“二元训练理论”能够使之提高运动能力，因为无关项目的训练，也可以一定程度地争取到所面对项目的运动能力的“熵值减少”。这是一种“边缘效应”。对于某项目的尖端运动员来说，“二元训练理论”不仅不能提高运动能力，反而会降低运动能力，因为原来的“熵值”已经较低，“边缘效应”反而导致所面对项目的运动能力的“熵值增加”。
赛马不能拉车，拉车后就不能再作赛马，因为“熵值增加”了，不可能像原来那样跑得快了。乔丹改练棒球以后为什么又能重返篮球赛场，这是因为“人体”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在进化史上比“马体”高级多了，可调的灵活性高得多了；但即便如此，这样一种折腾，在篮球球艺的发展上，还是不免遭受损失的。前苏联链球的三代奥运会冠军：1960年的鲁登科夫，卧推155公斤，成绩68.85米；1972年的邦达尔丘克，卧推120公斤，成绩77.42米；1976和1980年的谢迪赫，卧推90公斤，成绩86.66米。每代成绩递增近10米；而”力量素质”以卧推为代表，却递降30公斤或更多。[3]这反映出，“力量素质”于段训练对于链球成绩，起了“熵值增加”的作用。即起了阻碍作用，而非促进作用。三代的发展，生动地反映了：“边缘效应”训练，向着“中心效应”训练的发展走势；显在的“二元训练理论”训练，向着潜在的“一元训练理论”训练的发展走势。
单薄的普林斯，对底特律活塞队获得2004年度NBA总冠军，同样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尽管他与魁伟的奥尼尔相比，身材是如此地不同；但在篮球运动能力方面，两人却是相近的。两人又互有高下：普林斯能攻能防，进攻则内外线都行，还能快速移动奔跑为队友“做战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熵值”都较低。而奥尼尔则仅仅内线攻击力突出，“熵值”低；其它都比普林斯差得远，“熵值”较高。
位居“横纲”、体重140公斤的朝青龙，可以轻易地将体重170公斤的对手推出赛场；这就是由于在“相扑”项目的运动能力上，他的“熵值”比对手更低。
任何运动能力都是具体的。“技术”和“体能”是“一元”的，各自均不能脱离“技术——体能一元体”而单独存在。（“熵值”非单就“技术”或“体能”任一面而言，“熵值”乃就“技术——体能一元体”的整体而言。）若要谋求“中心效应”——确切地谋求“熵值减少”、避免“熵值增加”，则必须深入研究“一元训练理论”。
4 “体能储备”是伪概念
“二元训练理论”的经典安排，是使“体能训练阶段”与“专项训练阶段”相交替。在“体能训练阶段”后，专项运动水平出现较大降低，然而，却被认为提高了“体能储备”，从而心安理得。在后来的多场比赛中，果然一场比一场打得好，似乎验证了“体能储备”说法。其实，这是“以巫代医”式的诡辩，是一场欺骗。
以中国女足在第4届世界杯赛中的表现为例：2003年9月22日（北京时间）第一仗对加纳，29分钟时攻进一球，最终就以这1:0勉强获胜。上半场尚未终了，电视讲解员就惊呼：“中国队体力下降了”；到了下半场，电视讲解员不断地惊呼：“加纳队攻势旺盛，中国队体力不支，形势危险！”美国媒体就这场球评论说：同以前的中国队判若两队，上届世界亚军的风采完全不见了。9月26日第二仗对澳大利亚，中国队开局攻势可以，20多分钟后体能开始逊色，但尚能苦苦坚持，最终以1:1勉强平局。9月29日第三仗对俄罗斯（俄队以2:1胜澳大利亚、3:0胜加纳），不少媒体针对前两场的表现，预料中国队将会败北。然而，一开局，中国队就攻势旺盛，很有起色；除了下半场的前十多分钟里显得被动、赵利红身体不佳换下以外，全场总的来说，掌握了主动，多数队员体能尚可，最终以1:0胜出，使中国队以小组第一名出线。全场攻门18次，其中有威胁的攻门多次，包括罚失点球1个。若非射门脚头欠佳，中国会以更大比分胜出。（这三场球中的体能：第一场最差；第二场稍好；第三场更好。）
这种“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的现象，能不能说成是“体能储备”的效果呢？不能。上届中国队7:0胜加纳，这届1:0；上届与美、挪、德等队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本届已大幅度下降，根本不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谓的“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其实质，是在“体能训练阶段”后，中国女足的“足球体能”遭到了重创；然后再在连续的比赛中，开始逐步恢复；但直到最后，并未能恢复到、甚至未能接近于上届水平，而是仍然被拉下了一大截。从总体来看，并非“储备”了“体能”，而是足球运动能力大幅度降低了。
是“二元训练理论”导致了中国女足的“熵值增加”，使其足球运动能力大幅度下降；在后续的一场、场比赛中，比赛自身的“训练效应”，导致中国女足的“负熵增加”（“熵值减少”），从而表现为“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可见，所谓的“体能储备”，完全是“皇帝的新衣”，是欺骗性的“伪概念”。
然而，若连续地进行许多场比赛，是否仍然会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呢？不一定。这涉及“体力波”[4]问题，需要另行深入研究。
5 “比较掌控能力”是争夺三大球主动权的基础能力
“掌控能力”，就是“自如地接获来球并按意图控制其去向和着落的相对能力”。“比较”，就是“自我比较”和“与对手比较”。“比较掌控能力”，给予了“掌控能力”以“观察态”和“发展动态”。这就是在与自我和对手“比较”中的、并在“比较”中发展着的“掌控能力”。
“掌”，包括“接、截、抢……”等等；“控”，包括“传、射、投、扣、击发……”等等，在足、篮球中还包括“带（运）……”等等。“掌”和“控”是密切相连的，连起来就包括了“球来球去”全过程：在这过程中，包括速度（即力量，速度为零即停在所需的位置上）、方向、路线、穿过点、击中点、落点……等等的变化。从预料中的、或无法预料的“球来”，转变为“我”所选择的、或强烈希望的结果（去向）。为了“掌控”，身体必须骤然地、快速地、灵活地向所需的任何方向和地点移动；在移动中，身体必须保持（或转向）合理的姿势；以避免“措手不及”和“姿势失控”而陷“掌控”于失败。以上所说，既包括技术问题，也包括相应的体能问题；既包括了身体运动问题，也包括了相应的意识问题；这些都是“一元”的。
以上所说，同时都是处在不同水平的“防守（反制破坏）”条件下。例如，2004年度NBA总决赛第四场，湖人队投篮命中率仅约三成。这是在活塞队凶狠的、严密的“防守（反制破坏）”条件下；若非如此，湖人队命中率决不会仅达三成。
“掌控能力”的“原始的、自然的状态”，是“熵值”非常大的状态。“掌控能力”在训练中不断地“比较”提高，就是“熵值”不断减少的过程。高超的“掌控能力”，就是“熵值”非常低的“掌控能力”。
三大球竞技，首先在于争夺主动权。“比较掌控能力”是争夺主动权的基础能力。发展“比较掌控能力”，这就是三大球全部训练工作的基础。在2004年欧洲杯半决赛中，葡萄牙队精湛高超的“掌控能力”、在激情的支持下、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荷兰队这样的高手都“无技可施”，不得不以2:1败下阵来（这个“1”还是葡萄牙人用“乌龙球”给送的）。
这个“基础能力”，可以通过种种方面和方法，予以促进、保证、围护、影响、充实和提高。这样做，就是一切围绕着“熵值减少”。例如，米卢所常用的“隔网足球游戏”，对发展“比较掌控能力”，也是有益的。当年大松博文使球队苦练”侧滚翻接（传）球”，把它作为发展“比较掌控能力”的“重点”高招，这是针对着当时女排界的状况，争取“熵值减少”而夺取优势的有力措施。大松博文使大数量的“侧滚翻接（传）球”（艺内手段），替代了“体能训练手段”（艺外手段），从而大幅度地、潜在地趋近于“一元训练理论”。
“二元训练理论”把它所谓的“体能”，说成是三大球运动能力的基础；并把所谓的“体能训练”，说成是三大球训练工作的基础。它所谓的“体能”，有明确的“所指”，简单说，就是“非三大球”（即“艺外”）。对于水平非常低的运动员来说，这也许有可能有限地提高其运动能力。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说，这种训练工作的直接结果，就是使“熵值增加”，使运动能力降低。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破坏”行为。
看看中国男足，“比较掌控能力”相当差，这不是白白地送给对方以主动权吗？这并非天生如此，而是训练制度致此。这不是“自毁长城”是什么？在今天国际足球水平的现实条件下，如此陈旧落后和僵化的训练制度，就是练一百年也别想达到世界先进。为什么在霍顿手上能提高，在米卢手上能亚洲出线？首先就在于，他们有权抵制住中国足协对训练的干扰。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二元训练理论”和“一元训练理论”，不可不辨。
6 与对手周旋是“掌控能力”的必然内容
上述湖人队投篮命中率三成问题，就说明了与对手周旋是“掌控能力”的必然内容。不光与对手周旋，其中还包括与队友协作。这就是说，在三大球运动中，运动员的动作技术，是处在战术状态中的。是处在具体的、动态的时空中的。
动作技术是在竞赛中由运动员创造的。创造，需要经过试误、修改、选择、继承和再发展……等等过程，逐步趋于完善。动作，从缺少历史的自然状态，发展到高度技术化状态，这就是一个“熵值减少”的过程。在竞赛史中，这种进化过程自然地行进着。现实的动作，无不在从“熵值”极大到“熵值”极小这样的系列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敏锐地吸收创造性成果注入于教材，创制教法使运动员得以确切掌握，这是优秀教练员的一部分工作（也是专项研究者的部分工作）。这种工作，大大提高了效率，缩短了个人发展史与项目发展史的距离，使今天年轻有为的运动员，得以“站在巨人的肩上”迅速地成长前进。
是否通晓动作技术的发展史，是否能敏锐地觉察今天的“生长点”，是否能针对性地创制教法，这是教练员水平（也是专项研究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像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教练面对“不知”或“不深知”的问题，是很正常的，这时候，能否发现并鼓励年轻运动员的创造性，就是教练员水平的又一重要方面了。
认识存在“深度”问题。对于雪，因纽特人具有六十多种不同的称谓，这就把“细微不同的差别”和“明确指认的称谓”，一一地提炼、凝结了下来；因纽特人在对“雪”的具体认识能力上，“熵值”大大降低，超出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据说，梅兰芳演出中有六十多种不同的“手形”，于此“一斑”，可窥其艺术整体构成的细腻程度；细微的“手形”变化，参与塑造了艺术整体的“熵值减少”。日本大相扑的动手工夫，有七十多种“招式”，微小的差别就可能导致胜败绝然的结果，要领的掌握，是在巨量的训练中获取着的。芭蕾舞的投足举手，细分有种种不同的程式，演员们分别地努力一一训练“定格”以趋向于“得心应手”。击剑手执剑，就像芭蕾舞者的“程式”那样，对于历史经验总结出的种种不同“招式”，进行训练掌握。这种种“招式”，就是在具体项目中，与对手周旋的宝贵财富（武器、武艺）。从自然动作发展到“招式”，是历史过程，是“墒值”大大减少的过程。具体人的掌握，处在具体的发展水平上。
“与对手周旋”，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存在层次：从空间来说，包括目光接触、肢端接触、胴体接触……等等；以时间来说，包括先发制人、后发反制、主动和被动……等等。在技术和意识层面：有预见（预设）、初接、深接、交接结束及“后续态势”……等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空间”外延涉及到敌我的战术层面，“时间”外延涉及到准备和预后（预设再发制）等等。从普通人发展到尖子选手，在“与对手周旋”问题上，在“认识贮库”和“现实的交手能力”层面，都存在着深厚的发育和发展过程。这就是不断的、累进的“熵值减少”过程。“生手”害怕与对手相接触，“高手”乐意与对手“接招”。
“高手”不一定招、招超越对方，“高手”要善于把“周旋过程”引导到确能超越对方的“招术”领域中去。这样一种“战术意图”本身，就构成“高手”的“与对手周旋”的“高招”的内容的一部分。所以，“高手”既需要一定程度地重视自己“招术”的全面性（充实性），又不必沉溺于全面性，而需要“更上一层楼”地锻造、陶冶自己的某些“高招”，使之更加突出、高效。所以，围绕着“高招”，“与对手周旋”的众多“招术”，可能形成“体系”；使“高招”在其中，占据着与“吸引子”相似的地位。“高招”，就是球艺的杰出性。
拳击、相扑等等身体接触的对抗运动，无不重视“与对手周旋”的“招术”。中国武术，历史悠久，行家蔚然，造诣宏富而高深，累积的学问特别值得重视。中国武术把“与对手周旋”的双方，看作矛盾统一的整体：从对立到接手、相互作用、直到再分离（分出胜负），把这样的运动过程看作一个整体。要从对手动作引出己方动作、从己方动作导引和制约对手动作，既能以大击小、又能以小击大（“四两拨千斤”）。在其中，“示敌”（制造假象和“障眼法”）和“制敌”，是统一过程的不同侧面；“示敌”是“制敌”的重要手段之一。凡此种种，不断地把对抗智慧、融入到对抗力量之中。中国武术所高度重视的，不是固定之物（例如对身材、不是看不到，而是不高估），所高度重视和不断修炼的，乃是自己的技艺智慧造诣。2004年欧洲杯另一场半决赛中，希腊身高1.82米的运动员能够盯死捷克队2.02米的科勒，就是依靠把智慧融入了动作的技艺（在这里是球艺）。
“高招”是动态的、发展中的：从“下面”仰视，似乎无可敌对；从“上面”俯视，又均属有“招”可予破解。从历史看，这是辩证发展的进化运动；从“己方”看，要看到当时的、积极进取的机会和着手点。个人交手是这样，成队交手也是这样。1977年夏，江苏女篮应邀去江西，途经上海时与上海队交手，输了近20分；全队上下进行五次会议具体分析“周旋”全过程的得失，返程中再交手，胜出近20分。1978年5月太原全国乙级联赛，江苏男篮第一仗对吉林输18分；经过具体分析，最后决赛再对吉林，胜17分而夺得冠军并进军甲级。这些事情虽不大，但规律却是客观的。
返观几十年的中国足球，深陷于自设的“障眼法”之中。一个表现是追逐自己制造出来的“假体能”，自陷于“体能陷阱”；一个表现是单纯追求高大身材、排斥精干身材，自陷于“身材陷阱”。“障眼法”、“陷阱”，就是没有辩证分析，没有开放研究，跳不出圈子，抱牢一种看法越陷越深，终于僵化。
高大身材确实很重要。其重要性在三大球中又是不平衡的：对于排、篮球明显重于足球。即使对于排、篮球，也决非身材压倒一切。身材和球艺是矛盾统一体，过分高大就不利于灵活性。排球的二传手，一般就不用高大身材，这是历史经验给出的明智之举。篮球出场五个队员，人人都是奥尼尔身材，就很不利，因为不利于矛盾统一的球队整体组合。誉满天下的飞人乔丹，同奥尼尔相比，就既不高、也不大。至于足球，由于球场特大，使身材高大的意义相对降低，而灵活性的意义相对提高。不应排除高大身材，也不应排除精干身材。贝利、马拉多纳之久享球王美誉，与他们身材的精干，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国奥足球队争2004年雅典奥运会出线权时，身材高大，亚洲第一，然终于失败。在系列比赛中：对韩国第一场，韩国10号崔成国从后半场得球，带球快速冲刺一口气突入中国队禁区、逼近底线传中助攻成功，打得十分漂亮，为韩队1:0胜利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对马来西亚第一场，马队14号拉赫里前场抢截得球，带球反击快速跑进，突破中国队后卫，射门得分，1:1打平；以及第二场的拉赫里带球突破射门得分；部为马队争了光。崔成国和拉赫里在中国队面前都显得矮小精干，而中国队在这两人面前均先后陷于失误。崔成国在韩被称为“韩国未来的马拉多纳”，可见其选拔观点同中国足协存在着差别。这三个失球都反映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队在训练中以及国内比赛中，所面对“周旋”的“界面”，都是高大迟钝、脚底工夫欠佳的对手；缺乏面对“小个子、高技巧、灵活快速带球突破”这样一种“界面”的经验。在训练和热身赛中，均缺乏同这样一种“界面”进行针对性“周旋”的设想和设计。尽管中国队也有个别优秀的小个子运动员例如吴坪枫，但是，没有能有意识地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缺乏具体生动的与对手“周旋”的、作战“界面”的综合分析和评估，中国足球队的训练设计以至选拔设计，陷于抽象、笨拙、错位、脱离实际。几十年来，除了在洋教练手上的有限成功外，常屡战屡败。洋教练具有丰富的具体经验；而中国足协，既缺乏对经验的尊重，更缺乏理论思考。